写这篇主要是履行我对右撇子网友的一个承诺（参见芹泥的博客“理性-启蒙-革命 (中）”)。 同时也对在芹文后讨论中的一些loose ends进行进一步的梳理。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而且这也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欢迎大家参加讨论，但谢绝五毛贴和灌水贴，因为这会造成阅读障碍，并且浪费读者宝贵的时间。

右撇子曰：寡人兄解释说支持暴力革命不一定就必须参加，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就象你支持抓歹徒，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自己亲自去抓！但这不是彼此的差别所在。我的问题是，嘎兄和寡人兄如何保证暴力革命后，中国人会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根据目前中国人的认识水平，极有可能是一个暴君被赶下去，另一个暴君又上来了，赶走了豺狼又来了猛虎！中国目前的土地其实还是虎狼流氓的天堂，民主自由离中国人还有很远。暴力革命很可能就是一场赌博，如果幸运，中国人的确可以迎来民主自由的希望，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有80%的把握可能还可以一博，我感觉30%都不到！赶走一只豺狼可能不难，防止另一只老虎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看了嘎兄和寡人兄的说法，我还找不到如何有效避免另一只老虎的办法！你们只有赶走一只豺狼的办法。在我看来，这个办法正是施化兄的改良所要解决的问题！施化兄的改良正是要保证后面上来的不是又一只吃人的老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认同施化兄的改良主张！

首先我想借用嘎拉哈的一段话作为回复的一部分，因为他说得太好了，而且完全相关。

嘎拉哈道：中国的现状，体制同理性思想普及之间，已经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死循环关系。一方面，独裁体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导致理性缺失的原因。另一方面，理性思想的缺失，又是导致独裁体制无法被推翻，民主无法实现的原因。所以，关键是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怪圈。革命，可能就是打破这个逻辑怪圈的唯一手段。

寡人云：嘎拉哈描述的这个中国怪相是不是让我们想起 Catch-22？

下面是寡人的补充。

我早就说过，启蒙及对中国文化的改造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至少也得一百年。而启蒙的功能就相当于给中国这个晚期癌症患者（中共就是她的恶性肿瘤）进行放疗、化疗。但启蒙本身并不足以救活这个病患，肿瘤可能会缩小一点，但根本不可能完全消失（这就是改良派的幻觉所在），要想完全治愈这个病人，还必须进行手术，aka革命。手术后还必须继续进行更长时间的放化疗。只有通过这种三明治式的综合治疗措施，才能将这个病患的存活率最大化。手术前的放疗、化疗是为了降低手术的风险，手术后的放疗、化疗是为了巩固，防止你担心的肿瘤扩散和转移—即你和许多人担心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暴君被赶下去，另一个暴君又上来了，赶走了豺狼又来了猛虎！”。当你或改良派说“暴力革命很可能就是一场赌博”，你们其实隐藏着一个假定：89年后的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将会无条件地持续下去，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你如何保证中共今后不再重复大跃进、文革这样的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再重复六四屠杀？中国人就是很健忘！这种专制的代价可比一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大得多了。辛亥革命死亡又多少？不会有三千万吧？革命相当于为避免体制风险而购买的一个保险，是完全必要之代价。右兄你开车不会不买保险吧？尽管这里保险费高得很。所以在计算风险收益时，应将所有的风险全部考虑进去。中国的经验表明，体制风险远大于革命带来的风险。改良派中的许多人其实不是出于理念，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这些只是他们冠冕堂皇的掩盖，他们的屁股还是坐在他们在国内的既得利益上，这一点请右兄三思。

有人既反对启蒙更反对革命，认为只要信了某种教，则中国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这些人不是五毛便是糊涂虫。更有人主张“不是耐心地去改良谁，而是耐心地帮助人们突然顿悟”，这种人是江湖郎中，也是害人不浅。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中国要走出数千年的专制牢笼，既需要真正的民族精英们（不是中共内部的那些贪腐精英）的冰冷的理性—对大众的启蒙，更需要全体民众火一般的热情—积极投身这场终极专制的全民运动，因为这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