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启蒙运动
17世纪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犹如燃烧着渴求自知的火炬,照亮了思想者深邃的山谷,更将清明知性的文化悟觉慢慢渗透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终于在18世纪上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启蒙运动,欧洲文明的脉动也由此进入一个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新时代。
所谓启蒙,是启示人类远离蒙昧之境的分野,改变一切愚昧无知和缺乏理性的老旧观念,进入知性至上的理性文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精英们将这份理性思考和人文自省推展到社会的各国阶层,使之演化为一种文化时尚和自觉的行为习惯。追求自由平等的勃兴化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热情表演,民主智慧带着理性主义的光泽,呈现出澄明天下的气象。
当英国温和过度到民主议会制度的初级阶段君主立宪制之时,巴黎这个全球最富庶也最贫富不均的国际大都会,仍然处于政治上专制,思想上保守,宗教上不宽容,贵族阶层奢华无度,平民则穷困潦倒,经济上危机四伏的状态,这种充斥了不平等的社会给启蒙思潮创造了最佳的酝酿环境,也给社会变革提供了最充足最强烈的理由。巴黎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心几乎是顺理成章。
说起启蒙运动,我们耳边便响起了那些充满智慧光华、理性而又热切的声音:“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它们犹如幽暗的夜里启示光明的星辰,和沉寂灰烬中暗中跳跃的点点星火,唤起了人类对理想国度的殷切希冀。从此,那些完美理想的政治蓝图不再是遥远的幻象,普世原则以及普世价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经过种种文明运动的淬炼,人们可以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国度。
启蒙运动的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成熟。欧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贸易产出大量富裕能干的中产阶级,他们虽然经济地位很高,但政治地位低下。中产阶级包括教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小业主、以及以文字为业的文人。 以前文人只能依附于贵族,充当他们的幕僚,没有思想的独立,也缺乏自由的政治主张。印刷术的引进,使得书籍普及,文人可以以写作为生,经济上的独立,换取了思想上的独立和言论上的自由,他们先进的思想言论随着书籍的出版广泛传播开来,以丰厚的学术著作主导社会思考的主流,社会思考又极大的成全了一种崇尚知识和理性的文化。中产阶级不再满足于充当纳税人的角色,养活那些腐朽奢华的贵族,而是积极投身于争取政治话语权的运动,他们联合农民和城市贫民形成对抗贵族王权的强大势力,提出一种不妥协的、非暴力的的政治诉求,冀望于一种阶级对话而达成共同议政参政的新政治格局。
启蒙运动有三位中心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是独一无二的精神领袖,被誉为“欧洲的良心”,“法兰西的思想之王”。他出生富裕家庭,母亲是贵族,受过良好教育。从小就有很强烈的叛逆性格。他的生命历程(84岁)贯穿整个启蒙运动,期间两次入狱,大多数时间被流放 (注1)。为逃避当局的迫害,他一生用过100多个笔名,伏尔泰也是他的笔名。他的思想风格充满了理性的光华,最能代表启蒙运动的精神。
伏尔泰的启蒙思想有几个特点,首先,他极力推崇科学精神,科学是一种反迷信的、拒绝盲从的、强调理性思考原则的精神主张和方法,虽然他不是科学家,却是牛顿学说的积极崇尚者,曾潜心研究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并著书《牛顿的哲学原理》。他相信科学的实证精神,力图以教育和书籍来启发民智,他积极促成狄德罗主编科学巨著《百科全书》(注2),使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走向现代文明的两面旗帜。 第二,伏尔泰积极主张思想独立、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他影响最为广泛的一句名言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他在流亡英国期间,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所呈现的民主政体、言论自由、尊重知识的时尚给了他很大启示,这也确立了他基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伏尔泰在英国期间著书颇丰,受到英国朝野上下的拥戴。伏尔泰回到法国之后继续著书立说,宣扬他的自由平等思想和洛克的政治主张,虽然他不得不屡屡改变笔名来逃避王室贵族的迫害,但他在民间影响极大,他的著作畅销全法国。第三,他的自然法观念和“天赋人权”思想。 第四,伏尔泰崇尚理性主义,他反对教廷特权和王权的专制,希望法兰西走英国人的君主立宪之路,以一种协商的方式改良社会,实现自由民主政体。 这一点和卢梭相对立。(话外1)
1778年初,84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巴黎民众热烈的拥戴,同年他在巴黎去世。临终前他给自己的评语是“我死的时候敬仰上帝,爱护朋友,不恨我的敌人,但痛恨迷信”。
启蒙运动第二个伟大先驱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出身贵族,却反对封建专制,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具体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为现代文明社会立国的根本,成为美国宪法、法国宪法、普鲁士法典的最重要依据。他出版的包罗万象的宏伟巨著《论法的精神》被伏尔泰称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从思想风格来看,他和伏尔泰都是理性主义的倡行者,都是反对专制,崇尚自由,但主张以建立法制来达到社会改良目的的倡导者。(注4)
卢梭,第三个启蒙思想家,卢梭出身平民,和伏尔泰以及孟德斯鸠不同,他代表的是另一个社会阶层。他承袭了洛克政治契约的思想,并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原则,主张社会契约应该由人民自己结成,人民是政权的主体。
卢梭提出的政治改革和伏尔泰以及孟德斯鸠有些不同,伏尔泰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从教育人民入手,提高人民的知识和文化,启发民智。 而卢梭等激进派分子主张以革命的行动彻底打到旧社会,按照人民的希望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
卢梭是将浪漫和激进引入启蒙运动的人物。成为后来恐怖血腥的雅各宾党人积极推崇和利用的启蒙学者。短命的(两个月)巴黎公社就是在卢梭思想的启示之下异化而成。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影响了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注5)
法国民主进程在启蒙运动的呼召之下,在伏尔泰死后的11年,以激进的大革命形式爆发。它虽然激励了各国纷纷走向民主道路,尤其是让大洋彼岸的英国殖民地成功的打赢了独立战争,成为第一个基本实现启蒙运动精神的民主共和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但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的滥觞之地所走的民主之路异常的漫长而坎坷,这和法国启蒙学者激进的浪漫元素、法国王室的不妥协、以及欧洲封建保守势力的围剿都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启蒙运动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壮举,是法国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它的启蒙思想是人类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教科书,推动了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充满希望的年轻国家的诞生,而欧洲大陆也相继爆发了德国、意大利等等国家的民主革命,其后续波澜甚至影响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清末民初的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 其历史价值在于,它宣告了非理性的、保守的、代表着黑暗和愚昧的专制君权在西方世界的彻底瓦解,同时,它向人类预示了一个充满自由平等的、合乎理性的理想未来。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他唤醒了人类,还为我们铺下了自由的道路”。(注6)
注1: 第一次流放是21岁,因为写诗讽刺宫廷,23岁因同样原因而入巴士底监狱。
注2:狄德罗是另一位法国启蒙学者。 他主编的科学巨著《百科全书》,深受培根和洛克的影响,尤其是培根,这个宣扬“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家,早年就积极倡导编撰百科全书。这部科学巨著影响极其深远,由狄德罗和一百多位学者历经30多年而完成,收集了欧洲人18世纪全部科学哲学成果,至今仍然是科学史的参考书。
话外1:如果看英国的发展模式,君王最终只具国家的象征意义,贵族特权化为乌有,民主议政逐渐成为实体。英国的渐进社会改良的确实现了自由民主的目标。当然这种模式有英国的特殊性,比如地理位置使它较少受其他国家王室的牵制和影响,英国王室也较为开明,英国国民有比较理性冷静的性格,和法国的浪漫热情气质形成对比。法国革命和民主路程走得异常艰辛也和法国人的性格有关。这一点在下一篇会设略。
注4: 孟德斯鸠也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把中国解读为“专制体制”的学者,很不幸,这个两百多年以前对中国的评价依然是残酷的现实。他的《论法的精神》由清末民初的伟大启蒙学者严复翻译引进中国,对民国的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
注5:卢梭的小说《爱弥儿》被成为可以和柏拉图的《会饮篇》想媲美。他的很多著作反映了18世纪也是一个“感性时代”,其特征注重主体性以及自我反省(维基百科)。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最受中共推崇的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在推翻国民政府期间,中共就是利用了卢梭思想中的激进和暴力,而不是启蒙运动的主旋律“理性主义”。当然,当中共成为特权阶层,他们便专心玩起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老套,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就被束之高阁了,典型的实用主义。
另外,中国文化里感性和酱缸艺术几乎无所不在,比如,"平等"能等同于“劫富济贫”,变成打土豪分田地的理论依据,等等等等。.
注6: 伏尔泰的墓志铭:“他唤醒了人类,还为我们铺下了自由的道路”。
注:参考资料来自维基百科和欧洲历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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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篇文章时,就想到可能会有人误解我隐含对(中国)是革命或改良的倾向。我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仅仅在讲述我对西方启蒙运动和革命年代的的认识,仅仅限于西方,如果要和中国挂钩,也仅仅是清末民初,和中共没有任何关系,和中国大陆现在走什么路也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革命”这个词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反理性反科学”因素,而“革命的内容”却有。
还有, 在我下集要讲的革命年代,包括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不包括中国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革命 (那个其实是农民起义)。这个农民起义和无论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的革命没有可比性。欧洲的革命最后都走向民主。而中共,想来大家都知道最后形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怪胎。(两千年封建专制和共产文化的怪胎)
最后想说,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中国现今大陆要走“革命”(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也想象不出来,但我觉得一定得有另一个和共党没有关系的Party)的路,我认为要比“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那场革命”更具合理性。因为现今政府比当时的国民政府更值得修理或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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