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个女人一生淬砺和优雅。”

“这本书是要纪念一个有骨气的中国。那个中国很倒霉，但是很有骨气。”。 (指民国时期，抗战时期）。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巨流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因为我们这边从来没有人这样讲历史，能够这样讲的人都被压迫了，或者赶到台湾去了。”

“作者写到朱光潜先生的一些事迹，也让人感动。有一次朱先生用他的安徽腔的英语吟哦华兹华斯的长诗，读到“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朱先生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哽咽不能言，只能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后来又有一次，学生们去朱先生家里，看到院子里的树叶，大家想帮老师打扫，被朱先生阻止，他说：这些树叶在，起风时，能听见风吹树叶声，下雨时，能听见雨滴在叶上的声音，未尝不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那艰苦的环境里学这些外文的浪漫诗歌，看起来似乎和时代脱节，其实体现的恰是对文化和文明的敬仰和追求，更是一种民族的自信。何况，那种战火中的学习，又总是紧贴着时代的脉搏。战火中的教育终究与和平时期不一样。上课时听着那些名教授用中古英语讲英国文学，青年学子沉浸在外国古典文学的诗情画意中，一下课，就又回到现实”

 “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却惨死于“文革”之中，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吴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的左倾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右派”望尘莫及。当时，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但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而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理应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而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自由理应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才对台湾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长期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注： 文字全部来自网上以及《巨流河》）

（此文今早匆匆草就，以为谴责一些将文革的流氓文化带入万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