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習任何技術，要想成功，必須有充分練習的功夫，文學是心靈的分泌品，練習之外，更需要修養。修養之功愈深，則文學的成就愈大。正如韓文公所說“本深者末茂，”又說“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
現在我們談文學的寫作修養，古今中外，關於此事的意見與理論，若一一徵引，可以寫成幾卷書，為節省青年腦力起見，概括為四項條件來談一談。
第一條件是多讀書：有人說作一個作家是不必多讀書的，英國蕭伯納（G．BernardShaw）十五歲時即因家貧棄學就商，常自己取笑說：“自己較早的作品是在帳簿和貨單裡面。”俄國的高爾基也因家境太壞，不能入學讀書，三十六行，幾乎行行干到，後來他寫《我的大學》一書，說他自己雖沒有入大學，但社會即是他的大學，他曾在各種不同社會裡完成自己大學教育，比我們的大學還有用得多。五四以後，我國也有許多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受過的人，不妨害其成為名作家。可見學校教育對於一個作家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了。
不過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或幾個歐美碩博士頭銜，對於作家雖不重要，書卻非讀不可。不但要讀，而且還要多讀，不但要多讀名家文藝作品，而且還要博覽群書。與文學有關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哲學、宗教一類書固宜鑽研，即看來與文學風馬牛不相涉的各部門科學，也該有個起碼的常識。要知埃及金字塔之所以達到那樣的高，全在它先立下了一個廣闊的基礎。
我們既系中國人，對於這份豐富的中國文化遺產，萬不可不加接受。文學方面：自詩經、楚辭、漢賦、魏晉六朝的五言詩，唐代的近體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均須略知大概，以明其逐步變遷演化的痕跡。若有餘力，再取名家作品精讀之，譬如屈原的騷（屈原所有作品，一概名騷），枚乘的七發，司馬相如、班固、張衡的賦，陶淵明、李太白、杜工部、白居易、李賀、溫飛卿、李商隱、蘇東坡的詩，李清照、辛稼軒諸人之詞，元人之曲不過平民作品，可以粗粗涉獵，但孔雲亭的桃花扇、洪癙思的長生殿，則須多費點心力。思想方面，先秦諸子的學說，宜知大概，作為中國正統思想的五經、四書，更不可不擇其重要者圈點熟讀。我們若能讀完一百部以上的中國書，國學便算奠了基礎，才可以稱得起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文化人。
今日已不是孤陋寡聞，閉關自守的時代，而是各種文化匯流一起，迴旋、盪激、吸收、融化，而產生世界文化的時代。所以作為一個文化人決不能以讀中國書為滿足，一定要到世界文化寶庫里去探索一番，擇其珍品，充實自己的橐囊。這個打開世界文化寶庫的鑰匙，無非是語文的問題，我們若能讀通一二種外國語，譬如英語、法語、德語、日語固然便利，若無機會讀，或讀而不精，則惟有讀翻譯作品。我國接受西洋文化為時不為不早，可惜翻譯事業不甚講求，各人隨意迻譯，缺少系統，不像日本，大凡西洋名著均整套翻譯過來，甚至西洋朝出一書，日本暮已有譯本出版。不過在中國這種情況下，我們亦不妨作退一步想，在現有譯本中擇其佳者聊慰饑渴。我們應該先讀一種西洋文學史之類的書，自希臘神話，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以後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印象主義、象徵主義、新古典、新寫實、新浪漫及最近問世的什麼存在主義等等都粗知崖略了，乃進而搜求各時代的代表作來讀。譬如荷馬兩大史詩，我們已有奧德賽的譯本，希臘神話也有不少的介紹，讀了以後，西洋文學已建築下一個根基了。我們以後讀西洋文學，逢着神話掌故，不惟不致茫無所解，即進了西洋博物館、美術院，看見了那些價值連城的古代雕像，或看見那些以希羅神話為題材的繪畫，也能叫出它們的名字，知道它們的故事了。即看個電影如所謂《木馬屠城記》、《霸王艷后》之類，或報紙上關於飛彈、衛星的命名，讀過希臘神話的人更覺興味盎然，這不是很痛快的事嗎？
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我們寧可不讀鮑卡西奧（GiovaniBo coaccio）的《十日譚》（Decameron），而但丁（Dante）《神曲》，則不可不讀。以後該讀的便是莎士比亞的戲劇，若不能全讀，則哈姆雷特、羅蜜歐與朱麗葉，總該嘗鼎一臠的。像這樣再介紹下去，未免太費篇幅，我以為應該有個人出來，編個文學青年應讀書目，中外名著各以百部為限，對於青年定有益處。所以我現在只有打住了。
第二條件是收集人生經驗：我們想做作家，讀有字的書是不夠的，還該多讀無字的書。所謂無字的書，是要到大自然里去讀；到千變萬化，雲樓霧閣似的社會裡去讀；到炎涼瞬易，覆手雨雲的人情里去讀。我們把人生認識得仔細了，分析得透徹了，寫出來的文章，不求工而自工。收集人生經驗有“間接”與“直接”二種，兩者必須交替而用，缺一不可。
先論間接經驗，從前外國有個作家，曾說我們若不嘗試人生各種悲歡離合的滋味，經驗人生各種驚險、震動、恐怖痛苦的刺激，不足成為作家。他所舉痛苦，列有婦人分娩一條，這未免太可笑了。所有男作家都不能有生產的經驗，這將怎麼辦？即說女作家吧，有不婚者，有婚而從不生育者，這又將怎麼辦？再者任何事都要親自閱歷而後始能寫，則世間可寫之事豈不太少？我們寫強盜殺人劫掠，難道定要親自上山落草一次，寫妓女生活，難道定要自己去閱歷風塵？我們不知道的事固可以設法避免不寫，若非寫不可，則亦未嘗不可利用調查的方法，或就當事人親口談話，加以熔鑄功夫，使讀者讀來，宛若作家躬自體驗其事——不過特殊生活我以為總以避免為是。
再論直接經驗，那就真的要作家自己到生活的大海去游泳，去翻滾了。從前寫文章的人，僅限於文人階級，文人的生活圈子總比較仄狹，他們的視野總不能廣闊，他們生活幅員，總不能開展，寫出的東西，每單調而少變化。現代則公教人員、軍人、家庭主婦都可成為作家，社會上任何階層的人都有執筆的權利，這些人生活經驗各不相同，而且甚有奇奇怪怪，令人意想不到者，若能透徹地、周到地、深刻地表達出來，那真是多彩多姿，趣味異常濃郁。西洋繪畫界以前都是藝術學校出身的藝人主其事，現在也將尺度放寬，拳師呀，賽馬者呀，打鐵的工匠呀、煤礦夫呀，也來作畫，畫出的成績，別有風味，得到普遍的欣賞。最近台灣的報上有兩位藝人所寫回憶錄，傳誦一時，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嗎？又如某伶人寫出“坐科”生活及其“出師”後的生活，兼及舊劇界各種情況，不是也給人一種非常新鮮的感覺嗎？以筆者個人論，叫我去讀那些彼此蹈襲，層層相因的高文典冊，我寧可讀近人所寫的文章。蓋近人文章除卻一些騙稿費的浮詞濫調外，頗多親切動人之作，猶如同朋友談話一般，而那些假古董呢，則如廟中偶像，外貌雖極莊嚴，無奈泥塑木雕，寂無生氣，僅是以供瞻拜，不足以共周旋。
人生經驗若十分特殊，則其為文動人力量也出奇的大。筆者在另一文中曾談到中國歷史之長，歷代戰爭之繁，何以能記錄此種血腥痕跡者，僅有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張茂滋《劫後餘生錄》等寥寥數篇。是蓋宛轉烽火兵刃之間者，多非文人，偶有文人，事後亦不願記錄之故。近代則一般教育程度提高，能寫文章者不限文人，遇見特殊經驗，每能忠實記錄出來。如二次大戰時，美國某艦遭遇日本飛機的襲擊，全體船員均落海中，沉浮數日，渴死者大半，未死者精神亦發生異態，其事異常悲慘，某軍醫身在局中，將其曲折記出，遂成一篇價值極巨的文學作品。又如探險南極者所遇風饕雪虐之氣候，或行軍緬越野人山者所經絕糧缺水之苦；或如法國某犯人被錮某絕島，度二十餘年之非人生活；或如英國十八世紀某船員以某種罪行被同船者擲置荒島，終於饑渴而死……此種文章，均系作者用寶貴的生命換來，當然與向壁虛造的故事，大異其趣，對讀者每能發生莫大的吸引力。
第三條件是該培養豐富的情感：文學與其他藝術不同，乃以情感為其生命。好的文章雖歷千百年，感動讀者的力量始終不為減損。司馬遷的史記，與其謂之為歷史，無寧謂之為文學，因為史記寫人物傳記，每有極深厚的情感，滲入人物生命之中，故其所寫人物，個個有血有肉，有精氣靈魂，千載以下讀之尚覺那些古人像與我們面對面站着，我們聽見他們的說話與笑聲，看見他們的各種行動，因而受其感染，心理上引起極大的反應。明茅坤評史記說：“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君傳，即欲養士，若是者何哉？蓋具物之情，而肆之於心故也，非區區字句之激射也。”歸有光史記總評云：“太史公但至熱鬧處，就露出精神來了，如今人說平（評）話者然，一拍只管任意說去。”又云：“如說平話者，有興頭處，就歌唱起來。”又雲“史記如水平平流去，忽遇石激起來。”二氏之所言，都可以證明史記寫到得意處，感情即隨之興奮、噴溢，是以其文字亦精采煥發，不可迫視。
西洋某文藝批評家論文藝的永久性，引荷馬史詩《伊利亞特》（Iliad）為例，也說史詩里某人的悲哀，某人的憤怒，某人的欣喜，某人的沮喪失望，雖歷萬古，仍可引起我們心弦的共鳴，這便是文學永久性的證據。
不過文化進步，人類思想，由單純而複雜，由粗糙而細膩，由浮淺而深沉，感情的本質雖不變，程度上亦不免發生若干變化。筆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說：現代人的情感，有無窮無盡的“細緻”（Delicate）和“敏感”（Sensibility），一個野蠻人和一個文明人，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人和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都市人，一個粗心浮氣的男士和一個多情善感的小姐，情感都有很大的差別，你想描寫時，若用同一手法去寫，則決不能完成文學的任務。又說前人謂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韓愈《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慈。但叫今日的我去讀這些文章感動有之，流涕則未必，何也？因我們表現情感的文章比前人已有進步，讀了那些粗枝大葉的描寫，已不能感動滿足故也。
中國以前文人表現情感又有最大之病，即易流於程式主義。譬如喜則“大喜欲狂”，怒則“怒髮衝冠”，“目眥欲裂”，哀則“哀哀欲絕”，“哀痛如喪考妣”，樂得“心花怒放”，“樂不可支”，這類套子，隨處可見，好像舊劇的動作為根深蒂固的傳統習慣及過於刻板的規律所拘，不敢有絲毫更動。無論抱殘守缺者流，恭維舊劇藝術如何如何超卓，筆者則認為舊劇的這種可厭的程式主義若不打破，它是難免於遭受淘汰之命運的。
我們現在寫文章，在情感的表現上，應該採取心理小說家的技巧，寫得愈曲折，愈細微，愈足饜足現代讀者的心理。但連篇累牘的心理描寫，易於使人厭倦，所以西洋心理小說過去雖風行一時，已為現代文壇所摒棄了。聽說舊式說書的人，寫小姐下繡樓，自樓門口第一級跨下，到得雙足踏上平地那一段過程，可以接連講上半個月，筆者自愧閱歷不廣，沒有聽過說書，不知那些說書先生是怎樣講法，竟能將半分鐘的過程，拖延到這麼長久？叫我去聽，或要患上神經衰弱症呢。我想這種講法，究竟無聊，其弊更勝於現代的心理小說。
一方面避免舊時代的程式主義，一方面酌取現代心理小說的寫法，而避免其幾長繁瑣，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表現感情的手段。
情感深厚的文學，其足以鼓舞人心有如音樂。據說古代希臘某次與敵人交戰，屢戰屢北，求救於某鄰國，盟國僅遣一老而且廢的音樂師來，希臘人大為失望。但當臨陣之際，那個音樂師，舉起金鐃，吹出一種發揚蹈厲的前進曲，希軍聞之，熱血沸騰，拼命前衝，卒將敵人打敗。法蘭西大革命時將皇帝和皇后都送上了斷頭台，激怒英奧諸國，組織聯軍，要聲討法人大逆不道之罪，法人雖奮起抵抗，眾寡不敵，情勢危殆。有一青年軍官，編了幾支軍歌，激勵士氣，居然在馬賽打了一個大勝仗。這幾支曲子遂定名為馬賽曲，後來又被採為法國國歌，歌唱至今。音樂如此，文學又何獨不然？具有深厚熱烈情感的作品，不但能感動讀者，鼓舞讀者，進而尚能引導讀者，隨意指揮讀者，好像神話里吹笛的魔術家，能夠教全城小孩，應和着他笛聲的節拍，在大街上狂舞，終則跟隨着他迤逶出城，紛紛投入“死谷”，義無返顧。不過具有這麼偉大神通的文學，世間究不多見，我所舉的，也不過“充類至盡”的例子罷了。
要想你作品裡的情感能感染別人，必須十分真實，十分摯懇，十分熱情，這就是你要讀者哭，你必先自己哭，你要讀者笑，你必先自己笑。曹雪芹的《紅樓夢》何以能使千萬讀者為書中男女主角，唏噓感喟，不能自已，這就作家在開端時四句自白詩的力量。那詩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法國福樓拜，費無窮心血，寫他的《鮑梵麗夫人》，寫到夫人服毒自殺時，他自己突覺口中有毒藥之味，幾於中毒，這都是情感到白熱化時影響生理的現象，試想文章寫到這步田地，還能不感人嗎？
第四條件是創造完美的人格：我說這話知道有人要冷笑了，你究竟是在上修身課？還是在講文學寫作的方法？你提出這樣迂闊的問題究竟是為什麼？不知真正偉大的文學，除了忠實地反映人生之外，還須含蘊崇高的理想，超卓的見解，純正的主義，才可以糾正人類生活，指導世界思潮，創造新的社會和明日的黃金世界。完美的人格是偉大文學的根本，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我國人說“言為心聲”，西洋學者則說“作品即人”，作家人格若不完美，則其人必齷齪卑瑣，自私自利，寫出的文章縱極其美麗，究竟沒有靈魂，不能感動讀者，且引讀者反感。作家人格若有相當的完美，則其人必光明磊落，有正義感，有真理愛，寫出來的文章，雖技巧稍欠熟練，字裡行間，自噴溢着一種充沛的生命力。若他的文章手段高強，則他便成為時代的信號和燈塔，他將躋身於偉大作家之列。人格與作品關係其密切重要如此。
但是，我們處身目前這個時代，談文學與人格有兩層絕大的障礙。其一，是五四以來文以載道觀念之破壞。西洋有“藝術為人生之目標”及“藝術為藝術之目標”兩派說法，我國舊時論文學也有“載道”、“緣情”兩種主張。載道之說起於宋之周敦頤（見《通書》），後儒論文學殆無不贊成其說。雖然中國儒家之所謂道，只是周公孔子一家之道，不過實際上還是指整個的人生。換言之，就是做文章必對於人生有益，否則寧可不為。這裡可以顧炎武的話作為代表。顧氏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至於緣情則始見於陸機《文賦》，所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這與魏文帝典論“詞賦欲其麗，”是相同的。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至於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簡文帝訓其子當陽王大心至謂：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必須謹嚴，文章不妨放蕩。這都主張文學與道德毫無關係，而以歌詠情感，描寫自然為主，而其外表，則必華麗。是合於所謂美文標準者。與西洋藝術為藝術的宗旨不合而合。
五四運動以解放禮教的桎梏，發展個性的自由，為文學之唯一鵠的，見舊式載道之論，認為那正是妨礙個性自由的東西，非打倒不可，這個觀念流傳至今，一直支配着我們的頭腦，今日若有人倡什麼文以載道，鼻嗤之聲，定必雜然四起，教你開口不得。
其二，今日是個五洲萬國如一堂的時代。交通便利，文化之匯流亦易。世界文學潮流每有變動，我們都要蒙受它的影響。西洋自十九世紀末，科學成為萬能，唯物主義隨之猖獗，文學上產生了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專事描寫醜惡的獸性，及社會的黑暗面。結果使人類心靈陷於懷疑、悲觀、厭世，喪失了樂生奮鬥的精神，惟願在卑下娛樂中，尋求片時的麻醉，墮落之後，犯罪是必然的結局。因此人們說十九世紀是“世紀末”。是個空虛黑暗，籠罩人心的時代，是個人慾滔滔，罪惡橫行的時代。雖然也有許多悲天憫人的哲學家提倡樂觀進取的新思潮，企圖挽回這種頹勢，文學上也產生了若干派非物質文藝，如象徵主義，新浪漫主義等等。但他們在破壞的廢墟上，才累起了幾塊磚石，尚未及建成莊嚴的宮殿，兩次世界大戰又在三十年內接連發生。在那連天炮火的光焰里，在那砰訇如雷的飛機轟炸聲里，億兆的生命毀滅，金碧璀燦的樓台傾坍，繁華富麗的大都市化為灰燼，世界又充滿了呻吟、痛苦、眼淚、鮮血。我們的奮鬥成了無止境的，我們的努力也好像沒有得到什麼代價，於是這一代人的心靈疲倦了，失望了，“空虛！”“空虛！”“什麼是理想，不知道，什麼是希望，不知道，什麼是正義和真理更不知道。”“喂，讓我們喝一杯吧！”這便是現代人普遍的要求，這便是現代人迫切的呼聲！
真的，兩次驚天動地的大戰，把什麼美麗的東西都毀滅了，留給世界的只有混亂、謊言、愚蠢，無理性；只有暴力的報復，瘋狂的殘殺，只有奴工營的鞭笞，集體的屠戮，每月四兩油，終年一尺布的慢性的餓死凍死；只有極端的恐怖；只有無邊的黑暗……生活於這種時代的人，你怎樣能叫他心理不失常呢？他若操筆為文，他的筆下又怎樣不充溢的姦淫、酗酒、搶劫、仇殺那一套呢？讀者所歡迎的又怎能不是這些像酒精嗎啡般足以刺激麻痹神經的桃色、黃色、灰色、黑色的作品呢？現在我們若說什麼創作偉大文學，得來的不止是鼻嗤之聲，恐怕你的頰邊還要接受重重的幾摑哩！
但是，朋友，我要問你，你說這個世界是悲苦的，是沒有意義的，若從生物弱肉強食，生存競爭的慘酷現象看來，果然不錯；從洪水冰期的更迭（洪水不知已發生幾次，冰期據地質學言已有了四度），地球之日漸衰老，太陽系之終於消滅說來，當然更不能否認。然而宇宙是如此的廣大，時間是如此悠久，芸芸萬匯是如此的繁多，它們是怎樣創化的、演進的、保存的，你能解答嗎？你既不能解答，你便不得不承認冥冥中有一種偉大而神奇的智慧在生化、管制、操縱着這一切。最後，你或者會承認有所謂造物主的存在，而發心皈依宗教了。造物主的意旨雖深奧不可探測，其作為更不可思議，但總是真實而非虛偽，是美好而非醜惡，是生命而非死亡，因為這個萬象森羅，秩然有序的宇宙之形成，決不是無意識的，既不是無意識，則必定是善的。我們若能體會天心，則我們的人生觀又怎能容許消極悲觀呢？
退一萬步言之，這個世界是缺陷的，但它雖多缺陷，卻也非常值得留戀。看見那山嶽的峻嚴，江河的浩蕩，森林幽谷的深秘，明湖芳野的秀麗，春曉的蔥蘢，秋光的明淨，晚霞的燦爛，皓月的清輝，你能不心曠神怡，為這大自然的美而深深陶醉嗎？即使是一朵花兒，那嬌艷的顏色，芬芳的氣味，已足令人把玩，倘使你懂得一點植物學，細察其須、蕊、萼、蒂結構之精緻，及其作用之奇妙，更將咄咄稱異不置。你若具有科學常識，知道原子能力量之大，及宇宙間尚有無窮奧秘，待人發掘與利用，則更不敢輕易斷定這個世界是沒有意義的了。
說到人類，正是你認為丑劣罪惡的對象，然而人間可愛的事物卻也和自然界所供給的一樣豐富。母親的慈愛你敢否認它的偉大嗎？還有男女間歌泣的愛情，堅貞的節操，及人與人間，珍貴的友誼，真誠的互助，恆久不變的忠心，志士仁人慷慨的犧牲，愛國男兒熱血與義勇，也無一不值得欽仰與愛重，你又豈能因為人類暫時心理的變態而一筆加以抹煞呢？
況且世界的罪惡既系人類心靈所造成，正要利用人類心靈加以改造。假使你血管里的血尚未冷卻，眼見惡魔們正在舞爪張牙，恣意吞啖人類，你能袖手嗎？
所以，我們應該肯定世界，肯定人生。我們在人生舞台上，無論做主角也罷，做個跑龍套也罷，都該拿出氣力來好好表演一下。倘能增加一丁點戲劇的精彩，我們付出的血汗，便不是沒有代價。代價並不是觀眾的喝彩，而是自己盡了應盡義務的慰安。
話說到這裡，我們若有幸做了作家，應該採取哪一種寫作的態度，是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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