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任何技术，要想成功，必须有充分练习的功夫，文学是心灵的分泌品，练习之外，更需要修养。修养之功愈深，则文学的成就愈大。正如韩文公所说“本深者末茂，”又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
现在我们谈文学的写作修养，古今中外，关于此事的意见与理论，若一一征引，可以写成几卷书，为节省青年脑力起见，概括为四项条件来谈一谈。
第一条件是多读书：有人说作一个作家是不必多读书的，英国萧伯纳（G．BernardShaw）十五岁时即因家贫弃学就商，常自己取笑说：“自己较早的作品是在帐簿和货单里面。”俄国的高尔基也因家境太坏，不能入学读书，三十六行，几乎行行干到，后来他写《我的大学》一书，说他自己虽没有入大学，但社会即是他的大学，他曾在各种不同社会里完成自己大学教育，比我们的大学还有用得多。五四以后，我国也有许多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的人，不妨害其成为名作家。可见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作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了。
不过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或几个欧美硕博士头衔，对于作家虽不重要，书却非读不可。不但要读，而且还要多读，不但要多读名家文艺作品，而且还要博览群书。与文学有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一类书固宜钻研，即看来与文学风马牛不相涉的各部门科学，也该有个起码的常识。要知埃及金字塔之所以达到那样的高，全在它先立下了一个广阔的基础。
我们既系中国人，对于这份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万不可不加接受。文学方面：自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六朝的五言诗，唐代的近体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均须略知大概，以明其逐步变迁演化的痕迹。若有余力，再取名家作品精读之，譬如屈原的骚（屈原所有作品，一概名骚），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的赋，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白居易、李贺、温飞卿、李商隐、苏东坡的诗，李清照、辛稼轩诸人之词，元人之曲不过平民作品，可以粗粗涉猎，但孔云亭的桃花扇、洪癙思的长生殿，则须多费点心力。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的学说，宜知大概，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五经、四书，更不可不择其重要者圈点熟读。我们若能读完一百部以上的中国书，国学便算奠了基础，才可以称得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化人。
今日已不是孤陋寡闻，闭关自守的时代，而是各种文化汇流一起，回旋、荡激、吸收、融化，而产生世界文化的时代。所以作为一个文化人决不能以读中国书为满足，一定要到世界文化宝库里去探索一番，择其珍品，充实自己的橐囊。这个打开世界文化宝库的钥匙，无非是语文的问题，我们若能读通一二种外国语，譬如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固然便利，若无机会读，或读而不精，则惟有读翻译作品。我国接受西洋文化为时不为不早，可惜翻译事业不甚讲求，各人随意迻译，缺少系统，不像日本，大凡西洋名著均整套翻译过来，甚至西洋朝出一书，日本暮已有译本出版。不过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亦不妨作退一步想，在现有译本中择其佳者聊慰饥渴。我们应该先读一种西洋文学史之类的书，自希腊神话，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以后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新写实、新浪漫及最近问世的什么存在主义等等都粗知崖略了，乃进而搜求各时代的代表作来读。譬如荷马两大史诗，我们已有奥德赛的译本，希腊神话也有不少的介绍，读了以后，西洋文学已建筑下一个根基了。我们以后读西洋文学，逢着神话掌故，不惟不致茫无所解，即进了西洋博物馆、美术院，看见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代雕像，或看见那些以希罗神话为题材的绘画，也能叫出它们的名字，知道它们的故事了。即看个电影如所谓《木马屠城记》、《霸王艳后》之类，或报纸上关于飞弹、卫星的命名，读过希腊神话的人更觉兴味盎然，这不是很痛快的事吗？
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我们宁可不读鲍卡西奥（GiovaniBo coaccio）的《十日谭》（Decameron），而但丁（Dante）《神曲》，则不可不读。以后该读的便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若不能全读，则哈姆雷特、罗蜜欧与朱丽叶，总该尝鼎一脔的。像这样再介绍下去，未免太费篇幅，我以为应该有个人出来，编个文学青年应读书目，中外名著各以百部为限，对于青年定有益处。所以我现在只有打住了。
第二条件是收集人生经验：我们想做作家，读有字的书是不够的，还该多读无字的书。所谓无字的书，是要到大自然里去读；到千变万化，云楼雾阁似的社会里去读；到炎凉瞬易，覆手雨云的人情里去读。我们把人生认识得仔细了，分析得透彻了，写出来的文章，不求工而自工。收集人生经验有“间接”与“直接”二种，两者必须交替而用，缺一不可。
先论间接经验，从前外国有个作家，曾说我们若不尝试人生各种悲欢离合的滋味，经验人生各种惊险、震动、恐怖痛苦的刺激，不足成为作家。他所举痛苦，列有妇人分娩一条，这未免太可笑了。所有男作家都不能有生产的经验，这将怎么办？即说女作家吧，有不婚者，有婚而从不生育者，这又将怎么办？再者任何事都要亲自阅历而后始能写，则世间可写之事岂不太少？我们写强盗杀人劫掠，难道定要亲自上山落草一次，写妓女生活，难道定要自己去阅历风尘？我们不知道的事固可以设法避免不写，若非写不可，则亦未尝不可利用调查的方法，或就当事人亲口谈话，加以熔铸功夫，使读者读来，宛若作家躬自体验其事——不过特殊生活我以为总以避免为是。
再论直接经验，那就真的要作家自己到生活的大海去游泳，去翻滚了。从前写文章的人，仅限于文人阶级，文人的生活圈子总比较仄狭，他们的视野总不能广阔，他们生活幅员，总不能开展，写出的东西，每单调而少变化。现代则公教人员、军人、家庭主妇都可成为作家，社会上任何阶层的人都有执笔的权利，这些人生活经验各不相同，而且甚有奇奇怪怪，令人意想不到者，若能透彻地、周到地、深刻地表达出来，那真是多彩多姿，趣味异常浓郁。西洋绘画界以前都是艺术学校出身的艺人主其事，现在也将尺度放宽，拳师呀，赛马者呀，打铁的工匠呀、煤矿夫呀，也来作画，画出的成绩，别有风味，得到普遍的欣赏。最近台湾的报上有两位艺人所写回忆录，传诵一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吗？又如某伶人写出“坐科”生活及其“出师”后的生活，兼及旧剧界各种情况，不是也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吗？以笔者个人论，叫我去读那些彼此蹈袭，层层相因的高文典册，我宁可读近人所写的文章。盖近人文章除却一些骗稿费的浮词滥调外，颇多亲切动人之作，犹如同朋友谈话一般，而那些假古董呢，则如庙中偶像，外貌虽极庄严，无奈泥塑木雕，寂无生气，仅是以供瞻拜，不足以共周旋。
人生经验若十分特殊，则其为文动人力量也出奇的大。笔者在另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历史之长，历代战争之繁，何以能记录此种血腥痕迹者，仅有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张茂滋《劫后余生录》等寥寥数篇。是盖宛转烽火兵刃之间者，多非文人，偶有文人，事后亦不愿记录之故。近代则一般教育程度提高，能写文章者不限文人，遇见特殊经验，每能忠实记录出来。如二次大战时，美国某舰遭遇日本飞机的袭击，全体船员均落海中，沉浮数日，渴死者大半，未死者精神亦发生异态，其事异常悲惨，某军医身在局中，将其曲折记出，遂成一篇价值极巨的文学作品。又如探险南极者所遇风饕雪虐之气候，或行军缅越野人山者所经绝粮缺水之苦；或如法国某犯人被锢某绝岛，度二十余年之非人生活；或如英国十八世纪某船员以某种罪行被同船者掷置荒岛，终于饥渴而死……此种文章，均系作者用宝贵的生命换来，当然与向壁虚造的故事，大异其趣，对读者每能发生莫大的吸引力。
第三条件是该培养丰富的情感：文学与其他艺术不同，乃以情感为其生命。好的文章虽历千百年，感动读者的力量始终不为减损。司马迁的史记，与其谓之为历史，无宁谓之为文学，因为史记写人物传记，每有极深厚的情感，渗入人物生命之中，故其所写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有精气灵魂，千载以下读之尚觉那些古人像与我们面对面站着，我们听见他们的说话与笑声，看见他们的各种行动，因而受其感染，心理上引起极大的反应。明茅坤评史记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传，即欲养士，若是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之于心故也，非区区字句之激射也。”归有光史记总评云：“太史公但至热闹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平（评）话者然，一拍只管任意说去。”又云：“如说平话者，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又云“史记如水平平流去，忽遇石激起来。”二氏之所言，都可以证明史记写到得意处，感情即随之兴奋、喷溢，是以其文字亦精采焕发，不可迫视。
西洋某文艺批评家论文艺的永久性，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为例，也说史诗里某人的悲哀，某人的愤怒，某人的欣喜，某人的沮丧失望，虽历万古，仍可引起我们心弦的共鸣，这便是文学永久性的证据。
不过文化进步，人类思想，由单纯而复杂，由粗糙而细腻，由浮浅而深沉，感情的本质虽不变，程度上亦不免发生若干变化。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说：现代人的情感，有无穷无尽的“细致”（Delicate）和“敏感”（Sensibility），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文明人，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和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都市人，一个粗心浮气的男士和一个多情善感的小姐，情感都有很大的差别，你想描写时，若用同一手法去写，则决不能完成文学的任务。又说前人谓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慈。但叫今日的我去读这些文章感动有之，流涕则未必，何也？因我们表现情感的文章比前人已有进步，读了那些粗枝大叶的描写，已不能感动满足故也。
中国以前文人表现情感又有最大之病，即易流于程式主义。譬如喜则“大喜欲狂”，怒则“怒发冲冠”，“目眦欲裂”，哀则“哀哀欲绝”，“哀痛如丧考妣”，乐得“心花怒放”，“乐不可支”，这类套子，随处可见，好像旧剧的动作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及过于刻板的规律所拘，不敢有丝毫更动。无论抱残守缺者流，恭维旧剧艺术如何如何超卓，笔者则认为旧剧的这种可厌的程式主义若不打破，它是难免于遭受淘汰之命运的。
我们现在写文章，在情感的表现上，应该采取心理小说家的技巧，写得愈曲折，愈细微，愈足餍足现代读者的心理。但连篇累牍的心理描写，易于使人厌倦，所以西洋心理小说过去虽风行一时，已为现代文坛所摒弃了。听说旧式说书的人，写小姐下绣楼，自楼门口第一级跨下，到得双足踏上平地那一段过程，可以接连讲上半个月，笔者自愧阅历不广，没有听过说书，不知那些说书先生是怎样讲法，竟能将半分钟的过程，拖延到这么长久？叫我去听，或要患上神经衰弱症呢。我想这种讲法，究竟无聊，其弊更胜于现代的心理小说。
一方面避免旧时代的程式主义，一方面酌取现代心理小说的写法，而避免其几长繁琐，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表现感情的手段。
情感深厚的文学，其足以鼓舞人心有如音乐。据说古代希腊某次与敌人交战，屡战屡北，求救于某邻国，盟国仅遣一老而且废的音乐师来，希腊人大为失望。但当临阵之际，那个音乐师，举起金铙，吹出一种发扬蹈厉的前进曲，希军闻之，热血沸腾，拼命前冲，卒将敌人打败。法兰西大革命时将皇帝和皇后都送上了断头台，激怒英奥诸国，组织联军，要声讨法人大逆不道之罪，法人虽奋起抵抗，众寡不敌，情势危殆。有一青年军官，编了几支军歌，激励士气，居然在马赛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几支曲子遂定名为马赛曲，后来又被采为法国国歌，歌唱至今。音乐如此，文学又何独不然？具有深厚热烈情感的作品，不但能感动读者，鼓舞读者，进而尚能引导读者，随意指挥读者，好像神话里吹笛的魔术家，能够教全城小孩，应和着他笛声的节拍，在大街上狂舞，终则跟随着他迤逶出城，纷纷投入“死谷”，义无返顾。不过具有这么伟大神通的文学，世间究不多见，我所举的，也不过“充类至尽”的例子罢了。
要想你作品里的情感能感染别人，必须十分真实，十分挚恳，十分热情，这就是你要读者哭，你必先自己哭，你要读者笑，你必先自己笑。曹雪芹的《红楼梦》何以能使千万读者为书中男女主角，唏嘘感喟，不能自已，这就作家在开端时四句自白诗的力量。那诗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法国福楼拜，费无穷心血，写他的《鲍梵丽夫人》，写到夫人服毒自杀时，他自己突觉口中有毒药之味，几于中毒，这都是情感到白热化时影响生理的现象，试想文章写到这步田地，还能不感人吗？
第四条件是创造完美的人格：我说这话知道有人要冷笑了，你究竟是在上修身课？还是在讲文学写作的方法？你提出这样迂阔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不知真正伟大的文学，除了忠实地反映人生之外，还须含蕴崇高的理想，超卓的见解，纯正的主义，才可以纠正人类生活，指导世界思潮，创造新的社会和明日的黄金世界。完美的人格是伟大文学的根本，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我国人说“言为心声”，西洋学者则说“作品即人”，作家人格若不完美，则其人必龌龊卑琐，自私自利，写出的文章纵极其美丽，究竟没有灵魂，不能感动读者，且引读者反感。作家人格若有相当的完美，则其人必光明磊落，有正义感，有真理爱，写出来的文章，虽技巧稍欠熟练，字里行间，自喷溢着一种充沛的生命力。若他的文章手段高强，则他便成为时代的信号和灯塔，他将跻身于伟大作家之列。人格与作品关系其密切重要如此。
但是，我们处身目前这个时代，谈文学与人格有两层绝大的障碍。其一，是五四以来文以载道观念之破坏。西洋有“艺术为人生之目标”及“艺术为艺术之目标”两派说法，我国旧时论文学也有“载道”、“缘情”两种主张。载道之说起于宋之周敦颐（见《通书》），后儒论文学殆无不赞成其说。虽然中国儒家之所谓道，只是周公孔子一家之道，不过实际上还是指整个的人生。换言之，就是做文章必对于人生有益，否则宁可不为。这里可以顾炎武的话作为代表。顾氏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至于缘情则始见于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与魏文帝典论“词赋欲其丽，”是相同的。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简文帝训其子当阳王大心至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必须谨严，文章不妨放荡。这都主张文学与道德毫无关系，而以歌咏情感，描写自然为主，而其外表，则必华丽。是合于所谓美文标准者。与西洋艺术为艺术的宗旨不合而合。
五四运动以解放礼教的桎梏，发展个性的自由，为文学之唯一鹄的，见旧式载道之论，认为那正是妨碍个性自由的东西，非打倒不可，这个观念流传至今，一直支配着我们的头脑，今日若有人倡什么文以载道，鼻嗤之声，定必杂然四起，教你开口不得。
其二，今日是个五洲万国如一堂的时代。交通便利，文化之汇流亦易。世界文学潮流每有变动，我们都要蒙受它的影响。西洋自十九世纪末，科学成为万能，唯物主义随之猖獗，文学上产生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专事描写丑恶的兽性，及社会的黑暗面。结果使人类心灵陷于怀疑、悲观、厌世，丧失了乐生奋斗的精神，惟愿在卑下娱乐中，寻求片时的麻醉，堕落之后，犯罪是必然的结局。因此人们说十九世纪是“世纪末”。是个空虚黑暗，笼罩人心的时代，是个人欲滔滔，罪恶横行的时代。虽然也有许多悲天悯人的哲学家提倡乐观进取的新思潮，企图挽回这种颓势，文学上也产生了若干派非物质文艺，如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但他们在破坏的废墟上，才累起了几块砖石，尚未及建成庄严的宫殿，两次世界大战又在三十年内接连发生。在那连天炮火的光焰里，在那砰訇如雷的飞机轰炸声里，亿兆的生命毁灭，金碧璀灿的楼台倾坍，繁华富丽的大都市化为灰烬，世界又充满了呻吟、痛苦、眼泪、鲜血。我们的奋斗成了无止境的，我们的努力也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代价，于是这一代人的心灵疲倦了，失望了，“空虚！”“空虚！”“什么是理想，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真理更不知道。”“喂，让我们喝一杯吧！”这便是现代人普遍的要求，这便是现代人迫切的呼声！
真的，两次惊天动地的大战，把什么美丽的东西都毁灭了，留给世界的只有混乱、谎言、愚蠢，无理性；只有暴力的报复，疯狂的残杀，只有奴工营的鞭笞，集体的屠戮，每月四两油，终年一尺布的慢性的饿死冻死；只有极端的恐怖；只有无边的黑暗……生活于这种时代的人，你怎样能叫他心理不失常呢？他若操笔为文，他的笔下又怎样不充溢的奸淫、酗酒、抢劫、仇杀那一套呢？读者所欢迎的又怎能不是这些像酒精吗啡般足以刺激麻痹神经的桃色、黄色、灰色、黑色的作品呢？现在我们若说什么创作伟大文学，得来的不止是鼻嗤之声，恐怕你的颊边还要接受重重的几掴哩！
但是，朋友，我要问你，你说这个世界是悲苦的，是没有意义的，若从生物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惨酷现象看来，果然不错；从洪水冰期的更迭（洪水不知已发生几次，冰期据地质学言已有了四度），地球之日渐衰老，太阳系之终于消灭说来，当然更不能否认。然而宇宙是如此的广大，时间是如此悠久，芸芸万汇是如此的繁多，它们是怎样创化的、演进的、保存的，你能解答吗？你既不能解答，你便不得不承认冥冥中有一种伟大而神奇的智慧在生化、管制、操纵着这一切。最后，你或者会承认有所谓造物主的存在，而发心皈依宗教了。造物主的意旨虽深奥不可探测，其作为更不可思议，但总是真实而非虚伪，是美好而非丑恶，是生命而非死亡，因为这个万象森罗，秩然有序的宇宙之形成，决不是无意识的，既不是无意识，则必定是善的。我们若能体会天心，则我们的人生观又怎能容许消极悲观呢？
退一万步言之，这个世界是缺陷的，但它虽多缺陷，却也非常值得留恋。看见那山岳的峻严，江河的浩荡，森林幽谷的深秘，明湖芳野的秀丽，春晓的葱茏，秋光的明净，晚霞的灿烂，皓月的清辉，你能不心旷神怡，为这大自然的美而深深陶醉吗？即使是一朵花儿，那娇艳的颜色，芬芳的气味，已足令人把玩，倘使你懂得一点植物学，细察其须、蕊、萼、蒂结构之精致，及其作用之奇妙，更将咄咄称异不置。你若具有科学常识，知道原子能力量之大，及宇宙间尚有无穷奥秘，待人发掘与利用，则更不敢轻易断定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了。
说到人类，正是你认为丑劣罪恶的对象，然而人间可爱的事物却也和自然界所供给的一样丰富。母亲的慈爱你敢否认它的伟大吗？还有男女间歌泣的爱情，坚贞的节操，及人与人间，珍贵的友谊，真诚的互助，恒久不变的忠心，志士仁人慷慨的牺牲，爱国男儿热血与义勇，也无一不值得钦仰与爱重，你又岂能因为人类暂时心理的变态而一笔加以抹煞呢？
况且世界的罪恶既系人类心灵所造成，正要利用人类心灵加以改造。假使你血管里的血尚未冷却，眼见恶魔们正在舞爪张牙，恣意吞啖人类，你能袖手吗？
所以，我们应该肯定世界，肯定人生。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无论做主角也罢，做个跑龙套也罢，都该拿出气力来好好表演一下。倘能增加一丁点戏剧的精彩，我们付出的血汗，便不是没有代价。代价并不是观众的喝彩，而是自己尽了应尽义务的慰安。
话说到这里，我们若有幸做了作家，应该采取哪一种写作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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