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介紹了民國才女蘇雪林。關於她的反魯，我知道一般人都認為魯迅的思想是深刻的，其實我也不反對這個觀點，魯迅對國民陋行的確是有非常深刻的認知，但我認為他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上（注1），他的手術刀是鋒利的，這無異議，但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醫生，因為，他只是將國民的“惡瘤”刨開，讓所有人都看到了醜陋邪惡敗壞，然後，他就遠遠地走開了。如果把他看作一個醫生，那他是一個缺乏醫德的醫生，既沒有設法把惡瘤除去，更沒有任何治療的作為。也許他根本沒有治療的辦法，也許他根本沒有治療的興趣或打算。結果如何呢？ 人們對這樣一個惡瘤習以為常了，對醜陋見怪不怪了，反而將其定格放大，以至它肆意擴散滲透到每個角落。

    我們看看他作為長期以來大陸文藝界的思想領袖，他所揭露的國民陋行有一樣被修正和截除了嗎？沒有，反倒是把一些本性的天良淳樸給揮棒打掉了，舊日傳統中的一些基本美德被清除了，留下的道德真空，被共產主義邪惡（以信仰和道德的雙重身份）伺機填補進來，形成了一個國民陋性和共產文化雜交的超穩定怪胎，而這個怪胎的生長能力幾近瘋狂。至於國民陋習本身呢？我們看到的是，愚昧更甚，奴性更甚，冷漠更甚，阿Q精神更甚，暴民文化極大的強化，還附帶着一個“思想領袖”的大棒、“刀筆文化”和“群眾運動”的翅膀、“造神文化”和“歌功頌德”的毒汁，“謊言”和“造假”遍布的無恥無良， 於是，本就缺乏的些微理性消失的無影無蹤，天性的美好和純良喪失殆盡，道德底線深不可測，國民陋行卻是極大地發揚光大。（話外）

    作為一個文人，魯迅當然有他的地位，他早期的《狂人日記》《吶喊》《彷徨》奠定的文學地位沒人可以抹殺，也沒有人要去抹殺，(注2) 。只是自那之後，他文學上再無像樣的建樹，而熱衷與和別人打筆戰（尤其對歐美留學歸來的文人，真正想以科學和民主理念救國的人），所以，他無論是思想上、學術上還是文學上，魯迅根本沒有到達那樣崇高的地步，加上他的私德極差，以這樣一個人做為思想領袖，精神導師的身份來充分展示國民的各種陋習，可見危害有多大。（當然另一個人造的“神”危害更甚。中華民族就被這兩個人造神毀了）。

    “一個偶像造成之後，原也不易摧毀。歷史上本有無數偶像，幾千年來，香火不絕。揭破了不值半文錢，但人們寧可隨俗奉祀，好像如此才能心安理得，這是人類的愚妄，也是人類的懶惰。”（蘇雪林）

我把我評論里的一些觀點放在正文裡：

    魯迅的“左傾”不是我所批的，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左傾沒有什麼可批的，我所批的，是他對異己或者他不喜歡的人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姿態，這是人品和性格缺陷，而這樣一個有缺陷的人被共黨利用，將危害迅速擴大，我一直強調，大陸易幟是從文藝戰線開始的，他們的宣傳實在是太厲害了，這項工程，魯迅絕對是一個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相反，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義政治理念的胡適，堅決否認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必要性，他強調個人自由與國家的關係，民治，憲政，而他的理性主張和咱們的中國國民性是不相時宜的，所以，　胡適一直將開啟民智當作首要事務，認為“民眾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他非常重視教育，親力親為創辦多本雜誌，以承擔思想傳播重任。

     非常可惜，胡適的政治主張與文學遭受魯迅持之以恆並極其刻薄的批評。
魯迅的書在當時是洛陽紙貴，而胡適的理性主張卻無人問津，所以，胡適抱怨說自己說了一輩子話，沒人聽，教書教了一輩子，沒人理；寫書寫了一輩子，沒人看。胡適捍衛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張幾成空谷足音。

    從這個角度來看，魯迅在文壇上的高位實在是中國民族的災難。

    注1：魯迅自稱不喜英美，反感英文（周作人語），外國作品中喜歡日俄，翻譯過很多日俄作家的文章。

    注2：蘇雪林早期曾撰文讚譽。稱讚魯迅把國民陋性提煉出來，比如卑怯、精神勝利法、善於投機、誇大狂、自尊癖等。(其實我覺得國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陋行很少有人提及，那便是“急性子”，希望馬上看到結果。也許這可算在感性思維範疇。這在各個方面都有表現，比如製造業里的粗製濫造。另外“簡單粗暴的思維方式”也是陋性之一，估計也可以劃在感性思維範疇)。

    話外： 反過來，如果我們將惡瘤除去，而不僅僅是將它敞開，並及時以美好的組織結構填補，惡習自可被淡化，雖然這不是一夜之功，但假以時日，美好和健康會成為主流。這裡我們會看到感性和理性之間的區別。感性也許很痛快，破壞總是可以立刻看到結果，只是這樣的結果如果沒有‘建立‘作為後續，必然導致更加糟糕的亂象。理性是經歷過充分思考，仔細的準備，無數次的修正，雖然是緩慢的，因為建造需要堆積大量的時間，但結果必是趨於更加合理公平的秩序。

    註： 以下是蘇雪林1937年寫給蔡元培和胡適的信，胡適的回信。 收錄在她長篇文論《我論魯迅》中。從中我們看到，蘇雪林的擔心基本都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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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致蔡元培論魯迅

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
孑民先生道席： (

昔在里昂，曾瞻□范，前於鄂渚，又侍麈談，維躬康鬯，頤養沖和，長扶大雅之輪，永為多士之范，為欣為頌。比者魯迅在滬逝世，魯黨推先生主持其葬儀，上海各界成立魯迅紀念會，又推先生及宋慶齡女士為籌委，方將從事盛大宣傳。先生太邱道廣，愛才若渴，與魯迅舊誼頗深，今為之料理身後諸事，亦復分可當為。顧茲事雖小，關係甚大，林竊有所見，不得不掬誠為先生陳之，幸先生之垂聽焉。
一曰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魯迅在五四時代，贊助新文化運動，誠有微勞，然自女師大風潮之後，挾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態，轉其筆鋒，專以攻訐三數私人為事，其雜感文字自《華蓋集》至《准風月談》約十四五種，析其內容，攻擊彼個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筆尖酸刻毒，無與倫比，且迴旋繳繞，百變而不窮：知青年之憎惡特權階級也，則謂“正人君子”為特權階級之幫閒者；知青年之憎惡軍閥也，則謂“正人君子”為軍閥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惡帝國主義也，則謂“正人君子”為帝國主義之勾結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惡之對象屢變，則魯迅筆鋒所周納之“正人君子”罪狀亦魯迅屢變。後又推廣其攻訐之範圍，以及胡適先生，曰“高等華人”，曰“偽學者”，曰“王權擁護者”，曰“民族利益出賣者”，曰“殺戮知識階級之劊子手”，甚至深文曲筆，隱示其為“漢奸”，為“賣國賊”，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於是“正人君子”及胡適先生在魯迅“信手梟盧喝成采”神技操縱之下，體無完膚矣。青年對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隨魯迅而狺狺吠其後矣。夫女師大風潮，曲直誰在，為公所知，借曰直在魯迅，而曲在“正人君子”，計亦非不共戴天之仇，引繩批根，至十餘年而不已，果胡為者？且胡適先生從未開罪於彼，徒以與其所怨之“正人君子”接近，又以學問名望，較彼為高，足以撩其妒恨，是以烹老黿而禍枯桑，連胡先生一併捲入旋渦。似此褊狹陰險，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眥必報，不近人情之行為，豈惟士林之所寡聞，亦人類之所罕睹，謂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態焉，諒公亦難、論魯迅書首肯。今日青年崇拜魯迅，有類瘋狂，讀其書而慕其為人，受其病態心理的薰染，必將盡化為魯迅而後已。夫青年者，國家之元氣，民族之命脈，而亦先生所愛惜珍護，逾於頭目心肝者也。過去之青年，受魯迅人格之感化，墮落者已比比然矣，現在，未來，尚有無量數天真純潔之青年，亦將成為褊狹陰險，多疑善妒，睚眥必報，不近人情之人，豈先生之所雅願者哉？先生從事教育事業，本欲青年皆成為健全之國民，今先生四十年努力之所不足者，魯迅一書敗之而有餘，天下事之可以太息痛心者，又寧有過於是哉？
     二曰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魯迅之得青年愛戴，在其左傾。然魯迅思想，虛無悲觀，且鄙觀中國民族，以為根本不可救藥，乃居然以革命戰士自命，引導青年奮鬥，人格矛盾如此，果何為哉？則曰魯迅之左傾，非真有愛於共產主義也，非確信赤化政策之足為中國民族出路也，為利焉耳，為名焉耳。今日新文化已為左派壟斷，宣傳共產主義之書報，最得青年之歡迎，一報之出，不脛而走，一書之出，紙貴洛陽。當上海書業景氣時代，魯迅個人版稅，年達萬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纏則久已累累。或謂魯迅諷刺文筆之佳妙，不如肖伯納，而口唱社會主義，身擁百萬家財之一點，則頗相類（見一九三三，二，十七《大晚報》社評），誰謂其言之無所見耶？彼在上海安享豐厚之版稅稿費，又復染指於政府支配下之某項經費。染指則亦已耳，乃又作《理水》小說，痛罵文化城之學者，以示一己之廉潔，欲蓋彌彰，令人齒冷。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幾不能使人置信，然則所謂文化大師者固一如此色厲內荏，無廉無恥之人物也！魯迅之為人，又復好諂成癖，依傍門牆者，揣其意旨，爭進諛辭，所謂“青年導師”、“思想界權威”、“革命鬥士”、“民族解放戰士”、“中國肖伯納”、“中國高爾基”、“東方尼采”各種徽號，不可以屈指數；此風傳播，報章雜誌，語及魯迅，必有一段濫惡不堪歌功頌德之詞，讀之殆欲令人胸次格格作三日惡。身死之後，頌揚尤烈，甚有尊之為“中國列寧”者。王莽篡漢，吏民上書者四十八萬；魏忠賢秉政時，生祠遍天下，配饗孔廟，林昔讀史，常竊恥之，不圖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竊嘗謂中國政界固多爭妍取憐之風，文壇亦有奔競之習，然今日青年之於魯迅，幾於魯迅顰而顰，魯迅笑而笑，魯迅噴嚏而亦噴嚏，則誠過去文史所少見。然青年則何知，是皆魯迅好諂之念所造成耳，蓋魯迅盤踞中國文壇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與其所損傷之元氣，即再過十年亦難挽回恢復焉。
     當魯迅在世時，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設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誘，務使全國文人皆歸降於其麾下。有敢攖其鋒者，則嗾其羽黨，群起而攻，遭之者無不身敗名裂，一蹶而不復振。文網之密，不啻周來之獄，誅鋤之酷，逾於瓜蔓之抄，正士鉗口以自保，民眾敢怒而不敢言，然後魯迅乃得巍坐文壇，成為盟主，發縱指使，為所欲為，氣焰之盛，至今文人語及，猶有談虎色變之慨，先前威稜，可以想見。蓋彼以劣跡多端，懼人摘發，又虛榮心極熾，欲長據其所謂“金交椅”者，非此則不能自保，且名位愈崇，愈可將自己造成一種偶像，用以吸收青年之信仰崇拜，果也，名利雙收，生榮死哀，“世故老人”可以含笑地下矣！魯迅固以反帝戰士自命者也，而於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國主義獨無一矢之遺。且匿跡內山書店，治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鎌倉，且聞將以扶桑三島為終老之地。其贈日友攜蘭歸國詩云“豈惜芳馨遺遠者，故鄉如醉有荊榛”，痛惡故國，輸心日本之隱情，躍然紙上。反帝之人乃與我國大仇如斯親昵，此雖魯黨亦百喙不能為之解者也。或曰魯迅所反對者日本帝國主義耳，與私人友誼何與？然林聞內山書店，乃某國浪人所開，實一偵探機關，前者道路流傳，不忍聽聞（見《文藝座談》），魯迅即不愛惜羽毛，嫌疑之際，亦當有以自處，乃始終匿跡其間，行蹤詭秘，所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託庇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其行事尤為可恥。李大釗革命革上絞台，陳獨秀革命革進牢獄，魯迅革命而革入內山書店，此乃魯迅獨自發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綜上魯迅之劣跡，吾人誠不能不呼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方當宣其罪根，告諸天下後世，俾人人加以唾罵。先生乃如此為之表彰，豈欲國人皆以魯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之行為作模範乎？以先生之明，寧忍為此，殆亦有所蔽焉爾。
     三曰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餘年，根柢頗為深固。“九•一八”後，強敵披猖，政府態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國統一成功，政府威權鞏固，國人觀感大有轉移，左派己身大有沒落之憂懼，故於魯迅之死，極力鋪張，務蘄此左翼巨頭之印象，深入青年腦海，而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注意，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近聞魯黨議醵金為魯迅立銅像，設魯迅圖書館，發起各學校各界人民追悼會。又以魯喪未得政府當局慰問，表示不滿（見《大公報》）。若當局對魯迅略表好感，則彼等宣傳，可得合法之保障，國人視聽，更將為之混淆，吾信更進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國葬，宣付國史館立傳，各大學設立魯迅講座，各中小學採取魯迅著作為教材，皆將隨之而來。日本利用“以華治華”，左派及魯黨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設計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
    國家締造艱難，今日基礎始稍穩固，而國難如此嚴重，吾人亦正需要一內可促現代化之早成，外可抵抗強敵侵略之中心勢力。黃台之瓜，不堪再摘，同根萁豆，寧忍相煎，而左派乃欲於此時別作企圖，肇分裂之奇禍，為強敵作驅除，謂非喪心病狂，又烏可得？且今日有共產主義，則無三民主義，先生身為黨國元老，設共產奪取政權成功，先生安歸？傳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知衛其足”，此則願先生深思者也。先生昔日營救牛蘭及陳獨秀，純出保障人權之立場，態度光明正大，無人不表欽佩，然今日為左派利用而表彰魯迅，則個中利害，大相徑庭。先生耆年碩德，人倫師表，一言足為天下經，一動足為天下法，先生而同情魯迅，國人誰不惟先生馬首之是瞻，則青年心靈之毒化，反動勢力之醞釀，有不可思議者。詩曰：“德音孔昭，民視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此則願先生之自重者也。
     左派行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此次之事，無非利用先生名望地位。為魯迅偶像裝金，且藉此為其宣傳之掩護。甚至九七老人馬相伯先生亦被列名葬儀發起人之內。其實彼等於先生及馬老先生之主張信仰，何嘗贊同？不惟不肯贊同，時機一至，即毫不容情加以掊擊矣。林平日雖極惡魯迅之為人，其人既死，雅不願更有所指斥，然見魯黨頌揚魯迅，欺騙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為國人全無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為白，以蕕為薰者，乃勃然不能復忍；且觀左派宣傳之劇烈，知其志不在小。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出言戇直，惟祈海涵，聰明正直如先生，儻不以斯言為河漢乎？第月旦人物，仁智之見各殊，或者夫已氏之惡，不如林所見者之甚，故先生不惟不忍絕之，且不惜藉以令名而保護之，則望錫以教言，開其聾塞，不勝企盼之至。引領春申，斗山在望，臨風拜手，不盡依依。
     肅緘敬請
     大安伏祈
     亮鑒
     後學蘇雪林謹上十一月十二日
     此書乃去冬十一月間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處，托南京某先生代轉。某先生以書中措詞過於狂直，恐傷蔡先生之意，抑壓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來函勸余慎重考慮。不久西安變作，余亦渾忘魯迅之事，故此書始終未人蔡先生之目也。此書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多“舊文學惡腔調”，然指斥魯迅罪惡，自問尚屬切當，故刊殘稿於此，聊存當日一段公案云爾。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雪林自跋
（1937年3月16日《奔濤》第一卷第二期）

蘇雪林：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

適之先生：
自民國二十一年珞珈得觀尊顏，並承雅教，流光容易，又過去幾年了。這幾年裡，雖然時常想念先生，但總沒有片紙問候，我的疏懶自問真到了不可原諒的程度，只有希望先生勿加罪責。
近讀報紙，知道先生即將回國，我有幾個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問題，願意和先生提出談談。望先生不棄，能彀給我一種正確的指示。
第一是關於獨立評論——以下簡稱獨評——態度的問題。談到獨評，我個人有一點感謝之私，不能不趁此一為表白。九一八之後，外患日深，滅亡之禍，迫於眉睫，不願當亡國奴者都感到救國責任之不容推諉。我們雖都是僅能搖搖筆桿子的朋友，力量非常微弱，但救國的力量本是由一點一滴集合而成的洪流，我們也不必妄自菲薄。但問題就來了，我們怎樣運用筆桿的力量呢？我們怎樣才能使我們的努力不落空虛，甚至愛國者反而禍國呢？於是我們感到搖筆桿子之前，應先決定思想態度。我們的思想態度又是應當跟着中國的出路走的，於是我們又不得不將中國出路研究一番。前幾年，左派在中國很得勢，宣傳品也非常之多，他們百變而不離其宗，說來說去就是一句話『向左轉』是中國唯一出路。我有一種民族自尊心，覺得中國問題應當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必跟着時代潮流亂跑。但前幾年政府態度不甚明瞭，抵抗的決心也不充分顯露，不但一般青年感覺萬份苦悶而向左轉，就是像我們中年人也曾不由自主地發生動搖。幸而有先生辦的獨立評論這樣刊物，作為我們的精神糧食，我們漸漸明白中國是有辦法的，只要能統一，能現代化。於是我們的思想態度才逐步穩固起來了。我今日之沒有同一般青年走入歧途，可說全屬獨評之賜。我想同我一樣受獨評之賜的人還多呢。
獨評持論穩健，態度和平，是今年刊物中所少有的。對於中國內政外交各方面，也常常有寶貴的一見貢獻。年來中國之建設日有成功，政治之漸上軌道，國際輿論之大有轉移，誰都承認獨評錦了很大的推動力量。不過獨評的態度因過於和平，持論因過於穩健之故，色彩未免不甚鮮明。我們讀這樣刊物固然能領略其中好處，青年人便有點難說。況且現在所謂反動刊物其所有言論無不慷慨激昂，有光有熱，極鼓舞讀者精神之能事。青年讀慣了那樣文字，再讀獨評，無怪有不能『過癮』之感了。從前政局不穩，左派勢力太大，獨評那時提出鮮明主張，必至為惡勢力所摧毀。現在中國已統一，政府威權日漸鞏固，青年對於政府也似乎生出較多的好感，獨評這時候說話，一定比從前容易入他們之耳。我想獨評態度能再明朗化一點，積極化一點，效果一定更大。譬如獨評最近兩期所登君衡先生的中蘇關係，張印堂先生的蒙古的位置關係在我國防上的重要，言人所不敢言，足以打破青年迷信共產主義和崇拜蘇聯的大夢。我們明朗化積極化者，即指此而言。像這類文字，我以為以後不妨多登些。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第二個是關於我們怎樣從左派掌握中取回新文化的問題。五卅以後，赤焰大張，上海號為中國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較聞名的作家，無不沾染赤色思想。他們文筆既佳，名望復大，又慣與出版事業合作。上海除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幾個老招牌的書店以外，其餘幾乎都成了他的御用出版機關。他們灌輸赤化從文學入手，推廣至於藝術（如木刻漫畫）戲劇電影等等，造成清一色赤色文化。甚至教科書的編制，中學生的讀物，也要插進一腳。他們又抱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宗旨，必要時什麼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好像他們從前高唱工人無祖國，現在也來什麼『國防文學』了；從前只講階級鬥爭，諱言民族利益，現在也有什麼『民族解放』、『民族戰線』，連寫信煞尾都要來個『民族敬禮』了。先生等在五四時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們巧取豪奪，全盤接收了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謝先生，還要痛罵先生呢。先生恬淡為懷，高尚其志，本不屬同這些人爭奪什麼『思想領袖』、『青年導師』的頭銜，不過目睹千萬青年純潔的心靈，日受叛國主義（君衡先生語）的薰染，能不痛心？現在政府雖不合我們理想標準，但肯作平心之論的人，都承認她是二十五年來最好的一個政治機關。她有不到處，我們只有督責她，勉勵她，萬不可輕易就說反對的話。我讀先生著作，知道先生對現政府的態度，正是如此。我們都希望這一盤散沙的民眾，和漫無紀律的國家中，能產出一個強大的中心勢力，利用這勢力，內以促進現代化的成功，外以抵抗強敵的侵略。要是一國之中最富活力的青年，與政府站在相反的地位，並常以毀滅這中心勢力為企圖，則中國好（不）容易儲蓄出來的一點實力，又將因互相乘除而等於零，先生一番維護現政府的苦心豈不白費了麼？中國若真非向左轉則沒有出路，則左派的理論，我們不能限制青年接受。左派文化的控制權，我們也不容干涉。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分析左派宣傳共產的動機，愛國成份少，爭奪私人利權的成份反而多，我們為什麼將我們所託命的國家供給他們兒戲呢？我們如何能坐視無數可愛的青年，作為他們犧牲品呢？
第三是關於如何矯正目前流行的淺薄而謬誤的救國理論問題。左派成了清一色的赤色文化之後，在這國難時期又提出許多救國方針。他們所出刊物多如雨後春筍，我也記不清許多。只知他們談世界問題的有國際知識，談內政和普通社會問題的有生活星期特刊。兩者都為青年所熱烈歡迎。前者我尚未注意，後者則我差不多每期寓目。生活星期特刊主編人為鄒韜奮，這是我一個熟人，也是先生所認識的。八九年前他在上海辦生活周報，反對社會一切不良現象，見識雖不甚高明，倒也算得比較純正的民眾讀物。九一八前後，他因受了上海左派的包圍，思想漸漸改變，大有左傾趨向。所辦生活以言論過於激烈，被上海市政府查封。韜奮出洋，他的朋友杜仲遠、金仲華等，接辦大眾生活與永生，繼續發表偏激言論，均不久夭折。韜奮回國後，在香港辦生活星期周刊。大約未了出洋一趟，呼吸了一點新鮮空氣，又同左派朋友隔離，頭腦似乎清醒多了。在這個時期里，他所發表的議論，已不大反對政府，並提倡『救亡聯合戰線』，希望政府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對付我們當前最大的敵人。當魯迅茅盾在上海開什麼『國防文學』與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時，韜奮好像頗不以他們為然。屢次指摘他們『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近來他因香港航運不便，將所辦刊物搬回上海出版，重新落於左派陷阱之中，思想又趨反動了。『救亡聯合陣線』變為『人民陣線』了。韜奮這個大爺可說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換言之即是沒有頭腦。他的學問不及梁任公之萬分之一，但任公少年時代的壞處，無一不備。正如儼又陵對任公的批評『於道徒見一偏，而出言甚易，其筆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他以過去歷史關係，擁有群眾數十萬，左傾之後，又吸引了無數青年——大中學校的學生於鄒等所辦刊物，幾於人手一編——其一舉一動，儼然成為一種勢力。
韜奮等人一談到中國和日本的問題，便高唱『抵抗』和『抗戰』，大言炎炎，頗足動青年之聽。至於中國實力究竟如何，政府準備究竟充分與否，卻從不過問。他們的口號不外組織『人民陣線』和立刻發動『整個民族救亡運動』。但具體方案，至今尚不見提出。並且在這兩個好聽口號之下，似尚含有『叛國』陰謀呢。
左派從前最喜談『農民英勇的抗爭』，近來又喜談『大眾力量』。生活號的同志們，也最喜借『大眾』為鼓吹，他們所提倡的『人民陣線』和『整個民族救亡運動』，都是在『大眾』兩字上翻來覆去做文章的。在他們心目中『大眾』好像是一尊千靈萬應救命王菩薩，我們只須將這尊菩薩抬出，敵人便望風而逃了。救國的大任，當然不是政府當局幾個人所能擔負，當然需要四萬萬人一致的努力，但軍備的準備沒有整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設沒有達到現代化的目的，所有的力量不能配合在一起，讓政府運用自如，雖有幾十萬的大眾，也不能幹出什麼，我怕人多反而更亂哩。但庸俗的民眾和無知的青年，受他們淺薄而謬誤的理論而麻醉，眾口一聲，雷同一響，恨不得『大眾菩薩』立刻顯靈，好即日和日本宣戰，進兵收復失地。即知識較高的大學生，也多有作此想者。說來真未免可笑而復可憐了。我以為先生對於這類刊物不可不注意。對於他們的理論，應當隨時加以矯正。先生說話是最有力量的。這個義不容辭的責任，我望先生毅然肩起。
第四個是關於取締『魯迅宗教』宣傳的問題。魯迅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便將自己造成一種偶像。死後他的羽黨和左派文人，更極力替他裝金。恨不得叫全國人民都香花供養。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藉此沽名吊利罷了。但左派偏恭維他是什麼『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左派企圖將魯迅造成教主，將魯迅印象打入全國青年腦筋，無非藉此宣傳共產主義，醞釀將來反動勢力。誰都知道中國花費巨大犧牲的代價，好（不）容易造成了今日一統的局面。僅存的元氣，決不容再受斫傷。反動的勢力多醞釀一分，則目前局面的動搖性增加一分。所以『魯迅宗教』的宣傳，政府方面似乎不能坐視。
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彀不着。但他的羽黨和左派文人，竟將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像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在這裡，我要套吳稚暉先生的口吻大聲疾呼道：『寧墮吝道而如輸廻，不忍見此可悲現象！』我想先生也有同樣的憤慨吧。魯迅生平主張打落水狗，這是他極端偏狹心理的表現，誰都反對。現在魯迅死了，我來罵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魯迅雖死，魯迅的偶像沒有死。魯迅給予青年的不良影響，正在增高繼長。我以為應當有個人出來，給魯迅一個正確的判斷，剝去這偶像外表的金裝，使青年看到他裡面是怎樣的一包糞土，免得他們再受欺騙。我不怕干犯魯黨之怒，以及整個文壇的攻擊，很想做個唐吉訶德先生，首加魯迅偶像之一矛。但幾個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編輯人，一聽我要反對魯迅，個個搖手失色，好像魯迅的靈魂會從地底下鑽出來，吃了他們似的。一連接洽三四處，都遭婉謝。魯迅在世時，盤踞上海文壇，氣焰熏天，炙手可熱，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後淫威尚復如此，更使我憤憤難平了。我現在很想借獨評一角之地，發表我反魯的文字。不知先生允許否？希望能給我一個確實的答覆。如蒙允許，我便開始寫作。否則，只好暫時忍下這口不平之氣，讓將來別人來批評他罷。閱報見此次魯喪，蔡孑民和馬相伯均遭魯黨利用，甚可惋惜。我曾擬就致蔡先生長信一通，以作諫諍。茲將信稿寄先生已閱，如以為可，即將發出。（下略）
敬祝
健康
蘇雪林十一月十八日 （1937年）

附錄 胡適之先生答書
雪林女士：
謝謝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長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日）始得檢出細讀。你自稱疏懶，確有些豪興，有些熱誠，可佩之至。
關於獨評，你的過獎，真使我愧汗。我們在此狂潮之中，略盡心力，只如鸚鵡濡翅救山之焚，良心之譴責或可稍減，而救焚之事業實在不曾做到。我們（至少可說我個人）的希望是要鼓勵國人說平實話，聽平實話。這是一種根本治療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們又不甘心做你說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熱』的文字，——也許是不會做，——奈何！奈何！
此事當時時放在心上，當與一班朋友細細談談，也許能做到更積極一點。
關於左派控制新文化一點，我的看法稍與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傾，並不足憂慮。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只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並不足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會產生一些好文字。我們開路，而他們做工，這正可鼓舞我們中年人奮發向前。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
左傾是一事，反對政府另是一事。我覺得政府的組織若能繼續增強，政府的力量若繼續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對也不足慮。我在北方所見，反對政府的勢力實占極少數。其有作用者，雖有生花的筆舌，亦無能轉變其分毫。其多數無所作用者，久之自能覺悟。我們當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舌筆。
我總覺得你和列位憂時朋友，都不免過於張大左派文學的勢力。例如韜奮，他有什麼勢力？你說他『有群眾數十萬』，未免被他們的廣告品欺騙了。——生活當極盛時，不滿兩萬份，邵循美如此說。
『叛國』之徒，他們的大本事在於有組織。有組織則天天能起鬧，鬧的滿城風雨，像煞有幾十萬群眾似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總不會着急。我總覺得這一幫人成不了什麼氣候。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
你看了我的一篇『西遊記第八十一難沒有』（論學近著）？我對付他們的態度不過如此。這個方法也有功效，因為是以逸待勞。我在一九三〇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罵唯物史觀的辯證法的。我寫到這一頁，我心裡暗笑，我知道這二三百字夠他們罵幾年了！果然，葉青等人為這一頁文字忙了幾年，我總不理他們。
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 Landon來打Roosevelt，有人說：“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關於魯迅，我看了你給蔡先生的信，我過南京時，有人說起你此信已寄給他了。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易，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句可以發生效果。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矣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廉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話——（這）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囗囗囗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事敵黨俛首心服。
此段似是責備你，但出於敬愛之私，想能蒙原諒。
我回家已幾日了，匆匆寫此信，中間又因張學良叛國事，心緒很亂，時寫時停，定多不連串，請你莫見笑。
匆匆問好
胡適二十五、十二、十四、

蘇雪林  跋
去年十一月間，報載胡先生即將回國，我信以為真，所以寫給他這封信。誰知直道一個月之後，胡先生才到北平。
這信第一點是關於獨立評論的態度問題，該刊現已被警察當局勒令停刊，所以態度云云，已無從談起。但胡先生說獨評的宗旨是想教訓國人說平實話，聽平實話，我現在認為很對。終日高唱『抵抗』、痛罵政府『賣國』的刊物，雖然是慷慨激昂，有光有熱，沒有事實的證明，便成了誇大和欺騙。國家民族的命運，難道可以讓誇大和欺騙者，作為賭博的孤注麼？我希望獨評能繼續出版，並希望他永遠保持平實的態度。
胡先生說有青年左傾不足為慮，並且可以鼓舞我們中年人向前，這話原極有理。但中國青年很奇怪，有時很講言行一致，有了，某種思想便要表現之於行動。左傾思想非什麼大逆不道，但與叛國主義連結，便可怕了。左傾的分子不多，我也承認。但中國有一種可悲的現象，那便是：少數人可以操縱多數人。歷來學校的學潮，都是少數人鼓動的。多數人明明知道他們企圖不正當，卻總不敢出頭阻止。讓他們將學校鬧坍台，大家都讀不成書才罷。這大約（是）一則中國人都抱『自了主義』；二則中國人素無阻止，所以能被少數有組織的份子制服。一校的現象可推之於一國，現在政府的機構不但並沒有英美的健全，相反的，她的基礎尚在風雨飄搖之中。遇着一點震撼的力量，便有傾覆（此字看不清，估計是“傾覆”的意思吧）的危險。統制思想，似更為實際所需要。德意總該算得先進國家吧，蘇聯建國已十七年，基礎總該穩固了吧，他們對此尚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放鬆。我們尚在非常時期，如何可以大意？少數人的思想、言論、結社的自由固然應尊重，但多數人的生命財產，豈不更應尊重？中國政治機構若能像胡先生所說的繼續增強，並將這個非常時期渡過，那時候，無論青年思想向那一方傾，當然誰都不反對。
我說上海那群高唱『人民陣線』的論客，似有『叛國企圖』，並說他們勢力很大，胡先生尚不相信。——這是因為胡先生不在國中，於他們情形尚不明瞭。去冬西安事變，大公報及其他大報便說，西安方面早有『人民陣線』的分子活動，又說西安的思想界頗受前年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影響。我們知道，北平學聯也是受『人民陣線』分子操縱的，可見我竟不幸而言中了。現在鄒韜奮等雖已被捕，西安事變尚未完全解決，而且本已趨於熄滅的西北赤焰，又成為燎原之勢。夜長夢多，中國前途，我們實不敢樂觀。追原禍始，我們對於『人民陣線』的分子，實難寬恕。要是他們鼓吹謬說時候，京滬各大報與全國各名流，肯出來以正論折之，則他們未必猖狂至此。最近華年周刊（六卷三期）共產黨的問題雲『對於容共的一件事，其實早就應該有個斬釘截鐵的表示，在過去如果已有斬釘截鐵的表示，今日便不會再生容共的問題。明白點說，在共產黨外圍團體，如救國聯合會提出容共的主張時，便應該（無論政府和人民）有一種嚴正的拒絕表示。』又說『國人的傳統態度是：任何問題，只要尚未嚴重到非想想辦法不可之時，總是故意抹煞，置之不聞不問，好像根本就沒有有這一回事似的。等到問題擴大了，使自己生存發生威脅了，於是才大夢初醒，手慌腳亂，走投無路，亟求彌補的方法。』作者又將國人這種態度比作中非的鴕鳥『在被迫無處可追時，或遇到什麼危險時，便將自己的頭伸入泥沙之中，只要眼不見外界，它心中便可坦然了。』其言雖覺滑稽，其實沉痛異常，我願國人以後不要再做鴕鳥。在此信中，我不信任『人民陣線』，而於『聯合陣線』則有讚許之意，乃一時觀察未清楚的緣故。其實兩者都是共黨煙幕，性質相同。
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評魯迅的話，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評魯迅而牽涉魯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當。但現在一幫魯黨，將魯迅人格裝點得崇高無比，偉大絕倫，則我們對於他的人格污點，實有揭發之必要。所謂『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胡先生評為『不成話』，其實儒林傳應作文學傳，像這樣小人確也不容易尋出。我以為這句話不算過甚，惟太動火氣。及『舊文學惡腔調』云云，則切中我的毛病，自當以為深戒。
魯迅最後數年，攻擊胡先生很厲害。甚至憑空污衊他許多言語。我們讀之，常為之發指。而胡先生一點不生氣。並教訓我們批評他時，態度應當持平。其胸襟氣量，實為不可及。這才是學者本色，大儒風度。以視魯迅之窄狹刻毒，誰無意得罪他，便一條毒蛇似的纏住那人，到死不放。真不啻天淵之判了。我對胡先生表示欽佩，並願青年以此為范。
我這封信早成明日黃花，沒有發表的價值，但胡先生信中有些話，必得此信而後明，所以勉強附刊於後，特此致謝。

蘇雪林  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自跋 （1938年）
（原載武昌奔騰半月刊一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