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里就我一个南方人，刚来时，看到她们一个个字正腔圆的，好不羡慕。我整天为用zh 还是z, c 还是ch, l 还是 n, 加g还是不加 g 搞的晕头转向的,尤其是那个l 还是 n， 我觉得我既听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更没法说出不一样来。

宝儿本是个非常崇尚中国文字的人，实在是看不得也听不得俺这le， ne,一通乱搞。 宝儿是不仅幽默，还好为人师。 所以她当仁不让地当起了我的老师。 她非常耐心的给我讲解l和n发音上的区别。从理论到实践讲解的明明白白。“‘老’应该是舌头伸出来，‘脑’是舌头压在上颚底下，来，说一下”，我发挥鹦鹉学舌的精神，调动起所有的口腔肌肉，一遍遍的发出‘老’和‘脑‘。 估计鹦鹉也没我这么用功。  我们两为“老”还是“脑”忙了一上午，终于，我觉得我可以出师了’。等其他几位教官回来后， 宝儿开始考我，然后我憋足了劲，把“老”和“脑”说的既不在里也不在外，既不像老，也不像脑，整个儿一十三不靠，把宝儿气的完全忘了幽默了。其他教官还批评宝儿：“你是怎么教的，一上午，把我们芹泥整得更迷糊了。 这下好了， 以前还有碰对了的时候，现在可好，完全错误，永远错误”， 对我这个学生，她们和颜悦色多了，“没事，芹泥， 反正，大多数情况，根据上下文我们还是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将就吧”。我如释重负，心里有点不服气，不就是把“脑子疼”说成“老子痛”，也没啥大不了。

宝儿看看大伙儿，又看看我，既惭愧，又气恼，我觉得不好意思，安慰宝儿，“没关系哈，宝儿，其实你教导得挺尽责的，只是咱这舌头不是不听话吗？不是你的错哈”。 宝儿很有些感激地点着头，但她后来想想，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着也不应该是她的错，是吧，后来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良久，达成共识，既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她的错，是谁的错有待研究。

像我这种“老”和“脑”随意使用的，大多数是木啥问题的， 少部分情况就比较麻烦。比如，我们年级有姓刘的，和一姓牛的。 当时我们宿舍的童鞋大多就称呼一姓， 比如“朱”， 大老远的吼过去，“朱”， 那边答的还挺欢， “唉”， 很响亮，一点不含糊。  可这俩刘/牛就费事了不是。 我觉得就俩人，不是他就是她， 何必这么费事，可咱宿舍的个个都特认真， 尤其是宝儿。 她提议：“不行就编号吧”，于是就有了刘一，牛二。可问题又来了，咱宿舍，有方向感差的，还有一对数字不敏感的，老是忘了当初规定谁是一，谁是二，常常弄混。 非常糟的是，这种混乱还会传染，开始是一个人忘，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忘了当初到底是把谁设置成一，把谁设置成二。于是，大家开会，决定换策略。 宝儿又提议：“用男刘，女牛”。 没想到，这更是添乱，因为，这四个字分开来念对我都有一定难度，别说放在一起，八种组合呀，兰刘，男刘，吕刘，女刘，兰牛，男牛，吕牛，女牛，难煞我也。

还好这两都不是我们班的，讨论他们的事宜还是比较少。有一段时间赶上世界杯足球赛（1982），我们宿舍也赶赶时髦， 什么巴西队，意大利队等等说的头头是道。场上比赛有穿蓝色服（意大利），绿色服（巴西），大多数人其实也不是很懂得，有时搞不清楚哪个队， 就说蓝队，绿队。（当然，将军除外，她可是组建了我校第一支女足队）。 这下好了， 在我这里蓝队有时变男队，绿队变女队。  本来他们在讨论一些事非常流畅，什么罗西，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鲁梅尼格等等如数家珍， 我进来这么兰男绿女一搅合，她们就被我带着乱跑。最后，我被无情的排斥到讨论会之外，不许出声。宝儿看我“脑脑”实实 的可怜样，既有些同情，又有点“恨铁不成钢”。于是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开课，但俺这舌头长得特殊，就是搞不定这le，ne， 宝儿常常非常有挫败感地看着我， 像是看着外星人，琢磨了半天，觉得好像也不是俺故意捣乱，俺正无辜地张着嘴很努力地不让她失望了，可俺就是学不会不是。 我们经历了一遍遍上课，考试，失败的历程。 最终，宝儿终于认识到，我是朽木不可雕也，放弃了。

        宝儿的父母是学俄文的，她也会一些。 她老说我运气不错，生在中国，如生在俄国，就惨了。 她说俄文说起来舌头要在口腔里打转，还说了几句，听起来真得象滚地雷似得，让我极其敬佩，同时也很同情俄国人民整天要做这么难的口腔体操。

室友宝儿（1）一脸稀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