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 著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芹泥注）。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衝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複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

我曾經在一個大學裡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註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話外），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誌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北京女師大事件，校長楊蔭俞），而被章行嚴（章士釗，當時的教育部長）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裡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着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

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衝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着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

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

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

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 (魯迅最好的作品是針對國民陋行，也正是針對一般的現象，後來他專注於個人攻擊，宣泄個人的私怨，文學價值自然大減，這其實對他個人也是悲劇）。

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芹泥註：這一段最精彩。 我認為也是最值得我們關注和自省的地方。魯迅偶像現象對國人最為危害的地方也是為此，缺少愛和關懷，熱衷個人攻擊，文章缺少系統和章法，凡事走極端，缺少理性，感性因素充斥大腦等等）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着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鬚髮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着的是身材弱小頭髮蓬亂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評英國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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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梁實秋， 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留美。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1927年到1936年間，和魯迅展開論戰，包括“文學的階級論與人性論”、“第三種人”、“硬譯”等多個話題。梁實秋堅持將永恆不變的人性作為文學藝術的文學觀，否認文學有階級性，不主張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批評魯迅翻譯外國作品的“硬譯”，不同意魯迅翻譯的蘇俄“文藝政策”。被魯迅批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摘自維基百科）

注1: 陳西瀅，即陳源教授。留英博士，珞珈三傑之一凌淑華的丈夫。 和魯迅筆戰數年，被魯迅罵為有閒階層。1946年，陳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代表，常駐法國巴黎。陳源與魯迅結怨始於1925年的北京女師大風波，陳源與魯迅針鋒相對，相互筆戰，尤其是後來公開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魯迅對此不能容忍。陳源的信由徐志摩輯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魯迅的反應相當強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反駁。陳源是與魯迅筆戰最為激烈的文人之一。

當時和魯迅交惡的文人很多，林語堂，梁實秋，顧頡剛等等，因為魯迅喜歡批到一切人。 當時幾乎沒有魯迅喜歡的文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當然除了他的私淑弟子學生之外。他在幾所學校任教最後都是不歡而散，說明魯迅比較缺少必要的社交能力。

話外： 如果說反封建，最主要是反什麼？ 當然是反制度和集權階層，國民陋習是集權階層嗎？ 當然不是，誰是呢？在當時，當然是清政府。那麼，誰是反對清政府的急先鋒？革命黨。那時很多社團都有革命黨人，當然最著名的就是同盟會，那麼我們來看看魯迅對清政府和同盟會的革命黨人的態度是怎樣的？ 我們都知道魯迅曾留學日本，當時日本有很多同盟會的革命黨人， 秋瑾便是其中重要成員。 秋瑾曾勸魯迅加入同盟會，被他拒絕。抗清革命義士陳天華因抗議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蹈海自殺，宋教仁、秋瑾等組織追悼活動，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痛斥反對集體回國的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

魯迅剖析國民陋習固然犀利，但對滿清這個封建專制的最高集權，最應該批的，卻很溫和，這也蠻能看出他‘世故'的個性。也說明他對專制並沒有太多的反感。

再者，來說反帝，（當時兩個口號，反帝，反封建）， 當時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所謂帝國主義是誰？ 當然是日本，還有一個是誰？ 俄國。 可是，我們知道，魯迅一向親日的, 也親俄，他非常反感英美。這是他弟弟說的，從他的言論和行為也不難得出這個結論， 比如他非常熱衷於批判崇尚理性的留學英美學者和文人， 他反對當時代表更文明更先進的英美政治體系，卻對專制卻相當的溫和曖昧，如果以這樣一種人作為精神上的導師，思想界的領袖，把他高高捧在天上，不容許別人的一點質疑，我覺得實在是太悲劇了。

我依然認為，反對“專制”“特權”制度比反對國民陋習更為重要。 一旦制度保證國民平等、自由，奴性自然會慢慢消失。 這從中國為什麼會產生奴性國民的歷史便能很容易推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產生奴性的制度，哪裡來的奴性？”，制度-國民陋行， 那個是本，那個是末，這不是很簡單的邏輯嗎？ 津津樂道於披露和批判國民陋行，而對專制政府的惡沒感覺， 我不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推重的所謂“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