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之後，已沒有了士族大家，唐宋時皇權再次登上峰頂，雖然宋代禮賢下士，有不殺士大夫的規定，但士大夫還是常常會因言獲罪，江南文化已經沒有了貴族之氣，但還保留了一些平實的精緻，江南的書肆畫院，江南的園林藝術，江南的小橋流水，江南的絲竹音樂，都是中國文化中高雅的符號。可魏晉時代最特別的文化現象“文化社團”，在唐宋大統一時代消失，而當華夏民族再次遭受外強侵略而陷於危難時，“文化社團”又悄然在江南興起，江南這一錦繡之地屢屢成為中原文明失守的最後戰地，也屢屢成為恢復中原文明的先驅發祥地。

    魏晉時期的文化社團清談經濟，多為哲學和文化意義上的。 曹魏期間的建安七子並非是一個社團，人們只是把幾個建安時期文學上有卓越成就的大家集中在一起給一個名號。而同時期的曹丕、吳質、楊修、等也有很多的文字交往，這是‘文學評論’的開始，說曹丕開始了中國的‘文學批評’是不為過的，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等等開始了文學理論評論的發展。 曹植也有很多文友，如丁儀兄弟，他們常常圍席而作，高談無所不陳，發義無所不展，可惜後來因陷入大位之爭，這些文友都遭加害。曹魏時期的文化交流限於書論，聚集既帶有古時卿大夫與君王共議天下的內質，又因三曹的文學修養含有文字交流的意味。

    正始名士（魏末晉初）何晏、夏侯炫、王弼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從而發展了一種窮究事理的玄學，也帶動了名士對社會現象比較理性清醒的思考和討論。這是清談文化的開始。但他們的清談內容是避開政治的，更傾向於哲學和社會學。 他們的研究更多落於文字，個人著書立說為多，而非雅集中的清談弘辯。這時的文字交流是比較隨意鬆散的。 

    其後的竹林七賢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社團，他們有很多的雅集，但相對後來的社團，他們仍然比較鬆散，既有雅集的交流，卻更倡導不受約束、個性自由的獨立文學研究。這個社團是單純文化意義上的，不涉政治。 所以，在這個社團里， 有出世逍遙派如嵇康、大小阮、劉伶，有入世當官的，如山濤、王戎以及後來的向秀，他們沒有統一的結社宗旨，更無政治主張的羈絆。 只因情趣相投而雅聚山林，清談，豪飲，撫琴，縱歌，形式極其脫俗而散淡，以現代人的眼光，竹林更象是一個高妙的文藝沙龍。

    文化社團真正的興盛是在東晉。東晉在魏晉幾百年裡是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士族階層優越的生活條件給了名士很多閒雅的時間。他們可以暢遊山水，清談經濟，研習文學，展示德行。東晉士族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貴族，他們出身顯赫，有禮尚和教養的訓導，講究家族的榮耀，往往幾代都是名士成員，比如王導家族，王導是東晉的宰輔，王戎是竹林七賢一員，王澄是中朝名士，王敦是江左名士，他們的雅集，風姿秀逸，容止高貴，談吐清雅，情趣盎然。或琴瑟相合，或書畫爭競，表現十足的貴族風範。東晉因為士族崇高的社會地位，和王室雅相器重，契同友執，所以，東晉的文化社團依然是輕鬆怡然的雅聚，並無固定的團體，也無一定的政治主張和目標，更多的體現高深的玄理道義（有些很不切實際）和閒雅曠達的名士風度。劉宋的《世說新語》詳盡地描述了東晉文化社團的雅集。

 (話外： 很可惜，中國文化里沒有數學和實驗的傳統，也缺乏對自然細緻而又系統研究的精神，否則，也許在這些閒人貴族中出現類似西方早期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活動。中國文化里傾向於用文字而不是用數字去解析玄理，更有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的習慣，這也是科學沒在中國產生的一個原因。另外，實用主意也是一大原因。)。

元、清以來，有亡國之痛的江南文人一直是為恢復中原文明而努力的先驅，這段時期出現的文化社團已無晉代文化社團的閒散情致，且最終都演變成政治社團。他們有固定的社團成員，有章程、宗旨、政治主張和目標，社團成員合作緊密，文學直表時事政治和社會弊端，最終直接參與社會改良活動，影響力已不限於文人。

明末清初，為“興復古學”為宗旨創建的文化社團“復社”都是江南一帶的讀書人，他們最初是學術社團，為砥礫文章求取功名而切磋學問。 早期重要人物為張溥。但後來逐漸涉入政治，成為反對閹黨的政治團體“東林黨”。到了清初，又演變為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影響深遠的抗清組織。這期間最重要的人物是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

同樣建立在江南的“幾社”，也是成立於明末，最初成立只有7人，稱為七子。宗旨為“心古人之學，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七子中最核心的成員為陳子龍，他“精通經史，落紙驚人”，清初幾社的很多成員也都為抗清而死。  

清末1902年，一個代表先進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文化社團“南社”，成立在蘇州。發起人是江南文人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南社的宗旨是“操南音，不忘本也”，力主推翻滿清（北廷）的種族壓迫和專制統治，提倡民族氣節， 回歸中原文明，用“南字”相對“北庭”，取自“胡（寓滿）馬依北風，越（寓漢）鳥巢南枝”。南社在辛亥革命中聚集了中國一大半知識精英，“願憑熱血寫風潮”（柳亞子）。他們創辦學校、雜誌和報紙，希望依靠教育和文學的力量，啟發民智，攪起華夏土地的一潭死水，席捲民主革命的風潮。當時有“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說。因南社具有“幾社”和“復社”的抗清性質，又同在江南，被稱譽為“幾復風流”。

南社對推翻清廷做出里不可估量的貢獻。它第一次的雅集只有17人，其中有14人是同盟會成員，到第五次雅集是已有228人，最多達一千八百多人，成為民國最大的文化社團，共有雅集18次，刻有南社叢刻22集。 南社的成員機會包括那個時代所有的風流人物，廣涉教育界，新聞界，工商界，政治界，文藝界，醫藥衛生界，和宗教界，是社會先進的中堅力量。南社裡很多的同盟會成員，南社和同盟會被稱為那個時代先進文明的兩個犄角。南社成立於辛亥革命前，這是中國知識界覺醒成熟的時期，為辛亥革命準備了先進的士大夫階層。民國成立時，司法部次長，教育部次長，實業部次長，交通部次長等都是南社社員。南社成員以江南知識分子最多，他們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新型知識階層。他們的成員包括不僅包括文人如陳去病，柳亞子，高旭，蘇曼珠，陳天華，于右任，李叔同，呂碧城，徐自華，張默君，范鴻仙（孫中山語：范君一支神筆勝十萬雄兵），寧調元，葉楚傖，黃賓虹，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魯迅，等，還包括很多具有資產階級政治理念的政治家如孫中山，宋教仁，陳其美，陳布雷，戴季陶，黃興等等。

即便是在清廷時期，還是有集社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黃花崗志士死難後南社出版的南社叢刻第三集大量發表詩文到悼念死難者，也感召了民眾的覺醒。南社社員是文人，也是志士，他們既可以拿筆，也可以拿槍。

南社為辛亥革命起着文化思想的準備工作，辛亥革命不同以往任何的農民起義，它也有小規模的戰爭，但最終以較少的流血將清廷推翻。反觀中國歷來改朝換代基本是農民起義或宮廷政變，換代之後只是用同樣落後和黑暗的政治取而代之，周而復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士大夫階層以及江南的市民階層在革命黨（同樣是文人）的發動下成就，是文人和士大夫（而非烏合之眾，毛澤東這個帝王思想濃厚帶領着飢餓盲從而充滿仇恨的農民）改良社會成功的典範。這樣的改良或變革以士大夫為社會潮流的方向，時以假日，必能將社會帶向理性和進步。很可惜，年輕的中華民國因一次外族大規模侵略戰爭而被烏合之眾乘機推翻，中國又重新回到專制與黑暗。

南社在民國成立後10年解散。南社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特別是白話文運動是有異議的，它主張保留文言，現在看來，當時的白話文運動的確太徹底了，使得中國文化里高雅的語言流逝。

民國期間，江南文明深受西風東漸的影響，十里洋場的歐風美雨，沖洗着古老的中國文明，也融合進了先進的西方文明。在江南這片土地上，我們既能看到早年江南士大夫的影子，我們也能感受到現代知識階層清辯的理性；我們既能聽到江南中原文明堅忍的聲音，西方的人文主義的啟蒙以及民主和科學的教化也在悄然進行； 我們既能讀到古典的詩書雅唱，我們也欣喜於西方文藝復興影響的白話詩、繪畫、雕塑、建築、文學和藝術； 我們能感受古典的江南貴族精神， 而平民化的現代文明生態已現雛形。

而49後，江南文明徹底淹沒在粗鄙的共產文化中，60年的以低俗取代高雅，以愚昧取代文明，以暴力代替理性，以粗陋代替精緻，“江南”這個文化符號，再也沒有高貴而風流的影子了，即便在江南這片歷代不缺乏風骨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