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你有过被蜜蜂蜇过的经历吗？ 我有过一次，它在我的嘴角边猛地刺了一下，又痒又痛又麻的异感，这种异感会持续很久，以至于一旦触碰那一片区域，比如风吹时，雨淋时，沐浴时，化妆时，我立刻会神经质得护着我早已消了肿却依然又冰又火超级敏感的脸，说不出的一种不适。

母亲的故事在继续，这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却每次都触及我那被蜜蜂蜇过的敏感神经。 这是一个该遭咒诅的词，石膏毛像。

母亲在讲这个故事时，不得不夹杂着很多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49到文革这三十年大大小小、千奇百怪、忙碌而荒诞得不亦乐乎的运动。母亲在给我列数这些运动时，是一种哭笑不得的表情，就像在多年以后描述曾经体验过的精神病院里病人稀奇古怪的行为。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没有医生，只有大批疯子和一些清醒而痛苦的人，陪着一个巨大而强有力的疯子不停的玩着血腥恐怖而又荒诞不经的游戏。 我先把这些运动列出，一来是让包括我在内的人了解那个荒唐的时代，二来，也让我描述这个故事比较顺畅。母亲和家人因出身“不好”被迫经历了几乎所有的运动。所以，我在列举这些运动是，没有查资料，完全是母亲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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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2年： 土改和镇压反革命

52-53年：三反五反

54-56 年，肃反运动

56年：公私合营

57-58： 反右

58-59： 大办钢铁和三面红旗

60-62:  号称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饿晕了，没力气搞运动了。消停了一段时间。平日为了节省体力，都躺着。不是饿死了，就是饿胖（浮肿）了。 据说老毛头吃肉也少了。

63-65： 四清运动，干部下放。（四清从农村开始，清理阶级，四不清人类。然后到城市。我好奇地问，“什么叫“四不清”人类“？ 母亲说： 政治不清，经济不清，组织不清，思想不清。我说，这也太抽象了。）。

66-76： 文革。

66-68： 造反派，反对学术权威，知识分子，然后是走资派。（文革从65年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68-77：知青上山下乡。

70-76：挖坑道

70-76： 工宣队进驻学校，军代表支左（到各个单位）。

74-76：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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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回来说石膏像的故事。先介绍一下张阿姨。张阿姨的丈夫是搞机械的工程师。48年因一个项目从台湾回大陆，张阿姨原先在台湾是教师，48年也随同丈夫回来，49年没能返回台湾。肃反运动时（53），丈夫被管制。三反五反时（56年），张阿姨被下放到百货公司做会计，成为内控人员。也就是说，没有行动的自由，百货公司有一个看管小组（就是一些出身好的营业员）。 64年，母亲也被下放（四清运动）， 和张阿姨在一个单位。66年开始，张阿姨白天工作，晚上被管制（由一些出身好的营业员轮流看管），不可以回家。

再介绍另外三个人。72年初，百货公司有个军代表支左。这个军代表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人很和善。另一个人是一个姓季的女人，出身城市贫民，以文盲自居并十分骄傲。还有一个姓郭的年轻女人，以打砸抢为荣的49后。

72年的一天，百货公司进了一批石膏毛像，张阿姨在搬那一纸箱的石膏像时，不料纸箱底漏了，所有的石膏像被摔得粉碎。当时，我母亲背对着张阿姨在洗手，旁边军代表正对着张阿姨。我母亲听到哗啦啦的声音，回头看到粉碎的石膏像撒了一地。 张阿姨吓坏了，坐在楼梯上大哭起来，“这不怪我，这个纸箱漏了”，然后，她突然指着我母亲说“你看到的，这不是我故意的”，她语无伦次的哭着，我母亲惊诧间才知道自己陷于一个危机，她其实没看见，但她不想否认，她知道如果她否认，张阿姨的境遇会很危险的，可能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情急中，母亲聪明地说“是是是，我看见了，是纸箱漏了”， 她转身对着同样愕然的军代表说：“对了，军代表，你也应该看见了，对吧 ” ？ （我打断母亲，问，张阿姨为什么不说军代表看见了？反而问背对着她的你呢？ 母亲说，她哪里敢？军代表是高高在上的人，关键时候，她只敢拉一个和她一样的普通人，长期地被欺压，养成了本能的保护自己的意识）。 军代表很快审视了这场危机，（如果有人想整他，他们三个都可能脱不开干系，但他毕竟是这个单位的头，又是军代表，所以，他选择了保护这两个人。母亲为此一直感激他）， 说：“是，我看见了。 XX同志也看见了，是纸箱的问题。但你还是应该小心点才是”。 回头想想，如果是两个人在场，在那个人人都可以制人于死地的人，完全可能两个人都变成反革命的。母亲讲到这里很后怕，因为有些被迫害的人一样会反咬一口的。这个故事不少见。

这个事件最后的结局是，由于有军代表和母亲的作证，张阿姨的问题是过失，不是反革命，没有刑事责任。 但是，在群众（以“季文盲”为代表的出身贫下中农的革命群众以及以“郭小将”为代表的一批无知无识的红卫兵小将）的强烈要求下，还是开了批判会，张阿姨被“郭”和 “季” 等女人架了飞机（两手反绑，用棍棒压在颈椎部，用皮鞭抽打。）。母亲说道这里，心有馀悸。她感叹地说，那些完全受共产党教育的年轻人，只要他们认定是坏人，他们便可以不把这个坏人当人，他们有权利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坏人，他们热衷于这种游戏达到迫害狂的地步。暴民文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母亲一直同情张阿姨。母亲虽然出身不好，但她是下放来此单位，她的档案并没有带来，她的身份只有军代表知道，所以，母亲在这个单位的日子还是比张阿姨好过些。有一次，母亲和季文盲值班，傍晚，张阿姨的十三岁女儿袁芳过来送饭（张阿姨晚上不许回家，被关在单位一间屋子里）。那个小女孩看到母亲说“阿姨，请你帮我把饭给我妈妈”，母亲看到那个小女孩小手满是冻疮，又想到她还要给她关在牢里的父亲送饭，便和颜悦色地说“好的，袁芳，我会把你妈妈的饭放到炉子里热了给她吃”，女孩子高兴地走了。第二天，值班完的母亲和季文盲说，“我回家了，你回吗”？季神神秘秘的笑了笑说，“你先走，我回头在走”，第二天，等母亲上班时，军代表把母亲叫到办公室说“XX呀，你以后讲话要注意一些，尤其在一些人面前，不要太表现出立场不稳”，母亲是个聪明人，立刻便明白了季文盲一定是把昨天母亲同情那个小女孩的事回报给军代表了。好在军代表头脑清楚，没有深究，否则，又是一件纠缠不清的事。

74年，周恩来总理有一个讲话，“干部要归队”，同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母亲这波下放的人要陆续回原单位。终于，母亲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十年之后要会原单位了。 她说虽然这个百货公司一堆素质很差的小人，但他在这里还是遇到一些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姓李的阿姨，也是地主出生，比母亲还大，49前师范大学毕业，在一间小学教书，后因丈夫牵连，开除教职，到这个百货公司当会计。她和母亲关系最好，母亲说，因为李阿姨，她在这个单位日子好过很多，因为，她们的友情让她的苦闷可以有倾述的对象。 大约就在母亲离开这个百货公司前几个月，有一天，母亲看到季文盲在训斥李阿姨，因为季文盲要李阿姨帮忙开发票，可李阿姨正忙，说“你自己学着开吧”。季文盲火了，又哭又叫：“你不就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吗？显摆什么？我们是贫下中农，没钱读书，但终是比你这个地主的女儿要强”，也许是“地主的女儿”这个词刺激了母亲，也许是上次季文盲的告状让母亲耿耿于怀，也许是母亲想到自己马上要离开，索性豁出去了，她过去劝架：“老季，你不要这样，解放也二十多年了，这么多扫盲班，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你就是一天学一个字，也该学会开发票了。你不想想自己的问题，到要怪起别人来”。老季立刻不说话了，也许觉得母亲马上要走，她也不知道母亲的背景，想着上次告状也没怎么样，估计欺负母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就没再继续撒泼。其实，这个姓季的，虽是文盲，但并不愚笨，可谓心术不正，见人下菜碟、欺软怕硬那一套是很熟悉的。

母亲另一个在百货公司的好朋友是陈阿姨。陈阿姨49前是在上海，父母是资本家，49后被一个南下干部强行霸占，那时她刚刚高中毕业。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那个奇丑无比，粗鄙不堪的高干，离婚并离开了上海，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和外婆生活。（还好，那个高干又看上了一个文工团的女孩，否则，这婚还不太好离）。

母亲终于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百货公司，77年，军代表也离开回到原籍常州。母亲和陈阿姨以及李阿姨成了很好的朋友，直到如今。

听完这个故事，就像看完了一场怪异世界里怪象的展览。如果是仇恨和嫉妒的报复，如此乱象，如此人性的颠覆，如此暴厉的思想灵魂的全面践踏，如此国民精神的堕丧，已经不是寻常人性所能解释，即便是心理状态失常的躁动，也不该是自我蹂躏，自我毁灭吧。我真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