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重所有向我展示思想的人，但我希望他能把是否接受思想的自由留給我。

    我漠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思想的語言，因為他的語言完全遮蓋了他的思想。

    我尊重所有善於思考的人，因為他們是在釀造人生的智慧，就像用朝露釀酒。            

    我漠視用野蠻詞藻掩飾蒼白思想的行為，因為我看到的只是沙漠裡的貧瘠和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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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時候曾參加過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高談闊論”俱樂部，回思起來，那是一段輕狂幼稚可笑的日子，唯一可回味的在於提醒自己曾年輕過。而那種爭論基本沒有給我任何啟示，只是給我增加爭強好勝的暴虐之氣，所以，參加了不久便退出了，後聽說他們也很快不歡而散了。 

    對我來說，思想之泉的汲取最好的途徑基本還是來自清心讀書和靜心思考。讀書的好處在於它可以讓人不受干擾得吸取營養，如在晨風中自由地呼吸花的芬芳。思考的力量是強大的，它使思想的光華充盈，使智慧的甘露香甜。

    其次，遣詞造句作文章是一種有效的消化和明晰思想的過程。讀書中有些思想融入自己的思維中，但當它沒有成為語言時，它比較無序模糊，沒有具象，沒有明確。形成文字的意義在於分析和綜合的過程中形成思想系統的邏輯自恰性，這是一個再創造和完備過程，換言之，你必須要自圓其說才能接受和表述自己的觀點和思想。簡單比喻，讀書中我們積累了磚塊，形成文字就是用磚塊蓋房子，磚頭是無序的，房子是有序的，它能有效得展示思想的內容和藝術的風格。 

    再其次才是討論的功效。理性的討論是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它給自己已成基本輪廓的思想提供了升華的空間。 但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並非任何討論都是有益的。

    爭論的果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我認為，當爭論變成以互相攻擊為目標，以詆毀對方為手段，這種爭論就變得毫無益處了。

    這裡我來談談我個人對討論和爭論的看法。當然這完全限於我自己，沒有推廣的意思。我個人早已不喜歡爭論，但我不拒絕理性的討論。我對討論的對象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第一，討論的對象必須是在一種相同的興趣和基本觀念的共識之上，當我知道一個人的基本認識和自己完全不同時，我一般不和他討論。尤其是當我認為他的思想就是愚蠢和荒謬的代名詞時，我是不會花時間和他有任何的語言交集。他們當然有繼續愚蠢和荒謬下去的自由的。

    第二，我討論的對象必須是自己信任的朋友，他是珍視友情但不綁架友情的人。懂得尊重別人是一種文明的象徵，尊重別人最主要的是尊重別人的思想，無端得向別人灌輸自己的思想是強暴行為。我的思維原是以不影響或試圖改變別人的思維為基本底線，我希望我討論的對象也一樣。

    第三， 我討論問題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啟示，我說過這個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討論是互相補充互相完善的過程，而不是互相詆毀和打壓的過程。思想可以是犀利的，敏銳的，但當他用暴力的語言表述出來時，他的思想的光華就完全被刀劍掩蓋了。

    第四，我討論問題時是當自己和他人都願意討論的時候。我不喜歡沒有沉默的自由，我相信別人也一樣。當我聽到別人暗示不想就這個問題糾纏下去，我知道這是閉嘴的時候了。

    關於爭論，我想爭論本身大約是沒有對錯的，但爭論的目的是有高低之分的。如果爭論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年輕的理由，如果爭論是為了壓倒別人因而從中得到高人一等的美好感覺，如果爭論就是為了痛快打一架，因為平時沒地方打架，在網上打架可以虛幻自己為鮮衣怒馬快意恩仇的俠士，再如果爭論就是為了爭論，那我可以說一句，“have fun”，但請不要為自己這樣一個低級的理由找高尚的藉口，把自己化身為真理的代言人。

    我欣賞年輕人的熱情和直率，甚至衝動，但我不理解成年人以理想和熱情為由動輒衝動並引以為豪的行為。我欣賞很多成年人保持天真的秉性，但我不理解他們執着與幼稚，理想和做夢不一樣，因為它有一個“理”在裡面，天真和幼稚不一樣，因為它有一個“真”在裡面。

    西方文化有悠久的思辨傳統，他們早期這種智慧的思維活動如靜觀、冥想、思辨對西方哲學、科學、和政治體系的形成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歷史里魏晉的清談雖有別與西方的思辨，但那種思維交鋒也為玄學等哲學的產生以及老莊義理的解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常說的魏晉風度，其中一個風度就是清談。 那個時代韻士文人很多都是清談的高人，當然，他們也多是文字的高手。我們熟知的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家族、王羲之等等都是清談的名流。他們清談時往往先設立賓主兩方，談主設立主題並申述，而辯方就論題加以詰辯，然後反複分析義理。

    清談時賓主雙方的辯論可以非常激烈，有時高下立判，有時不相上下，名士們大多惺惺相惜，對對方辯論的精彩之處多讚賞有加，表現出豁達的君子風度和高尚的內在修養。如，王導和殷浩“既共清言，遂達三更。。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再比如，王羲之本看不起支道林，但當他看到支道林寫得《莊子，逍遙遊》，深深敬佩，說“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說自己“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世說新語》裡對魏晉的清談之風以及中間的趣事軼聞有很多記載，此書也成為解析魏晉風度的最佳名著，難能可貴處是它的詼諧筆調將魏晉風度中有悖於中華文化拘謹嚴肅的風格淋漓盡致的描述出來。

    中國近代有過一次文壇上持久的論戰，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有失文人風度的一場失敗的論戰。這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文學研究會”和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之間長達10年的關於“為社會而文藝”和“為文藝而文藝”的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