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棘鳥MM在《讀民國反魯才女蘇雪林-續》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那就是私德和社會影響力的關係問題。 （謝謝紫兒MM）。

    魯迅如果單純作為一個文人，即便是成就很高的文人，他個人糟糕的私德應該不會影響到社會，因為，此時，他的社會影響力應該單單來源於他的作品。但魯迅被左派捧到“思想領袖“，”青年導師“的偶像地位，他的私德會通過他的偶像高位的社會影響力，大大引導社會公德的敗壞。

    魯迅現象是個不難理解的現象。 魯迅思維中缺乏理性，他行為上更是一堆中國人特有的陋習，聰明但缺智慧，犀利但缺仁慈，個性上陰氣十足，自私偏狹，尖酸刻薄，“盲目的激情”，“不負責任的破壞打倒”，“製造仇恨”，可以想見，當一個基本思維中缺乏理性、個性上有很多缺陷的人，如果被本就缺乏理性的民族視如偶像，再再地被青年人推崇和效仿，那麼社會公德的低下便順理成章了。

    所以，私德如果只是限於一個單純的文人，是不太會和社會效益有很多的關聯，但如果這個文人是全民偶像，他的私德可能會隨着他的社會影響力直接轉化為公德。

    漢卿兄的一句話很有意思：“魯迅也只能是擊鼓傳‘惡瘤’”了。

    當然，客觀的說，他被推上崇高的“偶像”地位，不是他的作為，這一點，有網友也指出。但我覺得這個事件中，也顯明魯迅個性中缺乏自省的大智慧，同時也缺乏前後一致的邏輯。

    魯迅是高舉“打倒孔家店”大旗的主將，他蔑視權威和禮法，但是，當人們把他樹立為權威時，他卻默然首肯，然後發展到，只要有人敢蔑視他的權威，那一定是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姿態。  這不值得人們的深思嗎？

    (反觀伏爾泰，這個被稱為“法國人的良心”的人，受到全歐洲擁戴的啟蒙運動的領袖，這個崇尚理性的思想家，至理名言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臨終前他給自己的評語是“我死的時候敬仰上帝，愛護朋友，不恨我的敵人，但痛恨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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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有理先生的精闢的評論： (謝謝有理先生的妙評）

在我看來，私德與社會觀點，及至社會影響力都是密切關聯的。私德是函數的內核，思想的本質。文化、語言僅僅是包裝，行為才是根本。語言的道德君子誰都會做，行動的道德君子鳳毛麟角。指數與對數的曲線在零點附近是多麼的相近！問題是變量域擴展之後呢？要知道：病毒往往都是隱藏在應用價值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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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始終缺乏文明的推動力。其中，又有文明與文化的本質問題。如果拿魯迅與韓寒比較，個人上相差甚遠，但是在對社會的作用上卻是有很大的相似。魯迅與韓寒所代表的，都是一種文化現象，一種在極為落後文明的土壤中發展起來的文化。

那麼從我自己的角度看，魯迅到達了當時中國文化層次的高峰，但是並沒有到達與相匹配的文明層次。通過歷史，特別是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文明的關鍵不是What, why, when，而是How，也就是推動社會文明發展的正確思想和理性的行動力。這種行動力既來自於理性的思維、科學的態度，更依賴於人的品格。

"魯迅思想”所推動的革命，是一個與文明背道而馳的革命。魯迅雖然是左翼文化旗手，但他在社會發展方面又是共產革命的文化槍手。不管他自己是否情願。

蘇雪林從自己的思考模型中透視到了魯迅在文學才華之後的人格缺陷，包括其人思想格局的偏狹。而正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這個文化主要載體，在人格上的層次低下，才導致了中國社會文化與世界文明的脫節。當然，這最終還是社會整體的問題：思想能力和思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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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理先生關於私德和社會影響力有一段細緻的梳理，我建議有理先生把這一段文章另立主文，也許能得到大家的討論，我先放置於此：

“

首先，我覺得關於私德與社會貢獻的關係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Debate。這涉及到了如何去認知的問題。我之前說“無法排斥紫鳥的觀點”，正是因為同樣也認為“私德與社會影響是非線性相關的”。同時，我也認為，即使一個人的私德很差，但其思想觀點，包括其本身的其它功能，在一個特定的函數域中，其私德的影響是完全隱性的，也就是失效並可以忽略的。牛頓的例子就屬於這個情況。其主要原因，是科學本身完全是一種純理性表達，其邏輯鏈條的充要關繫結構使得科學與人的行為徹底剝離。因為人的行為支配不了自然規律。這時，牛頓的偉大在於他對人類科學文明的推動。其私德與科學規律是零相關的。

但是，作為一種完全是針對社會活動的思想觀點，我們卻真要好好思考一下其社會價值與其私德的相關性。不容否認，個體是其思想的Carrier，其思想的表達，就是信息在Carrier上的Modulation。當信息傳播到社會，社會就會對其進行Demodulation，從而獲取自己所需的有價值信息。那麼，只有當information與carrier零相關時，demodulation才能無誤差地獲取info，例如牛頓的科學成就。而對於社會問題，由於carrier本身是社會的一部分，那麼carrier與info之間就具有了密切的相關性。最關鍵的，是carrier與info交叉調製，那麼社會所獲得的Info必然具有了carrier的影響成份。更關鍵的是：info所代表的函數性質，與carrier所調製的Info的性質就會發生本質性的變化。

魯迅對社會黑暗的揭露的確犀利和深刻，但停留在“煽情、嘲弄和文藝性的咒罵”則也是事實。魯迅的價值在於最大限度地喚醒了社會全方位的不滿，而他自己卻“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魯迅對異己的排斥和打擊，反而因為其文學地位的突出而極大削弱了中國社會理性思維身存空間（精闢）。魯迅的思想僅停留在對舊體系的砸爛，從其整體的思想結構來看，其本質是破壞而沒有建設。魯迅正是通過給社會煽風點火、咒罵解氣，而成就了自己的利益。

這不正是中國歷代野心家和陰謀家慣用的伎倆，以及他們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