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介绍了民国才女苏雪林。关于她的反鲁，我知道一般人都认为鲁迅的思想是深刻的，其实我也不反对这个观点，鲁迅对国民陋行的确是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但我认为他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注1），他的手术刀是锋利的，这无异议，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医生，因为，他只是将国民的“恶瘤”刨开，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丑陋邪恶败坏，然后，他就远远地走开了。如果把他看作一个医生，那他是一个缺乏医德的医生，既没有设法把恶瘤除去，更没有任何治疗的作为。也许他根本没有治疗的办法，也许他根本没有治疗的兴趣或打算。结果如何呢？ 人们对这样一个恶瘤习以为常了，对丑陋见怪不怪了，反而将其定格放大，以至它肆意扩散渗透到每个角落。

    我们看看他作为长期以来大陆文艺界的思想领袖，他所揭露的国民陋行有一样被修正和截除了吗？没有，反倒是把一些本性的天良淳朴给挥棒打掉了，旧日传统中的一些基本美德被清除了，留下的道德真空，被共产主义邪恶（以信仰和道德的双重身份）伺机填补进来，形成了一个国民陋性和共产文化杂交的超稳定怪胎，而这个怪胎的生长能力几近疯狂。至于国民陋习本身呢？我们看到的是，愚昧更甚，奴性更甚，冷漠更甚，阿Q精神更甚，暴民文化极大的强化，还附带着一个“思想领袖”的大棒、“刀笔文化”和“群众运动”的翅膀、“造神文化”和“歌功颂德”的毒汁，“谎言”和“造假”遍布的无耻无良， 于是，本就缺乏的些微理性消失的无影无踪，天性的美好和纯良丧失殆尽，道德底线深不可测，国民陋行却是极大地发扬光大。（话外）

    作为一个文人，鲁迅当然有他的地位，他早期的《狂人日记》《呐喊》《彷徨》奠定的文学地位没人可以抹杀，也没有人要去抹杀，(注2) 。只是自那之后，他文学上再无像样的建树，而热衷与和别人打笔战（尤其对欧美留学归来的文人，真正想以科学和民主理念救国的人），所以，他无论是思想上、学术上还是文学上，鲁迅根本没有到达那样崇高的地步，加上他的私德极差，以这样一个人做为思想领袖，精神导师的身份来充分展示国民的各种陋习，可见危害有多大。（当然另一个人造的“神”危害更甚。中华民族就被这两个人造神毁了）。

    “一个偶像造成之後，原也不易摧毁。历史上本有无数偶像，几千年来，香火不绝。揭破了不值半文钱，但人们宁可随俗奉祀，好像如此才能心安理得，这是人类的愚妄，也是人类的懒惰。”（苏雪林）

我把我评论里的一些观点放在正文里：

    鲁迅的“左倾”不是我所批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左倾没有什么可批的，我所批的，是他对异己或者他不喜欢的人拿出“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这是人品和性格缺陷，而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人被共党利用，将危害迅速扩大，我一直强调，大陆易帜是从文艺战线开始的，他们的宣传实在是太厉害了，这项工程，鲁迅绝对是一个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相反，崇尚英美制度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胡适，坚决否认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他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民治，宪政，而他的理性主张和咱们的中国国民性是不相时宜的，所以，　胡适一直将开启民智当作首要事务，认为“民众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他非常重视教育，亲力亲为创办多本杂志，以承担思想传播重任。

     非常可惜，胡适的政治主张与文学遭受鲁迅持之以恒并极其刻薄的批评。
鲁迅的书在当时是洛阳纸贵，而胡适的理性主张却无人问津，所以，胡适抱怨说自己说了一辈子话，没人听，教书教了一辈子，没人理；写书写了一辈子，没人看。胡适捍卫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张几成空谷足音。

    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在文坛上的高位实在是中国民族的灾难。

    注1：鲁迅自称不喜英美，反感英文（周作人语），外国作品中喜欢日俄，翻译过很多日俄作家的文章。

    注2：苏雪林早期曾撰文赞誉。称赞鲁迅把国民陋性提炼出来，比如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自尊癖等。(其实我觉得国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陋行很少有人提及，那便是“急性子”，希望马上看到结果。也许这可算在感性思维范畴。这在各个方面都有表现，比如制造业里的粗制滥造。另外“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也是陋性之一，估计也可以划在感性思维范畴)。

    话外： 反过来，如果我们将恶瘤除去，而不仅仅是将它敞开，并及时以美好的组织结构填补，恶习自可被淡化，虽然这不是一夜之功，但假以时日，美好和健康会成为主流。这里我们会看到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区别。感性也许很痛快，破坏总是可以立刻看到结果，只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建立‘作为后续，必然导致更加糟糕的乱象。理性是经历过充分思考，仔细的准备，无数次的修正，虽然是缓慢的，因为建造需要堆积大量的时间，但结果必是趋于更加合理公平的秩序。

    注： 以下是苏雪林1937年写给蔡元培和胡适的信，胡适的回信。 收录在她长篇文论《我论鲁迅》中。从中我们看到，苏雪林的担心基本都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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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致蔡元培论鲁迅

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孑民先生道席： (

昔在里昂，曾瞻□范，前于鄂渚，又侍麈谈，维躬康鬯，颐养冲和，长扶大雅之轮，永为多士之范，为欣为颂。比者鲁迅在沪逝世，鲁党推先生主持其葬仪，上海各界成立鲁迅纪念会，又推先生及宋庆龄女士为筹委，方将从事盛大宣传。先生太邱道广，爱才若渴，与鲁迅旧谊颇深，今为之料理身后诸事，亦复分可当为。顾兹事虽小，关系甚大，林窃有所见，不得不掬诚为先生陈之，幸先生之垂听焉。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鲁迅屡变。后又推广其攻讦之范围，以及胡适先生，曰“高等华人”，曰“伪学者”，曰“王权拥护者”，曰“民族利益出卖者”，曰“杀戮知识阶级之刽子手”，甚至深文曲笔，隐示其为“汉奸”，为“卖国贼”，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正人君子”及胡适先生在鲁迅“信手枭卢喝成采”神技操纵之下，体无完肤矣。青年对彼等之信仰完全失去，且随鲁迅而狺狺吠其后矣。夫女师大风潮，曲直谁在，为公所知，借曰直在鲁迅，而曲在“正人君子”，计亦非不共戴天之仇，引绳批根，至十余年而不已，果胡为者？且胡适先生从未开罪于彼，徒以与其所怨之“正人君子”接近，又以学问名望，较彼为高，足以撩其妒恨，是以烹老鼋而祸枯桑，连胡先生一并卷入旋涡。似此褊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岂惟士林之所寡闻，亦人类之所罕睹，谓其心理非有甚深之病态焉，谅公亦难、论鲁迅书首肯。今日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读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心理的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夫青年者，国家之元气，民族之命脉，而亦先生所爱惜珍护，逾于头目心肝者也。过去之青年，受鲁迅人格之感化，堕落者已比比然矣，现在，未来，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岂先生之所雅愿者哉？先生从事教育事业，本欲青年皆成为健全之国民，今先生四十年努力之所不足者，鲁迅一书败之而有余，天下事之可以太息痛心者，又宁有过于是哉？
     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则曰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为名焉耳。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一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或谓鲁迅讽刺文笔之佳妙，不如肖伯纳，而口唱社会主义，身拥百万家财之一点，则颇相类（见一九三三，二，十七《大晚报》社评），谁谓其言之无所见耶？彼在上海安享丰厚之版税稿费，又复染指于政府支配下之某项经费。染指则亦已耳，乃又作《理水》小说，痛骂文化城之学者，以示一己之廉洁，欲盖弥彰，令人齿冷。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然则所谓文化大师者固一如此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之人物也！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此风传播，报章杂志，语及鲁迅，必有一段滥恶不堪歌功颂德之词，读之殆欲令人胸次格格作三日恶。身死之后，颂扬尤烈，甚有尊之为“中国列宁”者。王莽篡汉，吏民上书者四十八万；魏忠贤秉政时，生祠遍天下，配飨孔庙，林昔读史，常窃耻之，不图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窃尝谓中国政界固多争妍取怜之风，文坛亦有奔竞之习，然今日青年之于鲁迅，几于鲁迅颦而颦，鲁迅笑而笑，鲁迅喷嚏而亦喷嚏，则诚过去文史所少见。然青年则何知，是皆鲁迅好谄之念所造成耳，盖鲁迅盘踞中国文坛十年，其所陷溺之人心，与其所损伤之元气，即再过十年亦难挽回恢复焉。
     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文网之密，不啻周来之狱，诛锄之酷，逾于瓜蔓之抄，正士钳口以自保，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发纵指使，为所欲为，气焰之盛，至今文人语及，犹有谈虎色变之慨，先前威棱，可以想见。盖彼以劣迹多端，惧人摘发，又虚荣心极炽，欲长据其所谓“金交椅”者，非此则不能自保，且名位愈崇，愈可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用以吸收青年之信仰崇拜，果也，名利双收，生荣死哀，“世故老人”可以含笑地下矣！鲁迅固以反帝战士自命者也，而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主义独无一矢之遗。且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其赠日友携兰归国诗云“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反帝之人乃与我国大仇如斯亲昵，此虽鲁党亦百喙不能为之解者也。或曰鲁迅所反对者日本帝国主义耳，与私人友谊何与？然林闻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而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综上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先生乃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之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亦有所蔽焉尔。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
    国家缔造艰难，今日基础始稍稳固，而国难如此严重，吾人亦正需要一内可促现代化之早成，外可抵抗强敌侵略之中心势力。黄台之瓜，不堪再摘，同根萁豆，宁忍相煎，而左派乃欲于此时别作企图，肇分裂之奇祸，为强敌作驱除，谓非丧心病狂，又乌可得？且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夺取政权成功，先生安归？传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知卫其足”，此则愿先生深思者也。先生昔日营救牛兰及陈独秀，纯出保障人权之立场，态度光明正大，无人不表钦佩，然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则个中利害，大相径庭。先生耆年硕德，人伦师表，一言足为天下经，一动足为天下法，先生而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之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诗曰：“德音孔昭，民视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
     左派行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此次之事，无非利用先生名望地位。为鲁迅偶像装金，且借此为其宣传之掩护。甚至九七老人马相伯先生亦被列名葬仪发起人之内。其实彼等于先生及马老先生之主张信仰，何尝赞同？不惟不肯赞同，时机一至，即毫不容情加以掊击矣。林平日虽极恶鲁迅之为人，其人既死，雅不愿更有所指斥，然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薰者，乃勃然不能复忍；且观左派宣传之剧烈，知其志不在小。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出言戆直，惟祈海涵，聪明正直如先生，傥不以斯言为河汉乎？第月旦人物，仁智之见各殊，或者夫已氏之恶，不如林所见者之甚，故先生不惟不忍绝之，且不惜借以令名而保护之，则望锡以教言，开其聋塞，不胜企盼之至。引领春申，斗山在望，临风拜手，不尽依依。
     肃缄敬请
     大安伏祈
     亮鉴
     后学苏雪林谨上十一月十二日
     此书乃去冬十一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人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雪林自跋
（1937年3月16日《奔涛》第一卷第二期）

苏雪林：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

适之先生：
自民国二十一年珞珈得观尊颜，并承雅教，流光容易，又过去几年了。这几年里，虽然时常想念先生，但总没有片纸问候，我的疏懒自问真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只有希望先生勿加罪责。
近读报纸，知道先生即将回国，我有几个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问题，愿意和先生提出谈谈。望先生不弃，能彀给我一种正确的指示。
第一是关于独立评论——以下简称独评——态度的问题。谈到独评，我个人有一点感谢之私，不能不趁此一为表白。九一八之后，外患日深，灭亡之祸，迫于眉睫，不愿当亡国奴者都感到救国责任之不容推诿。我们虽都是仅能摇摇笔杆子的朋友，力量非常微弱，但救国的力量本是由一点一滴集合而成的洪流，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但问题就来了，我们怎样运用笔杆的力量呢？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努力不落空虚，甚至爱国者反而祸国呢？于是我们感到摇笔杆子之前，应先决定思想态度。我们的思想态度又是应当跟着中国的出路走的，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将中国出路研究一番。前几年，左派在中国很得势，宣传品也非常之多，他们百变而不离其宗，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向左转』是中国唯一出路。我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觉得中国问题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必跟着时代潮流乱跑。但前几年政府态度不甚明瞭，抵抗的决心也不充分显露，不但一般青年感觉万份苦闷而向左转，就是像我们中年人也曾不由自主地发生动摇。幸而有先生办的独立评论这样刊物，作为我们的精神粮食，我们渐渐明白中国是有办法的，只要能统一，能现代化。于是我们的思想态度才逐步稳固起来了。我今日之没有同一般青年走入歧途，可说全属独评之赐。我想同我一样受独评之赐的人还多呢。
独评持论稳健，态度和平，是今年刊物中所少有的。对于中国内政外交各方面，也常常有宝贵的一见贡献。年来中国之建设日有成功，政治之渐上轨道，国际舆论之大有转移，谁都承认独评锦了很大的推动力量。不过独评的态度因过于和平，持论因过于稳健之故，色彩未免不甚鲜明。我们读这样刊物固然能领略其中好处，青年人便有点难说。况且现在所谓反动刊物其所有言论无不慷慨激昂，有光有热，极鼓舞读者精神之能事。青年读惯了那样文字，再读独评，无怪有不能『过瘾』之感了。从前政局不稳，左派势力太大，独评那时提出鲜明主张，必至为恶势力所摧毁。现在中国已统一，政府威权日渐巩固，青年对于政府也似乎生出较多的好感，独评这时候说话，一定比从前容易入他们之耳。我想独评态度能再明朗化一点，积极化一点，效果一定更大。譬如独评最近两期所登君衡先生的中苏关系，张印堂先生的蒙古的位置关系在我国防上的重要，言人所不敢言，足以打破青年迷信共产主义和崇拜苏联的大梦。我们明朗化积极化者，即指此而言。像这类文字，我以为以后不妨多登些。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第二个是关于我们怎样从左派掌握中取回新文化的问题。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的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入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剧电影等等，造成清一色赤色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他们又抱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宗旨，必要时什么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好像他们从前高唱工人无祖国，现在也来什么『国防文学』了；从前只讲阶级斗争，讳言民族利益，现在也有什么『民族解放』、『民族战线』，连写信煞尾都要来个『民族敬礼』了。先生等在五四时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们巧取豪夺，全盘接收了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谢先生，还要痛骂先生呢。先生恬淡为怀，高尚其志，本不属同这些人争夺什么『思想领袖』、『青年导师』的头衔，不过目睹千万青年纯洁的心灵，日受叛国主义（君衡先生语）的熏染，能不痛心？现在政府虽不合我们理想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我读先生著作，知道先生对现政府的态度，正是如此。我们都希望这一盘散沙的民众，和漫无纪律的国家中，能产出一个强大的中心势力，利用这势力，内以促进现代化的成功，外以抵抗强敌的侵略。要是一国之中最富活力的青年，与政府站在相反的地位，并常以毁灭这中心势力为企图，则中国好（不）容易储蓄出来的一点实力，又将因互相乘除而等于零，先生一番维护现政府的苦心岂不白费了么？中国若真非向左转则没有出路，则左派的理论，我们不能限制青年接受。左派文化的控制权，我们也不容干涉。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我们分析左派宣传共产的动机，爱国成份少，争夺私人利权的成份反而多，我们为什么将我们所托命的国家供给他们儿戏呢？我们如何能坐视无数可爱的青年，作为他们牺牲品呢？
第三是关于如何矫正目前流行的浅薄而谬误的救国理论问题。左派成了清一色的赤色文化之后，在这国难时期又提出许多救国方针。他们所出刊物多如雨后春笋，我也记不清许多。只知他们谈世界问题的有国际知识，谈内政和普通社会问题的有生活星期特刊。两者都为青年所热烈欢迎。前者我尚未注意，后者则我差不多每期寓目。生活星期特刊主编人为邹韬奋，这是我一个熟人，也是先生所认识的。八九年前他在上海办生活周报，反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见识虽不甚高明，倒也算得比较纯正的民众读物。九一八前后，他因受了上海左派的包围，思想渐渐改变，大有左倾趋向。所办生活以言论过于激烈，被上海市政府查封。韬奋出洋，他的朋友杜仲远、金仲华等，接办大众生活与永生，继续发表偏激言论，均不久夭折。韬奋回国后，在香港办生活星期周刊。大约未了出洋一趟，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又同左派朋友隔离，头脑似乎清醒多了。在这个时期里，他所发表的议论，已不大反对政府，并提倡『救亡联合战线』，希望政府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付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当鲁迅茅盾在上海开什么『国防文学』与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韬奋好像颇不以他们为然。屡次指摘他们『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近来他因香港航运不便，将所办刊物搬回上海出版，重新落于左派陷阱之中，思想又趋反动了。『救亡联合阵线』变为『人民阵线』了。韬奋这个大爷可说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换言之即是没有头脑。他的学问不及梁任公之万分之一，但任公少年时代的坏处，无一不备。正如俨又陵对任公的批评『于道徒见一偏，而出言甚易，其笔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他以过去历史关系，拥有群众数十万，左倾之后，又吸引了无数青年——大中学校的学生于邹等所办刊物，几于人手一编——其一举一动，俨然成为一种势力。
韬奋等人一谈到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便高唱『抵抗』和『抗战』，大言炎炎，颇足动青年之听。至于中国实力究竟如何，政府准备究竟充分与否，却从不过问。他们的口号不外组织『人民阵线』和立刻发动『整个民族救亡运动』。但具体方案，至今尚不见提出。并且在这两个好听口号之下，似尚含有『叛国』阴谋呢。
左派从前最喜谈『农民英勇的抗争』，近来又喜谈『大众力量』。生活号的同志们，也最喜借『大众』为鼓吹，他们所提倡的『人民阵线』和『整个民族救亡运动』，都是在『大众』两字上翻来覆去做文章的。在他们心目中『大众』好像是一尊千灵万应救命王菩萨，我们只须将这尊菩萨抬出，敌人便望风而逃了。救国的大任，当然不是政府当局几个人所能担负，当然需要四万万人一致的努力，但军备的准备没有整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目的，所有的力量不能配合在一起，让政府运用自如，虽有几十万的大众，也不能干出什么，我怕人多反而更乱哩。但庸俗的民众和无知的青年，受他们浅薄而谬误的理论而麻醉，众口一声，雷同一响，恨不得『大众菩萨』立刻显灵，好即日和日本宣战，进兵收复失地。即知识较高的大学生，也多有作此想者。说来真未免可笑而复可怜了。我以为先生对于这类刊物不可不注意。对于他们的理论，应当随时加以矫正。先生说话是最有力量的。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望先生毅然肩起。
第四个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叫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吊利罢了。但左派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谁都知道中国花费巨大牺牲的代价，好（不）容易造成了今日一统的局面。仅存的元气，决不容再受斫伤。反动的势力多酝酿一分，则目前局面的动摇性增加一分。所以『鲁迅宗教』的宣传，政府方面似乎不能坐视。
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彀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在这里，我要套吴稚晖先生的口吻大声疾呼道：『宁堕吝道而如输廻，不忍见此可悲现象！』我想先生也有同样的愤慨吧。鲁迅生平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偏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但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我以为应当有个人出来，给鲁迅一个正确的判断，剥去这偶像外表的金装，使青年看到他里面是怎样的一包粪土，免得他们再受欺骗。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唐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之一矛。但几个我素所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个个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我现在很想借独评一角之地，发表我反鲁的文字。不知先生允许否？希望能给我一个确实的答复。如蒙允许，我便开始写作。否则，只好暂时忍下这口不平之气，让将来别人来批评他罢。阅报见此次鲁丧，蔡孑民和马相伯均遭鲁党利用，甚可惋惜。我曾拟就致蔡先生长信一通，以作谏诤。兹将信稿寄先生已阅，如以为可，即将发出。（下略）
敬祝
健康
苏雪林十一月十八日 （1937年）

附录 胡适之先生答书
雪林女士：
谢谢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长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日）始得检出细读。你自称疏懒，确有些豪兴，有些热诚，可佩之至。
关于独评，你的过奖，真使我愧汗。我们在此狂潮之中，略尽心力，只如鹦鹉濡翅救山之焚，良心之谴责或可稍减，而救焚之事业实在不曾做到。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治疗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也许是不会做，——奈何！奈何！
此事当时时放在心上，当与一班朋友细细谈谈，也许能做到更积极一点。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会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的势力实占极少数。其有作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所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舌笔。
我总觉得你和列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极盛时，不满两万份，邵循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闹，闹的满城风雨，像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帮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
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第八十一难没有』（论学近著）？我对付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这个方法也有功效，因为是以逸待劳。我在一九三〇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然，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来打Roosevelt，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易，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句可以发生效果。馀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矣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廉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下半句尤不成话——（这）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囗囗囗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事敌党俛首心服。
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我回家已几日了，匆匆写此信，中间又因张学良叛国事，心绪很乱，时写时停，定多不连串，请你莫见笑。
匆匆问好
胡适二十五、十二、十四、

苏雪林  跋
去年十一月间，报载胡先生即将回国，我信以为真，所以写给他这封信。谁知直道一个月之后，胡先生才到北平。
这信第一点是关于独立评论的态度问题，该刊现已被警察当局勒令停刊，所以态度云云，已无从谈起。但胡先生说独评的宗旨是想教训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我现在认为很对。终日高唱『抵抗』、痛骂政府『卖国』的刊物，虽然是慷慨激昂，有光有热，没有事实的证明，便成了夸大和欺骗。国家民族的命运，难道可以让夸大和欺骗者，作为赌博的孤注么？我希望独评能继续出版，并希望他永远保持平实的态度。
胡先生说有青年左倾不足为虑，并且可以鼓舞我们中年人向前，这话原极有理。但中国青年很奇怪，有时很讲言行一致，有了，某种思想便要表现之于行动。左倾思想非什么大逆不道，但与叛国主义连结，便可怕了。左倾的分子不多，我也承认。但中国有一种可悲的现象，那便是：少数人可以操纵多数人。历来学校的学潮，都是少数人鼓动的。多数人明明知道他们企图不正当，却总不敢出头阻止。让他们将学校闹坍台，大家都读不成书才罢。这大约（是）一则中国人都抱『自了主义』；二则中国人素无阻止，所以能被少数有组织的份子制服。一校的现象可推之于一国，现在政府的机构不但并没有英美的健全，相反的，她的基础尚在风雨飘摇之中。遇着一点震撼的力量，便有倾覆（此字看不清，估计是“倾覆”的意思吧）的危险。统制思想，似更为实际所需要。德意总该算得先进国家吧，苏联建国已十七年，基础总该稳固了吧，他们对此尚兢兢业业，不敢一毫放松。我们尚在非常时期，如何可以大意？少数人的思想、言论、结社的自由固然应尊重，但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岂不更应尊重？中国政治机构若能像胡先生所说的继续增强，并将这个非常时期渡过，那时候，无论青年思想向那一方倾，当然谁都不反对。
我说上海那群高唱『人民阵线』的论客，似有『叛国企图』，并说他们势力很大，胡先生尚不相信。——这是因为胡先生不在国中，于他们情形尚不明瞭。去冬西安事变，大公报及其他大报便说，西安方面早有『人民阵线』的分子活动，又说西安的思想界颇受前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我们知道，北平学联也是受『人民阵线』分子操纵的，可见我竟不幸而言中了。现在邹韬奋等虽已被捕，西安事变尚未完全解决，而且本已趋于熄灭的西北赤焰，又成为燎原之势。夜长梦多，中国前途，我们实不敢乐观。追原祸始，我们对于『人民阵线』的分子，实难宽恕。要是他们鼓吹谬说时候，京沪各大报与全国各名流，肯出来以正论折之，则他们未必猖狂至此。最近华年周刊（六卷三期）共产党的问题云『对于容共的一件事，其实早就应该有个斩钉截铁的表示，在过去如果已有斩钉截铁的表示，今日便不会再生容共的问题。明白点说，在共产党外围团体，如救国联合会提出容共的主张时，便应该（无论政府和人民）有一种严正的拒绝表示。』又说『国人的传统态度是：任何问题，只要尚未严重到非想想办法不可之时，总是故意抹煞，置之不闻不问，好像根本就没有有这一回事似的。等到问题扩大了，使自己生存发生威胁了，于是才大梦初醒，手慌脚乱，走投无路，亟求弥补的方法。』作者又将国人这种态度比作中非的鸵鸟『在被迫无处可追时，或遇到什么危险时，便将自己的头伸入泥沙之中，只要眼不见外界，它心中便可坦然了。』其言虽觉滑稽，其实沉痛异常，我愿国人以后不要再做鸵鸟。在此信中，我不信任『人民阵线』，而于『联合阵线』则有赞许之意，乃一时观察未清楚的缘故。其实两者都是共党烟幕，性质相同。
胡先生信里所有我批评鲁迅的话，系由我致蔡孑民先生信稿中引出，批评鲁迅而牵涉鲁迅的私人格，我亦知其不当。但现在一帮鲁党，将鲁迅人格装点得崇高无比，伟大绝伦，则我们对于他的人格污点，实有揭发之必要。所谓『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先生评为『不成话』，其实儒林传应作文学传，像这样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我以为这句话不算过甚，惟太动火气。及『旧文学恶腔调』云云，则切中我的毛病，自当以为深戒。
鲁迅最后数年，攻击胡先生很厉害。甚至凭空污蔑他许多言语。我们读之，常为之发指。而胡先生一点不生气。并教训我们批评他时，态度应当持平。其胸襟气量，实为不可及。这才是学者本色，大儒风度。以视鲁迅之窄狭刻毒，谁无意得罪他，便一条毒蛇似的缠住那人，到死不放。真不啻天渊之判了。我对胡先生表示钦佩，并愿青年以此为范。
我这封信早成明日黄花，没有发表的价值，但胡先生信中有些话，必得此信而后明，所以勉强附刊于后，特此致谢。

苏雪林  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自跋 （1938年）
（原载武昌奔腾半月刊一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