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个萎人用《我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其独一无二、轰动全球、持续发酵十年之久的累累恶果，足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Nuber One．

那年月，校内校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不上课了，我无所事事，也随便去看看．一天我突然看见一张大字报上有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平时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肥头大耳的，同学们都不喜欢他．大字报是揭发他对女学生耍流氓．我正在看大字报时，他恰好路过．我突然产生了一个作弄他的念头并立刻付诸实施了：我躲在一个地方，用力朝远处的他大喊了一声：“赵xx…”，然后转身走人．我只是想叫叫他的名字，出一口（孩子）气而已，天真的以为，他看不见我，我又用的是假嗓子，他听不出是谁在叫他．谁知，他一听见我的声音，不仅知道了我是谁，也记住了我妈妈是谁．后来因他的报复，使我妈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以为是我妈妈唆使我去叫他的，其实我妈妈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因为我的无知，让妈妈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苦，受了罪，真叫我痛心不已！

妈妈看我实在是太顽皮了，就把我交给爸爸去管了．那时爸爸已经调到一个农村小学去了，那里离奶奶家很近．一天下午，姐姐风尘仆仆地赶过来了，我很高兴，跟她又说又笑，姐姐好象有心事，挤出了一丝笑容，敷衍了我几句，就进屋和爸爸说什么去了．好一会她才出来．爸爸送走姐姐后就叫我进屋，他先闩上门，然后关上窗，再摊开被子，指着床对我说：“睡觉，我跟你说件事．”我忐忑不安地躺下来，爸爸也在床的另一头躺下，他用很低的声音告诉我：“你妈妈被造反派抓起来了……”我一听就哇地一声哭起来了，爸爸赶紧要我小点声，我就用被子蒙着头哭，爸爸的哭声也从床那头传过来了．他接着对我说：“现只有你妹妹一个人在家，你姐姐今下午还要赶回去．你明天也回去，带一只鸡过去给你妈妈吃．你告诉你妈，就说是我说的，要她不要怕：第一，她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地主出身，她一直在外读书，大学毕业后就在学校教书，没有剥削劳动人民；第二，她历次运动都是左派，没有历史问题；第三，她工作认真，教学有方，拥护dang和毛xx，不是现行反革命……”

我回到家后从妹妹和隔壁老师的述说里，才知道发生了怎样令人震惊的一幕．那天，全矿要统一抓阶级敌人，每个单位都规定了指标，那个姓赵的小人四处活动，硬是把我妈妈写进了黑名单．那晚很冷，妈妈和妹妹早已熟睡了．半夜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凶狠的喊叫声：“开门！快开门！”妈妈惊醒了，慌忙穿上衣服去开门．门刚打开，一群人一下子就冲进来了，两个人抓住妈妈的手反在后面，第三个人用一根绳子把妈妈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其余的人就在屋里翻箱倒柜，什么家信、日记本、肥皂、粮票、肉票、布票、糖票全都搜走了（后来，家信、日记本给退回来了，其余的东西就不知去向了）．人被抓走了，连关在什么地方都不说一声，可怜我的妹妹呀，才七八岁大，那一晚就坐等天亮，第二天一早就去打听妈妈被关在哪里，好在出来寻找家长的小孩也不少，妹妹同他们一起边问边找，总算找到了妈妈，给她送去了吃的和被子……

办公大楼，那座全矿最高的建筑物就变成了一座临时监狱，我去给妈妈送饭时，看见走廊上那些歪挎着枪、披着衣服、叼着香烟、手臂上吊着个红袖筒的工人纠察队员，就觉得很面熟——哦，是他，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有一个横行霸道的兵痞刁小三，这些人演刁小三都不用化妆了．

那一间大房里关了几十个人，妈妈憔悴多了，我把饭盒递给了妈妈，里面有爸爸炖的鸡汤．我心疼地小声问妈妈：“挨了批斗吗？”妈妈眼圈红了，“唉，挂牌、戴高帽、游街、开批斗会，什么丑事都做了．”妈妈告诉我，为了那块牌子上的几个黑字，那些人还费了一番脑筋：写黑五类吧，不对；写反动学术权威吧，不对；写现行反革命吧，也不对．最后就写了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也算挨了点边：二十年代出生，吃的是旧社会的粮食，喝的是旧社会的水，呼吸的是旧社会的空气，受的是国民政府教育，又持有青天白日图徽的大学毕业证，不是国民党的“残余”你说是什么？妈妈最后反复叮嘱我：到隔壁的李老师家去搭餐，千万不要在自家生火做饭，如果不小心失火了，那妈妈的罪名就大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现行教唆纵火犯．写作业时，那三个字千万要写工整，一定不要拖笔划，你还记得你们班的那个同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