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战国时期”

从佛山出来后，就开始了我打工的“战国时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蜻蜓点水般在4家工厂工作过：

首先是广州市白云区一家做冷柜的小厂。我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赶到那里时，怎么看都觉得象是又回到了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那样的偏僻、荒凉、原始、简陋。那个地名我都想不起来了，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只是：两层高的楼房稀疏的分散在一条泥石马路的两旁，路面上到处都是卖甘蔗人削下的甘蔗皮，人走在上面软软的，风一吹，沙尘扑面而来，让你睁不开眼睛。

面试官不厌其烦地劝说，希望我能入乡随俗：“广州都这样，这个我比你清楚，工程师就1500元，象我这样的教授级高工，月薪才会上2000元。”

老实说，到了厂门口我都不想进去了，但我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啊？此一时彼一时也，我委曲自己在这样的地方呆了不到10天，真是度日如年。住的地方，吃的伙食，和佛山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更可笑的是：在广州这个号称国际大都市的旁边，居然还有这样的现代工厂，员工的公共厕所是用木板直接搭在粪坑上，你去方便时，那可是“色香味”、“音乐声”倶全。

来这之前，我在肇庆一家厂面试过，那是准备派往泰国的。我接电话时没注意，被这里的厂长听见了只言片语，他把我叫过去问，我就实话实说了。他就叫我立马走人，而且说：“你才上几天班?一般我们是不会给工资的，但看在你是国企工程师的份上，还是给你结算工资吧。我也是国企工程师。”

期间，有一个应届男生，白净书生的样子。找到这份工作时，已经身无分文了。他向同事借钱，问了几个人都摇头不语。最后问到了我。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床上真的是只有一床草席，而天气又真的是冷。我于心不忍，就借了100元给他。而他知道我要走了，却避而不见。年青人此举欠妥，你没钱还，说一声也行呀。

从白云区那家小厂出来后，举目一望，再低头想想，确实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心灰意冷。

“无颜见江东父老”？大可不必。项羽老先生，如果晚生几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十年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还有什么天大的难关不能攻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入象牙塔的第一学期，正逢团市委举办大中专院校学生征文大赛，我几个月不务正业，得了一个没有名次的优胜奖。但期中考试成绩下滑，竟然还有一门主课：《机械制图》不及格。

标榜自己“爱学习”，竟然还有一门必修课挂科，真的是无颜见人。

但我很快就想到了林场的造林大会战，想起了知青愚公常喊的那句口号：“大雨大干，小雨猛干，没得雨拼命干！”于是本尊背水一战，直取“刘邦”的首级。期末考试成绩全班第一，《高等数学》成绩年级第一。《大学语文》躺赢。

言归正传。那天我带着行李回家了。离开广州之前，我在新大新商场给老婆买了一双达芙尼的皮凉鞋，也就是这双鞋，让我有幸享受了一次类似于国家仪仗队欢迎的礼遇。

家是遮风避雨的港湾，一个星期后，我心情收拾好了，又启程南下。说是说“面包会有的”，但它是要用钱买的，而钱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到广州后我就直奔新大新商场，因为给老婆买的那双鞋是23码的，不合脚，稍大了一点。我到商场门口时还没开门。等了一个多小时后，9点整，一阵激昂的音乐突然奏响，大门徐徐开启，公司徽旗冉冉升起，无论是经理、店长还是店员，都穿着鲜亮夺目的制服一溜排站在两旁，笑容可拘地望着进门的方向。我是第一个入场的，从我跨进大门开始，一直到我步入三楼的皮鞋专卖店，耳旁的掌声不断，“欢迎，欢迎”的呼声不断。当我拿出达芙尼的皮凉鞋，提出要换22.5码的鞋时，售货员二话不说就给我换了。只是听见对面的一位靓妹用粤语同柜台这边调侃说：“嗨，你今早好彩。”

我赶到东莞时都快12点了，提着行李就直奔基业人才市场。也不知各位看官是否了解基业？别看现在的智通超过了它，当年的基业可风光呢，智通和它相比只是个小弟弟，中、高级人才的招聘，无论是招聘者还是求职者，都是首选基业。而那时的智通，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招聘、应聘的集散地。在2006年之前，我每次成功的跳槽，都是得益于基业。当然，基业的获利也是很可观的，举例说明：有一年春节后的头场招聘会，门票20元，马路上排队的人都拐了好几个弯。为了便捷售票，售票处就摆在大厅的过道上。我看见好多个售票员都忙不过来，甚至于都来不及数钱，好几个男人在帮着把钱往蛇皮袋里装，装满了就扎起袋口推到桌子下面。

人才市场里人头涌涌，我背着一个牛仔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小包，在人群里转来转去，递出了三份简历。有一家公司的面试官看了我的简历和证件，问了我一些问题，他刚说了一句：“我也是湖南的”，我就知道有戏了。果然，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到我们公司来吧，怎样？”

这是一家台资企业，名叫南统电子有限公司，座落在东莞黄江镇田心工业区。住是两人一间房，木板床，上下舖。我在上舖，床上的所有物品都要自备。吃是8人一桌，伙食赶不上佛山，但也能吃得饱，而且三餐免费。只是如果去晚了点，看见杯盘狼迹的样子，你会味口大减。上班时间说是说8小时、每星期6天，但实际上几乎天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0点钟，运气好的话一个月能休息两天，运气不好的话一个月只休息一天。中午下班，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但任何大陆人不准出厂，即使你家人恰好在这个时间赶来探访，也只能隔着铁门和你相望。当然你还是可以握握手、递个钥匙、说个话什么的。直到下午下班后，员工才能被允许出厂，但晚上11点前必须归厂。所有大陆人，从经理到普通员工都必须遵守，否则，保安登记厂牌，开罚款单。

厂里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台湾人养的三只大狼狗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悠闲地晒着冬天的太阳。虽然没立牌子，但规矩必须遵守：大陆人不准入内，几百人只能挤坐在草坪外的路旁休息，而大陆保安则获准可以进去和狼狗一起嘻戏。

保安也只是表面风光而已，其实他们也很辛苦的，每天都要站岗，厂大门口要站一个，写字楼大厅也要站一个，除了敬礼或开门之外，一动不动，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每个保安轮着来，风雨无阻，全天候。

这家工厂是电脑画图，我丢了一年多的CAD没用几天的功夫就拣回来了，而且依然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在人事部经理的力荐下，老板给了我比别人稍多一点的工资，我也没让公司吃亏：我来之前，工程部根本就无人知道图纸打印线条的粗细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设置。还有，公司的第一张产品轴测图，不是由台湾工程师、新加坡工程师，而是由大陆工程师：本尊绘制出来的。

我的底薪只有1500元，靠着加班费充数，一个月可拿到2500多元，比在佛山的收入还高几百元，虽然要累许多，想想心里也还是高兴的。可是工资还没发到手就听说要取消加班费了，大家心里忐忑不安。

人事部经理是人大毕业的，小伙子人聪明也敢说话，他面谏大副总说：“没错，你是老板，公司的事当然是由你做主，但你也要事先和大家讲清楚，即使你想取消加班费，也要先发个通知，下个月才能执行。公司给的底薪本来就低，很多人就是冲着有加班费才来的，你现在突然就说要取消加班费，你这不是欺骗人又是什么？人家不知道的又会骂我们：人事部尽不干人事！叫我们以后怎么去招人啊？”

这个月的加班费终于保住了，但发工资的时间却是一拖再拖。厂里有一个高音喇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通过它传达给大家。一天晚上10多钟，高音喇叭响了：“好消息，今晚12点钟发工资，请加班的同事不要离开，耐心等待发工资。”全厂员工一阵欢呼，干活的劲头更大了，可是等到凌晨1点多钟都没有发工资。不知什么原因，这样的闹剧重复了三次，就和“狼来了一样”，在大家都懒得去搭理它时，工资却不情愿地发下来了。

厂里随后也出了个通知，宣布从下个月起取消加班费，一时间各个部门都没什么人加班了。台湾的工程经理急了，跑到工程部来，责问我们的主管为什么没人加班？那个主管一声不吭地埋头做事，不回答他。台湾经理大声说：“哎，我在问你呢，晚上为什么不加班？”那个主管还是不敢说话，在场的工程师也象没听见一样，各做各的事。

我在旁边忍不住了，多了一句嘴：“这还用问吗？”台湾经理转向我，问道：“是吗？”我说：“是呀，明摆着的事，还用多余问吗？”台湾经理楞了片刻，眼睛瞪了我一下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就听说有叫我打包走人的传言。之前我在基业递过一份简历，那家公司几次约我去面试，因为请不到假而没去。鉴于现在的情况，我决定马上请假，但主管不批，他要我别着急，他先去打听一下，如真有此事就批假，如没事就不要请假了。

我等了一会儿，也不知有多久，见主管还没来，素性起身就走，想直接出厂门。但保安不让，就在这时，主管电话打过来，告诉保安我是请了假的，这才让我走出了“牢门”。100多天以来，我终于又看清楚了早上8点钟之后的太阳是啥样。

从此，我再去人才市场，在面试官有意要收下我的简历之前，都不会忘记问一句：“请问贵公司是什么企业？”如果对方回答是台资企业，我就会毫不留情地要回简历，转身就走。

有一次，也是在基业人才市场，两个漂亮MM递简历过去，人挤出来了又回头问了一句：“你们是什么企业？”那个面试官得意地大声答道：“我们是台商独资企业！”那两个MM一听，急了，花容失色，又挤到前面去，硬生生把简历给要回来了。

好了，言归正传：从南统出来后，我去面试的是一家港资企业。被大布列颠熏陶了近百年的香港，多少还有点以人为本的味。那时大陆还不知道劳动法是个什么东西，但那家公司却和我签了合同，上面的条款基本上是对等的：“试用期三个月，第一个月内，双方可以自由选择，不用预先通知，雇员和雇主可随时解除合约……”也就是这家公司，几年后就“zg化”了，在我第二次入厂签合同时就没有这一条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雇员辞工的诸多限制。

这是一家玩具厂，座落在虎门镇大宁工业区、大板地收费站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金万。工程部的主管是湖南人，来自湖南汽车制造厂邵阳分厂，他招募了十多个湖南人，好几个是邵阳老乡。他面试我时，最后也说了句：“我也是湖南的。”

周峥，一个精、瘦的小伙子(既精明又干瘦)，是岳阳江雁机器厂的。我上班第一天，他听说我是岳阳的，就特意来看我。他也属猴，比我小一轮，尽管我在金万只是和他一面之交，但因为他讲义气、重友情、肯帮忙、脑子灵活、语言幽默、反应快、接受能力强。结果，日积月累，腥腥相惜，让我和他结下了忘年之交。

来金万之前，我在《羊城晚报》看见了一则招聘启事，是一个香港人登的，指明应聘者要是教育部所列的96所大学里毕业的。出于好奇，我按照地址寄了一份简历过去，很久都没消息，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在金万上了几天班后，周末打电话回去，老婆告诉我：有一家香港公司在找我，要我去面试。我真服了他们，那时我还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信里只是留了南统公司工程部的电话号码，我突然离开南统后，这条线索自然也就断了。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找上门来的？

这也是一家玩具厂，名叫旭升电子玩具有限公司，座落在塘夏镇128工业区，塘夏火车站旁。面试我的那个香港人叫邓生，在大陆读的大学，才移民过去没几年，所以对内地的各个大学相当了解。我熟练的CAD操作，为面试加了不少分。他问了我专业方面一些很常识的东西，听了我的回答后就直接跟我谈待遇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敲定：底薪2200，加班另算（当然只按1:1算），包食宿。

为了赶在第一个月的自由选择期内，我在金万只上了十多天班就提出辞职了。虽然开发部的那个香港经理好象不高兴，但因为有约在先，辞职手续也办得比较顺利。

我去旭升公司报到那天，中午12点到的，就好象专门赶来吃中饭似的，行李放在门卫室，人都没进厂就被叫去吃饭了。饭厅就在厂门对面的一栋小楼里，和老板一起吃，伙食相当好，菜很丰富，汤里面的料也很足。

吃饱喝足了就下楼来，安排住的地方。住的条件很差：大房间，铁架床，虽然里面只住两个人，但比我想象的差远了。面试我时有两个人，一个叫邓生，是老板。另一个叫陈总，是一个香港打工仔，现任公司总经理。当我问邓生住宿条件时，邓生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而旁边的陈总则连忙说：“好好的呀……”

因为新宿舍楼还在建，厂外面租的那栋楼房老板在住，也安排了几个工程师住，但没有多余的房间了。我们新来的就安排在厂里住，一个大的房间只住两个人，而员工是要住12个人的。这时我才明白邓生欲言又止的原因了，但我也没有因为这个而想怎么样，反正新宿舍楼也快建好了。只是陈总不太相信，因为我第二天就请假了，他以为我是嫌住宿条件差，准备打退堂鼓了，于是急忙招第二号侯选应聘者次日来上班了。

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我收拾好住处后，晚上就打了一个电话回去报平安，接电话的是我老爸，他用一种很沉重、很缓慢的声音说：“你们厂里给你送达了一个通知，限你在三天内回厂，否则后果自负！”我一听就蒙了：三天内？你以为是从耒阳到岳阳啊？这么远，坐车都要一天的时间，请假也要时间呢，不可能一说走就马上可以走的。

我第二天请假时，虽然陈总感到意外和不快，但在我的恳求下也还是批准了。走之前，和我同宿舍的那位电子工程师也劝我不要带行李走。但我想，这次回去了也许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把除床上用品、洗漱用品之外的行李都带走了。正是这一致命的错误决定，加上“限归令”的巨大心理压力影响而判断失常，导致一生谨小慎微、严予防范的我，在广州火车站栽了一个大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