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聚散佛山

美丽、清洁的佛山又出现在我面前，徐经理的微笑依旧是那样诚挚、亲切，厂里的食宿安排还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工厂周围原来是一大片旧平房和荒草地，才一年多的时间，就变得不敢相认了：碧草青青的季华园像一颗碧绿的珍珠镶嵌在不远处，宽广的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一下子就将佛山现代衡器厂推到了繁华闹市的边沿。

我这次的职务不是产品工程师，而是全质办主任。时任厂长是一位佛山籍的国企退休厂长，姓单，有魄力，也有比较丰富的企管经验。

此时，佛山现代衡器厂正开始走下坡路：首先是中国特色的山寨厂太多了，屡禁不止的仿冒伪劣商品，对正宗的佛山现代衡器厂名牌产品伤害很大。其次，工厂的换代产品：挂秤，虽然遇上了国家拟取缔杆秤的大好时机，但产品的推销还是需借力于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的推动，不属于完全的市场行为，虽然有“沈十八”这样的干将大力助销，进展并不理想。另外，厂房是租赁的，虽然当时是偏远的荒凉之地，尽管也签了长期合约，但现在变为了黄金地段就难逃被拆迁的命运。连澳大利亚人都知道“中国”一词的真正含义：“china，china”——“拆啦，拆啦”。佛山现代也拿起法律的武器抗争过，但没有胜诉，迁厂已成为不二的选择。

陈总也许是病急乱投医，作为老板，应该着重于打开产品销路，加速资金回笼才对。而他，也许在生意不好时心情也不佳，看人也不顺眼了，似乎认为换人是个纲，纲举目张，一换人就可渡过眼前的难关了。

江苏盐城籍的周主管，管生产很有一套，员工既怕他又佩服他，就是陈总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只要周主管往那生产线上一站，我心里就踏实了，就可以安心回家睡个好觉了，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在佛山现代衡器厂辉煌的那几年里，周主管功不可没。而当下，生意清淡，做出的产品销不出去，销出的产品个别也有些问题，这最后一条，陈总就把帐记在周主管头上了，久而久之就看不惯了，过年后就把周给辞了。

接下来几天，总部写字楼送到工厂来的《羊城晚报》，有几张都被人开了天窗。单厂长自家订了《羊城晚报》，回家一看就什么都知道了。第二天上班，当场就对陈总说：“我工作哪里没做好，你就明说。在报上招聘厂长，又怕我知道，把报纸挖掉？你这是什么搞法？你放心，那个年薪8万的厂长什么时候招来，你把我的集资款还清，我马上就走！”

不久，那个新厂长就走马上任了，还真应了那句老话：“箩里选瓜，越选越差。”以往招工程师和厂长等高级职员都是由徐经理面试，这次老板要自己抓主意，没想到还是看走眼了：那人黑瘦，其貌不扬，说话的嗓音象破沙罐一样，如果只让你凭说话的声音去猜他的年龄，包准你会说六十有余。更要命的还是那个素质呀，怎一个差字了得？那一说话，一举手抬足，活脱脱象一个黄土高坡的生产队长，充其量也不过是上了两年初中（按照某人的标准，大小也算是个“知识中年”）。

他看上去四十岁的样子。陕西人，在深圳的外企做过（我们的陈总一直就盼望着早日请到外企的能人，一举扭转乾坤），自称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和他接触过一段时间后，谁敢信啊？就象陕西省林业厅的官员说：“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周老虎是真的”，13亿人有几个人会相信？鼻子插根大葱是可以扮成大象的模样，但气质和修养是潜移默化、与生俱来的。你看销售部的万生，开发部的陈生，人事部的“沈十八”，总部的王生，人家往那里一站，不用自我介绍，一看就知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他姓范，开始人们叫他“范厂”，后来就叫他“饭铲”，背后就叫他“饭桶”。要说他全没有一点能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有他的长处。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伙食自费，上班第一天就在会上说：“我们职员吃饭不给钱这很不合理，公司每个月都发了工资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吃饭就不交一分钱呢？下个月起，全部自费！”

第二把火就是削减纸巾，当着老板的面对我们大声疾呼：“每个月每人发两卷纸，简直是太浪费了，根本就用不完！从这个月起，包括我这个当厂长的，每人只准发一卷纸。”

他的第三把火就是整顿仓库，要仓管员把仓库里的货架重新摆放，地面上用黄色油漆画了几条过道线，初一看，确实有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觉。接着要求仓管员清点货物，哪怕是几年前的陈货都要全面清点，要做到帐物相符。每天都要点一遍数，安排我去复查，他最后抽查。他只查一小堆，如果帐物相差，即使螺钉，哪怕相差几个，都要仓管员全部重新来过。仓库只有2个仓管员，每天既要为生产线发料、清点货物，又要为供应商收货、清点货物，还要为应对检查而天天盘点，工作很累，苦不堪言。就连徐经理的侄女当时也是敢怒不敢言，默默地做。如果事情就是这样下去，也许我会认为他只是对工作要求严格而已，可后来的发展让我不得不怀疑他整顿仓库的初衷。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另一个仓管员忍不住顶撞了“饭铲”。那天抽查，帐物相差几个，他要仓管员马上返工盘点，而当时人家正在为生产线发物料，就要他等一会。他说不行，这小姑娘还是跑过去了，可看见那么重的货物要从架上搬下来，就小声说：搬不动，他大声吼：搬不动也要搬，那小姑娘就说：那叫曹工来安排吧。这一下“饭铲”怒发冲冠了，没说两句话就叫小姑娘走人。

我赶过去，虽然也觉得小女孩说的话一句也没错，但还是违心地给“饭铲”说好话：“小妹仔不懂事，范厂长你就给她一次改正的机会吧？”我并不知道，他等了好久，终于逮住了这个机会，怎肯放过？

我又跑过去跟厂长助理说，希望他能去劝劝“饭铲”收回成命。可那位助理一脸微笑地看着我，无论我怎样说都无动于衷。我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小女孩含着眼泪、提着行李出厂了。本来，按佛山现代衡器厂以往的规矩，炒职员以上的人必须得到徐经理的批准，那次不知为什么事后却没人追究，也不知“饭铲”跟老板是怎么说的？

没过两天，“饭铲”递给我一份简历，说是有一个来应聘仓管员的，叫我去面试一下。我问他简历是应聘者寄来的，还是从人才市场得到的？他说：“应该是人才市场吧？反正是人事部给的，我也不清楚。”

就在餐厅里，我面试了那个应聘者，她有几分姿色，20多岁的样子，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我看了她的简历和高中毕业证，也问了一些问题，感觉一般。我想再见几个应聘者，然后比较一下，就叫她先留下联系方式，回去等通知。谁知，她象郭美美炫耀她的“干爹”一样对我说：“你叫范厂通知我就行了，是他叫我来的，我跟他说了，没有一千元一个月就不要叫我来。他没跟你说啊？简历都是他帮我递的呢。”我惊讶了，问：“你们认识？”她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她老婆也认识我。”

第二天她就来仓库上班了，从这天开始，“饭铲”就再没提过“帐物相符”的要求了，他的最后一把火：“整顿仓库”就这样嘎然而熄了，他的“老相识”也就不用象前任那样每天盘点、饱受折磨了。

陈总钦点的范厂并没有让工厂起死回生，相反每况愈下了。工厂竟然发不出工资了，有一个月拖了二十多天都没发工资，那天下午快下班时，财务部好不容易筹到了工资款，员工看见出纳回厂了，都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声。但不知为什么，当晚并没有发工资。

第二天清晨，我们职员都还在梦乡，就听见做清洁的小妹一声惊叫：“不好了，财务部门的玻璃被人打碎了！”我们赶紧起床跑去看，玻璃碎了一地，里面的保险柜不见了。

真奇怪，我们职员的宿舍离财务部就几步之远，到财务部必须先进宿舍的大门，而这个门每天晚上都是锁好的，员工根本没机会进来。撬开大门，打碎玻璃，抬走笨重的保险柜：这么大的动作，为什么我们都没听见一点响动？平常习惯半夜起床上厕所的人，还有那些睡觉容易醒的人，为什么那晚都是一觉睡到大天光呢？

经查，厂里有四个人不见了，其中一个就是当晚执班的保安。在一座桥下找到了空空如也的保险柜。陈总、徐经理都来了，也报了警。但警察说：十多万元钱还是不要立案算了，等抓到他们时，钱早就挥霍一空了，能追来什么？厂里还要花办案的钱。

没隔多久，放在餐厅里的卡拉OK机又不翼而飞了，而且也是不留一点痕迹。好端端的，都安然无恙用了好几年，突然在一个晚上就不见了，不是内鬼又是谁？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但这些都是在范厂来后不久发生的事，历届厂长任期内都没发生过如此稀奇的事，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吗？

陈总算是一个重情义的老板，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也叫人搜查了职员宿舍的每个人（包括范厂）的住处，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他痛心地对我们说：“我都不知道还能相信你们中间的哪一个人？卡拉OK机我会再买一个回来，给你们用，让你们下班后的生活丰富点。但我要罚住在这里的每人一百元，以示惩戒，除非能找到那个偷机的人。”

一天下午，陈总找我和聂工谈话，想侧面了解一下新厂长的情况，我和聂工当然是实话实说。陈总静静地听，听我们说完了，也没表什么态就走了。第二天是周末，我去餐厅吃晚饭时只见到聂工一个人，奇怪，这些人都到哪去了？正当我纳闷时，送饭的小妹过来了，开口就说：“范厂说，今晚你们干部有活动，到外面吃大餐，要我就只准备你们两个人的饭菜，说你们懒得走，不想去。”一听此言，聂工和我面面相觑：谁通知我们今晚有活动了？外面吃大餐，我们会不去吗？

我们胡乱吃了两口饭就出去散步了，季华园碧绿、宽厚的草地包容了我们，我躺在绒毯一样柔软的草坪上，望着星空发呆。良久，聂工问我：有什么感觉？我答：郁闷啊！

聂工、阿邓、阿芳（徐经理的侄女）和我都是好朋友，下班后常在一起玩，有时晚上也在宿舍里打扑克。“饭铲”似乎有些毛病，尤其看不惯别人高兴，我们在房间里欢声笑语，孤单落在外面的他就不高兴了，只要外面的电话铃声一响，就粗声对着房里叫人，当然，也就只敢叫阿邓一个人。

可怜的阿邓，放下牌，跑去接了电话又赶快跑回来，他把门关上，用手指着门外气愤地说：“切，他自己就坐在电话机旁都不接电话，硬要叫我这么远跑过去接电话，都下班了，我休息一下就不行啊？他妈的，我又不是他的佣人！”阿邓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一边用脚猛踢席梦思床。

他坐下来，刚想继续打牌，电话铃声又响了，门外又传来了粗鸭嗓子般的吼叫声：“阿邓……”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阿邓的脸立马就换成了笑脸，一边大声应着：“哎……”一边快步奔出门去。可悲呀，抹不掉的、逆来顺受的中国良民的基因。

佛山现代衡器厂终于撑不住了，大幅裁员的风也吹开了，我早料到其中之一必有俺，之前也做过一些准备，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康宝公司在顺德杏塘，是做消毒碗柜的，康宝电子城那个气派啊，比美的大多了（美的那时的厂房还是一排其貌不扬的小平房）。我去康宝面试那天，是上午11点多到的，人事部文员先安排我去饭堂吃饭，然后又安排我到公司宾馆的房间里休息，告诉我下午1:30去人事部面试。

我在标准单间里，冲了一个凉，开着空调，美美地睡了一觉。

下午，面试我的是一个资深工程师，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对我的表现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康宝公司的好处，一是房子多，这个你应该感觉到了吧，你看有哪家公司会安排标准单间给应聘的人休息？如果你能来我们公司的话，住房应该不用愁了。第二个好处，就是钱不用愁，如果你能来我们公司的话，只要你好好做。”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接下来他说了下面那段话后，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接着说：“你是应聘产品开发的吧？实话给你说吧，开发部的主管今天不在，我是PE部的老大，我就喜欢你们这样有经验的，所以就想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知你的想法如何？”

这时，我又象对待程厂长那样，一根筋式的回答：“非常感谢你看得起我，以我的经验，PE工作我是可以胜任，但我个人的强项和兴趣还是偏向于产品开发方面……”我话还没说完，面试官就客气地回复我：“好，好，我会向开发部推荐，你回去静候佳音吧。”

蚬华公司在顺德北窖，离美的没多远，那天面试后，入职表都填了，送去给总经理签字，可人事部文员又跑来告诉我：“我们总经理说，公司不招停薪留职的人。”

入职表上有一栏“与内地国企的关系”，我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那么老实，写“停薪留职”呢？随便写个其它的什么不就行了？

远在东莞樟木头的艺美达是一家港资企业，虽然数年后我先后两次在该公司任职多年，但第一次的面试却是那样的运气不佳：那天面试我的是一个香港人，他考我的CAD。自长沙培训后，到佛山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没再摸过电脑了，但电脑图纸也还是画出来了。那个香港人来到我身旁，我正准备给他看我画出来的图时，正好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过去接电话了。也就在这期间，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动了那个键，CAD意外中断，没给任何提示就自动退出，我好不容易画出来的图就全没了。我急了，正准备重新来画，但来不及了。那个港人放下电话过来，一看电脑显示屏就开叫了：“你说图画好了，在哪里？你们大陆人就这样，嘴上说嘛都会，一做起来乜都不会！”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对于个人也是如此。科研所当年一下子出走了6位工程师，岳阳厂面对这种不可阻挡的局面也做出了微小的让步，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曰：“鉴于个别工程技术人员家庭经济有一定的困难，我厂同意提出申请并经过批准的个别工程技术人员办理停薪留职……”停薪留职合同的条件十分苛刻：停薪留职费每月300元（那时，我们的工资还只有100多元），再加每月700元保证金，如果到期不归厂，没收保证金之外，男方除名，女方限期调离。6位工程师中，只有刘工和我是夫妻同在一个厂，不得不签了这个“二十一条”。而其余的人，只是看了一下合同就拂袖而去。

老实说，从签下合同那天起，我就没打算照单履行，几个月了都没交过一分钱。到7月份的时候，厂里要加工资了，劳人科的那班人又提起这事，说：“不交停薪留职费，就不给她们加工资。”为了不影响老婆加工资，无奈之下，我交了三个月的停薪留职费，但没交保证金。我对自己的那个所谓“铁饭碗”打不打破已经没太多的顾忌了，但我也没做好准备：当我妻子的工作受到牵连后，在经济上我有能力对全家提供长期、可靠、衣食无忧的保证吗？在佛山现代衡器厂，我看不到这种希望。

诚然，佛山现代衡器厂是一家较小的民企，它的兴衰变化莫测，不是一个求职者可以托付一生的地方。如果我学会CAD就直奔东莞，在一家有规模的外企谋个职位，至少不会让我熟练的CAD因长期不用而生疏，进而将自己的CAD优势拱手相让，失去了日后月薪也许会过5位数的奠基机会。但是，按照我当时的能力和处境，佛山现代衡器厂能够收留我，也是我的福气。徐经理与我，恕我夸张一点说，往右看：是蒋中正与黄埔军校学生，往左看：是陈独秀与“五四”青年。

离开佛山现代衡器厂之前，那晚，本来陈总要宴请我，电话打来时是“饭铲”接的，隐约听他说：“陈总啊，曹工都喝醉了，看样子，晚上都不能出去了……”因为徐经理已经约了我晚上去吃告别饭，我当然是想赶徐经理的饭局，也就不想去拆穿“饭铲”了。

第二天清晨，徐经理开车送我到佛山火车站，一直目送我进入候车厅他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