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时我班从外地转来了一个女生,姓朱.开始也没怎么引人注目,直到有一天开班会,她上台发言时,那新鲜的外地普通话,流畅的表达方式,优美的词句,清脆悦耳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活泼的性格,灵活的交友方式,能言善辨的语言天赋,讲不完的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让这个新生周围多了很多男、女朋友,我也成为了其中之一.
闯入我懵懂少年生活的还有一个女生,姓余。她和我同校,比我高一届,因为是我姐的朋友,常到我家来玩才认识的。她瓜子脸,高鼻梁,小巧的嘴唇,象小鸟一样说个不停,声音好听,说的事情也常常挺逗人的,我喜欢和她在一起。有时我姐不在家,我和她单独在一块,靠得很近,她身上特有的少女气味让我心猿意马,我直着眼睛看着她,望着她的纤纤玉手,真想去牵一牵它,但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她是第一个让我动了“凡心”的红颜知己,在我家将要搬离湘永矿的头一天晚上,我鼓足勇气给她塞了一张纸条,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孩子式的、拐弯抹角地爱的流露……只可惜,她婉言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她妈不喜欢本地人。多年后,已是成年人的我们在株洲相遇:她在株洲一家医院培训,我因学校实习路过株洲。在株洲的那个公园里,面向湘江,阵阵江风吹乱了我俩的头发,也吹乱了我的心。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站着,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说一句话。她为什么不说话,我无从知道。我不说话的原因是:1)上次是我向你提出来的,你不同意,这次有什么想法该你先提了;2)我初中的那个张同学,我下乡的时候她正在上高中,听说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没寄给我就被好事者偷看并告到学校去了,因此而被学校开除了团籍,为此我感到内疚,对张念念不忘,正在寻找她。
一转眼我们就初中毕业了。从上一届开始,矿里就自己办高中了,我们那一届矿部的初中毕业班就有4个,各个工区也有,而据说矿里高中只招3个班,这就意味着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同学不能升高中。直到那天之前,我都没有为此事担心过,不光是我,连我的班主任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呀,谁去担心六月天会下雪啊?那天,班主任想当然的叫我和其他班干部一起去打扫未来的高中教室卫生,之后又让我们去分发高中入学通知书。直到天黑很久了,我都没有收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叫我到矿里去问一下。那年月,招生不是由学校、也不是由矿教育科负责,而是由一个叫做“四个面向办”的管,为头的是一个女的,叫张德珠,原是学校的一个代课老师,因造反有功而走红,伤天害理的事做得太多了,全矿上下广为传诵:德珠,得诛!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那间办公室,那个女的端坐在那里,我怯生生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问了一下家长的姓名,然后马脸一拉,硬邦邦地丢出一句话来:“咯还要问啊?无产阶级的学校当然是给无产阶级的后代上的啦!”
妈妈知道结果后很难过,总觉得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出身造成的。她也为我争取过,给她的大学同学写信,希望能让我在外地上高中,姐姐就是这样而到县五中去读的高中。但这次妈妈的努力没有成功。
张同学非常善解人意,那一段时间隔三差五就邀我到她家去,也不管她哥、姐在不在家。她给我看她的新高中课本:崭新的封面、诱人的墨香,我却无心看下去,她就陪我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尽拣一些开心的事说。
那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一个归属:1)等一年,满了16岁后再下乡;2)打报告,自愿申请提前下乡。这次是下放在国营林场,不是插队落户,而且又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用这两个理由,我成功地说服了妈妈,决定“自愿”申请提前下乡。
1972年3月21日早晨,我和妈妈来到了矿汽车站,没有锣鼓喧天,没有横幅标语,也没有欢送的人群,因为那都在欢送第一批下乡知青时走过场了。我们这是第二批,而且是“自愿”来参加的,又只有两个知青,另一个是二工区的,姓谭,是一个文静的小女孩,我妈妈在二工区学校上过课,她看见我妈时叫了一声:黄老师。
我们三人攀上了大卡车,车开动了,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妈妈一声不吭地望着前方,那个女孩两眼迷茫,我也是一样:不知车将载我们去何方,也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就这样,我们“自愿”申请奔向了毛xx挥手指定的那个地方,据说那里是一个“广阔天地”,和千百万的中国青少年一样,开始了苦涩而艰难、炼狱般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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