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怕鬼有鬼

我一生跌跌撞撞地走来，做过大大小小的决定不计其数，其中也有不少是人生转折关头的重要选择。事实证明，凡是我大胆做出的决定，一般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哪怕我当时是胆颤心惊、孤注一掷做出的，事后也会证明基本上都是对的。而我瞻前顾后做出的那些自以为保险的决定，则常常是“越怕鬼越有鬼”。即使我预想到的事情没有发生，其它方面也会节外生枝，防不胜防。

性格的形成是与社会环境有关的。我们刚开始牙牙学语，就跟着大人们虔诚地欢呼万岁。当我们会唱歌的时候，人家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唱：“爹亲娘亲不如xxx亲”。随着逐渐长大、懂事，共和国的一些好事接二连三地扑面而来，我们这一代人都遇上了。

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正要长身体，却因三年“自然”灾害，过上了苦日子，几万万同胞都被迫饿肚子。那时广播里天天都在唱：“xx主义是天堂”，而人们对“天堂”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年到头，除了过年那几天之外，几乎没有吃过几餐饱饭。天上没有太阳、布满星星的时候，生产队里经常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些没文化、不会说假话的农民伯伯们，说着说着就会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再苦再苦，就是走日本龟子那阵，都没有那三年苦……”

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正要学习文化知识，“文革”却爆发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14年，飞机坦克，动枪动炮。西南联大东迁西迁都没有停止过招生和教学。小日本没办到的事，有人一句话、一张大字报就办到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学校都瘫痪了，大学的正常招生都停止了十年。而我们这些甚至16岁都不到、只上过初中、高小的几千万青少年，都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美名而被送到农村、林场、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各位看官，你听过那首当年风行一时的歌吗？《我爱呼仑贝尔大草园》，里面有一句歌词：“接过先辈的牧羊鞭……”知识青年都去“接过先辈的牧羊鞭”了，这个郭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吗？始作俑者不感到汗颜吗？

在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拿着低微的、几十年不变的工资，住着简陋的、拥挤的工棚。职工们广泛流传：“三十五元五，干劲没法鼓。”

当我们年老体弱、不中用的时候，却遇上了国企脱困、转制，因而先“富”起来了：下岗“待业”，成为企业的“富余人员”。

虽然早就朦胧地意识到，捧在手里的那个所谓“铁饭碗”，迟早有一天会生锈、烂掉的，但在它没被彻底打破之前，还是不敢随便把它丢掉。并不是对它还抱有什么希望，只是觉得太亏了，国企职工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一文不值：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为它干了几十年，拿着只够维持简单生存的工资，创造的大多数财富都被作为利润无偿地奉献给了郭家。当它揭不开锅的时候，要你下岗你就得下岗，要你待业你就不得不待业，要你为国分忧自谋生路，你就得赶快跑出去讨生活。而它想要你回来时，你如果不按时回来，哼哼，你试试看?

所以，“限归令”象一个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心上，一路上都透不过气来。赶到广州火车站时是晚上8点多钟，按理说也不算太晚，要是平时根本就不算什么，只是我今天心里特着急。岳阳厂的通知送到我家里时就过了一天，老爸电话告知我时又过了一天，到我请假出厂时已是第三天了。

售票窗口前排队大约有二十多个人，如果耐心一点，即使算上插队的人，最多一个小时也可轮到我，又不是春运，肯定有票。但我此刻心里着急呀，不时地自言自语：“哪这么慢啊？”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年轻男人，回头问我：“你去哪里？”我岳母娘是邵阳的，此时这个人的邵阳口音让我倍感亲切，连忙说：“岳阳”。接着他问我抽不抽烟？我摆手示意婉拒。

他自顾自拿出一根烟，尽量凑近我用打火机点燃，猛吸了一大口，突然对着我就迎面吐了出来，呛得我连往后退。接下来的时间里，那人没再和我说过一句话，我们都在继续排队，只是我心里觉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了，还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年老的男人走过来，用家乡话对我前面的那个人说：“走啊，还排什么队？那边有熟人帮我们买票。”那个人正要离开，又停下来，指了我一下，欲言又止，最后好象是下了蛮大的决心，终于开口说：“老乡，也帮他一下吧？他去岳阳。”那个老的看了我一下，既不情愿也不耐烦地说：“你也真是多事！好了，好了，唉呀，快走。”

我跟着这一老一少离开了售票厅，来到了车站广场。那个少的先拿出一叠百元大钞递给那个老的，满不在乎地说：“给，拿去买票吧。”我想，到湖南的火车票也要不了这么多钱吧？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心里面好象还有另一个“我”在说话：“你也是的，要人家帮忙又不相信人家，那怎么行？”于是，我二话不说也掏出一叠百元大钞递了过去。

一会儿，那个老的说：去那么多人不太好。那个少的就把挎包放在地上，说：“我在这里等吧，你们两个去。随便你们两个人，如果相信我，就把包放在这里，我帮你们看着。”那个老的把包往地上一放，说：“也好，省得拿来拿去。”我犹豫了一下，这包里可是我的全部身家啊。这时我心里又响起了那个声音：“你也是的，要人家帮忙又不相信人家，那怎么行？”于是，我也把牛仔包放在地上，并且鬼使神差地把身上的一件高级夹克衫也脱下来摔在包上，夹克衫里还藏有几百元钱，我也不管不顾，豪气十足地就穿个衬衣跟那人走了。

我的头有些昏昏沉沉的，但我的理智似乎还在挣扎，想帮主人挽救点什么，问：“火车站你有个什么亲戚？”他答：“姑妈。”我问：“你姑妈在车站做什么？”他答：“做搬运？”我问：“哪有女的做搬运啊？”他说：“你这个人也是的，要人家帮忙又不相信人家？那怎么行？”我没说话了，心想反正我跟着你这个人就行了。

我们走到车站的一个侧门前，那里有一群人围在那里，天早就黑了，看不清楚那些人在做什么。那人用手指了指前方，说：“我姑妈就在那里，我过去一下，你在这里等我”。我看着他离去，远远地盯着他，努力地不让他脱离我的视线。

他从人堆里钻了一下就出来了，走过来对我说：“我姑妈说有票，要你自己去拿。”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要我过去拿呢？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往前走，刚走了两步就觉得不对，忙回头一看，那人就不见了。

我连忙跑到刚才放行李的地方，行李和人都无影无踪了。这时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彻底的上当受骗了。这一惊吓，我全身的冷汗都冒出来了：我的毕业证、工程师资格证、赴泰国务工的护照申办批文全都放在包里，这些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至于那些可用金钱计算的东西则在两千以上：金利来衬衣280，老婆亲手织的精致毛衣200，里外两面都可穿的高级夹克衫180，老人头皮鞋360，高级西服300，递给骗子的百元大钞4张，藏在夹克衫里的百元大钞3张……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警察，象小常宝遇见了杨子荣一样，我飞奔过去向他求救。那个警察正在和车站一个女工作人员聊天，没让我把话说完就大声喝道：“你被人骗了、丢了东西找我干什么？你们跑到广东来发财，赚大钱的时候又没看见来找我呀？”我不死心地继续说：“你是警察呀，这是你们份内的事啊！你看那墙上不是挂着大幅标语：有困难找警察！”

那个肥胖的年过四旬的警察，脸上泛着油光，眼珠凸起来瞪着我，张开大嘴，咆哮如雷：“那是江泽民说的，你有本事找他去！你不要来烦我！”如果我那时有手机，并且有录音功能，我一定会设法把它录下来，那警察的咆哮声绝对有90分贝以上，如有一分不实，我愿承当法律责任。大慈大悲的观音娘娘啊，中国的纳税人用血汗钱就养了这么一帮人。我奶奶家里养了一条狗，看家护院的事就都放心地交给它了。

我搜遍全身，只在衬衣口袋里找到了33元钱，而到岳阳的火车票最便宜的也要43元。我想，先吃了饭再说，然后想法进站，看见北上的火车就上去，能坐到岳阳就更好。中途查票，如果被赶下车了，就只好打电话回家，叫老婆来领人。

在一对年轻夫妇的帮助下，我进了车站，上了一趟北上的列车。出广州站不久就遇上了一次查票，我心里那个急呀。但碰巧的是，两头包抄过来的查票人员，查到我座位附近就嘎然而止，掉头收队走了。出站时，也许看见我是空手一人，平常戒备森严的岳阳火车站，竟让我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我打的到家门口时，厂里的喇叭开始晨播了。我听见我女儿唱着歌，从楼上跑下来，她背着书包走近了。我叫了她一声，她抬起头，很吃惊地看着我，隔了好一会儿才叫了我一声：“爸爸”。事后她说：“我一看象是象爸爸，但我又不敢相信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