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他们返回了林场，却苦于找不到我，吉普车在路上来回了几趟，也没能象上次那样和我奇迹相遇。不知怎么，雷知青知道了这事，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到林业站找到了我，激动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怕我在电话里没听清楚，放下电话就要骑单车直奔林业站。只因那晚天太黑，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林场，矿务局机厂劳资科的师傅对我说：“你们矿里四个面向办不同意让你姐姐去顶职，说她去外地上高中没经过矿革委会同意。要顶职就只能你去，而且要快点去办，要不然今年的指标就会作废。”
1974年12月的一天，我挑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鲤鱼塘公社，和不少知青一起登上了矿里来接我们的汽车，离开了这片洒满汗水、泪水、欢笑和青春的土地，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新的工作、学习之路……
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下放在国营林场，一天三餐不用愁，43斤粮食一个月，基本上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是在食堂吃，每天收工后不用饿得头昏眼花了，还要去生火做饭。虽然我们都是廉价的童工，但是相比于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说，劳动强度远没有他们的大，我们还有星期天可以休息。而成千上万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的命运则比农民还要惨，真的比劳改农场都不如。
在林场，我也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是15岁“自愿”申请上山下乡，也砍过山、造过林，当过一段时间的挖山“愚公”，但从事高强度体力活的时间并不长，多数时间还是做一些轻松工作，动动笔杆子之类的事，尤其是在林业站那一两年，更是享受了一般知青梦寐以求的做事轻松、经济稍许宽裕的小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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