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知青是我的同学，因为活雷锋的行为是在知青时期发生的，所以称之为：李知青，比较顺口，也比较切题。
按说，与雷锋有关的文章应该在三月初出现才是，为什么到四月下旬才露面？实在是不好意思，本尊只记得3月21日这个日子，这一天我们成为了知青，于是就只顾得写《那谜一样的纸条》去了。竟然把3月5日给忘了，真是罪过，罪过。 李知青从小学到中学都和我同班。他家也是湘永七分会的，是我的邻居。一溜排家属区平房，他住在我家隔壁的隔壁，大概“隔壁”有十多个，约50米之远。他笛子吹得好，乒乓球也打得不错，还会画画，小小年纪就在矿里小有名气。他的头有点往左偏斜，据说是因为吹笛子、打乒乓球时间长而造成的。有些多事的小朋友就叫他“歪脑壳”。我从来不叫他的外号，甚至别人在背后叫他这个，我听了心里都会不高兴。 我妈妈有时也会拿别人家的孩子跟我比，她说：“你看你们班的那个李同学，吹拉弹唱、画画、打乒乓球，样样都行。哪像你啊，就知道看书，没什么特长和爱好。”我听了后，也想向他学习，但只喜欢打乒乓球，其它的都不感兴趣。如果奖我一元钱，让我去学吹笛子。或者不给我钱，反而要用竹鞭打我手掌一下，但有书给我看。我会忍住痛，宁愿选择后者。 妈妈还说：“你看你们班的那个邓同学，只比你大一两岁，人家好能干的”。我家厨房里那个烧散煤的地炉子，就是邓同学一个人帮我家打造的。很好用，烧饭菜火力大，密封也好。大冷的冬天，一走进厨房里，站在地炉子旁边，浑身上下都暖和了。那年他十三岁。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家并不是有意要请童工而去“剥削劳动人民”的，这是邓同学自告奋勇来为好朋友帮忙做的。虽然没给他工钱，但我家用有限的肉票，买了几两肉，做了一顿大餐（按照当时的标准），热情洋溢地招待了这位小邓师傅。要知道，我妈妈做菜的手艺可好呢。我大堂兄参军入伍，在县城集合，星期天邀请连长来我家“军民鱼水情”时，掌厨的就是我妈妈。那个警卫员要我叫他“解放军哥哥”。可是，两个哥哥都能上桌，一个弟弟只能在旁边看着。我站在桌旁，闻着那诱人的菜香，忍不住流口水了。爸爸眼睛一瞪，我一哆嗦，赶紧走了。连是哪几碗菜都没看清楚。 那时候，大陆只有一个“农业八字宪法”，还没有《劳动法》这些东西呢，所以我家的雇工行为并没有违法。“劳动人民”请稍安勿躁。 那年3月21日，我也加入了知青队伍，分在了新塘果木队。李知青比我早到十三天。 八名男知青就一个宿舍，两间房。里面那间稍大一点，就一个大通铺，塞五条汉子在上面睡，被子挨着被子。我有幸被裹挟在其中。 我到林场不久，就是瓜果飘香的时候，队里安排我们去守桃子、梨子、西瓜。男知青一般是上晚班。开始我循规蹈矩，上班带个水壶，渴了，喝水。饿了，还是喝水。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思想斗争了好久才伸手摘了一个桃子，确信周围没人后就把它吃了。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随身依然带着水壶，里面的水只是用来清洗水果了。一天，我和李知青上晚班，队长半夜来查岗了。他指着两颗梨树对我们说：“要注意保护好这树上的梨，它们是优良品种，做实验用的，不要让人偷了，就是掉在地上也要给我捡起来。”他不说还好，一说，我们就专吃这两棵树上的梨。味道确实不错。 李知青有一个表妹，姓易，她从前是我的小学同学，现在是张同学的高中同学。 下乡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请假回家了一趟。妈妈很高兴，说我人长高了，声音也变粗了，快长成一个男子汉了。她做了很多好吃的菜给我吃。等我吃完饭了，她才脸色一变，严肃地对我说：“听老师说，你和张同学在谈恋爱？”我一听“恋爱”这两个字就如五雷轰顶。那时候，说一个男生谈恋爱，比说他是流氓，骂他不要脸，还要难听。我小声说：“恋爱是什么东西我都不晓得。”妈妈厉声说：“你还不老实？她给你写的一封信都被一个女同学交到学校去了。” 我担心张同学，很想知道她的近况。但不敢去问，也不知道该去问谁。我凭第一感觉就认定告密者是李知青的表妹，因为易同学上小学时就是班干部，共产主义接班人，喜欢打小报告。而单纯的张同学也会让她有机可乘。整个过程包括对话我都猜到了：张同学写好信了要去寄，易同学知道了就说：“不用寄了，我表哥从林场请假回来了，就让他把信带过去吧，又快又省邮票钱。你交给我就行了。” 多年之后，水落石出。真可谓被我一语中的。各位看官，如果有懵懂的细妹仔也在看，本尊奉劝一句警言：“防火，防盗，防闺密。” 我休完假回到林场，桃子、梨子都摘完了，之后就要给果树除草、施肥了。这时，我15岁的年龄而表现出来的体力差距就特别明显了。 一大片果树林横竖成行，一望无际。两颗果树间隔有十多米。我和李知青的任务是：用锄头把两颗果树之间的杂草连根刨除，再循序往前推进，直到果树林的尽头。 我和李知青一块锄草，往往是并排出发，一会儿他就把我甩出一截老远，然后他就回头帮我把我前面的草锄掉，我们又并排站在一起了。之后他又是一阵风似地往前锄，把我又甩开了。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尽全力都赶不上他。他在远处停下来，回头看我，摇头笑一笑，转身又来帮我。 好几个月的高强度体力活，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着：往往是并排出发，一会儿他就把我甩出一截老远，然后他就回头帮我把我前面的草锄掉，我们又并排站在一起了。之后他又是一阵风似地往前锄，把我又甩开了。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尽全力都赶不上他。他在远处停下来，回头看我，摇头笑一笑，转身又来帮我。直到我调离果木队为止。 昨天我把这事跟老婆说了，问道：“假如那时我们下乡在同一个队，你的力气比我大，这种情况你会不会帮我？” 老婆想了一下，认真地说：“不会。天天这样，我自己的事都做不赢呢。”最后还是补了一句：“除非你是我的男朋友。” 老婆言之有理。 我觉得，李知青真的就是一个活雷锋，甚至比真雷锋还要好。 雷锋叔叔做好事是要“唱支山歌给党听”。而小李哥哥只是出于与人为善，帮扶弱者的本能，不是为做好事而做好事。 雷锋叔叔只对待同志才会象春天般的温暖，而对待其他的人要么象“秋风扫落叶”，要么似“冬天般的严酷无情”。而小李哥哥是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看档案，不问出身。
湘永七连二排同学聚会如期举行。 我喝酒不行，但喝水还是蛮有海量的。那天在酒桌上，为了表示感谢，我连敬李知青三杯清茶。为了表示豪爽的诚意，最后还说了句：“我干了，你随意。”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那个月明风低的晚上，同学们都去K歌了，我中途撤退，提前回宾馆了。碰巧，张同学也回来了。 房门敞开，窗户全开，灯光明亮。我们坐在高高的空调旁边，听对方讲那过去的事情。 她说：“对，就是她把信交给学校的。整个过程都被你猜中了。” 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曾经很想知道。我妈妈去世不久，我姐姐和妹妹先后都参加了工作，我家就搬离了湘永矿。后来，放假时我还来矿里找过她几次，毕业后也来过一次。在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那不是才子的柴子，始终都没寻到那再熟悉不过的佳人。（小时候我去奶奶家玩，也不是白吃饭不干一点活，有时也跟堂兄一起上山砍过柴。） 今晚面对面坐着，我却没问，她也没说。 她言语不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其实，那时我们都还不懂事，都太单纯了。”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还要问吗？我们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能腿脚方便地亲自走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能再见到曾经灿烂一笑的笑脸，还能合影留念，还能促膝谈心，还能在记忆的天空里默默地互相仰望着对方，这就够了。难道不是？ 远在他乡，在他乡知青家里，有时也会出现以下对话： “嗨，划不来，我吃亏了。” “你吃了什么亏？那时候，别说牵手，我们连手指头都没碰过一下。” “我不信。” “那我就冇办法了。举头三尺有神明，要不要我发誓赌咒？” “那倒不要呢。” “相信我了？那谢谢你啊。” “莫客气，不是相信你，是既往不咎。” …… 总而言之，我老婆还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听我念叨这些陈年往事，也动了恻隐之心，到处帮我打听张同学的消息。尤其是，那年她做了一次大手术，在住院期间，还想方设法，通过她在湘永的技校同学，找到了张同学的姐姐要电话号码。 所以我知足了，我要珍惜。 观音娘娘待我不薄，今后继续日敬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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