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举步维艰 NN年前，有一个人在他的小说里不小心嘀咕了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一名言，曾被中国的大、小作家广泛引用。说这话的是前苏联的文学泰斗级人物，虽然俺不知道普京同志会不会展开一次跨国行动，但还是忍不住要弱弱地说一句：此言差矣，最多只说对了一半，幸福的生活其实不都是相似的。有例为证： 有些人的幸福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八旗子弟x陶”。有些人的幸福则是靠别人“捐”出来的，例如“红十字会的郭x美”。 有些国民的幸福是靠选民选出来的，偏偏这些国家多，最不讨人喜欢的就是USA．而有些国民的幸福则是靠毛遂自荐的救星为人民“谋”出来的，这些国家少，最逗人喜欢的就是North Korea． 而本尊呢，就连去佛山那一小段挨点幸福边的打工生涯，也和别人的不相似，是经过了千辛万苦，历时多年的反复酝酿才得以践行的。 彼时，我正在一个矿务局的机厂当工人。虽然我厂的党总支李书记多次痛心疾首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退退到56年”，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却是地球人都有目共睹的：首先是思想解放了，“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理论连同它的主人都见马克思去了。接着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跟着粮票、肉票、布票取消了，几亿中国人饿肚子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才知道除了过年之外的日子，老百姓也可以天天吃饱饭、天天吃大肉。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搭上了恢复高考的顺风车，带薪去久违的象牙塔里小坐了几年，毕业后分配回到原工厂，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着国家干部身份的技术员。一时间，此事成为我厂老职工勉励后代读书学习的佳话。 虽然农村改革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国营企业的改革却没有什么起色。先是悄然改了一个字，由“国营”改为“国有”，别小看就改了一个字，那“国家”可好做多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归“国家”管，工资指标归“国家”管，利润归“国家”管，但没钱发工资了你们可不要找“国家”呵，从今往后，咱“国家”只管“所有”不管“经营”啦。后来搞厂长负责制，再后来又搞承包责任制，电视、报纸纷纷鼓吹：“一包就灵”，但到头来都是短期行为，当一天厂长撞一天钟，这个“钟”就是：找米下锅，找钱出粮，严重透支企业的家底，卖光分光，只管任期内，谁管将来？原因很简单，其实就一个问题：该“终身”的不“终身”，该“轮流”的不“轮流”。 那时，全国的企业都差钱，“三角债”席卷神州大地，国企运作举步维艰。不久，具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横空出世，众多企业纷纷上市圈钱，在人们将信将疑的时候，政府突然宣布：国有企业解困的目标实现了。 厂内外、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购买xx股票，股民终身有靠。”可怜啊，善良、轻信而又想发财的中国老百姓，用辛苦几十年攒下来的全部身家，买下了一张张从来就不曾打算给股民分红的中国股票，股民们用真金白银帮助众多负债累累的国企彻底解困了，但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A股市场几十年来的表现，给出了让人用脚投票、颇有“中国特色”的回答。 也就是在这个承包责任制的环境下，一些有远见的承包人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起了招聘人才的大旗，才让“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砌来任党搬”，这一流行中国数十年的分配方式，开始退出市场。于是，我有机会去应聘，离开了煤炭企业，来到了岳阳市的一个机械厂。 说来不好意思，我离开矿务局时，档案工资只有47元，到岳阳市报到时还被减了半级工资（那是煤炭企业的奖励工资，调离煤炭系统时要取消）。足见当时煤炭企业的工资有多低。本来嘛，我是想在岳阳这家工厂好好干，哪儿都不去了，一直做到退休。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而且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经济基础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首先感觉是生活拮据了，入不敷出。虽然我的工资加了两个浮动级、一个奖励级，一共也有97元了。我妻子的工资也比在矿务局高了不少。但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没有在矿务局宽松。 在矿山，工资虽低，但水、煤、电价格低，几乎不要花多少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天天早上到锅炉房去用水桶打开水，天天晚上到大澡堂去洗热水澡，连带洗全身的衣裤、袜子、鞋子，一分钱都不要出。而且，还可以种菜、喂鸡、养猪。 在矿务局机厂最困难的那一年，工资发不出，又正逢全国爆发通货膨胀，我一家就靠吾妻（我也帮手）种了两块地的菜，喂了十多只鸡，养了４头猪，日子也过得蛮滋润的：一年四季，蔬菜几乎不要买，绝对新鲜的绿色食品。鸡蛋很多，打蛋糕都是用塑料水桶装。猪肉就更不用说了，吃不完肯定是要拿去卖钱滴。 牡丹牌彩电、威力牌洗衣机、容声牌电冰箱，这些在当时对平常人家来说还是奢侈品的东东，也纷纷进入了我家。而且，银行里还存了1000元（人民币，要是美元就好了）。这个数目现在来说是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还是要数上一阵子滴，要知道那时我的工资只有47元。 而住在岳阳市里是没地方让你养猪、种菜的，在家属区楼上也是不可能喂鸡的。水、煤、电费又比在矿务局要高了好几倍。而且更糟糕的是，不知从何时起，本来很中听的一个词：“改革”，却和“涨价”，“卸包袱”成了同义词。 “粮改”：粮、油价涨了。 “水改”：水价涨了。 “电改”：电价涨了。 “煤改”：煤价涨了。 “车改”：公交车票价涨了。 “教改”：学费又涨了，“义务教育”不义务。 “医改”：医药费老百姓自费的比例增高了，公费报销的比例降低了。再“医改”，医药费大幅涨价了，检查费更多了。 “房改”：职工住的破旧房子也要自己掏钱买了，70%产权归个人。再“房改”，又要职工再多交钱，30%产权都给你啦。 “企改”：打破了企业职工的“铁饭碗”， 职工下岗或被拖欠工资不关国家的事了，你们不要再到市政府大门口去坐了。再“企改”，职工享受的退休福利取消了，感谢你们拿着很低的工资为国家奉献了十几、二十几年，但将来你们的退休工资还得靠自己提前掏钱买社保啦。再再“企改”，职工自缴费的比例增高了，企业缴费中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比例降低了，个人缴费的年限由10年改为15年。 …… 一项项的“改革”接踵而来，但几乎每一项“改革”的主旨，都是琢磨着让政府的付出少些、再少些（也不管这些付出是不是政府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从老百姓那里掏的钱多些、再多些（也不管老百姓负担重不重）。也难怪民间流传：“改革，改革，越改，(老百姓)越冇得。” 我家住的那间小屋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原是筒子楼的结构，卫生间都是后来才搭建的，面积四十多平米。就这个古老、破旧、冬凉夏暖的顶层二居室，第一次“房改”就要我掏三千多元，而我家总共只有一千多元，只好跑到我姐姐家去借钱了。 我姐是N年前就从集体企业失业了，她不等不靠（也等不到靠不着），自谋生路，惨淡经营好多年，苦尽甘来，生活富裕多了。 惭愧呵，我是一个努力读书的大学生(大二就入党了)，一个勤奋工作在优越的社会主义企业十多年的职工，我就哪这么丢人啊？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连三千元都贡献不出来，真是愧对社会主义。 多年来，我家每天的早餐都是吃一点先天晚上的剩饭菜算数，有客人来了才会去外面吃面条、汤粉、包子什么的，这很好，是为国分忧的具体表现，但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向雷锋叔叔学习呢，你可不可以不吃早餐啊？雷锋叔叔连每个月几元钱的津贴费都捐出去了，你的思想境界怎么就这么低呢？ 穷则思变，厂里不时有传言：有谁有谁到广东打工去了，工资多少多少，吃的老板餐，住的空调房，羡慕得让人们心里直痒痒。设计科和工艺科一直是厂里最难维稳的部门，有一点点功夫的技术人员都有一点点的不安分，憧憬着去自由的天地打拼一番，企图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家人都生活得好一些。 厂里最担心设计科和工艺科的技术人员流失，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胡萝卜”：就是福利倾斜，但这个作用不大，因为那点福利根本就没有吸引力。最有阻吓作用的还是“大棒”：技术人员一经发现外出打工，经劝告不按期归厂的，一律开除。 我们的程厂长是一位有魄力、有能力、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现在的官员比，他完全可以入选全国清官500强。当然，他也有私心，在大学生普遍分配难的时期，他的两个堂弟就是因为他的关系而先后进入我们厂的，可别小看我们厂，当时可是岳阳市为数不多的发得出工资兼奖金的企业之一。他两个堂弟都是正规大学的本科生，都被分在正经做事的清水衙门：一个在设计科，一个在工艺科。一天，设计科的那位堂弟没来上班，第二天也没来，接着一个多月都没见他的人影。大家似乎都希望他不要归来，都在拭目以待。我也一样。 但令人失望的是，三个月不到，他就回来了。据说是程厂长连发12道电话“金牌”把他从深圳召回来的，又据说最后一次电话内容是这样的：“我知道，那边的工资是高，待遇是好，那是根本没法比的，社会主义就这样，发不了财也饿不死人，穷是穷点，但你一进来了，就会管你的生、老、病、死啊。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有一万个理由，我也不理你这么多，反正你给我赶快滚回来，要不然我怎么去管别人，己不正怎能正人啊？” 程厂长的堂弟刹羽而归，让设计科和工艺科安静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厂是做通讯车的，产品完成组装后要做1500公里道路测试。那天，我跟车跑道路测试，中饭是和司机一起在路边小店吃的，吃完饭后我随手拿起桌上一张皱巴巴的《羊城晚报》瞟了一眼，上面的几行小字让我眼睛一亮：“试用期月薪1500元，包食宿”。乖乖，就试用期月薪都相当于我现在工资的10倍。而稍后被我眼睛捕捉到的富有人情味的几行文字，则完全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如聘用，报销双程路费；未聘用，报销单程路费。”回家后我就写了封信，把简历寄过去了。没几天那边回信了，叫我去面试。虽然说好了可以报销路费，由于节俭惯了，我还是没买卧铺票，只买了一张硬座票。 当我登上列车，心里只有些许兴奋和忐忑，并不知道此行将会对我的人生轨迹有着怎样重大的改变？列车徐徐开动了，我依然是把它当做一次出差、一次短途旅行，殊不知，从此我将象候鸟一样长期飘泊他乡，而被称为家的那个地方只是逢年过节才会匆匆路过的驿站。 于是，才有了开头所叙的佛山处女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