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从“禾”来？

“利”，左“禾”右“刂”。这意味着，个人以及社会财富的取得，有两个途径：一，种庄稼；二，靠刀剑。再锋利的刀剑，也长不出稻米。靠刀剑，只有去掠夺。掠夺的对象，自然是庄稼人。

也可以这样解释。农业社会，土地和庄稼，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所有人的所有财富，都来自土地。历史上的中国，以及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都是如此。农民一年所得，是上天所赐，也是财富的第一次分配；一次分配，是“按劳取酬”；天地酬勤，谁付出的辛苦越多，流的汗水越多，收成就越好，就会比其他人“多收三五斗”。

掠夺，也是获得财富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掠夺者要有耐心，等庄稼长成。“提前摘果子”，糟蹋了果实，自己也一无所得。有脑子的，都不会那么做。鬼子抢粮，也是等麦子熟了，才下手的。掠夺是“二次分配”，比得是实力，谁的武功高、兵马强，谁的手段狠毒、计谋狡诈，谁就能抢到更多的财富。

一个好社会，一个理想社会，应该只有第一种人，没有第二种人。或者，第一种人，占绝大多数，第二种人只有极少极少数。最不济，也要全社会的人，对第一种人，有极大的尊重；对第二种人，有最深刻的蔑视。

可，历史总是无情地嘲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小农，反之，对“打江山坐江山”的皇帝，却有无限的崇拜和仰慕，就像妓女投向阔少的眼神一样。

刘邦早年，不愿意当农民。他父亲刘太公，非常郁闷，但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刘邦基本上是一个混混儿，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整天喝酒泡妞，无所事事。秦王无道，房价奇高。加上，刘邦花钱大手大脚，和“富二代”一样，挣得不多，花得不少。年届不惑，也没有买下房子。

刘邦的二哥刘仲，专心务农。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虽然，没有一夜暴富，然而，日积月累，也挣下了一份家业，“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深得刘太公之欢心。

刘仲和刘邦，一个规规矩矩，一个无赖泼皮；一个以农为本，自给自足；另一个好吃懒做，不知道“明朝酒醒何处”。不比不知道，一比真烦恼。刘太公看见刘邦，就没有好心情，指着刘邦的鼻子，骂他：“你看看你，看看你二哥！你二哥有家有业，小日子有滋有味，经常给我买酒没肉。你啥时候，也孝敬我一回，让我花你一分钱呢。不争气的孽障！”

刘邦听了，也不生气。可心里暗想：我二哥那点小钱，我看不上。要挣，就像阿里巴巴一样，弄一座金山回来，那时候，我看你说啥。

果然，刘邦后来当了皇帝。高祖九年，未央宫落成。刘邦特高兴，在未央宫大宴群臣。刘邦端着一杯酒，向太上皇敬酒，边敬边说：爹，我年轻的时候，你说我无赖，不能置产业，不如我二哥殷勤用力。如今，我成就的产业，和二哥相比，是谁的多？

大臣们听了，都笑了。

刘仲和刘邦，一个种地，“利”从“禾”来；另一个是皇帝，职业抢劫，“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刘邦之所得，高于刘仲，远高于刘仲，不足为奇。可要是一个社会中，有太多的“刘邦”，天下大乱、盗贼蜂起、群雄割据、划地为王的话，“刘邦”之所得，将大大缩水。因此，每一个职业“抢劫犯”，都梦想“大一统”。唯如此，才能保障抢劫权利的唯一性，才能保证抢劫行为之无本万利。

老百姓，也希望“大一统”。喂饱一个强盗，要比供养一群强盗经济；普天下之人，养活一个皇帝，要比一部分人养活一个帝王，个人负担的成本更低；也没有人希望改朝换代，皇帝不希望，老百姓也不希望。因为，一旦皇帝和皇室，意识到“抢劫权”不是永恒的，意识到有一天会有人取而代之，他最直接、最“理性”的行为将是“五十九岁”心态——交出权力之前过把瘾，“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末代皇帝，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这一切，盖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者的豪言壮语，陈胜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提醒了当权者，也提醒了普天下受苦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咱家。因为这句话，中国社会陷入了无休止的王朝更迭和农民战争，一战未停，一战又起，此起彼伏，动荡不已。

大无畏的“革命”口号，在现实中，竟是这样的悲剧。此中究竟，引人三思。

2010-10-11，22：50分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