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集體主義是如何煉成的？

日本的村落，是如何構建集體主義的呢？和中國的村落相比，有哪些本質差異呢？

下面，簡述之。

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家的延伸。家是血緣的，村落也大體如此。但這不是說血緣是唯一的紐帶，而是說血緣為主，兼有地緣以及其他因素。這一點，可從中國的地名，略知一二，如杜家坎、馬家堡、陳各莊等等，大多是一姓一個村落，聚族而居。為此，家族和宗族勢力，就成為一個村落的支配性力量。如果，全村一個姓氏，則嫡系、庶出、長房、次房、輩分高低等因素，成為劃分派系的主要依據；如果，一個村子有幾個大姓，則每一個大姓，自然成為一個集團，與其他姓氏相抗衡。

因此，中國鄉村，看上去平靜，其實，是很不團結的。各大家族之明爭暗鬥，一刻也不停止。尤其是，宗族之爭，只講親疏，不講是非。凡是本家族做的事情，都是對的；凡是其他家族做的事情，都是錯的。如此邏輯，豈有寧日？沒有是非的集體，也就不必談什麼集體主義了；因為，沒有共識。沒有共識，何談合作？

以我老家為例。

村里以兩姓為主，一是我們劉姓，二是呂姓。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劉邦之後，也不知道呂姓是不是呂不韋或者呂后的遺脈。以河為界，河西是劉姓人家，沒有呂姓；河東是呂姓人家，有劉姓，但劉姓不和呂姓雜居。我小時候，兩姓相處，已算和睦。可各種小摩擦不斷，暗裡下絆兒更是家常飯。

我的小學班主任，姓呂。她給我下了一個評語：學習態度不端正！在班裡，我的成績是數一的，而且，就算回頭，也看不見第二的影子。在那個小地方，毫無疑問，我是超乎同類的。能在我身後，苦苦追趕的，有呂姓同學。在呂老師眼裡，他們雖然成績差一些，可是，學習態度端正；我的成績雖然好，就是再好，也是態度不端正。

我輾轉反側，不得其解。首先是，不知道什麼叫態度端正；其次是，我也不知道怎麼把我的態度端正。問呂老師，她也不能給我有益的指導，來幫助我端正態度。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莫須有的“罪過”。可對小孩子來說，老師的話就是聖經啊。我背着這塊大石頭，到小學畢業；到初中、到高中，直到大學，到我自己能獨立思考，我才明白：這就是一句屁話。

我，一個心智未開的幼稚少年，自小就在家族爭鬥的漩渦中，深受其害。當然，這算是極為輕微的，也沒造成什麼看得見的損害；看不見的，或許很深重，但屬於精神範疇，說不明白，只好作罷。

日本的村落，簡單得多。和日本的家庭一樣，日本的村落，也首先是一個經濟體。和中國的村落比較，日本的村落有如下特點：

第一，日本的村落，規模較小。日本傳統村落大小，按照戶數來說，大部分在50-100戶之間。明治維新之前，這樣的村落，在日本有十萬左右。村落規模小，是和日本的地形相關的。日本多山，沒有大面積的平原，所以，大多數村位於山間谷地，其容量是有限的。50-100戶的規模，和中國農村比起來，差了不止一個量級。

第二，日本村落，沒有大家族。1673年，德川幕府頒布《分地限制令》，禁止農民分家，以防止因財產分割造成農民破產。子女中，只有繼承家業的一個人在家結婚，其他人都要離開家門。《分地限制令》的頒布和實施，一方面，在經濟上，避免了土地和財產越分越小；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鄉村出現人多勢眾的“土豪”——使得村落中的每個家庭，成為大體均勢的“原子型”的農民。

第三，日本村落，沒有強權人物。德川幕府，實行兵農分離制。所有武士以及武器，都被集中在江戶和各藩國的町下城。在農村，都是務農為業的本百姓。百姓不允許持有武器，也不允許習武；同時，武士也不允許隨便“下鄉”，到村落里騷擾百姓。武士的俸祿——貢米，不能直接從農民手裡收取，而是由農民交給藩國的大名，之後，再由大名統一發放。

以上措施，當然是德川家康為了便於農村的控制、便於年貢米的徵收，而有意弱化鄉村勢力的措施，但其帶來的成效是：日本的村落是平的，既沒有“土豪”——擁有大量土地、人口和財富，以及私人武裝的大地主；也沒有“劣紳”——武士是日本的管理階層，高級武士即便退休了，也不能回到鄉下，而是必須呆在城下町，避免武士和農民的接觸，也就避免了武士成為一方霸主。武士，只是擁有一定數額的貢米，但其並沒有明確的封地，也就沒有相應的農戶為其私人擁有。

第四，日本村落，是一個封閉、自治組織，有關村落事務的會議，是全員參加的；決議，要在“村寄合”上獲得全體一致的通過，並對全體村民有約束力。

村落的封閉體現在，日本的村落之間，有明確的界限，以區分不同村落的山林、草地、耕田和水源，辦法是“道普請（修路）、溝浚（修渠）”，並在村落的邊界拉起草繩以防止外界“災禍”進入本村。除去各家的土地，是私有的之外，道路、水源、山林和草地，是村落所共有，是村落的集體財產。

日本的村落自治，有一個執行機構和一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是“村方三役”，即：名主、組頭和百姓代。名主是村長，他負責管理村落的賬簿、年租、治安和一切行政事務；組頭是村長的助手，負責執行和落實具體事務；百姓代是監督職，相當於村民代表，對名主和組頭實行電鍍，在租稅方面代表一般村民利益。

村方三役，由本村人擔任，在“村寄合”上由全體家長選舉產生。

日本村落的最高決策機構，是“村寄合”，由各家家長組成，每年定期召開兩次，一次在年初，一次在年終。如果，遇到戰爭水災火地震等特殊情況，還可以召開緊急“村寄合”。有關村落的所有重要事務，都須在“村寄合”上，獲得“滿場一致”的通過，才能生效。具體包括：制定村規、選舉村方三役、清算年租、處理犯罪、接納外來戶、年度計劃、公共資產的使用、管理和維護等。

值得注意的是，“村寄合”是全員參加的，而不是“寡頭”暗箱操作——中國農村，多是村里少數有實力家族的瓜分計劃——；加之，“滿場一致”，即全體通過，才有效。這就意味着，任何一個家庭的利益，都必須得到保障；如果，集體被少數人劫持，甚至是多數人想“打劫”另外一個人，都是做不到的。

為此，在第一次“寄合”上未取得一致的問題，必須經過兩次、三次的協議，達到全員同意，才可以上升為整個村落的共同意志。日本民俗學家宮本常一曾經於戰後的1946年，考察過四國等地，發現這種寄合制還非常頑固地存在於四國的鄉村間。

本文曾提到，集體主義崩潰的一大主因是，個體的利益在集體中被忽視，甚至被掠奪。反之，一個人願意加入集體的最低要求是，加入集體之後的所得，不少於其單幹的所得。“滿場一致”原則，有效地避免了集體對個體、多數對少數利益的侵蝕，是日本村落共同體的護法石。

再有，“村寄合”的決議是具有強制力的，其權威性不容置疑，也不需要上一級政府機構的認可。這一點，極為重要，也是村落自治的根本所在。如果，“村寄合”的決議不能被執行，其權威性就難以體現；個體視集體的命令如廢紙，各行其是隨心所欲而不受約束的話，集體就不成為集體了；如果，其決議需要上一級機構的認可，其自治性也就不存在了。

特別是，上級機構一定是更有權勢的組織，引入上級機構，必然會打破村落中村民“原子化”結構所形成的均勢；而沒有均勢，就沒有公正。中國的鄉村自治，之所以難以成立，就在於劣紳“朝里有人好辦事”，動不動就有人到城裡搬救兵，藉助皇家朝廷、京城六部、省里要員，干涉鄉村事務。比如，曾國藩丁憂期間，其村其鄉其縣的事務，都要看他的臉色。要不是曾國藩公正，其家族必然橫行鄉里，無所顧忌。而明末著名書畫家董其昌之劣跡，恰好為一反例。

傳統中國的鄉規民約，是不具有如此效力的。

清末，順天府寶坻縣衙的檔案里，可看到許多這樣的上報、請願文書。某村在《會同閤莊人等公議斷賭》中說：“雖然立有罰束，誠恐有不法之人，暗生網利之心、私行勾引賭銭、不遵公立罰束、勢必滋生事端。”所以，村民向縣官請求道：“身等因公起見，為此公懇，叩乞，仁明老太爺，恩准賞示，曉諭通知禁止賭博，俾居民各務正業，則鈞感大恩於無既矣。”村落內部合議之後，只有得到縣官老爺的曉諭通知才能有效。

第五，“村八分”等特殊的鄉規，強化了村落的一致性。根據違反村規的程度不同，村民將接受不同的懲罰，如體罰、罰錢、罰糧、沒收財物、拆房子、扒屋頂、課以勞務等，其中，最嚴重的是“村八分”——全村與其斷絕外交關係的懲罰——除去火災、喪事之外，其他八個方面：冠、婚、病、出生、死人周年、旅行、修房等，都得不到同村人的幫助。

如此，陷於“村八分”的家庭，等於被驅逐到了一個孤島之上，被全社會所拋棄，只能自生自滅。其他家庭就再也不會與其通婚，這不等於是宣判了該家庭的死刑嗎？因此，對日本人來說，“村八分”是最令人恐懼、最殘酷的懲罰。由於村落空間有限，每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他人的視野之中。如果做了丟臉的事情，必然是無地自容。從眾、合群、和大家保持一致，遂成為一種日本人不可動搖的行為規範。

“村八分”，是一把利劍，其巨大的威懾力，使得沒有人敢於和眾人對抗，沒有人敢於和集體對抗，沒有人敢於不遵從集體商議的村規。成人，可以忍受孤獨，孩子則不然。一個沒有夥伴、沒有朋友、沒有遊戲的孩子，是不正常的，從孩子的未來考慮，也沒有一個家長敢於和全村落對抗。

第四和第五，不能割裂。也可以說，是村落管理的“兩把劍”——第四，是溫柔之劍；第五，是冷酷之劍。凡事，先用“溫柔之劍”——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絕不強求，一定要獲得所有人的認可，方才形成具有強制力的集體共識。因為有了“溫柔之劍”，才奠定了“冷酷之劍”的堅實基礎。如果，你連自己認可的事情都不作，連自己認可的規則都不遵守，對你也就沒必要客氣了，只好動用殺威棒，矯正一下你的壞毛病。

足見，日本的村落自治，制度設計之周密；日本的村落自治，靠的不是力，而是理；是民主，而非專制。只有民主，才能長久，才能獲得村民普遍和發自內心的認同。

第六，日本的稅收，是以村落為單位的。以一戶為單位收稅，和以一個村落為單位，會導致不同的行為模式。要是以家戶為單位，則鄰居的收成好壞於己無關。要是有嫌隙，還可能以鄰為壑。比如，偷放鄰人稻田裡的水等等。也就是，如果是以家戶為單位收稅，則個人的理性行為是：獨善其身，各人自掃門前雪，哪兒管他人瓦上霜。

以村落為單位收稅，就改變了個人的行為模式。個人不僅要關心自己的稻田，也要操心他人的稻田，乃至關心全村的收成。因為，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只有全村獲得豐收，才能及時完成大名的年貢米。否則，自家水稻收成再好，也完不成全村的稅收。反之，要是自家水稻長勢太差，也就拖累了大家，必然被全村人所鄙視。

為此，在日本農村，有大量的集體勞動。比如，一起修水渠、架橋、修路、蓋房子、換屋頂等等，至於集體插秧和收割，就更為普遍了。集體勞動的普遍存在，一方面，是一種利益交換行為，與商品交換等價；另一方面，也是集體主義意識的具體體現。

按村收稅，馬上就有各戶如何分擔問題。村落事務政府不參與，就逼着村民自己定規矩，公平分擔稅收。於是，各村不僅是自治的，也有了基層民主。江戶末年，一些發達地區的村民，覺得村裡的長老們分攤稅額不公，村內的行政費用也徵收得過多，就集體抗議，要求賬目公開，把村子所應支付的總稅額、村級行政費用以及向各家徵收了多少錢等等，都列明細表貼到牆上公開。如果，行政經費過高，村民又會抗議，分攤不公更要理論。總之，村民要根據總支出來決定各戶所支付的費用。

第七，每個村落都有各自獨立的守護神。日本不是宗教國家，但，是神的國度。時時處處有神明，村舍也不例外。日本人認為，村落是神靈保護的神聖之地，村內外的界限十分嚴格。村落一般以山、河或村邊住戶為界。村界掛有稻草人、草鞋、靈旗、神柱為標記，拒惡魔和災難於村界之外。村界上，立道祖神。在日本民間信仰中，道祖神是防止外部入侵、抵禦惡魔和瘟疫的神。所以，村落舉行送瘟疫、害蟲和祈雨的儀式，迎送都到村界為止。

日本人認為，村界以外是一個不屬於自己、也和自己無關的世界，村界是嚴格區分自界和他界、一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的象徵。村落是每個村民的世界的全部，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在界內完成的，不需要外部的介入，個體也不會隨意出界。生於此，長於此，死於此，其靈魂也永久地居住在此，“身土不二”——個人與其所在的村落，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

由此，日本人對於村落的認同和向心力，不止是現世的，也是來世的；不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不只是個人的，也是子孫後代的。

我們知道，日本直到近代，始終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人口居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縱然有江戶那樣人口上百萬的大都市，但，其人口在成人之前，也大都長在農村。1868年，明治維新時，日本人口的90%都居住在農村。即使是20世紀40年代，仍然有80%的人是在農村出生和成長起來的。

換言之，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和集體主義精神，正是在一個一個的小村落里培養出來的。正如日本社會學家富永健一所言：日本人是集體主義的，缺乏個性自覺的原型可以說就在村落內部的強力結合上。村落是所有日本人的學校，在這個學校里，影響其一生的基本道德、習慣和行為準則，已經定型了。（2014年11月20日，女兒20歲生日，8：40分，辦公室，A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