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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皇帝的新衣
我今年39，夫子曰：四十不惑，既然距离“不惑”还有一个年头，自然也有最后的疑惑，拿出来问问大家。其实，这个疑惑是大逆不道、触犯众怒的，我也准备好了“挨板转”。假如板砖能把我拍明白，我在所不惜。因为，孔夫子还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足矣”。
最近几年，有一种崭新的思潮，叫做新儒学，大概是说西方的哲学日暮途穷了，西方人都在急匆匆地到儒家经典里寻找新的“灵感”，因此，原来被打倒的“孔家店”、孔孟之道都被粉饰一新，重新供奉起来。还有人在倡导新的“读经运动”、读经小学，指望“新儒学”的灌输能萌生孔子那样的划时代大师，开辟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基业。
要是眼下的儒学复兴是对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扑，实属正常。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人血管里的液体，这么多年的的贬斥、轻视和肆意践踏，传统、经典、旧例和老皇历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完全不着边际。可是，这股劲过了头，硬要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祖上阔多了”之类的昏话是否是另一种滑稽呢，比之“文化大革命”是另一种让传统文化快速死亡的手法，一则棒杀，一则捧杀。
有些人是欢迎儒学复兴的，这就是大大小小的出版商和书店。各种版本的儒家典籍一路摆开，声势十分浩大。反正是吃祖宗的剩饭，心安理得，既不需要给孔孟老墨付稿酬，还得了弘扬传统文化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这一类人一定在摇旗呐喊，“孔夫子又回来了”。但是，这面大旗下所掩盖的恐怕不是爱好儒学的精神，而是爱好金钱的本意，可以说是“吾好儒学，我更好金钱”。再加上“准入制度”森严，儒学复兴带来的利润增长几乎全部落入了出版界的腰包，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儒学复兴”呐喊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出版界能够更开放，或许新儒学的浪潮不会这么猛烈。
一直，有一种直觉，所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过是“皇帝的新衣”，看看《诗》《书》《礼》《乐》《春秋》，也就是平常道理，类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温故知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等等。
这些“文化”既没有超过普通人的思维极限，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贩夫走卒，妇孺小儿，皆能知晓，何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之美誉啊。
能够为“博大精深”遮羞的只有《易经》了，其他儒家典籍、道家经典以及程朱理学，大家也都翻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字真经”。可是，《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旷世奇书，让过去、现在、未来的国学大师把它奉为“镇国之宝”呢？
本人愚顽，曾经想下功夫钻研《易经》，可是，每一次阅读都是有头无尾，看了一两页，就头晕脑涨，不知所云了。不过本人并不封闭，还是很好学的。每见对《易经》有研究者，就请教。大多数的回答是：深奥，深奥。除了赞誉的五体投地不容置疑之外，再没有二话了。我奇怪。
既然正面强攻不能得手，就侧面迂回，看看有没有其他道路可以到达《易经》的顶峰，一窥这一部儒家“圣经”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妨借用一些最浅近、却是符合现代科学和一般常识的判据，依此判据，验证一下《易经》是博大精深，还是“皇帝的新衣”。
第一个判据：龙生龙，凤生凤，如果《易经》是龙种，其后代断然不可能是跳蚤。反过来，假如2000年期间和2000年之后的中国一派江湖市侩，全然看不到龙的传人的气象，凭什么说《易经》就是龙的种子呢？当然，这依然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涉及2000年“文明史”，涉及到如何评价世界上唯一延续、未曾中断的文明的问题。以现代的眼光，人类文明截至目前只有四个字：科学民主。所谓科学，阐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民主，树立了人与人之间协调共处的基本准则。遗憾的是，不管是《易经》诞生的年代，还是强汉盛唐，还是大清帝国，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科学和民主的迹象。最后，连科学和民主的概念我们都不得不从西方国家进口，更不要说如何实施了。
这个判据虽然简单，却不是毫无来历，胡适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谈到如何评判中国古典哲学时，提到三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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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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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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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即如《易经》，虽然其“博大精深”，古往今来的人花费了太多的力气，依然难知其详，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能够依照这个原则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像盲人看戏，演员的舞姿、扮相、丰韵虽不可见，可是盲人从观众掌声多寡，也可以了解哪一位演员表演的精彩，哪一位演员不过是平常角色。
引用这个逻辑，并不是为本人的“愚顽不敏、不思学习”辩解，而是要堵住某些已经把《易经》极端神话、极端深化者的嘴。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易经》高深莫测，无所不包，是所有儒家经典之首，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扛鼎之作，只要我们有怀疑、有疑惑，认为《易经》不过尔尔，这些人劈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懂”。
如果我们深信《易经》是四书五经中的真经，如果我们深信2000年来儒家文化居于首要的中国文化不过是《易经》的余脉，如果我们深信眼下的中国文明依然是《易经》在散发余威和光彩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干脆地说：《易经》没什么，和其他绵延传承的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既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何以见得其精神祖师《易经》“神功了得呢”？再说，既然《易经》那么玄妙无比，可以解疑释惑、明天理、尽人事，那些参透其中奥妙的国学大师们，何不把你们领悟的“厚道”传播给众人，以至于我们这些《易经》之后，在和其他文明的较量中，一败再败，受“蛮夷倭寇”的窝囊气呢？
正像眼下某些人借用数学工具制造“天书”、故弄玄虚一样，某些“国学大师”也很有一种嗜好，就是把《易经》搞得神乎其神，不知所云。“《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作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经》和前人不同。我认为从前一切河图、洛书、识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说。”胡适这段话，算是2000年后对《易经》研究者的总评——大多数人是滥竽充数，以讹传讹的。
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是秃小子们之间的恶作剧。一个小孩子告诉另一个小伙伴，他看见远山上有一个衣冠飘飘的仙人，眉毛胡子，都看得一清二楚。另一个小孩子就拼命地往远处看，瞪大了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恶作剧男孩更加变本加厉，说仙人怎么怎么地在树叶上飞来飞去，直到另一个小伙伴揉红了眼睛，说自己实在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游戏结束了，那个恶作剧的秃小子通常是笑得人仰马翻，不能控制。
《易经》就是山坳里的神仙，远远望去，好像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究其实，却是一无所有，回想年幼时节的那个游戏，没想到《易经》如是。
《易经》不过是初级的排列组合，以现在初中生的科学素养全可以搞定。之所以到了今天，《易经》还扑朔迷离，一方面是人类早期对于世界的认识原本就含糊不清，自己没有搞明白，怎么可能表述清楚呢。加上，时代久远，古文字残、缺、毁、损，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合理利用”，《易经》就越发“糊涂有理”了。
其实，《易经》的真正价值也就在于它是古董，值钱，稀罕不假；或者说，在文明的萌芽期就有那么大学问，的确可敬，也算是一种说法，要说好，鬼相信。就像唐三彩，好不容易留存下来几件，当然是宝贝，无价之宝，可是，你要说唐三彩比现在的瓷器还好，是不是很可笑啊。
哪些人在给《易经》抬轿子呢，这些人不辞劳苦地推崇《易经》用意何在。说到这里，有个典故可以一用。要是大家明白了这个典故，也就明白为什么《易经》何以时至今日依然“风韵犹存”。秦始皇外出巡游，死在回京途中，可是，为了掩人耳目，扶持秦始皇的小儿子秦二世继承皇位，李斯和赵高命令所有随行人员，照例每天对着给秦始皇的龙辇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还每天给死去的秦始皇送茶送水。夏日炎炎，走了不久，秦始皇的尸体臭气熏天，李斯和赵高干脆买了一堆腐败的鲍鱼，用鲍鱼的臭味遮盖秦始皇尸体的气味，直到返回西安。
李斯和赵高抬着秦始皇的腐尸，一路西行，是他们尊重秦始皇吗？是他们慑于秦始皇的帝王气象吗？不是。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秦始皇的淫威号令各地诸侯和戍边将士，要是没有秦始皇这个僵尸，李斯和赵高早完蛋了。
《易经》也是一部这样的僵尸。呵呵，不管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眼下的中国，《易经》周围都簇拥着一大批以《易经》为生的人，这些人和围绕狗屎的屎壳郎也差不了多少。想想看，他们那么起劲地为《易经》叫好，目的不是很简单吗？要是《易经》倒了，他们何以为生啊？不要说《易经》不能倒，他们还要不遗余力地给这个摇摇欲坠的高塔添砖加瓦，所谓“仆以主贵”，一旦抬高了《易经》的地位，所谓的专家学者、所谓的古文化传承者岂不是“一荣俱荣”吗？《易经》里那些玄虚、奥妙，那些难以解读的深刻，与其说是《易经》固有的，倒不如说是这些《易经》学者加进去的——胡适也持这种看法。
“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生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耀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这段话，也是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申明的对于东西方哲学、东西方文化所应持的态度，那些自以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自以为半部《论语》可以知天下，自以为《易经》兼容万象、无所不包的新儒学是否可以以此为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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