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该国政府也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国定居。到了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而是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有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个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总之是他的行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相互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述评：

这是卡尔维诺寓言描述的一个“人人为盗”的虚拟的社会景象，寓言的名字是《黑羊》。为什么以黑羊命名，只有卡尔维诺了然。笔者猜测，大概是卡尔维诺认为“全民皆盗”是一个“坏的”制度规范，是一只黑羊，这只“黑羊”什么时候能够变白呢？作者设计了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却到该国定居”的诚实的人。

“坏的”制度规范一旦确立起来，要想把它翻转过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制度中的人已经“自陷”了，他们彼此联系、相互锁定在一个“以邻为壑”的链条中，任何一个企图脱离这个链条的人必然是第一个利益受损的人。因此，尽管人们认识到了制度的缺陷，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这个平衡点。比如，中国乡下的婚庆送礼，每一个人都知道其危害——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有限的资金没有用于最紧要的生产环节，而是被大家轮流吃掉了。但是，这个“怪圈”却始终没有解开，原因也在于，第一个离开这个圈子的人，原来送出去的礼金就永远回不来了。

其次，由于长期的制度存在，制度中的人已经麻木了，“见异思迁”的能力逐渐消磨掉了。《黑羊》里的居民，“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而将“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的人视为异类。他们内在的冲动不是“见贤思齐”，而是要提醒“诚实的人”，“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

“谁”会尝试制度创新呢？放在制度变迁的框架里，讨论“黑羊”能不能变成“白羊”，显然是不能指望“黑羊”国里的臣民的，外来的“诚实的人”就成为诱发制度更新的外在扰动。但是，制度经济学所描述的“路径依赖”在“黑羊”国同样适用，一段时间之后，“诚实的人”家徒四壁，不仅没有东西可以让别人偷，自己的生存也成了问题。“那个诚实的人，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黑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部扰动”诱发制度变迁的虚拟案例，可是，这个案例的说明力却是不容置疑的。一个团体或者国家，一旦落入了“坏的”制度“陷阱”，就难以自拔。就像没入沼泽地的行人，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脱离险境的。更为可怕的后果是，如果外来的势力不够强大，拯救泥潭中的人的“见义勇为”最终的结果是将救人者也拖入泥沼——这就是我们在《黑羊》中所看到的情形。

“怎样”肇始和实现制度创新呢？“诚实的人”发起了旨在改变旧制度的“革命”，然而，仅仅是开始，却没有实现。许多和他一样每天晚上站在桥上看流水的人，并不是皈依了新制度，而是进化为“体面的窃贼”——雇用穷人偷盗。可以断定的是，“黑羊”是很难变成“白羊”的，或者说，如果要将“黑羊”变成“白羊”，还需要更多“诚实的人”的死亡——这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代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意味着流血、冲突和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