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個國家，裡面人人是賊。

一到傍晚，他們手持萬能鑰匙和遮光燈籠出門，走到鄰居家裡行竊。破曉時分，他們提着偷來的東西回到家裡，總能發現自己家也失竊了。

他們就這樣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沒有不幸的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別人家裡偷東西，別人又再從別人家裡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後一個人去第一個竊賊家行竊。該國貿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買方和賣方的雙向欺騙。該國政府也是個向臣民行竊的犯罪機構，而臣民也僅對欺騙政府感興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穩，沒有富人和窮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麼回事沒人知道———總之是有個誠實人到了該國定居。到了晚上，他沒有攜袋提燈出門去偷，而是呆在家裡抽煙讀小說。

賊來了，見燈亮着，就沒有進去。

這樣持續了有一段時間。該國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縱使他想什麼都不干地過日子，可他沒有理由妨礙別人幹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裡，這就意味着有一戶人家第二天沒了口糧。

誠實人感到他無力反抗這樣的邏輯。從此他也像他們一樣，晚上出門，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竊。他是誠實的。對此，你是無能為力的。他走到遠處的橋上，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會發現家裡失竊了。

不到一個星期，誠實人就發現自己已經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但這算不了什麼，因為那是他自己的錯。不，總之是他的行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為他讓別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卻不從別人家那兒偷任何東西。這樣總有人在黎明回家時，發現家裡沒被動過————那本該是由誠實人進去行竊的。

不久以後，那些沒有被偷過的人家發現他們比別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竊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誠實人家裡去行竊的人，總發現裡面空空如也，因此他們就變窮了。

同時，富起來的那些人和誠實人一樣，養成了晚上去橋上的習慣，他們也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這樣，事態就更混亂了。因為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變富，也有更多的人在變窮。

現在，那些富人發現，如果他們天天去橋上，他們很快也會變窮的。他們就想：“我們雇那些窮的去替我們行竊吧。”他們簽下合同，敲定了工資和如何分成。自然，他們依然是賊，依然相互欺騙。但形勢表明，富人是越來越富，窮人是越來越窮。

有些人富裕得已經根本無須親自行竊或僱人行竊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們停止行竊的話，他們就會變窮，因為窮人會偷他們。因此他們又雇了窮人中的最窮者來幫助他們看守財富，以免遭窮人行竊，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監獄。因此，在那個誠實人出現後沒幾年，人們就不再談什麼偷盜或被偷盜了，而只說窮人和富人；但他們個個都還是賊。

惟一誠實的只有那個誠實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餓死的。

述評：

這是卡爾維諾寓言描述的一個“人人為盜”的虛擬的社會景象，寓言的名字是《黑羊》。為什麼以黑羊命名，只有卡爾維諾瞭然。筆者猜測，大概是卡爾維諾認為“全民皆盜”是一個“壞的”制度規範，是一隻黑羊，這隻“黑羊”什麼時候能夠變白呢？作者設計了一個“到底是怎麼回事沒人知道，卻到該國定居”的誠實的人。

“壞的”制度規範一旦確立起來，要想把它翻轉過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制度中的人已經“自陷”了，他們彼此聯繫、相互鎖定在一個“以鄰為壑”的鏈條中，任何一個企圖脫離這個鏈條的人必然是第一個利益受損的人。因此，儘管人們認識到了制度的缺陷，卻沒有一個人願意離開這個平衡點。比如，中國鄉下的婚慶送禮，每一個人都知道其危害——大吃大喝，鋪張浪費，有限的資金沒有用於最緊要的生產環節，而是被大家輪流吃掉了。但是，這個“怪圈”卻始終沒有解開，原因也在於，第一個離開這個圈子的人，原來送出去的禮金就永遠回不來了。

其次，由於長期的制度存在，制度中的人已經麻木了，“見異思遷”的能力逐漸消磨掉了。《黑羊》裡的居民，“一到傍晚，他們手持萬能鑰匙和遮光燈籠出門，走到鄰居家裡行竊”,而將“呆在家裡抽煙讀小說”的人視為異類。他們內在的衝動不是“見賢思齊”，而是要提醒“誠實的人”，“縱使他想什麼都不干地過日子，可他沒有理由妨礙別人幹事”。

“誰”會嘗試製度創新呢？放在制度變遷的框架里，討論“黑羊”能不能變成“白羊”，顯然是不能指望“黑羊”國里的臣民的，外來的“誠實的人”就成為誘發制度更新的外在擾動。但是，制度經濟學所描述的“路徑依賴”在“黑羊”國同樣適用，一段時間之後，“誠實的人”家徒四壁，不僅沒有東西可以讓別人偷，自己的生存也成了問題。“那個誠實的人，不久便死了，是餓死的。”

“黑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外部擾動”誘發制度變遷的虛擬案例，可是，這個案例的說明力卻是不容置疑的。一個團體或者國家，一旦落入了“壞的”制度“陷阱”，就難以自拔。就像沒入沼澤地的行人，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脫離險境的。更為可怕的後果是，如果外來的勢力不夠強大，拯救泥潭中的人的“見義勇為”最終的結果是將救人者也拖入泥沼——這就是我們在《黑羊》中所看到的情形。

“怎樣”肇始和實現制度創新呢？“誠實的人”發起了旨在改變舊制度的“革命”，然而，僅僅是開始，卻沒有實現。許多和他一樣每天晚上站在橋上看流水的人，並不是皈依了新制度，而是進化為“體面的竊賊”——雇用窮人偷盜。可以斷定的是，“黑羊”是很難變成“白羊”的，或者說，如果要將“黑羊”變成“白羊”，還需要更多“誠實的人”的死亡——這就是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代價，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也就意味着流血、衝突和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