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蓬勃，高官的家人亲属经商多成巨富，此乃中国特色，为世人所共知也。

这也不奇怪。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当了官而不提携族人及子孙，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早在皇帝老儿坐龙庭的时代，一个底层平民如果要想发达，惟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先是祖辈们省吃俭用，艰苦创业，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成为地主富农，才有经济条件让其子孙读书受教育，读书的子孙十年寒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时也还要靠家人供养。所以一个人的金榜题名，其实是这个家族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对整个家族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当官之后就不得不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施以援手以改善其生活境况。——这在官员的族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也不只是共产党的高官现在才这样做。

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人李贽。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

李贽因厌倦了官场的生活，在姚安知府任期届满后“致仕以归”（退休回家），但他退休后不是回福建泉州老家，而是去了湖北黄安当教书先生。（1584）十月，李贽将妻女送回福建，独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

李贽不回老家，就是为了摆脱族人对他的约束和逼迫。

李贽这样做是违背情理的：他们老李家好不容易出了个知府，族人还等着他回去光宗耀祖，为全体家族成员谋福利呢！他却超然物外，对老家的族人不理不睬！

对于李贽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老家的族人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但族人的压力越大，李贽的反抗也越强烈，他后来干脆落发为僧。

李贽在给友人曾继泉的一封信里说，“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

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里是这样描述的：

所谓闲杂人等，是他的弟兄还是叔侄；俗事，是买田还是建立宗祠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势力干预词讼，虽然语焉不详，大体上当不出这些范畴。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顾他的愿望，仍然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样有趣，他有一封遗书，题名为《豫约》，其中就提到他的这个侄子：“李四官若来，叫他匆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这封遗书草于1596年，离他削发为僧已有8年。

因李贽言行惊世骇俗，讲学抨击时政，著书针砭世弊，终为官府所不容，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麻城芝佛院被焚，友人闻讯将李贽接到离北京城四十里的通州，住莲花寺。

次年，李贽七十六岁，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其著作也被神宗皇帝下旨禁毁。

入狱后，当得知有司要判决将他驱离京师，押解回福建原籍时，李贽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意思是：我已七十六岁了，（朝庭是要我）回老家去死吗？于是写下绝命诗一首：“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不久，李贽在狱中“呼侍者剃发，夺其剃刀割喉，气不绝者两日（两天后才断气）”。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称李贽“不食而死”。

别人是视死如归，李贽是宁死不归。

宁死不归，宁死也不给族人谋福利，李贽真乃天下第一奇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