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權運動的歷史畫卷，正在今天的中國展開。正如美國民權運動之有 馬丁·路德·金 ，今天中國的民權運動同樣湧現出眾多靈魂人物。周五被中國政府以 “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推上被告席的良心犯郭飛雄，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說，美國的民權運動是為幾千萬美國黑人爭權利，那麼今天中國的民權運動，並非只為特定的種族爭權利，而是為全民，即為幾乎每個中國人爭權利——不僅體制外的中國人屬於無權者，就連體制中人哪怕當權者，一旦權鬥落敗，其人身權利也會立即失去法律保護，而不能不任人宰割。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屬於權利序列的黑人，比當初美國黑人的生存狀態更糟：既沒有自由，更沒有平等和公正。
這正是郭飛雄投身民權運動的原因。郭飛雄本名楊茂東，1966年生於湖北谷城， 1988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名校出身的他如果做馴服工具，會有很好的職業前程。即便後來告別體制，他作為民間出版商的事業也非常成功，以至於可以在廣州的繁華地段買下豪華公寓。但他選擇在事業高峰期的2001年結束這一切，義無反顧地踏上民權運動的荊棘之路。
2005年開始，作為北京智晟律師事務所的法律顧問，郭飛雄南下廣東，參與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維權運動，從此跟廣東公民社會結下不解之緣。其中，番禺太石村罷免村官案最為轟動。太石村因發生嚴重財務問題，村民要求罷免被質疑貪腐的村委會，但區政府動用上千警力鎮壓，拘捕了幾十名村民，致使事態升級。作為維權村民委託的法律代理人，郭飛雄動員了知識界、輿論界、法律界的眾多精英投入其中，開創把公民社會的力量引入維權事件的先例，在基層政權層面跟體制展開激烈博弈。因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死於收容遣送制度發軔的維權運動，至此走向政治維權的高潮。
走向政治維權即事實上的民權運動。恰在太石村事件前後，北京有許志永、滕彪、郭玉閃創辦的“公盟”橫空出世，山東有赤腳律師陳光誠因維權被囚。三大維權事件聯翩而至，2005年成了中國政治維權即中國民權運動的元年。郭飛雄則是政治維權最早的定義者、構形造勢者和“炮灰級”直接行動者。
他為此遭受殘忍報復，付出了巨大代價。從2005年4月至今，先後四次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罪名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獄，坐牢五年。對他的審訊多達二百餘次，包括十三天十三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毆打、拔頭髮折磨，乃至電刑。這些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都是為了摧毀他的意志，迫使他屈服，迫使他退出民權運動。
但加害者顯然低估了他的意志力，他不僅不就範，不低頭，反而愈挫愈勇，以至創下總共186天絕食抗議的驚人記錄。2011年出獄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再度投入民間抗爭，和廣東公民社會同仁一道，扎硬寨，打死仗。最經典的一幕，是震撼世界的2013年初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的街頭聲援。這次街頭聲援是1989年之後中國第一次成功的政治集會實驗，是公民以主權者身份積極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的大膽嘗試。郭飛雄是當之無愧的領軍者。而後，他又馬不停蹄地籌劃了敦促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聯署。並組織“八城快閃”，派小團隊到八個城市巡迴宣傳，再度開創公民政治集會的新紀錄。
作為民權活動家，郭飛雄的無畏、決絕固然鮮有人及，但他清明的理性更難能可貴。這在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也有經典體現。2013年1月7日上午，街頭抗議者剛剛聚集，就接受了現場警察的建議，從廣州大道幹道和南方報業大門口撤出，全部退入人行道走廊，廣州大道同往日一樣暢通無阻。人行道走廊也絕沒有發生因過度擁擠而無法通行的情形，持續三天的街頭集會始終和平有序。這一點已為諸多在場者的證詞，包括南方報業諸多編輯記者的證詞所證實。而這一切，跟郭飛雄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發起街頭集會之初，他就清醒地限定了行動的目標和區域。他更在現場直接發揮作用，1月7日下午5點即主動勸說抗議者離開。正如郭飛雄後來所稱：“我們的政治目的是嚴肅的，我們的行動目標是節制的，我們的運作手法光明磊落、寬和恭謹。”其後的“八城快閃”，仍然目標有限、手段平和、高度節制，採用的仍是國際例行的公園——人行道活動模式，對公共場所秩序沒有構成任何衝擊擾亂。
事實證明，郭飛雄是勇者，更是智者。雖受盡折磨、九死一生，但沒有仇恨，沒有戾氣和偏執，仍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和健康的心態，超越了敵我意識、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他堅決伸張民權，卻並非如當局惡意猜度的那樣是為報復、奪權甚至顛覆。在他看來，這猜度實在是一種侮辱，無非“以極權專制主義者之心度自由民主者之腹”。他對民權、對憲政懷有宗教般的信仰，他追求的是這大地之上的理想性，而不是數年即逝的個人權力。他堅決主張公民行動並身體力行，但他同時強調自我規制，強調自由與秩序的均衡。他是堅定的反對派，但更是負責任的反對派，建設性的反對派，更着眼於以文明理性的和平反對，為中國下一步必將到來的政治轉型做出優良示範；而不是不惜玉石俱焚，不是唯恐天下不亂。
都是民權運動，但中美兩國民權運動的制度環境完全不同。美國的憲政體制與民權是兼容的，民權運動不僅不跟體制對立，反而只是民主的深化。所以 馬丁·路德·金 並不孤獨，有最高當局的合作包括艾森豪威爾、包括肯尼迪和約翰遜三屆總統的合作，包括國會和最高法院的合作。美國民權運動因此容易形成合力。中國則恰恰相反。郭飛雄堅定地信任人性，包括信任體制內的人性。這當然是對的。但無法否認的是，無論人性多麼頑強，都無法改變專政體制的剛性。體制中人可能會走向郭飛雄期待的良心起義，但專政體制本身絕無出路，絕無可能與人性尤其與民權兼容。這就註定了中國民權運動的坎坷與悲壯。專政體制不容許任何挑戰，不接受任何壓力，不容忍任何社會資本包括智力資本和道德資本的聚集，而不惜扼殺於萌芽狀態。中國的民權運動只能屢仆屢起，屢敗屢戰。說中國的民權事業、中國的憲政轉型是人類歷史上最艱苦的工程，絕無半分誇張。
敢於以有限的人生投入這幾乎是無限的轉型工程，需要驚人的毅力與意志。郭飛雄不僅無畏而決絕，而且有着巨大的平衡能力，有着清明的理性。必須要有這樣的人投入，中國的轉型進程才可能最堅決同時最穩健，才可能把社會成本減至最小，也才可能克服對轉型失控的莫名恐懼，建立起成功轉型的全民自信。
如果說民族、民生、民權是百年來中國的基本問題，在民族獨立、人民溫飽基本解決之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權問題，中國急待民權補課。必須讓億萬無權者告別制度性隔離，不再被代表被僭越，被歧視被侮辱，而是成為真正的主權者，因擁有真正的主權而對國家有認同感和責任感，這國家才會是共同體，才會真的有和平，有和解，有合作，有未來。否則一切無解。技術解決最多起到局部緩衝的作用，何況這作用越來越遞減而抵達極限。必須從民權入手才有望根本解決。現在已經到了這關鍵時刻。
郭飛雄曾經有過斷言：反憲政者，皆國賊也。同樣可以說，迫害郭飛雄和他的戰友們，亦國賊也。郭飛雄們面對的專政體制確然強悍，但問題是，這體制正遭遇一種更強悍的力量即趨勢。這趨勢即民權運動的趨勢，這趨勢即億萬無權者覺醒的趨勢，這趨勢即億萬無權者要站起來成為主權者的趨勢。手無寸鐵的郭飛雄們在物質意義上再弱小不過，但他們的理想和追求合於趨勢，世俗意義上的強者不該無視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