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的历史画卷，正在今天的中国展开。正如美国民权运动之有 马丁·路德·金 ，今天中国的民权运动同样涌现出众多灵魂人物。周五被中国政府以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推上被告席的良心犯郭飞雄，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为几千万美国黑人争权利，那么今天中国的民权运动，并非只为特定的种族争权利，而是为全民，即为几乎每个中国人争权利——不仅体制外的中国人属于无权者，就连体制中人哪怕当权者，一旦权斗落败，其人身权利也会立即失去法律保护，而不能不任人宰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属于权利序列的黑人，比当初美国黑人的生存状态更糟：既没有自由，更没有平等和公正。
这正是郭飞雄投身民权运动的原因。郭飞雄本名杨茂东，1966年生于湖北谷城， 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名校出身的他如果做驯服工具，会有很好的职业前程。即便后来告别体制，他作为民间出版商的事业也非常成功，以至于可以在广州的繁华地段买下豪华公寓。但他选择在事业高峰期的2001年结束这一切，义无反顾地踏上民权运动的荆棘之路。
2005年开始，作为北京智晟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郭飞雄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维权运动，从此跟广东公民社会结下不解之缘。其中，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案最为轰动。太石村因发生严重财务问题，村民要求罢免被质疑贪腐的村委会，但区政府动用上千警力镇压，拘捕了几十名村民，致使事态升级。作为维权村民委托的法律代理人，郭飞雄动员了知识界、舆论界、法律界的众多精英投入其中，开创把公民社会的力量引入维权事件的先例，在基层政权层面跟体制展开激烈博弈。因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死于收容遣送制度发轫的维权运动，至此走向政治维权的高潮。
走向政治维权即事实上的民权运动。恰在太石村事件前后，北京有许志永、滕彪、郭玉闪创办的“公盟”横空出世，山东有赤脚律师陈光诚因维权被囚。三大维权事件联翩而至，2005年成了中国政治维权即中国民权运动的元年。郭飞雄则是政治维权最早的定义者、构形造势者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
他为此遭受残忍报复，付出了巨大代价。从2005年4月至今，先后四次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坐牢五年。对他的审讯多达二百余次，包括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殴打、拔头发折磨，乃至电刑。这些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都是为了摧毁他的意志，迫使他屈服，迫使他退出民权运动。
但加害者显然低估了他的意志力，他不仅不就范，不低头，反而愈挫愈勇，以至创下总共186天绝食抗议的惊人记录。2011年出狱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再度投入民间抗争，和广东公民社会同仁一道，扎硬寨，打死仗。最经典的一幕，是震撼世界的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中的街头声援。这次街头声援是198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成功的政治集会实验，是公民以主权者身份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的大胆尝试。郭飞雄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筹划了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并组织“八城快闪”，派小团队到八个城市巡回宣传，再度开创公民政治集会的新纪录。
作为民权活动家，郭飞雄的无畏、决绝固然鲜有人及，但他清明的理性更难能可贵。这在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中也有经典体现。2013年1月7日上午，街头抗议者刚刚聚集，就接受了现场警察的建议，从广州大道干道和南方报业大门口撤出，全部退入人行道走廊，广州大道同往日一样畅通无阻。人行道走廊也绝没有发生因过度拥挤而无法通行的情形，持续三天的街头集会始终和平有序。这一点已为诸多在场者的证词，包括南方报业诸多编辑记者的证词所证实。而这一切，跟郭飞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发起街头集会之初，他就清醒地限定了行动的目标和区域。他更在现场直接发挥作用，1月7日下午5点即主动劝说抗议者离开。正如郭飞雄后来所称：“我们的政治目的是严肃的，我们的行动目标是节制的，我们的运作手法光明磊落、宽和恭谨。”其后的“八城快闪”，仍然目标有限、手段平和、高度节制，采用的仍是国际例行的公园——人行道活动模式，对公共场所秩序没有构成任何冲击扰乱。
事实证明，郭飞雄是勇者，更是智者。虽受尽折磨、九死一生，但没有仇恨，没有戾气和偏执，仍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和健康的心态，超越了敌我意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他坚决伸张民权，却并非如当局恶意猜度的那样是为报复、夺权甚至颠覆。在他看来，这猜度实在是一种侮辱，无非“以极权专制主义者之心度自由民主者之腹”。他对民权、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信仰，他追求的是这大地之上的理想性，而不是数年即逝的个人权力。他坚决主张公民行动并身体力行，但他同时强调自我规制，强调自由与秩序的均衡。他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更是负责任的反对派，建设性的反对派，更着眼于以文明理性的和平反对，为中国下一步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做出优良示范；而不是不惜玉石俱焚，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都是民权运动，但中美两国民权运动的制度环境完全不同。美国的宪政体制与民权是兼容的，民权运动不仅不跟体制对立，反而只是民主的深化。所以 马丁·路德·金 并不孤独，有最高当局的合作包括艾森豪威尔、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总统的合作，包括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合作。美国民权运动因此容易形成合力。中国则恰恰相反。郭飞雄坚定地信任人性，包括信任体制内的人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无法否认的是，无论人性多么顽强，都无法改变专政体制的刚性。体制中人可能会走向郭飞雄期待的良心起义，但专政体制本身绝无出路，绝无可能与人性尤其与民权兼容。这就注定了中国民权运动的坎坷与悲壮。专政体制不容许任何挑战，不接受任何压力，不容忍任何社会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的聚集，而不惜扼杀于萌芽状态。中国的民权运动只能屡仆屡起，屡败屡战。说中国的民权事业、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工程，绝无半分夸张。
敢于以有限的人生投入这几乎是无限的转型工程，需要惊人的毅力与意志。郭飞雄不仅无畏而决绝，而且有着巨大的平衡能力，有着清明的理性。必须要有这样的人投入，中国的转型进程才可能最坚决同时最稳健，才可能把社会成本减至最小，也才可能克服对转型失控的莫名恐惧，建立起成功转型的全民自信。
如果说民族、民生、民权是百年来中国的基本问题，在民族独立、人民温饱基本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权问题，中国急待民权补课。必须让亿万无权者告别制度性隔离，不再被代表被僭越，被歧视被侮辱，而是成为真正的主权者，因拥有真正的主权而对国家有认同感和责任感，这国家才会是共同体，才会真的有和平，有和解，有合作，有未来。否则一切无解。技术解决最多起到局部缓冲的作用，何况这作用越来越递减而抵达极限。必须从民权入手才有望根本解决。现在已经到了这关键时刻。
郭飞雄曾经有过断言：反宪政者，皆国贼也。同样可以说，迫害郭飞雄和他的战友们，亦国贼也。郭飞雄们面对的专政体制确然强悍，但问题是，这体制正遭遇一种更强悍的力量即趋势。这趋势即民权运动的趋势，这趋势即亿万无权者觉醒的趋势，这趋势即亿万无权者要站起来成为主权者的趋势。手无寸铁的郭飞雄们在物质意义上再弱小不过，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合于趋势，世俗意义上的强者不该无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