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75年前年长四岁的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给
从不亲密战友项英同志做局、设计、下套、挖坑的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二十二章“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
中共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在中共红军时期，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带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1939年，周恩来（中）与叶挺（右）、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
抗日战争时期的项英同志
李又兰，这个人见人爱的姑娘无疑成了新四军中最靓丽的风景线。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
项英对这个新四军的“一枝花”更是一见倾心，也许是天妒英才，也许是红颜薄命，
结婚才两个月，项英就被团级干部叛徒刘厚总杀害。而此时，李又兰才年仅二十二岁。
后来，又与 新四军3师9旅旅长张爱萍相恋。
前排左起： 康生、毛泽东、 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后排左起： 陈云、博古、 彭德怀、 刘少奇、周恩来、 张闻天
他才是真正的“新四军之父”，毛泽东、朱德都曾是他的下属
凤凰新闻 历史客栈 2016/05/19 07:08:03
提起“新四军”，大家的第一印象通常都是叶挺，一是因为叶挺是新四军的第一任军长，二是当年北伐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就是第四军的独立团团长，独立团中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因此，叶挺也一度有“新四军之父”的美誉。
但实际上，真正的“新四军之父”其实另有他人，这个人就是 项英。
http://3g.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109349392&mid=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接北上，渡口在安徽东部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于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说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 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消灭项英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也对不上号。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 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干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来宣传呢！” 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
方人。美国作家海明威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
么，而且卖得不错。”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办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好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http://regina.58.ca/news/bencandy-htm-fid-59-id-38406.html
2012年1月5日，新四军的后代在项英、周子昆遇难地——安徽省泾县茂林镇赤坑山蜜蜂洞，
举行凭吊活动。出席活动的有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以及刘奎、黄诚等新四军指战员的
后代。献花篮者为项英的孙子项阳。
张爱萍、李又兰和女儿在寓所
张爱萍、李又兰
享年93岁
皖南事变3个团级叛徒结局： 2人被枪毙 1人跳黄河
核心提示：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3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
赵凌波：侦察中共情况被枪毙。赵希仲：“文革”期间投黄河自尽。
刘厚总：1952年现形被枪决。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3_03/01/22620974_0.shtml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高华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二 毛泽东在「肃 AB 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
肃 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
题上还说了 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
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
直接参与领导了 1930—1931 年镇压「AB 团」的行动。 在极困难的形势
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 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
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 从而形成了毛与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看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 1928 年 9 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 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 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 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于资料记 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 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① 「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 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 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 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②
如果说 1928年9 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 1930 年 2 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 AB 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 导致了 1930 年 12 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一、毛泽东的「肃 AB 团」与富田事变
1929 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 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 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
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
了事实基础。 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 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和总前委书记，在统 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 高领导机构。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 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 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 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 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 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 仗， 但其人作风专断。 1929 年 7 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 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 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 AB 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 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
①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页 308。
②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 307。
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 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 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 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 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 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 年 2 月，毛、朱根 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看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 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 1929 年下半年到 1930 年 2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 1929 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 1930 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 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 年 11 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 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 批准才能生效。1930 年 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 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 1930 年 2月6至9 日， 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 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 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 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 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 AB 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 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
① ——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 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 月 16 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 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 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 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 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②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 AB 团」的斗争，很快「肃 AB 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江西苏区的「肃 AB 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 年春至 1931 年 1 月；第二阶段：1931年5 月至 1932 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 1927 年「八七会议」 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 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 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 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 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 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 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 理。1930 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 AB 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 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 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 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 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 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 AB 团」的宣传攻势，6 月 25 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 AB 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 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
①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 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页 576－77。
②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 年 2 月 16 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 173。
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 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 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 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①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 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 年 7、8 月间，「肃 AB 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 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 AB 团」的 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 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 1930年9月 24 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 20 号——动员 党员群众彻底肃清 AB 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 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 赣西南政府，都有 AB 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 AB 团分子全部 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 AB 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 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 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 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 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 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 AB 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 AB 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②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 AB 团」，到了 10 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 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 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 团」。 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 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 团」也大多被杀。④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 AB 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 插手地方的「打 AB 团」，进入 10 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泽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 634－35。
②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 646、648－49。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626、631。
④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 110。
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 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 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 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 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 以「打 AB 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 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 年后，为生存 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 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 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 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 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 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 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 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 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 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 团」的大背景下，1930 年 11 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 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 AB 团」运动。
1930 年 10 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 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 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 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 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 百馀名「AB 团」分子，②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 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 AB 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 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 AB 团被肃 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 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 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 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 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 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一 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 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90。
② 毛泽东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
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 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① 果其不然， 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 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 AB 团」达到高潮的 1930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他所在的师
「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 AB 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 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 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②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 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 AB 团」问题上态 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 1930 年 10 月，随着「肃 AB 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 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 月初和 10 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 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 年 11 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 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 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 年 5 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 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 于 8 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 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 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 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 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 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 团」分于，列入应予「扑 灭」的范围。
1930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 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③ 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 文林与「AB 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 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 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 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 团」首领。 1930 年 11 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 1930 年 12 月 3 日写信给改组 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100-101
②〈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
③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 353；但据 1987 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 1927 年 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 1 辑，页 326。
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 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 AB 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 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 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 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 府必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①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 12 月 3 日前往富田，5 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 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 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 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 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 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 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 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 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 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 月 8 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 也被当作「AB 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 割乳」。②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 丛允中、段起风等「是 AB 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 萧克将军在 1982 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③
12月7 日至 12 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 9 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 8 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 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 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27 ④ 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在这之前的 12月9 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 10 日到达红二十军 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 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
①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 98。
②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 年 12 月 15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 105。
③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
④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 年 1 月 14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 105－106。
供，认定红二十军 174 团政委刘敌是 AB 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 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 AB 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 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 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 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 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 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 AB 团，军长总不是 AB 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 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①
12 月 12 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 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 AB 团是打击 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 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 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 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 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 团分子」七十馀人。中 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 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 出来」。②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 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 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
③ 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 AB 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
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 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 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 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
①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 年 1 月 11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 107-108。
②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 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 21－23。
③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 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 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 211。
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 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①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 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 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未、彭、黄」 的口号。12 月 20 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 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 AB 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 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 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 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 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 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 1930 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 1985 年江 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 决定捕杀军队 CP 与地方 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 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 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 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 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 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10/12 毛泽东。②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 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 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
1930 年 12 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 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 宇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 拥护总前委领导」。
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 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
①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 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 21－23。
39 《周恩来年谱》，页 192。
②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 252。
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 了。”①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 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 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 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 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 1930年 12 月 20 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 AB 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 AB 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 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 段良弼等为「AB 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 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 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 ② 毛明 知将段等定为「AB 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 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 自己承认是「AB 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 团」——毛的这种逻辑和 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 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 AB 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 他说，「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 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 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 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③
1930 年 12 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 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①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 166。
②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 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 14 册，页 634。
③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 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 年）；第 14 册，页 634。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①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 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 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 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 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 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 区的列宁！
二、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 年 1 月 15 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 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 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 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 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 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 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 年 7 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 革命的第一位。7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 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②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 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 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 年8月 22 日，周在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 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 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③
①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85。
② 《周恩来年谱》，页 183。
③ 《周恩来年谱》，页 185。
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 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 9 月 29 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 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年 10月3 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 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 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 10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 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 月 29 日 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 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 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①
至 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 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 9、10 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 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 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 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 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 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 1930 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 1921 年在武汉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 1928 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 1925 年中共四大后 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 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 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 年 11 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 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年1月 16 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 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
① 《周恩来年谱》，页 192。
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 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 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 AB 团要犯」，彼等发 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 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 称富田事变不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 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 对「肃 AB 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 了「过去反 AB 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 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 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 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 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①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 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 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 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 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 1927 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 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 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 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 AB 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 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 尖锐。
1931 年 2 月 4 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 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 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 是「AB 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② 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 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年2月 19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 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 16 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 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 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
①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 1 月 16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页 639－42。
②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 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 反动组织（AB 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 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 月 19 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 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 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 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 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 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 年 4 月间， 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 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 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 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 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 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 有一条：被枪毙！
三、「肃 AB 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 年 11 月至 1931 年 1 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 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 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 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 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 1930 年 12 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 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 1931 年 1月7 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 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 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
①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 311。
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 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 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 富田事变问题。
1931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 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 年 l—2 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 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 富田事变真相，① 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 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 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 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 年 2 至 3 月，段良弼及 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 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 体都是真实的。② 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 就是在 1931年2月 13 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 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 2 月 1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 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 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 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 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③
2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 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 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 AB 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 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 AB 团所利用」。④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 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 的权限。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 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 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 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 486。
②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 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 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 484。
③ 《周恩来年谱》，页 203-204
④ 《周恩来年谱》，页 205。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 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 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 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 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 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①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 1930 年 1O 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 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 1 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 年 1 月 30 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 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月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 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 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 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 3 月 5 日出发，王稼祥 3 月 7 日 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 年春，共产国际常驻 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 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 1930 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 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 年 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 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 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 1930 年 12 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 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一书透露：1931年3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 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 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 7 册，页 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 205。
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 弼时传》透露：在 1930年2月 20 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 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 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 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 23 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 AB 团「一般是正确的」这 句话。但是到了3月 27 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 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
① 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 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 工作，从 1931年1 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 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 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 在讨论富田事变的 2 月 20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 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 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 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 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 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 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② 1931 年 2 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 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 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 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 1931 年 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 年 4 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 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 之前的 3 月 18 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 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 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 1930 年 10 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 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 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 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 AB 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③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 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 209。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 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 208。
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6 期。
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4 月 17 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 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 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 AB 团 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与立 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 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 田车变不是 AB 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 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 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 年 5 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 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 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 10 月 11 日，苏 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 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①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 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 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 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 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 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 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②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 AB 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 它标志着更大的「打 AB 团」风暴的袭来。1931年7 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 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 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 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 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
「AB 团取消派」受到 r 处置」（即枪决）。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 AB 团分子」，「有的被错误
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③ 继毛泽东在 1930 年发动「打 AB 团」运动后，江西
①〈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 年 10 月 11 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 212。
②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 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 21－23。
③〈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
苏区的「肃 AB 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 1931年4 月后如火如荼 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月 17 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 团」 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 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 有 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 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 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 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 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 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 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① 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 团 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 AB 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 AB 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 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 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 意去……，在打 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 AB 团」。②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 AB 团的 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③
然而，在「肃 AB 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 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 AB 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 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 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 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 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 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 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 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 1931 年 11 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 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①〈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477－78、480。
②〈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 477－78、480。
③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 年 4 月 29 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 3 期。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9/%E3%80%90%E7%A6%81%E4%B9%A6%E3%80%91%E7%BA%A2%E5%A4%AA%E9%98%B3%E6%98%AF%E6%80%8E%E6%A0%B7%E5%8D%87%E8%B5%B7%E7%9A%84-1-1-2/
皖南事变的真相是什么？ 作者： Jackybr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614998
项英秘书： 周恩来称千古奇冤是指责毛泽东
炎黄春秋 扬帆 2013-02-23 08:55
桌前笔书的周恩来，似乎忽然被什么打断，执笔“江”后刚落一点，突然
又抬起头，神情悲愤，面色沉重而憔悴。这是美国《生活》周刊披露的
一张周恩来照片，是近日在网络流传甚广的百张重庆抗战时 期彩图中的
惊人之作，被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等专家称为“极可能引起
全国轰动”的珍贵文物。
图片上，桌面铺着白纸，已落完的“千古奇冤”的字样清晰可辨，让人
恍悟那是1941年1月周恩来为“皖南事变 ”题词的定格。唐润明介绍，
这张图片应为首次公之于众，之前从未见过。
[导读]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
原文编者按：本文是扬帆同志（1912－1999）1984年的口述稿。因为扬帆同志已过世多年，本刊发表时除了改动明显的笔误外，尽量保持当年口述稿的原貌。
谈皖南事变首先要知道皖南部队所处的地位。
新四军皖南部队原来只有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后来因为敌人对我们挑衅，我们就逐渐增强了力量，把附近的部队调回来，守卫皖南。皖南事变为止，我们一共有多少部队呢？有老一团、老三团、新一团、新三团、五团、特务团，还有一个教导队，七个多团。这些部队都是能打仗的。周围都是国民党部队，皖南部队的特点就是处在国民党包围之中，自己没有根据地。我们军部所在的云岭地区，当地有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的县党部。我们只有部队，其他什么也没有，所以很危险。
国民党部队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它有一个五十军新7师、144师、145师，二十五军52师、40师，还有一个108师，共六个师，再加上皖南事变时临时调来一个79师。这样，国民党一共有七个师，在数量上远远胜过我们。我们总共只有9200多人，国民党七个师有10万多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国民党平时就准备打我们的样子，已被我们看出来。它调动全副武装的部队，故意在我们的中心地区通过，随时可能袭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在它部队经过我们地区的时候，我们就上山，在两面山头上占领阵地。这样来以防万一。
国民党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人是常有的事，我们随时警惕。另外，我们主要依靠的战斗部队有陈毅同志率领的一支队，粟裕同志率领的二支队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三支队。一支队处在离皖南不远的地方，二支队在苏南，谭震林同志的三支队在皖南。这样必要时，我们很快就能从前方把部队调过来。这些讲的是皖南事变的局势、形势。
由于我们地区只有部队，没有政府，没有党，国民党特务通过党政机构，活动在我们地区十分猖獗，抓我们的人时常发生，这是外部的情况。
我们内部情况呢？就是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前还好，但是到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这时情况变化了。刘少奇首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向北发展是对的，扩大我们的地区也是对的，但对我们皖南军部应该有一个安排，没个安排就把部队撤走了，怎么办呢？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后来渡江就更鞭长莫及，离皖南更远了。这种情况不发生事变倒没问题，发生事变怎么办呢？皖南事变的发生正是黄桥事变以后，把一、二支队调到苏北去了，而三支队只有一个五团了。五团的战斗力不强，三支队仅一个支队保护不了军部。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候竟毫无办法。
皖南是有党的，但我们的党是不公开的，秘密的，不合法的，连群众团体也不是合法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都不是公开的，不了解皖南的形势，是很难判断皖南的事情的。
我们现在要讲：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皖南军队都是打游击出身，主力红军北上以后，项英、陈毅同志率领着南方八省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时跟中央断绝了音信，所以中央对于皖南部队集中以后这个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千古奇冤”现在我回想起来，的确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刘少奇把部队调走是一回事，另外还有许多事情。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皖南部队过江北上，走什么路线呢？北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国民党出的主意，国民党并不真正要你们北上，而是为了消灭你们。叫你们北上是假的。它一面指定我们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面又打电报给李品仙，他在我们的北面，叫李品仙等我们半渡而击。恰巧这电报被我们截获了。我们知道他半渡而击，当然就不走了。不能从铜陵、繁昌渡江，当时只有想办法走另外路线。
我们临离皖南时，《抗敌报》出了个专刊，叫《告别号》。从《告别号》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准备造反，不造反不行，没路可走。走南边这条路是袁国平同志提议的。袁国平同志说：“你学着走‘之’字路的办法吧。”明明要往东走，就偏往西走，再转过来往东走；往南走就往北走，再转过来往南走，这样的意思。后来听说项英有个“三三”计划，这不清楚。我只知道袁国平提出个走“之”字路的办法。
皖南事变是在1941年1月发生的。1月8日那天，项英同志叫我去，我到了那里只看见李一氓。当时李一氓讲：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所以决定你和我们一起走。看战争形势发展到必要的时候，我会派人通知你的。讲这话时，项英在场。
就这样，我听完后走了。到9日时我们在茂林隘口休息的时候，忽然司令部的机要通讯员来找我，说秘书长要你马上跟我走。我跟他到了那里，只见李一氓，没见项英。据李一氓讲，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也在一路走。我们一路走的人不多。当时天下着雨，我们冒着雨由通讯员带路不允许选择，通讯员带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走了一阵到了个房子里休息，想搞点东西吃吃，进去以后，知道这房子住着个富农。我们有我、李一氓、胡立教、李步新、罗湘涛、张元培，还有李步新和我带的武装部队，就这么大概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做了饭吃，休息一会儿。这时门口哨兵进来报告说：来了些人，看来不像好人。我出去一看，的确像是侦察员，像部队行军时的侦察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你管啦！”“你们到哪里去？”我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任务，你不要管嘛！”就这样吵了起来。后来我说免得发生误会，你讲个番号给我听，你讲个什么团，代号好了。结果他说是徐林团的。我说是徐金树、林开凤对吗？我说我们是军部的。他们很吃惊：“啊呀，你军部的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半个钟头前有大量的敌人，现在敌人还在周围，你们在这儿怎么行呢？”我们这才知道情况不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走吧，我们在这儿休息下就走，我们准备吃了饭就走。吃饭时徐团长、林政委到了，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刚才这里还都是敌人。”我说：“你们吃饭了吗？”他们说没吃。我就留他们俩和几个机要人员一起吃饭。吃过饭，我们跟着徐团长、林政委一道走。我们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军部在石井坑集结，我们奉命到石井坑。于是，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走。到了石井坑，才知项英、袁国平已经到了。我看见项英在哭，在一个房间里坐在地上哭。后来听说他们开了会，开会时斗了项英，并且项英已经被撤职，由刘少奇当了政委。这就是我们突围的经过。
到了军部，第一次突围就结束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事情有个大问题在里面。我们是头一天晚上七八点钟走的，第二天上午回到军部，不到半天时间，中央来电报说你们分散突围，保证干部。这个电报有没有呢？我当时知道是有的，后来大家都说没这个电报，没这回事情，是项英编出来的。现在真相大白，机要科的肖光同志还在，肖克同志证明，这电报是有的。
http://history.qq.com/a/20130223/000001.htm
缺少常识： 反驳关于周恩来“千古奇冤”的谣言
老军士 2013/2/25 10:34:53
导读：目前，网上有一篇题为《 项英秘书:周恩来“千古奇冤”是指责毛泽东》文章，说当年周恩来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是指责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不公道。原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胡扯！是低劣的造谣。
目前，网上有一篇题为《 项英秘书:周恩来“千古奇冤”是指责毛泽东》文章，说当年周恩来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是指责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不公道。原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胡扯！是低劣的造谣。
一.皖南事变简况
1941年1月4日，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新四军（隶属于第三战区的中共部队）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共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起程北移，6日行至茂林地区，即遭国民党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攻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至十三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叶挺执行组织的决定，前往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处交涉，上官云相将叶挺扣留，并加紧对新四军的攻击。至1月14日夜新四军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告，诬陷新四军“叛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民党当局通告原文摘录如下：
“…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二.国民党新闻封锁，《新华日报》开天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进行新闻封锁，不许报刊披露皖南事变真相。当时中共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原本要刊登一篇中共方面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但是国民政府新闻检查官不许发表，这样，《新华日报》的版面上便要“开天窗”（指部分版面空白）。
三.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
为了将皖南事变真相尽快公之于众，当时在重庆负责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奋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刊登在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上，也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处治新四军通告的第二天。
所以，周恩来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完全是针对国民党当局封锁皖南事变真相的举措，当然是指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不可能是指责毛泽东的。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中的“叶”是指叶挺，“江南一叶”泛指叶挺领导指挥的江南新四军部队。“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叶挺率领的新四军江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消灭，国民党当局取消新四军番号，军法审判叶挺，这是一个千古冤案。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必须强调，当时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国民党政权是当时中国合法的中央政权，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蒋委员长即来源于此）。中共当时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室操戈当然指兄弟相残，“相煎何急”来源于曹植的七步诗，也是指责兄弟相残的。（注：七步诗版本一：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版本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联合抗日，周恩来写“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当然是指责蒋介石国民党在日军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破坏国共团结抗日大局，出动大军围攻中共的新四军，兄弟相残。
《 项英秘书:周恩来“千古奇冤”是指责毛泽东》一文作者完全不顾周恩来写“千古奇冤”的具体历史原因和情况，其造谣水平实在是太低劣了。
http://bbs.tiexue.net/post2_6583492_1.html
1941年王明谈皖南事变： 毛泽东杀项英的诡计
凤凰 湖北 黄允升 2013-09-26 14:38
[导读]时间是1941年1月，他（王明）写的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回思上海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作者：黄允升等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但是，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继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具体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说毛泽东的好话；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且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很多报告和文章中，一反傲慢、自大的前态，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尤其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http://hb.ifeng.com/news/focus/detail_2013_09/26/1266830_0.shtml
http://cul.qq.com/a/20130926/013225.htm
长征前项英警告博古 要小心毛泽东
2011年09月02日08:4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570004.html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本文摘自《解谜李德与长征》，卢弘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长征开始之前，博古和李德曾经考虑让毛泽东留在江西老根据地，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际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项英与毛泽东的恩怨
作者: 胡杨 | 2012年09月07日 08:30
皖南事变结束第二天，在项英生死未卜情况下，毛就做出在全党全军高级干部中开展反项英斗争的决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在延安写了《工人柱石》的诗：“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则悲愤地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项英1922年加入中共，是“二大”代表，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六届政治局常委。1928年在莫斯科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1930年8月任中央长江局书记，12月项英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在上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项英与毛泽东1923年在长沙初相识，那时项是声名显赫的“二七罢工”主要领导，毛是默默无闻的中共湘区书记。不久在“三大”广州会场二次碰面，之后毛上了井冈山接着转战江西苏区，项在上海中共总部，直到1930年底作为政治局常委到江西苏区主持工作，开始与毛四年共事。毛上井冈山时是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大”当选中央委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项英留下任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10月为组建新四军，飞赴延安与毛交谈，1938年9月到延安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二人的恩怨主要发生在江西苏区时期。
项英到江西苏区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刚刚发生的“富田事件”。他质疑毛泽东对“富田事件”的定性，认为不是反革命暴动，决定采取党内教育的形式解决问题。吉安县富田村是当时中共江西省行委所在地，1930年毛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授权手下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处“打AB团”，12月初在富田村滥杀无辜时，激起红20军集体兵变，提出“打倒毛**东，拥护朱彭黄（公略）”的口号，不再受毛指挥，在向中央申诉的同时自行与国民党作战。遗憾的是，随后到来的中央代表团又推翻了项英的正确决定，并由毛1931年4月接替了项的代理书记职位，结果毛在7月以开会名义将红20军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700余人全部诱捕捆绑再就地处决，战士被缴械后分编到其他部队。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富田事件后续处理引起人们恐慌，结果又由项英取代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并成立了隶属于苏区中央局的中革军委，撤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司令的名义及其组织编制，项英兼任军委书记，毛泽东、朱德为副书记。实际是项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毛泽东军权旁落。
1932年6月周恩来走马上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恢复了原红一方面军的组织编制，毛泽东自然重获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的军权。在同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项英联合任弼时、顾作霖、邓发、刘伯承等，以多数人意见促使周恩来接替了毛泽东的所有军权，仅保留政府职务，毛称病回到后方，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被允许协助周恩来工作。
毛泽东一生中三次丢失军权，后两次都是项英主导的，这令毛刻骨铭心。还有一件事让毛嫉恨，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斯大林单独召见并高度称赞项英。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支持，斯大林的好恶往往决定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归属，王明奉斯大林之命返国后，项英亲近王明便得罪了毛泽东。
皖南事变结束第二天，在项英生死未卜情况下，毛就做出在全党全军高级干部中开展反项英斗争的决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在延安写了《工人柱石》的诗：“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则悲愤地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http://home.blshe.com/blog.php?uid=17994&id=45394
皖南事变：项英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反遭毛批判
2015年01月16日 18:11 新浪历史
原载《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李菁/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http://mil.news.sina.com.cn/2015-01-16/1811818487.html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
项英反对毛泽东一网打尽“AB团” 坚持教育为主
2010年11月03日 09:29 中国新闻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11/03/2985417_0.shtml
1941年王明谈皖南事变：毛家诡计为的是杀项英
来源: 凤凰网 发表时间：2013-09-26 09:17
核心提示：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王明）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
《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回思上海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
http://culture.ycwb.com/2013-09/26/content_51171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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