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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不是让我隐蔽吗?”“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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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应追责德国卡廷杀2万索赔2000亿欧元 2020-05-11 15:03:34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再颠倒回去 


 ——————


 波兰人民政府应以著名权威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马维先同志十八个月之前追根溯源 

 以极为详尽 事实确凿的呈堂举证

 为国际法法律坚实依据

 重新追责现任德国政府为八十年前

 第三帝国在苏联加里宁地区卡廷森林

 血腥屠杀21,768名波兰军官 各界精英的

 反人类罪 索赔200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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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共中央莫斯科电台1943年4月15日,

          即德国宣布发现卡廷森林万人冢消息后两天,

          义愤填膺痛斥德国纳粹法西斯的反苏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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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何人为国谋?!——戈尔巴乔夫为何要帮助叶利钦瓦解苏联肉食何人为国谋?!——戈尔巴乔夫为何要帮助叶利钦瓦解苏联肉食何人为国谋?!——戈尔巴乔夫为何要帮助叶利钦瓦解苏联肉食何人为国谋?!——戈尔巴乔夫为何要帮助叶利钦瓦解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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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罗斯独立调查人员经过十几年大量研究后指出,“卡廷事件”

真凶不是苏联而是纳粹德国。证人是在纳粹利诱刑讯下作证的,唯一的

关键证人逃脱纳粹魔掌后也明确否认了自己的供词;“国际医学委员会”

掘尸检验报告是德国人起草的,检验者是在纳粹威胁下签字的;波兰军人

尸体掩埋码放整齐、死者名单和掘尸检验高度重合,这是德国人而不是苏

联人做事的特点;行刑子弹和绳子是德国生产的;戈培尔在日记中称要

“利用这枚炸弹”“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这些证据

表明,“卡廷事件”是纳粹德国为嫁祸于苏联而精细策划的一个伪造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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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波兰人“被集体屠杀”的证人证词

  1943年德国纳粹揭露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最主要依据是12名卡廷当地苏联

公民的证词。但证词用证人不懂的德文书写、对证人大肆刑讯、提供“有分量

证词”的唯一证人翻供等事实都说明,所谓“证明”充其量是一场闹剧。

  1.交代材料或审讯记录全部用德文书写

  根据苏联档案材料,在纳粹报纸发表《国家政治保安局屠杀12000名波兰

军官》的消息之前半年多里,德国人对他们在卡廷地区“找到的”12名证人进行

了审讯,确切地说是刑讯,逼迫他们按德国人口授的内容交代问题。但证人证词

或他们必须签字画押的审讯记录,均用德文书写。斯摩棱斯克解放后,那些

活下来的证人立即声明,他们的供词是被迫交代的,而且,他们也不得不在他们

不懂的德语文件上签字,否则将会被处决。现保存的德国审讯记录原件和交代人

誓词,都证明他们的声明完全属实。也就是说,被审讯人虽然在审讯记录上

签字了,但德文证词是否与被审讯人交代一致,签字的苏联公民无从判断。

  2.证人不是“苏联杀害波兰军官”的目击者

  《卡廷事件:谎言成为过去时》一书的作者叶·普鲁德尼科娃根据历史档案资料,引述了能查到的德国公布的7个证人的证词,其中6人不否认他们看到将波兰人运到了格涅兹多沃车站,然后从那里换乘卡车转送到某地方。但他们没有指出:波兰人被“转送”到哪里了?是直接被拉到卡廷森林屠杀了,还是被送往战俘营修建公路去了?在12名证人中,有11名证人均不是事件的目击者。

  斯摩棱斯克解放后,未被德国带走的非“目击者”证人之一C.B.伊万诺夫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称内务人民委员部)讲述了他被盖世太保审讯和交代问题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1943年3月。审讯我的是德国军官……军官问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多次列车抵达格涅兹多沃火车站,运来大批被俘波兰军官。我回答说知道。

  接着军官问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季,在波兰军官抵达该站后,很快他们全部在卡廷森林被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我回答说,对此,我一无所知,而且,这也不可能,因为在1940~1941年期间,抵达格涅兹多沃的被俘波兰军官都是我接的,在德国人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他们在修筑公路(言外之意,波兰人是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被杀害的——编译者注)。军官当时对我说,如果德国军官肯定,波兰人是布尔什维克杀害的,说明情况属实。“所以,您可以问心无愧地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说明被俘的波兰军官是布尔什维克杀害的,而您只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

  德国军官称,如果我表现好,可以调动我的工作——从护林人升至格涅兹多沃站站长——即我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担任的职务,并为我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

  这之后,军官开始对我吼叫,并以殴打和枪毙进行威胁,还说我不懂这样做(即按德国人的要求提供证词——编译者注)对自己有多大好处。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翻译便用德语编写了一份一页纸的记录,并向我讲述了记录内容。

  翻译告诉我,这份记录只写了波兰战俘抵达格涅兹多沃站的事实。当时我请求,希望我的证词既要用德语,也要使用俄语书写。军官气急败坏,他使用橡皮棍殴打我,把我轰出了房间。

  其余没有交代实质问题的证人证词,与C.B.伊万诺夫的交代大同小异。虽然他们都承认,在刑讯中违心地说了一些谎话和不实之词,但均不承认自己是苏联杀害波兰战俘的“目击者”。

  3.唯一“目击者”翻供

  在12名当地居民中,只有1人是所谓“目击者”,即一个叫帕尔芬·基谢廖夫的村民,他说他“看到了”(1940年)如何用密封的车辆把人送到森林,并听到了“枪声”和男人的“叫喊声”。根据德国人的说法,正是基谢廖夫发现了波兰人墓地,也是他在1942年春季或夏季指给“某些波兰人看了这些墓地,之后波兰人在墓地安放了十字架”。1943年2月28日基谢廖夫向德国秘密警察交代的供词是这样说的:

  1940年春季,每天都有3~4辆满载人的载重汽车抵达森林,前后持续了4~5个星期。据说,运来的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处决了。车辆都是封闭的,看不到里面。有一天我去格涅兹多沃火车站,在那里我看到从列车车厢走出来的男人和我熟悉的载重汽车,这些载重汽车拉着他们向森林方向行驶。如何处置了他们,我说不好,因为禁止靠近他们。直到回到我的住处,我听到了枪声和男人的叫喊声。可以设想,他们是被枪杀了。在周边地区,并没有隐瞒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枪杀波兰人的事实。地方居民说,大约有10000名波兰人被杀害了。

  德国军队占领了森林后,我到那里去了一趟……但我只发现了几处堆起的小丘。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尸体肯定埋葬在小丘之下。1942年,波兰人在格涅兹多沃的德国部队里干活。有一次,10个波兰人找到我并请我指给他们看看那些小丘。之后,请我帮助他们找一把丁字镐和铲子。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返回并大骂内务人民委员部。波兰人告诉我,他们在一个小丘里发现了尸体。为了方便辨认,他们在这个地方立了两个木制十字架,十字架至今仍立在那里。

  叶·普鲁德尼科娃认为,德国人公布的基谢廖夫供词的第一段“有点儿荒谬”,因为当时4辆苏联载重汽车最多可载100人,这意味着,假如负责执行处决的人不休息,连续工作5周,他们屠杀的人数也不会超过3500人,那么其余的6500人呢?地方居民从哪里知道了“10000名波兰人”的数字的?对于其第二段供词,作者指出,目前还存在另一种说法:不是基谢廖夫给波兰人看了墓地,而是相反。

  1946年纽伦堡法庭对德国军队537通讯团指挥官弗·阿伦斯的审讯,印证了上述“另一种说法”的真实性。阿伦斯交代说:“大概是在1942年1月,也可能是1941年末,我看到了在雪地上树立的十字架。”阿伦斯只字未提基谢廖夫的交代材料。实际上,发现波兰人墓地及十字架的人并非基谢廖夫,甚至与基谢廖夫没有任何关系。但利用在当地居住多年的村民基谢廖夫的供词“曝光”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可以使他们的谎言更具“客观性”。

  基谢廖夫不仅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而且还多次以“目击者”身份,向参观掘尸检验的外国代表团揭露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波兰人的“暴行”。但是,在德军撤离斯摩棱斯克前夕,基谢廖夫突然失踪了——他逃到卡廷森林里去了。红军解放斯摩棱斯克后,他回到村里并彻底推翻了自己的上述口供。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详细讲述了他在纳粹拷打之下成为“目击者”的过程:

  1942年秋,两个德国警察来到我家,建议我到格涅兹多沃车站盖世太保那里去一趟……一个军官称,盖世太保掌握了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在卡廷森林科济山一带屠杀波兰军官的材料,并问我可否就这一问题提供什么证词。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济山进行了屠杀活动,而且,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为让我提供证词(即证明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波兰人——编译者),承诺给我巨额奖励……军官说,“德国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斗争,我们应向俄罗斯人民展示布尔什维克禽兽不如”……他还说,德国司令部坚持让我提供这样的供词,因为我在这一带生活多年,而且就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墅附近。这会让我的证词具有说服力。

  基谢廖夫介绍了上述情况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人员就其口供问题作了进一步了解,基谢廖夫谈了他被逮捕入狱和屈打成招的细节。

  问:您向盖世太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供词吗?

  答:没有,我不能提供假供词。军官提议让我再考虑考虑,然后放我回家了。

  1943年2月我再次被叫到盖世太保驻地,他们再次要求我提供“我是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的证词……翻译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手写的证明文件,并读了该文件。证明文件说,我,基谢廖夫,亲眼看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在1940年屠杀了波兰军官。翻译让我在文件上签字并声称:“或者您现在签字,或者我们把您灭掉。请选择吧!”

  这一威胁让我不寒而栗,我在证明文件上签了字……1943年春,德国人宣布,他们在科济山地区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墓地,说这些人是在1940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杀害的。此后不久,盖世太保的翻译来到我家并把我带到科济山地区。

  当我和翻译走出家门只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警告说,我必须现在向在卡廷森林的人们准确地讲述我在盖世太保那里签字的证明文件中的内容。

  由于距上次我被叫到盖世太保那里的时间已过去一个多月,我讲话时有些语无伦次,快讲完时我说,关于屠杀波兰军官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第二天一早,盖世太保的军官宣布我已被捕了,之后让我上车并把我带到了斯摩棱斯克监狱。

  问:这次盖世太保又问您什么?

  答:被捕后我多次被提审,但对我的拷打多于审讯。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当众声明,我是布尔什维克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只要盖世太保还没有确信我会自觉自愿这样做,我就不可能被释放。

  德国军官对我说:“……这就是您顽抗的结果。我们决定处决您,早晨把您带到卡廷森林去绞死您。”我请求军官不要这样做,并开始说服他,我不适合充当“目击者”的角色……过了几分钟,办公室来了几个士兵,他们开始用橡皮棍殴打我。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殴打和折磨,我表示同意当众发表关于布尔什维克屠杀波兰人的臆造讲话。之后,我被释放了,但条件是,只要德国人有要求,我就必须在卡廷森林向“代表团”发表有关讲话。

  问:请再说一下,他们究竟想让您讲什么内容?

  答:翻译我应讲的内容大概是:“我居住在科济山地区的一个村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距离不远。1940年春天,我看到如何把波兰人运送到森林并在夜里在那里把他们枪毙了。”

  请相信我,良心一直在折磨我,因为我知道,真实情况是德国人在1941年屠杀了波兰战俘,但我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始终笼罩在再次被捕和拷打的恐惧之中。

  关于苏联屠杀波兰人的“证人证词”,叶·普鲁德尼科娃等独立研究人员特别提出以下问题供读者思考。

  第一,德国人怎么可能让他们精心“培养”的唯一“目击者”落入俄罗斯人之手,从而使他们一手炮制的弥天大谎毁于一旦?原来,在撤退前,德国人也担心多次在掘尸检验现场作证的唯一证人基谢廖夫落入俄罗斯人之手,他们到处找他,想把他带走。而此时的基谢廖夫早已携全家人逃进了森林。这一事实间接地证实,卡廷屠杀并非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如果波兰人真的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作为告密者和叛徒,基谢廖夫不会冒险躲进森林等待苏联红军解放斯摩棱斯克。

  第二,唯一“目击者”并没有交代“关键”问题。没有一个被审讯的当地苏联公民,包括“目击者”基谢廖夫,指出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的从科济山墓地散发的恶臭,而恶臭是比听到卡廷森林枪声更能可靠地证明大规模屠杀和埋葬的证据。基谢廖夫住在与大规模埋葬地相距约500米的地方。根据他向德国人交代的上述材料,他只听到了森林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声”,没有提及埋入大型墓坑中腐化变质的尸体散发的恶臭味道。这说明,所谓1940年春苏联杀害波兰战俘的“暴行”纯属子虚乌有;德国人的审讯笔录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二、德国式掘尸检验

  1943年4月德国开始对卡廷墓地进行掘尸检验,其结果和结论是证实苏联“暴行”的另一重要“依据”。但令德国人始料不及的是,掘尸检验文件所记载的事实和证据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屠杀波兰人的罪行。

  1.“国际医学委员会”及其“鉴定”

  为增加谎言的可信度,纳粹德国匆忙拼凑了由德国占领并控制的11个国家和瑞士代表组成的所谓“国际医学委员会”进行掘尸检验(国际红十字会拒绝参加)。

  “国际医学委员会”于1943年4月28日抵达卡廷,可是30日该委员会的鉴定已准备就绪!鉴定断言,屠杀波兰军官系苏联当局1940年3~4月所为。但因委员会成员意见分歧,所以未能在卡廷掘尸检验现场签署该鉴定。

  在专家乘坐的飞机返回柏林途中,德国人将飞机降落在(波兰)比亚瓦-波德拉斯卡空军基地,并再次以“非强迫方式”建议专家们签署上述日期倒填的“斯摩棱斯克,1943年4月30日”鉴定。1943年5月,鉴定在报纸上公布。

  “国际医学委员会”成员之一、捷克法医博士弗·哈耶克曾在其《卡廷证据》一书中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如果我们不签署布茨教授和欧尔绍什教授起草的协议(即“国际医学委员会”的“鉴定”——编译者),我们的飞机肯定不可能返回。”

  2.组织参观,弄巧成拙

  掘尸检验开始后,为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德国人常组织外国代表团和卡廷居民参观挖开的坟墓。但弄巧成拙,不少人参观后得出的第一印象是:卡廷屠杀的元凶更像是德国人自己。对此,俄独立研究人员弗·施韦德在其中写道:

  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下到3~4米深的沟中,整整齐齐一排一排地码放被处决人员的尸体,而且还是用“一颠一倒”的方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们所看到的,是典型的德国人认真办事的特点,即让深沟能最大限度地埋葬尸体。当然,理论上讲,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也可以这样做,但还没有发现一座大型坟墓是这样做的。

  一位叫薇拉的妇女对记者说:“我们的马虎蛋(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编译者)不会这样做。这活儿干得太规整完美了。墓坑是拉线挖掘的;尸体一垛垛码放得整整齐齐。”

  斯摩棱斯克解放后,不少参观过掘尸检验的当地居民还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反映,他们所看到的捆绑波兰受害者尸体的纸绳,是德国生产的,苏联从不生产那样的纸绳。

  3.“名单一致”不是证据,尸体埋葬分散曝光罪犯

  人们在1943年的掘尸检验中发现,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押送“命令名单”(即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州局管理的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波兰军官名单)与德国掘尸检验名单姓名吻合,或大部分吻合。这被德国宣传部门认为是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波兰人的“关键”证据。

  但无论德国人还是其结论的支持者,都没有弄清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命令名单”与德国掘尸检验名单中的姓名吻合率多高,哪怕是百分之百,也不说明任何问题!不管谁杀害了来自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波兰军官,“命令名单”中的姓名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掘尸检验名单中。因为德国纳粹在占领斯摩棱斯克后,抢走了“命令名单”,即1943年4月德国人在卡廷进行掘尸检验之时,他们已牢牢掌握了“命令名单”。所以,让尸检名单与“命令名单”一致,轻而易举。而另一项掘尸检验结果——同一批次被押送来的战俘尸体埋葬的分散程度极大,出乎意料地成为破解卡廷疑案难得的证据。即同一批次押运至卡廷的战俘埋葬在不同的墓中(当时发现和挖掘的波兰受害人墓地共8座)!他们的尸检号相隔几百甚至几千,埋葬的时间有时相隔几个星期!根据俄国官方说法,1940年春天,运送波兰军官的列车抵达格涅兹多沃站后,在该站换乘汽车,然后把他们运至卡廷森林立即处决。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每一批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押送来的波兰军官,应作为统一的和不可分的群体埋葬在一座墓中。但掘尸检验结果表明,“同一批次押送”的波兰战俘被处决的时间不一样,间隔几天甚至几周,尸检号甚至相隔几千!而在1940年春天,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即使想这么做,也无可能。而对于占领者德国纳粹军队来说,这样做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波兰战俘在他们控制和管辖之下。这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释同一批次被押运来的波兰军官埋葬分散的原因。

  4.子弹与军人区别标志是德国犯罪的直接证据

  第一,关于枪杀波兰战俘使用的武器、弹药问题。在掘尸检验过程中发现,屠杀战俘使用的是德国生产的武器和子弹,甚至还有1941年德国投入生产的钢弹壳子弹。1994~1995年,波兰专家在卡廷找到了241颗子弹壳,其中79颗是1941年德国生产的钢弹壳。这是纳粹分子1941年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又一铁证,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绝不可能在1940年春用1941年德国生产的子弹来枪杀波兰军官。

  第二,关于波兰军官的军人区别标志。波兰受害军官军服的区别标志,是德国屠杀波兰官兵的另一重大直接证据。德国“关于卡廷大规模屠杀的官方材料”称,(尸检中)根据区别标志可以知道被处决波兰军官的军衔。但是苏联直到1941年7月1日苏联颁布新的《战俘条例》后,战俘才能佩戴帽徽和军人区别标志。被处决者军服上有肩章,军帽上有帽徽,这证明他们是在1941年7月1日以后被德国杀害的,因为德国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5.没有进行掘尸检验的9号墓地

  根据俄官方消息,2000年4月12日,普京向波兰总统亚·克瓦希涅夫斯基通报说,在卡廷地区发现了新的波兰人墓地,即9号墓地。

  9号墓地位于卡廷波兰纪念综合体地区,据估计,至少埋葬了大约300~1000具尸体。令所有研究卡廷事件学者震惊的是,9号墓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疗养地的国家别墅相距大约只有50米!如果按照纳粹德国的说法,1940年春天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杀害了波兰人,那就意味着,他们对着国家别墅的窗户处决并就地埋葬了波兰人,而这绝无可能!因为1940年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克·伏罗希洛夫和拉·卡冈诺维奇,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尼·什韦尔尼克,都曾在这里休养!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说,9号墓出现在1941年八九月份,即德国人成为别墅的主人之后!这一发现给了支持苏联杀害波兰人说法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总统夫人约兰塔·克瓦希涅夫斯卡2000年4月13日看了该墓地之后,至今18年没有“下文”!无论波兰还是俄罗斯,都在设法回避这一问题。众所周知,波兰方曾郑重声明,每一位在卡廷的牺牲者的命运都是神圣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对9号墓的受害者漠然视之、不闻不问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对9号墓掘尸检验,查明被害者身份及真相,将使此前官方关于卡廷事件的所有说法不攻自破。因此,面对俄独立调查人员利用9号墓“穷追猛打”,俄官方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而支持“斯大林主义对卡廷屠杀承担责任”说法的“卡廷学家”们,也退避三舍,拒不回应。

  三、德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驻地工程建成后杀害了波兰战俘:

  符合逻辑的推测

  虽然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波兰军官是在1941年德国军队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后被杀害的,但由于俄罗斯研究人员被禁止查阅参与杀害波兰战俘的德国纳粹分子交代的材料档案(官方人士也不否认俄保存着这方面的材料),德国杀害波兰人的一些具体事实,包括确切时间、地点以及参与屠杀的德国部队番号等,尚待进一步查清。

  俄独立研究人员叶·普鲁德尼科娃认为,根据“布尔坚科委员会”(即苏联尼·布尔坚科院士为首的对德国纳粹占领者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被俘军官情况进行调查和确认的特别委员会)的材料和战后纽伦堡法庭审理中的证人口供和速记记录,可以确定以下情况。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3周后,德国人逼近斯摩棱斯克。波兰战俘落入德国人之手。1941年8月,在距卡廷5公里处,战俘们开始为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修建驻地设施。通常,德国人在秘密工程建设中使用俘虏,之后再把他们杀掉。由于他们手中有现成的比俄罗斯人更效忠德国的波兰战俘营的劳动大队,利用波兰战俘建设重要工程成为首选。工程建设完工后,德国人把他们带到卡廷森林处决了。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都是这样做的。

  一些独立学者撰文列举的希特勒、戈培尔的所作所为及言论,均说明上述推测符合逻辑。

  第一,德国纳粹分子杀人“已成习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杀人如麻,大规模屠杀对于他们已习以为常。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他们在该州杀害了43万人!根据已解密的美国档案,二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德国集团军群中有一个“537建筑营”,专门从事屠杀活动。至于德国是否在侵略苏联后杀害了波兰人,在俄罗斯已不是秘密,只是“不方便”对外公开而已。

  第二,伪造历史、颠倒黑白是希特勒、戈培尔的惯用手法。他们曾制造了“布朗伯格事件”(德国称,1939年9月波兰军队屠杀了5.8万德国和平居民);散布谎言说布尔什维克杀害12000名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宣称他们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市挖出了9500具尸体;还企图在敖德萨策划同样事件。因此,在许多不带偏见的研究人员看来,德国纳粹屠杀波兰人然后嫁祸于苏联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戈培尔在日记中不打自招。其实,卡廷事件并不复杂。戈培尔在卡廷掘尸检验期间的日记和“指示”都说明纳粹德国才是真正的元凶。1943年4月17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卡廷事件正在变为一枚巨大的炸弹,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还会引发不止一次的爆炸巨浪,而我们会十分娴熟地利用这枚炸弹把文章做好。1~1.2万波兰军官已经为其真正的罪孽——他们是战火点燃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服务,利用他们,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

  这表明,虽然戈培尔倒打一耙,将“战火点燃者”的帽子扣到波兰军官头上,但还是毫无掩饰地道出了是纳粹德国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不会有人从该日记得出相反的结论——苏联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3年4月18日戈培尔确认,卡廷事件“几乎是按计划运作的”。在卡廷墓地掘尸检验之前,戈培尔对组织国际“调查”活动的纳粹分子的指示也说明德国纳粹在玩弄阴谋。戈培尔要求:“我们的某些人应提前到达那里,以便在红十字会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绪,在挖墓时不会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

  如果考虑到纳粹分子“准确地知道”卡廷墓中的波兰军官是1940年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的,戈培尔为什么还担心在挖掘中“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呢?为什么他认为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纳粹德国不利的东西呢?戈培尔关于卡廷事件的日记和“指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让谎言炮制者的面目暴露无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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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球所使用的美元,其实是一种延续了一百年的机制,这一机制就是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的实施,以及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的成立。

那美国为什么要搞美联储呢?此前的美国货币市场又是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我就基于美元,跟大家说说,联邦政府是如何在美元问题上,压制国内分歧,推行系统改革,从而成就美国金融霸权,从而一轮又一轮的开始洗劫全球财富的。

实际上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美元的出现,是美国联邦政府扩大和统辖权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我认为可以跟1787年的美国制宪会议相提并论。

美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美国,我总结了四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是1776年的独立宣言,第二个是1787年的制宪会议,第三个是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第四个是1944年的布莱顿森林协议。

当然,这也类似于中国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只不过我们比美国整整晚了一百多年。

专家疾呼:中国应牵头,引领全球向美国索赔!

关于美国的崛起,我提到的四个标志性事件里面,前三个事件,都属于美国内政,但这三个事件,奠定了美国诞生和崛起的最基础逻辑。而这三件事其实主要解决的是联邦和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内部权力、利益和责任的问题,包括联邦储备法案,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我最后还会跟大家说一下,美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几个标志性事件。

大家应该知道发生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的南北战争,我以前也写过不少,这里再重复一遍我个人的观点,实际上南北战争,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整个国家发展的路线之争,而不是什么奴隶制等问题。

美国北方力主工业化,而南方誓死捍卫农业立国。大家想想,如果当初是南方获胜,现在的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号的印度。美国南北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英国作为此前的北美殖民者和当时的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美国工业产值直到1890年才超过英国),对“农业化”美国战略的彻底失败。

要知道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用各种方式支持南方农业蓄奴州,跟北方代表工业化的工商业州持续对抗,早期由于英国大力支持南方州,北方州一度被南方州击溃。

大家再想想,为什么印度无法摧毁种姓制,走上全面的工业化道路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用两百年的殖民统治,已经把印度的种姓制度“产权化”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反对种姓制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落后的问题,而相当于是跟民主化、私有制作对。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年南方州其实把黑人奴隶,就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讨论奴隶制问题,变成了讨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而不是人与人的问题,这种背景下,要摧毁这种逻辑,战争就成了唯一选择。

很多人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其实不然,如果没有英国殖民者对其的“保护”,印度是有很多机会摧毁种姓制度的,毕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但很遗憾,当时印度整了个“非暴力”运动,缺乏民族斗争意志和真正的权威政治领袖,说白了,是”独立“和”革命“都不彻底的问题。再后来尼赫鲁想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树立权威,摧毁种姓制度,然后带领印度走上工业化,但由于印度没有挑选好对手,在多番侵占中国领土、数次挑衅中国之后,被中国一顿胖揍,不久尼赫鲁就死了。尼赫鲁死后,印度再没有哪个政治力量来推动国内改革,走向工业化了。

近年来,从低种姓爬上来的印度总理莫迪,获得了改革派的支持,同样试图用对外强硬的办法来树立国内权威,推动改革和工业化,于是在中印边界制造了几次事端,跟巴基斯坦打了几次空战,但都没得到什么便宜。现在莫迪政党的策略是把印度教推升到新的高度,用复兴印度教、打击国内异教的方式树立权威,推动改革,但也激起了国内穆斯林等的问题。关于印度,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如果不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不是一众政治领袖的强势操作,现在的美国社会,可能也觉得奴隶制(可能演变为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历史传统,再想推动改革,其代价恐怕就太大了。

在这里多说一句,中国西藏历史上存在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如果不是我党的解放,西藏农奴制度被摧毁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那英国为什么一定要“保护”殖民地这种非常落后的制度呢?原因是,种姓制度和奴隶制都非常适合农业发展,大地主和“低等”劳动力之间,建立了永久的稳定关系。正好,大英帝国的整个战略是,所有的殖民地,包括北美和印度,只需要安心的发展农业(最多再发展一点点轻工业),给英国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然后英国把工业品倾销到殖民地就好了。

在这种设计之下,英国本土的强大工业体系就拥有了持久的优势,因为工业对农业是一种降维打击。这种模式可以锁定殖民地巨大的农业人口,便于管理和统治,英国就可以用极少数人来统治全球数十亿人口和诸多殖民地。要知道英国统治十多亿人口的整个印度次大陆,也就用了不到五千人。

那奴隶制和种姓制度,跟美国联邦政府,以及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美国联邦政府,就是通过南北战争,摧毁了奴隶制的合法性,逐步建立以工商业为主的国家发展道路,才有机会统一金融和货币,从而把美国送上全球第一强国宝座的。

美联储的成立是美国联邦政府整合国内金融货币体系,更进一步的触动美国走向大统一市场的开始,而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要研究现在的美国,必须要了解他的过去。如果你不知道对手是如何强大起来的,你也就无法知道他会以何种方式跟你竞争,你就无法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

其实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虽然北方联邦政府获胜,但这只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美国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依然十分混乱,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00年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仅仅是完成了工业化为主的国家发展路线的统一,而当时经济系统和货币体系南北需求依然存在巨大分歧,当时在美国流通的货币包括金币、银币证券、联邦政府绿色钞票和债券等。

比如美国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银行系统,就一直在执行金本位制度,因为美国东北部州主要是高关税经济(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发展),金本位制度会使得其货币具有稳定性和吸引力,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也有利于稳定海外市场对美国的信任。对冲高关税带来的影响。

但问题是,美国大部分民众,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依然是以农业出口为主,很多人都有比较高的债务,一方面需要更低的汇率来刺激出口,另一方面需要货币贬值来稀释债务的偿还压力,所以金本位这种,使得币值不降反升的制度,就遭遇到这些地区的反对。

但由于北方工商业主体已经通过南北战争,有力的压制了南部的农业利益群体,到了1900年,美国通过了《黄金法案》,把美元确定为美国的唯一合法货币,黄金可以赎回美元。这就使得金本位制被统一的确立了下来。美元币值的稳定激发了市场的投资和生产,美国工业化得以迅速推进。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给大家一组数据。从1902年到1907年,美国的发电量从48亿度增至106亿度,增长了1倍多;1900年至1907年间,世界(主要是美国)汽车产量由7000辆增至84000辆;1905年至1907年,美国建成了25000公里铁路,使用了860万吨钢轨,生产了2万台蒸汽机车和69万节车厢。

与此同时,大量欧洲资本进入美国,仅1906年,海外资本对美国的投资就达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200亿美元;1905年至1906年间,英法两国拥有的有价证券中70%~75%是投资海外的债券(主要是美国债券)。

然而,虽然美元确立了金本位制,但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北方的工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华尔街),依然掌握着货币发行权,也就是说,美元的发行权,并不在联邦政府手里,而是在各大银行手里。

到了1907年,由于金融业和投资市场的膨胀,美国陷入了金融危机,联邦政府不得不向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求助,美国总统请求摩根财团帮助解决危机。JP摩根就是用一己之力解决了19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全球的。这使得白宫对货币发行权的担忧与日俱增。

所以到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通过,美联储成立,美元的发行权收归美联储。为了平衡市场对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担忧,同时制定了联邦储备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政府不能干预美联储的操作。

然而,美联储名义上是由私人银行持有股份,但所有利润的94%都归美国财政部,去年美联储上缴美国财政部的利润高达1028亿美元,要知道美国盈利最多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同期的利润也只有320亿美元。中国的宇宙第一行工商银行去年的净利润也还不到550亿美元。

自美联储成立之后,美国经济加速发展,但不久就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金本位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短暂终止,而后又恢复。直到1929年美国出现了大萧条,执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胡佛总统,被主张扩大政府权力的罗斯福取代,美元的金本位制度被终止,政府放任美元贬值刺激出口,扩张财政(印钞),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刺激计划,联邦政府对金融货币和财政等领域的干预加剧。

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后来的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再次扩张,同时联邦政府也明白了进一步”控制“金融货币系统的重要性。

在解决了国内的政治和金融等问题之后,美国看到了货币金融所带来的”威力“,野心开始膨胀。尤其是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已经意识到世界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贸易体系,对美国主导未来世界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1944年,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急不可耐的主导召开了全球经济货币会议,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布莱顿森林会议。美国提出了,美元以黄金为锚,其他国家的货币,要以美元为锚的方案。在英国反对无效的情况下,协议最终被签署,从此奠定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唯一储备和交易货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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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lu.com/jsdt/20200509/1000010001130382.html


中国最错误最害人的翻译: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端点星– 离银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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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留言时间:2020-05-12 13:11:37

问得尖刻,真好!赞!早已经有了终极结论的事件,为什么还在洗洗洗洗洗洗?这与上述转载的下一文有关。两篇风马牛完全不相干的内容,怎么会有内在关系呢?不错,两篇文章字面的内容完全是两件相隔80年的两件事情,但其本质呢,却是一致的,却是一模一样的。

卡廷惨案疑点说法汇总人文历史 2019-7-30 1085阅读52点赞20评论

卡廷惨案,又称“卡廷事件”、“卡廷森林大屠杀”史学界以及俄罗斯官方公认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联联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于1940年4月至5月间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

但对这一说法也存在不同的争论,以下疑点说法主要来源于马维先先生的文章《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观点以及知乎答主“你球要丸”在问题“锁匣一号文件对于卡廷惨案由苏联做出的判断有多重要“的回答里引用的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施韦德和美国学者格雷弗·弗的观点。

在疑点说法之后我引用知乎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对疑点观点的反驳。下面会贴出两位答主知乎原文链接。我将疑点分成几个大类和来细说。

疑点说法主要提出者:知乎答主"你球药丸"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721506/answer/256453730

疑点说法主要提出者:马维先《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

链接: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8-11-14/184543.html

反驳疑点说法者:永恒的自由与独立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721506/answer/507177890

疑点下面的加粗字为我个人看法

一.铁证文件的疑点

根据2010年4月28日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扫描“原件”,可知锁匣一号文件有以下东西:

l 贝利亚签署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0年3月初关于波兰战俘的794/Б号报告

(即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向政治局提出的“处决报告”,报告内容大致为波兰战俘情况以及提出对他们的处理办法请政治局决定是否处决)

l 1940年3月5日“特别卷宗”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3号记录摘要,即“中央政治局3月5日决议”,两份;

(“中央政治局”3月 5日决议即对波兰战俘的“处决决议”,包含了处决人数和同意的委员名字。一共两份。根据后续情况看两份都不是原件,只是副本)

l 苏联克格勃主席谢列平1959年3月3日632-Ⅲ号手写报告

(内容大致为谢列平认为关于“卡廷事件”的档案对苏联没有价值,而一旦泄露则会有很大的丑闻,所以建议销毁大部分文件,最终要的文件封存)

l 以上是1号秘密文件中最重要的文件。其他的,有两页建议销毁的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一张借阅便条(上面记录着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通过瓦·博尔金)借阅过该档案,并有工作人员В·加尔金的签名)和1号文件档案的目录页。

根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说法,1号文件里本来应该还有谢列平他前任谢罗夫写给赫鲁晓夫的报告(这点可以在雅科夫列夫的著作《雾霾:俄罗斯百年沉思录》中的第十三章第359页看到)。但是这些文件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被移走了。

1. 署名与印章的问题

按照答主“你球药丸”的说法:“处决决议”一共有两份,一份是1940年政治局发给贝利亚的,另一份是是1959年政治局发给当时克格勃主席谢列平的。两份都是副本。

贝利亚给斯大林的794/Б号报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署名,而发给贝利亚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5日决议(一下都简称为“处决决议”)却没有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印章和斯大林签名。

如上述发给贝利亚的“处决决议”没有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印章和斯大林签名,原因是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没有签字盖章的摘要副本。为什么将这些没有签字盖章的摘要副本作为原件发给贝利亚。顺便说一下,正本放在何处至今也不清楚。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贝利亚的记录摘要,没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也没有斯大林真迹复制的印章或签字,或综合部门的确认。文件不可能以这样的形式发给贝利亚。作为例子,我们提请注意,甚至通常对工作人员表彰的指示副本,如果没有干部部门的签字盖章也是无效的。

1959年2月送交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这个决议的附件是1940年3月5日的会议记录摘要,它是在1940年3月打好的。这份副本上有很多疑点:副本上去掉了“1940年3月5日”的日期,然后打上了一个新的日期——1959年2月27日,以及谢列平的名字,盖上了苏共中央的印章并用另一台打字机打上:“И斯大林”。斯大林早已经逝世多年了,这个副本为什么会出现斯大林的名字?

在知乎答主“你球药丸”的知乎回答当中有文件图片,我不懂俄文,所以我无法证实疑点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则确实十分可疑。

2. 日期有问题

贝利亚给斯大林的794/Б号报告中,违反常规的关键是该报告没有签发日期。这一情况本身虽非绝无仅有,但已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签发日期均为贝利亚亲笔填写。也许794/б号报告作者真的忘记填写签发日期?有这样的可能。但我们所说的问题是: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的发文登记,794/б号报告报送斯大林的日期是1940年2月29日。而斯大林“收到”的(如已经证实的那样)794/б号报告,报送日期和签发日期均为3月而没有具体日期。

看法同上

3. 两台打字机问题

2009年俄联邦内务部主要专家之一莫洛科夫的刑事侦查鉴定实验室,根据“卡廷真相”国际项目协调人谢尔盖·斯特雷金的提议,进行了正式鉴定,确认贝利亚签发的794/б号报告的前三页出自同一台打字机,第四页出自另一台打字机。这对任何一个公文处理制度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是在斯大林时期。如果特别考虑到整个报告总计89行,第四页仅有五行字,但贝利亚的签字、文字的修改(估计是斯大林亲自修改的)和在背面加盖的登记印章,这一页就显得特别重要。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没有重打这一页。

因此,重新打印上述报告前三页,而且使用的是另一台打字机,自然会让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涉及这几页的联共(布)中央关于处决25700名波兰公民的决议不可信。

看法同上

4. 档案出现的位置

2009年10月15日之前,即当国家杜马议员安德烈·马卡罗夫在“假造历史和历史神话是当代政治的手段”圆桌会议上没有讲述卡廷文件发现的真实情况之前,这一说法没有受到质疑。它们的确是在1992年9月对苏共审判期间发现的,不过,发现地点不是档案馆,而是叶利钦个人的保密柜。马卡罗夫说,他(很可能是和沙赫赖)到叶利钦那里,“我们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苏共案的审判很糟糕。他打开了保密柜,以便让我们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拿出了六个公文夹后说:好吧,拿去吧。我们当着他的面翻看,那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他又把两个文件夹拿了回去并说:不,现在谈这一问题为时尚早。而我偶然看到了文件名称,它令人毛骨悚然。要知道,当时关于这一情况,国家再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那些文件夹中有一个是卡廷文件。”

这个档案出处为叶利钦保险柜的说法我无法证实是否属实。但即使属实也不能成为”文件是伪造的”的证据,只能说有些许蹊跷。

5. 谢列平手写报告疑点

关于谢列平报告,最奇特的地方其实是各种不符合谢列平经历和身份的用语,例如这句“枪毙上述人员的整个行动都是根据苏联共产党1940年3月5日作出的决定进行的”。1940年苏共(КПСС)并不存在,只存在联共(布)(ВКП(б)),但是原文却用了苏共的缩写(КПСС),对于谢列平这样一个从共青团发家的人来说,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了。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拿出卡廷事件档案的时候,好像没有人询问当时还活着的当事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与上述文件疑点一样我证实不了。属实的话则确实可疑,但手写报告伪造可能性很小,证伪也并不难。

6. 为什么拖延了很久才交付“卡廷事件文件”?

“秘档第一卷”在叶利钦那里存放了几乎一年,这让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不愉快的问题。为什么叶利钦不将卡廷文件交给1992年5月21日在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的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又是为什么到了1992年9月,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下令立即将卡廷文件送交华沙?不管是否乐意,都不得不倾听一些研究人员的意见,而他们断言,1992年5月,正在对文件进行“加工”,还来不及妥善地“处理好”这些文件。

拖延行为无法证明什么问题,也只能说明有点蹊跷而已。

7. 特别战俘营的航拍文件

国家杜马议员安德烈·萨韦利耶夫2006年5月向俄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提交质询函,请求解密卫国战争时期给苏联维亚泽姆拉格三个营区(斯摩棱斯克、库普林斯克和克拉斯宁斯克,它们看来都是“特别”战俘营)航拍的侦查照片并提供复印件。根据H布尔坚科院士委员会的报告,被俘的波兰军官在被纳粹分子枪杀之前,一直关押在这些地方。而通过航拍照片可以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战俘营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最下面知乎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有专门的反驳观点

8. 秘密档案被一分为二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原本只有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才能阅看的一号秘密封袋”,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一分为二”,封袋中代表苏联观点的布尔坚科院士主持的委员会对1944年关于卡廷掘尸检验结果的报告,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被撤出的。而如果根据戈尔巴乔夫自己的、经常不能自圆其说的回忆录,甚至存在三个“一号秘密封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

9. 处决人数争议

根据施韦德的观点,不否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部分波兰战俘根据其罪行进行处决的事实,但数字远远低于贝利亚报告的数字—25700人。其依据主要是:是早在1985年,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在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克列斯尼克谈话时就已经指出,1940年春天,苏联领导人通过了个艰难的决议,同意处决3196名(而不是后来文件所说的25700名)前波兰将军、军官、警察、官员等,这些人的战争罪和刑事罪已得到证实;二是卡冈诺维奇所谈的对波兰战俘的处决数字,得到了一批原苏联时期高层活动家,包括莫洛托夫的证实。

不能证明卡冈诺维奇的话就一定是真话,莫洛托夫也一样。而且这个事件,需要文章或者书籍证实这场谈话确实存在。

10. 接受名单不一定就是处决名单

知乎答主“你球药丸”的观点是:可以确定的是,1940年4月至5月间,苏联把科泽利斯克的战俘送到了斯摩棱斯克,把奥斯塔什科夫的战俘送到了加里宁,把斯塔洛柏斯克的战俘送到了哈尔科夫。然后,他们被认为下落不明了。现在俄罗斯和波兰官方倡导说,他们下落不明是因为被苏联处决了,这次的运送实际上是送他们去处决的。而梅尔库洛夫发出的“接收人员名单”是隐语,它实际上是处决名单。官方说法称,他们在运送目的地被苏联枪杀了,然后分别埋葬在了卡廷,梅德诺耶和皮亚季哈特卡。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是完全靠不住的。

1990年4月13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调查的情况就匆忙通过塔斯社承认苏联策划的卡廷事件,并移交了一部分文件给当时正在访苏的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但是,那些被移交的文件都是些“发送人员名单”、“接收人员名单”,从这些文件上充其量只能得知战俘在1940年被运到了斯摩棱斯克,这些文件本身没有一个字涉及到枪毙。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承认,人们还是认为此事确实是苏联所为,尽管证据实际上仍然是不足的。

存疑,需要文件来证实说法。

11. 关于伊柳欣

知乎答主“你球药丸”有详细的关于前苏共官员伊柳欣对卡廷事件的调查以及证明卡廷事件“伪造说”的内容。由于太长在此处不贴出,感兴趣的朋友到知乎自行观看。

二.出土物证问题

1.货币

1943年德国人在卡廷进行掘尸检验中,在死者身上找到了巨额货币以及许多珍贵物品。但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死者生前不可能持有“巨额”货币。1939年9月28日发布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关于关押战俘办法的暂行规定》第10条规定:“战俘营接受战俘在分配到驻地之前要进行检查.......在苏联战俘营,波兰战俘严禁携带超过100卢布或者100兹罗提的货币以及珍贵物品。

另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马茨基耶维奇1943年6月3日关于卡廷掘尸检验的一篇报道。报道称,他看到了“波兰的纸币,多数是大面值的。有一些成捆儿的100元、50元和20元的兹罗提。某些地方也有一些小面值的兹罗提,是战时版的2元的兹罗提......

马茨基耶维奇的报道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在卡廷森林竟然出现了1940年3月1日版(即战时版)的在波兰总督府管辖区流通的“克拉科夫”兹罗提,其发行是为了用克拉科夫新币更换战前“xx.x.1936”版的面值为2兹罗提的货币。战前和战时版兹罗提的更换是在1940年5月8~20日进行的。但有证据表明,第一批波兰军官是1940年4月3日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押送到斯摩棱斯克的,最后一批是5月10日。多数波兰军官(超过4000多人),是1940年4月28日前,包括28日,抵达斯摩棱斯克的。因此,1940年5月8~20日更换的“战时版2元兹罗提”绝对不可能在1940年4~5月就出现在卡廷森林。何况,自1940年3月16日起,波兰战俘不能收发邮件,唯一得到波兰兹罗提(而且当时只可能是旧兹罗提)的渠道已经被堵死。

这说明,被认为1940年春天在卡延已被处决的波兰人,1940年5月之后仍健在。已经知道的是,1941年德国军队在夺取“特别”战俘营后,允许被俘的波兰人与波兰国内进行书信来往。2元的新币兹罗提,可能是亲人寄给战俘以备回国时使用的。这说明,波兰战俘不是在1940年春,而是在1941年春被杀害的,而凶手只有一种可能:纳粹分子。

关于货币问题,在最下层知乎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有详细的反驳观点。

2. 报纸

1943年访问卡廷的波兰记者约•马茨基耶维奇在其《卡廷》一书“我的卡廷发现”一章中写道:“满是这类报纸的碎片,旁边是整张整张的报纸,甚至是一份完整的报纸……

根据1940年2月4日来自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政治情报报告,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共收到80份波兰文报纸,也就是说平均55人一份。俄文报纸更少。而且,通常报纸不会发到俘虏手中。在这一条件下,从哪里搞来“成百上千份1940年3~4月的苏联报纸”放在死者的衣兜里呢?出土的许多报纸又非常新,看起来十分可疑。

同上,在最下层知乎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有详细的反驳观点。

3. 尸体地点

马维先先生在《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提到了一个事情以及一种观点。

根据俄官方消息,2000年4月12日,普京向波兰总统亚•克瓦希涅夫斯基通报说,在卡廷地区发现了新的波兰人墓地,即9号墓地。9号墓地位于卡廷波兰纪念综合体地区,据估计,至少埋葬了大约300~1000具尸体。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新发现的墓地与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休息地——国家别墅相距约50米。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意味着,1940年春天,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在国家别墅的窗户外处决了波兰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已有证据证明,1940年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克伏罗希洛夫和拉•卡冈诺维奇,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尼•什韦尔尼克都曾在这里休养。

在别墅区附近确实不太合理,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可以做为间接证据,但不是直接证据。

4. 尸体摆放的方式与麻绳

俄罗斯学者施韦德引用了曾经在卡廷事件现场的波兰记者尤泽夫·马茨凯维奇的回忆记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下到3~4米深的沟中,整整齐齐一排一排地码放被处决人员的尸体,而且还是用“一颠一倒”的方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们所看到的,是典型的德国人认真办事的特点,即让深沟能最大限度地埋葬尸体。当然,理论上讲,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也可以这样做,但还没有发现一座大型坟墓是这样做的。

一位叫薇拉的妇女对记者说:“我们的马虎蛋(即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编译者)不会这样做。这活儿干得太规整完美了。墓坑是拉线挖掘的;尸体一垛垛码放得整整齐齐。”

斯摩棱斯克解放后,不少参观过掘尸检验的当地居民还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反映,他们所看到的捆绑波兰受害者尸体的纸绳,是德国生产的,苏联从不生产那样的纸绳。

只能说稍有可疑之处,但是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我觉得关于尸体现场的“纳粹所为”说法似乎相互矛盾。德国人似乎一会儿严谨,一会儿又不严谨了。使用苏联的“成百上千的报纸”栽赃苏联,但却在捆尸麻绳和子弹问题上使用明显表现德国参与的“德国造”。所以我认为疑点不太成立。

5. 子弹

除了那引人注目的大量报纸,纸币,徽章,身份物件,沙丁鱼般的整齐摆放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德国的子弹。

现代对此流行的应对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使用了德国枪械进行处决,这点现在还有供词为证,让这说法显得很有说服力。然而不幸的是,很多人指出,发掘出来的子弹生锈了。

这说明子弹不是黄铜做的,德国生产这种子弹,据说最早开始于1941年初,而众所周知的卡廷大屠杀则发生于1940年4月-5月。

其他的话,据说又在墓地里发现了和卡廷相似的德国子弹,这似乎建立起了卡廷和梅德诺耶之间的联系。但是有人就吐槽了,前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供词明明白白的说了波兰军官是在加里宁的监狱里枪毙了再运出去埋了的,怎么考古人员就愣是能在那里发现德国子弹?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认为,因为德国人在那里战斗过,所以才会发现德国子弹,但是俄罗斯档案馆领导人А.阿尔季佐夫表示:“梅德诺耶从来没有德国占领军,那一地区一直在苏联控制之下,对此,我们该怎么办?”这真的是不打自招了。

梅德诺耶如果从来没有德国占领军,那墓地里的战俘是谁杀的?

6. 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

这里内容基本来自于格雷弗·弗的文章《卡廷大屠杀的“官方” 版本被证伪:在乌克兰一个德国大屠杀遗址的发现》。2010年-2013年乌克兰和波兰的考古学家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万人坑进行了考古发觉工作,在这个万人坑中发现了属于Jósef Kuligowski和Ludwik Małowiejski的徽章,这两个人曾经是波兰警察,1939年苏联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时,他们被苏联俘虏,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1940年4月被转运到加里宁。按官方说法,他们可以很肯定的被认为在加里宁被苏联人枪毙,其尸体埋葬于梅德诺耶公墓。

但是现在却在几百公里外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万人坑发现了他们的徽章,这说明什么呢,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假设:Jósef Kuligowski和Ludwik Małowiejski在1940年4月被苏联人在特维尔枪毙了,然后有人把两个人的徽章丢到了几百公里外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

实际上,这说明,这两个人被转运到加里宁后,又由于某种原因被送到了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然后在此地被杀。根据考古发现,这个万人坑的出现时间不可能早于1941年,准确点说是纳粹入侵以后,所以这两个人是在1941年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死亡的。如果“接收人员名单”真的是处决名单,是不可能有这个发现的。

存疑

三.其它问题

1. 科列斯尼克的对卡冈诺维奇的采访

2010年,俄罗斯著名军事史学家亚·尼·科列斯尼克对“卡廷真相”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他与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曾经的战友拉·莫·卡冈诺维奇的谈话摘录。

1985年至1991年,科列斯尼克和卡冈诺维奇就各种历史问题进行了6次谈话。由于卡冈诺维奇的原话粗话脏话很多,还有审查制度的原因,不经过大量剪辑是不可能把这些谈话直接放出来的。不过那些粗话清楚的表明了他对希特勒德国,资产阶级波兰的领导人,“改革派”,特别是雅科夫列夫的厌恶。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守卫着拉·莫·卡冈诺维奇的住宅,这些人记录下了科列斯尼克的进出信息。

1985年11月6日晚上18:40至21:20,科列斯尼克在卡冈诺维奇的住宅与卡冈诺维奇进行了2小时40分钟的谈话,在这期间,卡冈诺维奇的女儿也在场。

克格勃工作人员监视和监听了此次谈话,这次谈话结束后,科列斯尼克被克格勃的长官告知,此次对话内容不能公开。

这次谈话中,卡冈诺维奇告诉科列斯尼克,在1940年春,政治局曾经艰难的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处决3196名前波兰公民。卡冈诺维奇说,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他证实,被处决的人都犯有罪行。这些人有的参与了对1920-1921年对苏联战俘的迫害。有的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时,对波兰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犯下了罪行。除了这些人以外,苏联还对1939年9月以后被拘押在苏联领土的波兰战俘中犯有罪行的人进行了处决——轮奸、暴力袭击、谋杀等等。

除此以外,在1986年,莫洛托夫曾经在一次电话谈话中估计,1939年到1941年大约期间处决了3000名前波兰公民。3196这个数字还得到了曾经担任过人民委员的С.З.Гинзбург的确认。С.З.Гинзбург在与科列斯尼克的谈话中还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1944年的苏联对卡廷的挖掘工作。

后续按照知乎答主“你球药丸”的说法,雅科夫列夫为了不让科列斯尼克公布谈话内容,曾先以高官职位利诱,后又以长期监禁威逼。1993年,科列斯尼克被军事史研究所解雇。

这个说法里卡刚诺维奇的话是目前所看到的唯一能证实“卡廷惨案是苏联为国内战争苏联战俘报仇”说法的证据。但真实性存疑,处决人数也存疑。

2. 戈培尔的日记

马维先在《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有一段关于戈培尔日记的说法,我在这里贴出。

“其实,卡廷事件并不复杂。戈培尔在卡廷掘尸检验期间的日记和“指示”都说明纳粹德国才是真正的元凶。1943年4月17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卡廷事件正在变为一枚巨大的炸弹,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还会引发不止一次的爆炸巨浪,而我们会十分娴熟地利用这枚炸弹把文章做好。1~1.2万波兰军官已经为其真正的罪孽——他们是战火点燃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服务,利用他们,让欧洲人民认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面目。

这表明,虽然戈培尔倒打一耙,将“战火点燃者”的帽子扣到波兰军官头上,但还是毫无掩饰地道出了是纳粹德国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不会有人从该日记得出相反的结论——苏联让波兰军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3年4月18日戈培尔确认,卡廷事件“几乎是按计划运作的”。在卡廷墓地掘尸检验之前,戈培尔对组织国际“调查”活动的纳粹分子的指示也说明德国纳粹在玩弄阴谋。戈培尔要求:“我们的某些人应提前到达那里,以便在红十字会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绪,在挖墓时不会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

如果考虑到纳粹分子“准确地知道”卡廷墓中的波兰军官是1940年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的,戈培尔为什么还担心在挖掘中“出现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的东西”呢?为什么他认为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纳粹德国不利的东西呢?戈培尔关于卡廷事件的日记和“指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让谎言炮制者的面目暴露无遗。”

目前国内似乎只有1945年的戈培尔日记的中文版,没有1943年的。我个人认为上述的说法只能说稍微有可疑之处。但戈培尔需要在自己的日记里如此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吗?如果担心日记落入他人之手的话,要么不写,要么及时销毁就是了。何必弄地这么麻烦?

以上主要就是疑点观点,关于疑点观点的文件问题,贝利亚文件图片和决议文件图片在答主的知乎回答当中都有,由于我不懂俄文,所以我没法证实答主所提是否属实。

四. 知乎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对各个疑点进行了反驳,我一一列举出来并在下面附上我的看法。

以下都为答主原话

反驳署名与印章的问题: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发给贝利亚和谢列平的这两份东西本身就不是所谓的“指示”或者决议……正如这段文字的前文所述,这份东西归根到底只是一份会议的记录摘要副本而已。这样一份东西自然不可能和会议决议那样正式,没有签字盖章之类的也很正常。

至于这篇文章提出的“为什么要把副本发给贝利亚和谢列平”就更古怪了……正本只有一份,你告诉我怎么同时发送给两个人??不发送副本难道把正本撕开一人一半么?

看法:

这里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贝利亚和谢列平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人,贝利亚是斯大林时期的特务首脑,谢列平是赫鲁晓夫时期的特务首脑,两人不能同时接受一份文件。我对苏联时代的文件送发制度不了解,但我认为给贝利亚的政治局决议即”枪决决议“不太可能没有签字盖章,哪怕是副本也不太可能。签字盖章是最基本的辨别文件真伪的方式,如果贝利亚收到没有签字盖章的文件,他如何辨别真伪。所以如果发给贝利亚的“决议文件”真的没有签字盖章,确实是十分可疑的。

反驳特别战俘营的航拍文件:

卡廷的超级机密文件一共就那么几份,针对性也特别的强。解密这些文件本就是破例之举,也不会造成其他的国家秘密泄露。而低密级文件呢?这些文件数量巨大,和卡廷惨案的关系很可能也并不那么紧密,而解密他们很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必要的国家秘密泄露。

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密这些低密级文件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这一百多公斤的文件里包括了有不知道多少份文件,怎么可能因为几张“航拍照片”就全都不解密?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这些文件压根都没解密,你怎么知道里面有什么?你这么言之凿凿里面有航拍照片,岂不是胡说八道?!

看法:

反驳有理,所谓的“特别战俘营”航拍文件的说法确实不可靠。

反驳巨额货币问题:

理论上,按照这份9月份发布的规定,战俘的确不应该有大量货币,因为规定的确是要没收的。然而事实上呢?让我们来看看某战俘营11月搜查的结果吧。

仅仅搜查宿舍(而非搜身)就能搜出来十几万的兹罗提……用金价换算一下的话,这笔钱粗略可以等同于一千万出头的人民币……考虑到纸币这东西很方便随身携带,搜查也不可能毫无动静,战俘身上还有多少钱诸君可以自己猜猜。

而另一方面,这也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苏联在9月份关于战俘营的管理规定——至少单就货币限制而言,执行得相当之差。

看法:

我暂时没有核对过《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过反驳说法基本合理。

反驳报纸问题:

“一份报纸”在汉语中可以有两个意思。

举个例子,我去街上买了今天的人民日报和天津日报,这可以说我买了两份报纸。

我订了今年的天津日报和人民日报各一份,可以说我订了两份报纸。

然而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为了避免混淆,我在下文中将会把单独的一份报纸称作“一期”,方便读者理解。也就是说,在这种语境下,前者这种情况我一共只有两期报纸,而在后者这种情况,我一年能收到七百多期。

战俘营到底有多少报纸?

2月和3月订购了23份真理报、23份消息报、10份共青团真理报,80份波兰文报纸。

首先,1940年2月和3月加一起一共有60天。然后我们清楚,真理报是日报。再然后,这份文件是2月4日发出的,可以肯定这“23份”是订购的而非已经送达的。

很显然,战俘营方面不可能在60天中只单独订购其中23天的真理报,还一次只订一期。更何况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这点报纸不可能如文件所说“完全满足工作人员、雇佣人员和战俘的需求”。要直到,战俘有几千人!

也就是说,假设战俘营订购的报纸都是日报,那么战俘营一共订购了133份报纸。战俘营在2月和3月一共应该能收到多少报纸呢?答案是133X60=7980期!这个数字难道不算“成百上千份”吗?!

看法:

反驳有理,所谓报纸问题基本是无稽之谈。2月和2月的报纸总数应该是136份

反驳货币“战时兹罗提”问题:

主张这个“2元战时版兹罗提”是亲人寄给战俘的,然而很遗憾,这不大可能。

首先,按照“伪造论”的观点,德国人几乎是刚占领了当地就把战俘杀害了(德国人抵达此地的时间是八月,而“伪造论”主张的德国处决这些战俘的时间也是8月),而且当地也算是比较接近前线,德国人怎么可能脚没站稳就去恢复战俘营(而且战俘们还马上就要被处死)和波兰国内的邮政通信?难道是让这些战俘的家人给他们寄“断头饭”么?

然后,很显然这文章作者根本不清楚,战时版兹罗提的价值有多低……

嗯……就让我们按照100兹罗提1美元的比例来换算吧……考虑到战时波兰的物资管制,实际价值只会更低。

也就是说……2战时版兹罗提只相当于2美分,这钱回波兰能不能买小半块面包都是个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谁家人给两年没见的亲人寄钱让他“以备回国使用”会寄买小半块面包都成问题的钱过去?!这钱怕是连半程邮费都不够啊?寄信的重量要求是很严格的,真要寄钱也肯定会寄大点面额的啊——至少不能寄这么小的吧?!

那么战时版兹罗提怎么来的?我认为合理的答案是现场污染。

首先,当地曾经是战场,一些国防军士兵的征召地是波兰,为了在当地消费,他们可能持有战时版波兰兹罗提并且在这一地区遗落。

然后,该地附近曾经有波兰铁路工人活动,这些铁路工人也很可能持有战时版兹罗提并且遗落。

最后,这些钱也有可能是到场参观惨剧的波兰人遗落的。

看法:

反驳有理,所谓“战时兹罗提”支持伪造说说法基本不对。

答主“永恒的自由与独立:还提出了一下几个问题

1.如果这些人在1940年没被害,那么他们1940-1941年在哪儿?两万多人吃喝拉撒之类的不管怎么说都需要苏联的划拨与分配,他们也需要对应的关押地点和看守。那么他们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没有任何档案和资料能够证明这两万多人在这段时间活着?

2.如果这些人真的是被德国人俘虏后所杀,苏方在和波兰流亡政府会谈的时候为什么要说他们都被释放了?甚至还要说他们逃到了满洲里?如果这些人真的是被关在如此靠近苏德前线的地方,他们怎么可能横穿整个苏联逃到满洲里去?苏联人为什么不交代实情——也就是这些人落到了德国人手里,而选择编造一个如此诡异的谎言?

3.为什么在1941年仍然被关押的波兰的被俘士兵大部分就在1941年被苏联释放了,并且加入了在苏波兰军队,而分散关押的两万多军官和社会贤达就全都被德国人捉了个干净然后被杀害了?莫非苏联专门把军官关押在靠近苏德边界的地方而把士兵关押在大后方?

4.为何在波兰流亡政府表态希望调查卡廷(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流亡政府并没有认定苏联是凶手)之后,苏联的反应显得异常敏感,在数天之内直接宣布波兰流亡政府是纳粹帮凶并且断交?

5.“伪造论”认为这些战俘是被德国人在当地对“逃散”的波兰战俘进行了“严密的搜捕”后杀害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他们认为德国人此时并未打算借机炒作。然而,“伪造论”同时还认为德国人在占领了当地后,是直接接收了所谓的“秘密战俘营”并且恢复了邮政通信的(根据“伪造论”的说法,战俘手中持有他们家人在1941年寄过来的钱)。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德国人已经接收了“秘密战俘营”,他们有什么必要去进行所谓“严密的搜捕”?而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又为什么要如此耗费精力放着前线的仗不打而去“严密的搜捕”一些分散的波兰战俘?第三个问题,德国人为何如此快速的就能高效的恢复战俘营的邮政通信工作,又为何马上反过来把战俘杀害?

7. 为什么没有任何纳粹方面的档案能够证明是纳粹杀害了这些战俘?

我并未完整地列出所有的知乎答主”你球药丸“和马维先先生在《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的疑点观点,只挑出了我认为的比较重要的观点列举出来。从上述情况来看,所谓的”伪造说“以及“纳粹所为说”基本不可取。但也确实存在一些疑点,希望有其它专业人士对此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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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YA_ 留言时间:2020-05-12 12:06:55

各位不想想,为什么这是波苏之间历史问题为什么中文媒体如此热衷为前苏联解脱呢?其实波兰最知道谁是凶手,而不是被洗脑后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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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ascal 回复 5000 留言时间:2020-05-12 02:28:42

Hmmm, 那是旧账,这不又添马维先同志检举考证出来的新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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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5000 留言时间:2020-05-12 01:40:56

笨笨,二战后波兰侵占了德国的大片领土。早就赔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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