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鄧大軍在抗戰期間避居太行山區，迅速成長到數十萬眾。日本人走後， 他們投入打倒蔣介石的戰爭。鄧小平率軍打回自己的老家，將當地的士紳 和知識份子屠殺殆盡。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柔性規訓，他本來可以舒舒服服 地留在家裡享福的。大樹一倒，割草就容易了。
1950年1月，鄧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萬征糧工作 隊：隨即便發生了大 規模的“土匪叛亂”，征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關於這場 “叛亂”，官方宣稱乃國民黨殘餘勢力所為，實際上主要是農民及各種地方 勢力的自發反抗。農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權的征糧行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 早已收過1949年的公糧，新政權其實是對農民重複徵收，而且徵收的數量 大大高於國民黨政府。
當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報告真實地記載了這一事實：1950年 1月起才徵收 1949 年的公糧，比正常情況下晚了4個月，這時“農村糧食確 已短少”。按上級下達的指標，川南區 1949 年度公糧負擔為 42.5萬噸大米， 以全區農村人口約 1,000 萬，人均負擔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糧” 10 公斤，實際達到 50 公斤以上；當地農村大米人均產量只有 150 公斤左右， 公糧徵收占到平均產量的 30% 以上，這一徵收量比國民黨執政時期高 30% 到 50% . 已大大高於舊政府的標準重複徵收前一年的公糧，又完全超出了 農民的承受能力，自然會引起反抗。雖然官方宣稱徵收對象主要是地主 富農，然而，當地主富農的糧食被收繳一空後仍然不能完成征糧指標時， 徵收範圍便擴大到包括貧僱農在內的所有農民。
征糧開始後的一個月內， 全川暴動的農民達到數百萬之眾， 政府隨即動用武裝力量強力鎮壓。
在剿匪和征糧高峰的 1950 年春夏之交，川南區全區饑民達 200 萬之眾， 占當時全區農業人口的 20%，“餓死人的事情到處發生”。時任西南局第一 書記的鄧小平對剿匪和征糧的態度十分堅決。川南區因征糧進度相對 緩慢，
1950 年，鄧小平與劉伯承、賀龍等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 
 鄧在大會上對川南區負責人李大章、杜義德點名批評，迫使李大章 等人一再做檢討。川南饑荒發生後，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難， 並指出是征糧過多等原因所致，結果鄧小平對李大章十分不滿。 重複徵收 1949 年公糧大獲全勝之後，四川省的公糧徵收量逐年遞增， 1952 年達到 389.2 萬噸，比1950 年的征糧數幾乎翻了一番，足以供 2,000 萬 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糧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調的格局從此形成。（東夫 （王東瑜）：《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饉的特殊成因》，《當代中國研究》， 2009年第1期）毛澤東對他的組織紀律性感到滿意，因為即使以列寧主義 者的標準，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範。 ,,,,,, 1960年，“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糧，上海 只有兩天存糧。”鄧小平告訴他的愛將：“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 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只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五大軍區出動 車輛，從巴蜀運走了一百四十七億斤糧食。（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 真相》，《黨史文苑》，2011 年第15期）巴蜀由此淪為遠東的烏克蘭，餓死 上千萬人。烏克蘭將集體農莊定義為蘇聯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 巴蜀人民卻必須面對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 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聖、吳芝圃的命運。（鍾延麟：《鄧小平與 七千人大會》） -—— 劉仲敬：鄧小平與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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