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下 大 势

心 言

摘要：本文试图将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社会、社会的一切状态和变迁，归结为一种四维的存在（第一节），归结为分工与合作的结果（第二节），归结为人口与知识在质和量上的变化（第三节），以及环境对人口与知识的选择和限制（第四节），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推导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第五节）以及由现在向未来社会过渡的那条必由之路（第六节）。

《三国演义》开卷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喜欢这句话，更喜欢其背后的道理：也许，只有跳出“国家”这个概念，跳出特定国家之出现与灭亡、分裂与统一、强盛与衰败、变迁与回归，跳出历史中这些循环往复的变化，方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性发展的大趋势。

一．政体之四维

遍观古今中外，虽说是政与政不同、国与国相异，知此一国不足以懂彼一国，但有一点，在这一点上许多国家又可以彼此相同，亦可以自己与自己相同：它们都是，在特定期间内、对特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行使的一种权力，一种被称之为主权的权力。

任何主权都是人与物之统一，又是人与物之对立, 都是人与人之统一，又是人与人之对立。

无论谁在执掌着国家的权力，也无论是否拥有选举掌权者的权利，老百姓本身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不仅老百姓们不是，即便是身为皇帝、总统、主席、总督或酋长的，也同样不是，因为国家往往不仅是一种独立于任何个人的权力，还是一个独立于任何个人的自我，一种社会性自我。任何自我都行使一种权力，任何权力也都成就一个自我，而一个行使主权的社会性自我则可以称之为主权自我。

说政权都是一个超越任何个人的自我，那也就是说：任何政权都是一种盲目的集体行为，都是一种不可预知其最终结果的合力。其变化和发展既不仅仅取决于其统治者，也不仅仅取决于全体被统治者，既不仅仅取决于人，也不仅仅取决于环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进化论说：“物竞天择”,而三国演义中则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话虽各异，其背后的那个道理却并无不同。

可想而知，尽管人人都在尽心尽力地为自己的那个自我奔波忙碌，但那个自我却并没有使任何人成为主人，恰恰相反，正是每个人的自我使我们分别沦为某种工具，沦为各种各样的工具，为众人所用，为众生所用，为万物所用，或者说，为上帝所用。即便是对那些手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们来说，亦不过如此。近代政治学所关切的那种“真统治者”，虚无缥缈，其实难觅难得。

一个名为国家的国家可以不作为一个主权自我而存在，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却一定是一个自我。当一个国家作为主权自我而存在时，往往同时会有其它国家作为与其相对的“非我”而存在。或者说，当一个国家作为自我而存在时，往往同时在作为其它国家的“非我”而存在。既作为自我又作为非我，一切主权自我，无论彼此是否接壤，无论彼此相距多远，在其本性最深处皆相互相斥，无一不是彼此的天敌，尽管它们也可以在一时一事上结为盟友或战略伙伴。自五四运动始，近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相信，只要尊崇、师从“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便自然能与世界其它诸国平等相待，然而，若依此而论，我们便全都错了，即便不算全错。这也许正是欧洲人，通过欧盟来淡化其中各国主权和民族自我时，所虑所谋之大事。

正因为国家不仅是一种超越任何个人的权力，还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一个自我，所以，国家又是人与人、特定之人与特定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以及彼此之间交流着的一种文化。不仅国家如此，任何政体都同样如此，都是一个权力、自我、组织和文化的四维整体。国家的成与毁、分与合、变迁与回归，往往是同时发生在这四维上的变化，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往往以彼此在某一维度上的冲突为因果。国体之四维，彼此相辅相成，相生相化。组织就是文化，文化亦是组织，亦是自我和权力，“一损俱损，一荣皆荣”。有了如此一个个在组织和文化上与众不同的主权自我，芸芸众生才有了远近亲疏之分，世间万物才有了好坏利害之别。若是同时从这四维来理解人类社会，来论说国家和国际之大势，也许便能看的更清楚些，也说的更准确些。

欲改造一国体，必先动摇其旧文化。动摇其文化方才能动摇其旧组织，动摇其组织方才能动摇其旧自我，动摇其自我方才能动摇其旧权力，只有动摇其全部四维，才能最终实现对一旧国体之真改造。

以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却又为其文化所俘获，孰胜孰败，其实难以分说。吸收大量移民却不能包容其文化或信仰，弊大于利，日久自然分明。

如果用科学术语来说，权力、自我、组织和文化四维，亦可归结为能量、物质、系统和信息的统一存在，而任何不能统一这全部四维的说法和做法，无论是社会学的还是科学的，都同样可以归之为低维论或低维的行为。

例如，仅仅只说“国强民富”者，说的便是一种低维论。

二．四维之起源

可想而知，在最初，只有人而没有国家。那么，在那之后，主权自我因何而生又从何而来呢？作为国体四维的权力、自我、组织和文化因何而生又从何而来呢？对此，毛泽东的说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梁山好汉们的做法则是“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这种说法和那种做法都一样，都无非是把政权的起源归结为人对人的暴力或强迫，把上面所说的四维国体归结为权力之一维，因而也都不过是低维论或低维的行为。古今中外，持此观点者虽为数众多，然而，为众人所持者却未必一定都是真理，也可以是谬误，也许，无论是“原始暴力”还是“以暴易暴”，皆无一是国体四维之真实源起。

现已消失的苏联，曾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华约组织和国际共产党人的首领，军力强大而与美国并称超级大国。却又怎么样呢？末代皇帝戈尔巴乔夫上台不到四年，最高苏维埃便自行解散，镰刀铁锤之国旗在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联盟分崩离析为众多大小不同的国家。使这巨人倒下而又使那众多大小不同国家站立起来的根本原因，难道是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暴力吗？难道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军警宪特以及政权机构的力量不够强大吗？

再看近年来那场被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大动乱：在区区不过数年的时间里，十几个国家受到冲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四国政权随之而垮台，某些国家的领袖人物被杀，与之相关的总死亡人数已超过三十万。这整个过程不可谓之不够暴力，然而，这暴力一路走来，虽然破坏了些旧世界，却并未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好的世界来。恰恰相反的是，其不仅导致了那些国家的内战，不仅导致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国”的出现，还作为一波又一波难民潮、一场又一场恐怖袭击，冲击了欧洲，搅乱了欧盟，甚至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政局，使我们共同退回到一个更古老且更愚昧的世界中去，退回到为宗教或信仰而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那些年代中去。历史进一步后再退两步。这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暴力信徒们的做法和想法既有点过于简单又有点过于幼稚吗？

还有如今那些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们，不仅伤及无辜之人，亦将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所作所为既够暴力也够彻底，然而却又如何呢？仅仅靠此等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最终便能够成就一个完美的社会或一个伟大的国家吗？

暴力只可能是事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暴力的终极目的，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对劳动成果的不平等分配。历史上许多所谓的“改朝换代”便是如此，所改变的不过是具体的分配关系、具体的人际关系，并非国家本身，并非那个主权自我。中国历史上许多大规模农民起义便不过如此：往往不过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做皇帝而已，却并没有创造什么真正新的国体四维。不仅在中国，在其它国家亦同样如此，不仅在过去，在现在亦同样如此，许多大规模动乱或战争的结果，最终不过是换了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而已。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无论由谁来分配，无论谁分得多些或少些，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总应该是在生产和创造劳动成果之后的一件事，总是要先有可供分配的劳动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分配。既然如此，那么，作为政权或国家的自我，便应该源于一群人之间既分工又合作的社会性活动，既分工又合作的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特别是产生那些超过生产者生理需求的劳动成果的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

分工与合作既非纯属自由意志亦不完全是一种强迫，因为人都同时既存在于自身中亦存在于社会中。人的集体性存在与个体性存在都同样深深源于自己的本性之中。故而，在论及国之起源时，无论“君权神授”还是精英主义，无论“社会契约”还是民粹主义，无一不可归之为某种低维论。

从最根本上来说，人属高组织生命，作为一个四维的集体而共同进入存在。组织和集体乃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和道路，而组织和集体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各种分工与合作的行为，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如果没有分工与合作，人群有什么用？语言有什么用？社会有什么用？暴力、私有财产、商品、货币和权力又有什么用呢？历史上那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那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难道不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一点证明给我们看吗？

顺便说一句：“谋事”固然在人，但“成事”却不在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天”，亦不在进化论中所说的“自然”,而在于由人与物组成的那个整体，在于那个作为整体的组织对发生于其中的个体行为的选择。

顺便再说一句：无论是在成为人之前还是在其之后，人类的祖先们从来不曾处于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或美国的约翰·罗尔斯所说那样一种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自然状态“，因为这分工与合作，不仅现在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既然他们这几位所说的“自然状态“虚假不实，那么，他们以此为基础所说的社会契约论便自然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一个政权可以不称被为“国家”而称为“王国”或“封地”或“部落”，本质上却不会因此而有什么不同：无非都是与特定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人类组织，无非都是，通过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分工与合作，维持全体成员在特定自然环境中自给自足、繁衍发展的社会系统。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不平等或暴力行为，那根子就在这分工与合作之中。如果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或暴力行为，那根子依然在这分工与合作之中。任何私有财产，一切法律制度，所有不同形式的社会权力，无一可以先于特定的分工与合作而存在。因此，要彻底铲除使人生不自由、不幸福、不完整、不充实的那一切，铲除使人生枯燥、庸俗、猥琐、丑恶的那一切，最根本、最实际的，还是要从这分工与合作上下功夫。

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同样是一种低维论。且问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真的是生产力太低之罪吗？高生产力真的能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

苏联之式微和最终解体与欧盟之诞生和逐渐壮大，趋势虽相反，但种种变化最根本的来源之处却并无不同。毫无疑问，分工合作不仅可以导致国家的产生，亦同样可导致国家之淡化乃至消亡。

如果有一天，如果普天下所有人都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分工与合作的系统之中，一个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谐互为的系统之中，到那时，如今这东一个、西一个的国家，不但没有存在的必要亦没有存在的理由。到那时，自然而然，全体人类皆属一国，整个宇宙无非一家，是为无国之国、无家之家。

三．四维之演化

为结果而不为原因，故天下大势不在国家之出现与灭亡、分裂与统一、强盛与衰败、变迁与回归，不在任何这些循环往复的变化中。

同样，若仅仅以几个明君与昏君、能臣与庸臣、清官与贪官、英雄豪杰与懦夫小人的个人行为来解释社会历史之变迁，亦属肤浅。一切只说国家与统治者之史书皆属肤浅。

易虽然不易，难倒也不难。其实，天下之大势，四维之演化，人人和人物间分工与合作之变数和大局，只须看清两件事便可了然于心：其一是特定环境中人口之密度与年龄比例，其二则是特定人群中知识之先进与普及程度。此二者亦可简而称之为：特定国体四维中或特定社会性自我中所含人口和知识的质与量。

这人口和知识的质与量，一切社会性自我、整个国体四维皆应其生而生，伴其长而长，随其变而变，亦可因其伤而伤、病而病。此乃人类社会与地球上其它生物社会根本不同之所在，亦是不同人类社会根本不同之所在，还是同一个社会中会有如此多根本不同的人和人生，人生的过程中又分为许多不同阶段的根基所在。

这里所说的“知识”，既是人与物之相互作用，又是物与人之相互结合，既可由物而及人亦可由人而及物，还可以在人之间或物之间传承，又可以分别被称之为学习、教育、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等等，是人一切个体或集体行为皆不可或缺的起点和成分之一，而语言或文化则不过是它的具体形式。

其实，如果要完全和彻底，对社会四维状态与变化的描述和理解应该使用这样一个等式：环境质量x知识质量x人口质量 = 政治质量A，或者这样一个等式：环境质量 / 知识质量 / 人口质量 = 政治质量B。环境的质与量当然不容小觑，但只是，在与人口质量和知识质量相比时，其变化在速度和方向上都显得相对恒定，故在本节中暂且忽略不计，留待下节再说。

当环境质量被忽略不计时，人口与知识的变化往往会导致政治质量发生循环往复的变化,会循环往复地在更具意志与更具智慧之间，在更专制与更民主之间，在更暴力与更和谐之间，或者说，在更兽性与更人性之间变化。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在告诉我们说：一切社会终结论，无论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是福山的美国模式，皆不过是些虚妄浅薄之说。

不仅国家如此，其它诸如政党、军队、社会组织、企业，乃至每个家庭，无一不是对人口和知识之组织与发挥，无一不是在试图把这两者组织在和发挥于特定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分工与合作之中。在其中，人口往往是这分工与合作的起点和终点，而知识则是这起点和终点之间那过程千变万法的规定性，或者说，社会性自我的包容能力。可以说，所谓的“社会”，无非就是知识对人口的包容。

当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在数量和年龄比例上接近甚至超过其知识的包容能力时，最显著的内部标志是：社会中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诸般反社会罪行的增加将超过该国人均GDP的增长。由此可见，罪恶和贫穷并非仅仅只是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错误，在这其中，我们所有和每个人都同样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今年大众汽车尾气造假案和德意志银行被罚巨款案，亦可依此理而知之或解之。

卢梭在其《论艺术与科学》一文中说：文艺消磨斗志、科学瓦解道德。强词夺理，竟使事情的前因与后果完全倒置在那里。其实，民风日下、人心不古之根源并不在知识或文化本身，而在于国体四维中人口与知识之不相包容, 在于彼此之间不能和谐互为，在于社会体系只能包容一部分而非所有人。

随着世界人口在数量和年龄比例上接近甚至超过其知识的包容能力，对人与物、对人力与知识的浪费会普遍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恨会逐渐增加，爱会逐渐减少；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会逐渐增加，和谐会逐渐减少。对人世间、国际社会中兽性的这种增加和人性的这种减少，我们所有和每个人都同样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保安、警察、军队和核武器需求量的任何变化，无论是对国际大家庭还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综合衡量其经济性质或其政治性质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指标。

人口之增加与气候之恶劣程度之间，或许存在着一种正比关系。或许，世界总人口越多，台风、洪水和旱灾发生的次数会越多，程度也会越加严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对所承受的自然灾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省和自责。

可想而知，仅仅单独一个人的生存，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政权的产生。 即便许多人群居在在一起，如果生产方式简单、生产力能力低下，如果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勉强为生，依然不会导致政权的产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大的自然灾害每每导致政治动荡乃至政权瓦解的原因。

可想而知，只有当许多人群居在一起，分工合作，不仅自给自足还能生产出供掠夺或剥削的劳动成果时，政权的产生才成为可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并非在任何群居的动物中而只有在群居的人中才会产生政权。

由此可以猜想：如果不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那么，轩辕黄帝虽可能是我们中某些人的始祖，却一定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在任何帝王将相降生之前，在任何龙子龙孙降生之前，一定有一大群农民、牧人、渔夫、工匠或商贩的子子孙孙们早已先生先来。因此，仅仅祭一个帝王为民族之始祖，只是僭主意识、封建文化，是数典忘祖的行为。

确实，古往今来，大多数政权的存在都以对劳动成果的不平等分配为基础，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依然会继续这种分工与合作，依然会继续生产供不平等分配的那部分劳动成果，因为，相比之下，分工与合作往往可以使劳动者也获得更多或更好的劳动成果。这样一些政权存在的基础，不在贫富间差距的逐渐增大，而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而在老百姓的日子能越过越好。任何只加大贫富差距而不能从质和量上提高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国家，都是暂时现象，都是在走向灭亡。同样，诸如下赌场、买彩券或者炒股票之类行为，诸如坑蒙拐骗、盗窃抢劫之类做法，如果只创造贫富差别而不能普遍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两者不能相互包容，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来说，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亦不是什么好兆头。

各种不同的国体四维，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虽然都同样充满着不平等，但也许都是人们为了建筑圣经中所提到的那座通天之塔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中间步骤，或者都是人们为了攀登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那座心灵之塔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中间过程。因此，有的时候，也许不仅是有的时候，分工合作与对劳动成果的不平等分配可以互为因果，因而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因而具有一种整体的合理性，那些与之相关的强迫或暴力亦因而具有一种整体的合理性。

还也许，暴力，作为一种组成成分，作为一种本性，在人类的存在中守恒不变，既不曾增加，也无法减少。不同社会之不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不同，只是暴力在形式上而非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或改变。有些国家在鄙视另外一些国家，他们说：看呀，在那里居然还有奴隶主和奴隶。另外一些国家则回答说：那岂不就与你们国家中的那些拥有一切者和一无所有者一样吗？又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对任何资源的“拥有”，即便是在如今这样的社会中，不依然都是对“需要”该资源的一种无形或有形的强迫或暴力吗？相比之下，“被杀”与“被迫自杀”，哪种又会更多些痛苦呢？

顺便说一句：任何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特别是各种代议制或全民公投，其实都依然是一种强迫，在本质上与暴力并无区别。这种强迫或暴力是福还是祸，取决于投票行为出于投票者的兽性自我还是人性自我，取决于最终结果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人群中兽性自我与人性自我之间的自由、平等、和谐和互为。希特勒在1934年德国普选中曾获84.6%的选票，却又怎么样呢？结果不过是使德国成为了一只国际猛兽。一切受兽性自我支配的民主，一切受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支配的民主，无论多么合情合理，都是世界和平的死敌。由此可以理解：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之所说,“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实属对人性之无知。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中把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亦同属对人性之无知。至少，两者都是社会制度问题上的低维论。

既然人都生而平等、自由，为何在人生的起点上，有的人拥有土地，有的人拥有资本，有的人拥有权力，有的人拥有信息，而有的人却一无所有，必须白手起家、从零做起？如此一来，人与人何以能平等，又何以是自由的？人与物何以能平等，又何以能和谐互为呢？人对物的任何占有，无论是个人占有、集体占有还是国家占有，都只会使人类变得更不自由也更不平等。对物的任何占有，其实都是对人的占有，终究都是对人的占有，社会性的占有。显而易见，古之所谓“窃国者”，所窃取的岂仅仅只是一国之土地。由此可知，一切推崇私有财产的现代社会，终究与自由、平等无缘，终究与过去的那些奴隶制社会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一代又一代人，为了占有，不断去掠夺，因为占有，又不断被剥夺，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吗？这样的人生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依我看，为最大多数被剥夺者而剥夺最大剥夺者，应该是一个完美社会性自我的最重大责任和最重要运作机制。此事其实合情合理：越有钱的公民就必须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越有钱的法人就应该越多地为社会所拥有。

可想而知，只有当许多人群居在同一块土地上，在社会活动上，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活动上分工、合作，并能生产出比维持农民生存所必需的还要多的劳动果实时，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对土地的占有才会出现，才成为使一小部分土地所有者能够比大多数农民获得更多劳动果实的重要手段，也才出现了疆域和国界的概念，才出现了对疆土的所有权，出现了对江河湖海所有权的界定、继承、保卫和争夺等行为。古时候所谓的“君王”无非是最大的地主，所谓的“诸侯”则是较小的地主，而发生在君王或诸侯之间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战争，无非是为了占有农民们在该土地上生产的剩余劳动果实，毫无正义可言。同样，前不久，当乌克兰与俄国为争夺土地而大打出手时，其实并没有任何一方是为了老百姓们或者是为了社会正义而战。

在中国，以楚国大夫屈原为代表人物的那些古代爱国主义者们，其内心深处纠结着的其实是一种农民意识，是反映着人对土地依赖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反映着国家对农业生产依赖性的一种意识。如此看来，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欧洲诸国的侵略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包括最近俄国人为重获克里米亚半岛而感到的喜悦，包括美国人对自己在外层空间进行探索活动的昂贵价值观，都多多少少是这样一种意识或潜意识的表现。

由此还可理解，当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初虽然一无枪二无钱，但终究能够战胜既有钱又有枪的国民党，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一个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庞大的农业大国中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圆了亿万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梦想。“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虽颇有些民粹主义的味道，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至少可以说，仅仅依靠“枪杆子”还不足以成就一个政权，不足以成就一个“新中国”。

顺便说一句：圣经中《创世记》一文的写成应晚于农业生产的出现。故其中提到：耶和华打发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去耕种土地。并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生活，最多不过是对农业生产出现之前远古人类生活的一个写照。由原始森林进入田园牧场，应该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人开创的一种新生活方式，是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后之必需。通过考察古犹太人的农业生产史，应该能界定圣经旧约写成的最早年代。

盛于土地者并未止于土地。随着农业的发展，在越来越多农业和养殖业剩余劳动成果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土地，进入与生产食物无关的劳动。伴随着先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农业革命，首先出现了许多手工业劳动者和小商小贩，随后则出现了大量从事诸如科研、教育、工业，运输业和商品销售行业的劳动者和对他们的管理者或统治者。如果说农民们劳动的成果，所满足的是人与生俱来的需求，绝对需求，那么其它这些人劳动的成果，所满足的则是人们后天获得的需求，相对需求。自此而始，人们不仅越来越远离土地，也越来越远地离开了他们自己。

既然资本运作、工业生产、商品流通，都同样是对生产者的组织和对劳动成果的分配，那么，任何相对独立的生产和运作系统，无论是金融服务、工业生产、物流运输还是商品贸易，在本质上就如同一个政权，都同样是一个主权自我，是一个不为特定土地或该土地上特定人群所限制的不同自我。如果这样一个自我可以称为“资本主权”或“市场依赖主权”，那么，一切依赖特定自然环境和在该环境中生活的特定人群的主权则都可以称之为“土地主权”或“土地依赖主权”。所不同的只是：市场依赖主权，其权力所赖以存在的是劳动剩余成果的去路，而土地依赖主权，其权力所赖以存在的却是劳动剩余成果的来路。对后者来说，能满足绝对需求的产品是价值的来源，而对前者来说，对自己产品的相对需求才是价值的来源。

如此，政权，作为一个权力、自我、组织和文化的四维整体，为一企业或一公司甚至一店铺便已足矣，不必一定为氏族部落，不必一定为王国或封地，也不必一定为国家。政权者，可大可小，可强可弱，可在同一个国体四维的空间中盘根错节，可在不同时间中前仆后继，但在本质上、在道理上彼此并无不同，如果不角力之强弱，谁也不会大于谁，谁也不应小于谁。

大自然可以说是土地依赖主权的科技，而科技则可以说是市场依赖主权的土地。与土地依赖主权相比，市场依赖主权往往能更好地容纳人的创造力，容纳新科技。因此，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主权与主权之间的明争暗斗中，越来越占上风的显然是市场依赖主权，特别是资本主权。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之崛起，俄国之复苏，欧共体之诞生和成长，许多国家之间自贸协议的签署，越来越繁忙兴盛的国际运输业，所昭示的无一不是资本主权对土地主权的胜利。据说，俄国人和中国人中最富有的10%分别掌控着国家84.8%和64%的财富。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甚至预言说：如果我们照现在这个样子继续走下去，不出三十年，世界上八成的资本将全部集中到一成人的手中。似乎，资本主权正迎来一个在权力上登峰造极的时代。

然而事情又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抱着如此单纯的观点来看世界，我们对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博弈将无法理解，因为在那些博弈中，无一不包含着其它主权，特别是国家主权或广义的土地依赖主权，对国际资本主权的反抗，无一不包含着特定局部利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无一不是为了创造或维护一种不同局部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随着资本主权逐渐将自己扩展到世界每个角落，国家主权或广义的土地依赖主权不仅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正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不仅悄悄地向资本主权的一切所作所为中渗透，不仅在国家事务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而且试图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凌驾于国际资本主权之上。在西方，国家政治与世界经济正走向对立，在东方，经济性主权对政治性主权则日趋依赖。这是当今世界一切大事的大背景，无一不是土地依赖主权崛起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年年中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与年末美国总统大选之结果。今年年初民进党在台湾之再次执政亦无过于此，亦属土地依赖主权对市场依赖主权的反抗。但只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中，当土地依赖主权压倒市场依赖主权时，最主要的社会变化和成就往往发生在政治上，甚至在军事上，而非经济上，普京治下的俄国便是如此，蔡英文治下的台湾亦将如此。

顺便说再一句：皮凯提的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虽看似有理有据、不偏不袒，其实不过是表达了某些国家主权和土地主权的一种反抗意识，是它们试图限制和争夺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那些资本主权手中权力和财富的宣传战。除此之外，皮凯提之误还在于，他只强调了，在过去三百年里，在某些国家，资本群体的财富每年增长大约5%，而劳动群体的财富只增长大约2%，却忽略了四个与此相关的事实：首先，资本主权对教育和科技的容纳永远先于和高于家庭主权和个人主权；其次，研究和发展新材料和新技术、组织生产和创造市场的社会成本只会越来越昂贵；而且，世界人口在三百年前远未达十亿，而现已七十二亿；最后，资本主权聚集财富的活动并非以国为界，因此，对财富分布以国为界的统计以及对此等统计结果之分析比较，既不合理亦无说服力。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即便发生世界大战或社会大动乱，究其根本原因，既不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不会在皮凯提的资本论中，终究还须回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去，也许才能找到。

不仅皮凯提在其书中没有提到，甚至绝大部分西方经济精英都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形式，或许可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大土地依赖主权、最大人口依赖主权、最大知识依赖主权与最大市场依赖主权之一体化。与西方的，特别是与美国模式的私人资本主义相比，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也许能更好地解决土地依赖主权与市场依赖主权之间的矛盾，更好地解决财富积累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矛盾，因而也会更加强大，可能会成为中国人在现在和未来征服整个世界的最强大武器。

如果可以说，现正发生在乌克兰、中东地区和朝鲜半岛上的，不过是土地依赖主权间的争斗，那么，现在围绕钓鱼岛和南海主权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博弈，其性质显然更复杂些。在其中，似乎，对以日美为首的一方来说，土地主权之争是形式，资本主权之争才是实质；而对中俄一方来说却相反，资本主权之争是形式，土地主权之争才是实质。然而，武器毕竟都是无法周转的资本，士兵毕竟都是非生产人口。无论是谁，无论其现在多么强大或多么弱小，谁的武器越多，士兵越多，谁家资本主义的整体实力必然越弱；谁在科技和教育上投资越少，谁家资本主权的整体活力必然越弱。如果可以依此而预言，如果可以把今后的世界局势比喻为一场新的“持久战”，比喻为当年那一段“农村包围城市”历史的重演，那么，只需和平发展，只需假以时日，在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较量中，军事实力更强的一方必定会输给经济活力更强的一方。这也是四十四年冷战历史告诉我们的道理：战争之胜负从来不是一个低维的结果。

如果老子所说是正确的，如果，即便是在国际间的博弈上，“柔弱”依然能够战胜“刚强”，那么，这种胜利一定是多维度的，不会仅仅只是军事一维的结果，亦不会仅仅只是经济一维的成就。因此，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只注重与基础建设相关的资本、产能、产品和技术的输出，那么，无论取得多少具体成就，从战略角度来看，依然算不上成功。一切低维的“崛起”和“兴盛”都终将难免昙花一现的命运。

任何成功的世界战略，无论对谁来说，都应该体现为：在不同作为国家的兽性自我之间，一个共同的人性自我的生成、发展和壮大，而共同的人性自我首先应该是一种共同的信念，一种社会性行为中的彻底性。一种使每个和所有人虽不心满意足却都心甘情愿的境界。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包括“民主”在内，包括“人权”在内，包括人本主义与和平主义在内，从历史上看固然功不可没，但依然都是一些既不完全也不彻底的社会信念。

如果“民主”不仅仅只是一种信念，如果它还能够成为法律或依照这种法律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如果能找到这种法律和这类活动，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它们总是在一方面标榜为一种质而在另一方面又要落实为一定的量，但只是，无论如何，从其质本身得不出其量，而从其量本身也得不出其质。对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不应归咎于该法律或该社会活动还不够完美，而应该理解为“民主”这信念本身还不够完美。

民主自身中的这种矛盾，必然导致“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信念在社会生活中无共同的立足之地，最终只能共同成为空中阁楼。

一切不完全、不彻底的社会信念最终都会导致低维论或低维的行为，导致一个失败的社会。且看那些最自由也最民主的国度，那些资本主义称王称霸的地方，竟然一切都成为了可买或可卖的，社会中唯金钱的权力至上，大众在社会滚笼中疲于奔命，人人只识禽味兽趣，处处皆信念之穷乡僻壤，连历史都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气的阶段。难道这样的社会竟然算得上是人类之理想？难道这样一种生活竟然会是人所寻求之终极幸福？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力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南征百越，北伐匈奴，首次统中原大地为一国。论其武功，倒也堪称“千古一帝”。然而又怎么样呢？虎狼之师虽可以胜人，却不能自保，嬴政亡后不过三年，这第一个“中央之国”亦土崩瓦解。章碣笑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倘若泉下有知，祖龙亦当悔悟：四维之国体，如何能仅仅以一维而取之，又如何能仅仅以一维而持之？同样一个道理，昔日始皇帝不能以暴力一维而持之者，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难道仅仅以金钱一维便足以得之或持之吗？

如果不自欺欺人，便应该能够看到：时至今日，在中国，无论是封建的传统文化还是马列的正统说教，所表达的都不过是一种土地依赖主权的意识形态，既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桎梏，也是世界走向中国人的桎梏。有的时候真想问一句：到底是为了什么，使整整十三亿中国人不敢放下假面具，不能以自己的真心，以真实的自我面对彼此，面对世人？一群言不由衷的人何以能同生死共患难？一个口是心非的民族又何以能应对世界列强的挑战呢？

不仅马列主义不能，资本主义，包括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诸信念在内，亦同样只具有限的包容能力，都只属于一部分人、特定时代或某种环境，都没有能力包容所有和每个人，都没有能力同时包容一切人与一切物。

因为没有共同的信念，由于缺乏社会性行为的彻底性，在今日之国际关系中，与以前一样，依然是人性太少而兽性过多，依然是兽性为体而人性为用，依然是“一山难容二虎”，既然如此，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在主权自我之间发生新的战争就是一件终将不可避免的事情。对此，不仅我们东方人应自责，他们西方人同样应该自责，所有和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深地自责。

顺便说一句：土地主权是以往那两次大战背后的推手。如果世界再次进入一场大战，隐藏在人们背后的推手一定不是资本主权，一定还是广义上的土地主权。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资本主权越是竭尽全力地向世界每个角落扩张，土地主权对位于特定局部中人们的影响也会越显强大，导致世界大战而非仅仅只是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会越大。我们也许正在不知不觉地返回到一个为广义的土地依赖主权和其信念所统治的战国时代。土地依赖主权之复兴和得势正是市场依赖主权应该深深自省和自责的地方，亦应该是所有社会精英们深深自省和自责的地方。

顺便再说一句：其实，为了建立所谓“伊斯兰国”所付出的努力，并不配被称之为“圣战”，因其动机和目的并不是为了天上的而是为了地上的，并不是为了精神上的而是为了物质上的，并不是为了过去或未来的，而是为了眼前的，依然还是一场土地主权之战，依然还是一群兽性自我之争。

有句话说：“有酒有肉皆朋友，无国无家方太平。”如果其中还有些道理，那道理也许就在这里了：也许，只有当一切国家都消亡之后，当一切土地主权都消亡之后，地球上方才不会再有世界大战的危险。

四．资本主义之式微

如同在空间上任何个体的人都同样是一个由权力、自我、组织和文化共同组成的四维整体，在时间上，无论是国家主权、土地主权、资本主权，或其它任何社会性自我，亦都同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不可改变亦无法逃避。

成吉思汗的绿色帝国消亡了，凯撒、奥古斯都和埃及法老们的黄色帝国消亡了，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的蓝色帝国消亡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红色帝国消亡了，甚至，早晚有一天，彩色的欧共体也同样会消亡。一切社会性自我，一定会随特定人群之出现而出现，随着特定知识之发展而发展，但也都会随着所含人口过多、知识陈旧、主权四维自相冲突、人性自我的能力越来越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与特定环境越来越难以彼此相容，而逐渐衰老并最终消亡。毫无疑问，不仅任何土地依赖主权不能，一切市场依赖主权亦同样不能笑到最后。

两千三百年前，庄子曾给我们留下这样一段话：“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这其中的道理，说的不仅是个体人的命运，亦同样是人类社会的命运，不仅是土地依赖主权的命运，亦同样是市场依赖主权的命运。由此可以理解：一切资本主义行为，所有资本主义方法和工具，诸如货币、雇佣劳动、商品、市场等等，任其自由发挥，最终无一不会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掘墓人。

资本主义，无论多么强大，都不过是本书各论第一篇中所说的“小术”或第十一篇中所说的“小我”。至于那些除了科学其它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们，不妨去研究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市场依赖主权的命运同样清清楚楚地写在那条定律之中。

基于一个社会性自我总熵值的变化，基于国家间熵值的不对称交换，社会和国家之大势，天下大势，不仅可以量化亦应该能够计算得清楚。

资本主义的美国，之所以富裕和强大，不过是善于降低自身产生的熵值而已，或是善于输出自己产生的熵值而已。然而，无论如何，美国梦中都不含有我们所有人，包括所有美国人的未来，因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旦其它国家都变成现在的美国，美国必然会变得还不如现在的其它国家。这不是美国梦本身的问题，而只是市场依赖主权包容能力有限之故，只是主权自我本性上有限之故。美国梦不过如此，中国梦或俄国梦又待如何呢？

顺便说一句：社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或者说价值。至少，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只能创造相对财富，或者说，只能改变价值的分布，再或者说，只能增加社会的熵值，而只有人与物的分工合作才能创造绝对财富，或者说，才能增加价值的总量，再或者说，才能降低土地依赖主权或市场依赖主权的熵值，才能降低人类社会的熵值。

资本主义生过、长过、强大过也辉煌过，但那都是过去的事，而在现在，我们显然正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由盛转衰的过程之中，至少也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过程之中。同时，这也许还是保护主义、经济国家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在最自由、最民主、最资本主义化的几个国家中死灰复燃的过程，是全体人类由更具智慧变得更具意志，由更加和谐变得更加暴力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些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地拿国家来说事，拿社会制度来说事，拿民族和种族来说事，甚至会拿宗教信仰来说事。对此，心明眼亮者固然不少，上当受骗者却一定更多。其实，无论是社会制度、民族和种族，亦或是宗教信仰，都既可善亦可恶，既可美亦可丑，既可真亦可假，全都不具超时代、超环境、超人群或超文化的充足理由，享其利者固然可以悉听尊便，受其害者却也不必作茧自缚。

也正是因为如此，福山那些试图把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特别是把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极端化乃至宗教化的说法，大错而特错，如痴人梦话，实在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顺便说一句：市场依赖主权与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主权不过是历史的同路人。在现在，随着经济走向精英、走向世界而政治走民粹、走向国家，两者的分道扬镳将是一件不可避免之事。今年年初的台湾普选，年中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年末美国大选之结果，无一不是在为此种趋势作证。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资本主义信徒还是共产主义信徒，无不同样认为，社会从奴隶制，经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进步。因此，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应该追赶封建制社会，还处于封建制的社会应该追赶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比较三种社会制度本身，不同的其实只是形式和程度，在本质上、在实质上，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只能使一部分人幸福，都无法使每个和所有人同等同样地幸福。依此可以说，虽时间历经五千年或更长，人类社会不过是在原地踏步，在社会学上其实并无一丝一毫进步。

许多教徒在用餐前要先感恩上帝，尽管摆在餐桌上的一切都是他们劳动所得，许多人对资本主义的尊崇亦同样如此。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与奴隶主权一样，与土地主权和国家主权一样，资本主权本身，自其诞生一直到现在，从未创造过什么财富，人类从来没有因资本主权的存在或发展而变得更富裕一点。资本的私人占有、商品生产和自由市场，所组成的不过是一个鼓励人们相互争斗、相互掠夺的社会体系，就如同古罗马人把斯巴达克与一头狮子赶入同一个角斗场一样。

这一观点，如果用经济学的语言，亦可这样来表达：利润是商品销售的收益减去生产该商品的全本成本之后所剩余的那一部分。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如果所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所提供的全服务的全部成本可以称为社会总成本，如果为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而支付的全部工资或报酬可以称为社会总购买力，如果从全部商品或服务中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可以称之为社会总收益，那么，社会总购买力便只可能少于或等于社会总成本，进而只可能少于或等于社会总收益，而绝不可能多于或大于它们。既然如此，那么，在整体上，资本主义生产便毫无利润可言，资本主权本身便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任何一个个体资本主权所获得的利润都必然以其它所有或其它某些资本主权所承受的亏损为代价。所谓社会的进步，所谓资本主义的繁荣，只不过是世界人口成倍增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各种钞票越印越多的综合表现。

资本主义本身不仅在社会学上不是一种进步，不仅在经济学上没有创造任何财富，还为人类的存在留下许多隐患。例如：人类生存原本离不开自己食物的那个来源，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业生产，离不开以农产品为基础的养殖业，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却偏偏与此背道而驰。据统计，日本95%、美国82%、法国77%、德国74%、俄国73%、中国52%的人皆属城市人口。这也就是说：世界上至少有近一半的人，虽然赖特定食物为生却并不从事这些食物的生产。这对极少数人来说，固然是一种成就，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更像是一种无奈。长此以往，人均可耕地将越来越少，地球人口总数却会越来越多；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剩余劳动成果会越来越多，对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和养殖业减产的承受能力却会越来越差。随着城市越来越庞大，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商品种类会越来越多而其价值却会越来越虚无缥缈。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所有人被所有人包围着、分隔着，每个人都为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包围着、分隔着，人生的路会越走越窄，人生的意义也离人越来越远。这一切都无非是在宣告和印证着资本主义能力之有限和这有限能力之日渐枯竭。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结症却也许并不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在任何主权自我本身，而在于：在人的一切社会性自我之上，还有一个非人的自我，一切人性的自我的包容能力又最终都包容在这个非人性自我的包容能力之中；一切人性的自我，无论其包容能力大小多少，都不得不以这个非人性自我的包容能力为限、为度，都不能接近，更不能超过非人性自我的包容能力。我们的地球就是这样一个非人性的自我，太阳和太阳系亦然。

马尔萨斯人口论伟大之处在其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之暗合，而不足之处则在其对该定律之悖逆：从他的人口论中不仅看不到知识与分工合作的力量，更无从导出物对人绝对有限的包容能力，无从导出地球和太阳系这些非人性自我对人口和知识绝对有限的包容能力。我相信，继续再这样走下去，早晚有一天人们会亲眼看到：当人口接近或达到某个非人性自我对人类的绝对包容能力时，无论知识如何增加，无论社会如何自由民主，都不足以再增加人类的幸福程度，甚至不足以再维持我们在该非人性自我中的存在。

所有这些问题的结症也许同样不在于地球或宇宙对人类包容能力的绝对有限，而在于作为主流意识的人本主义对节制和减少人口的无知、无能甚至盲目对抗。且看政治民主、人本主义高高在上的欧美诸国，又有哪位最高掌权人不处于本国人口质与量的挟持之中呢？他们未必不清楚人口不和谐增长会给地球这个亚诺方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又有哪个不是“骑虎难下”呢？欧美的社会理念、政治传统使他们最终不可能做出任何与社会的兽性自我相对抗的事情。毫无疑问，能在十三亿人口中实施计划生育，这是中国政治家对地球生态、对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是西方政治家们所不敢想也永远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但凡以此而责难中国者，如果不是糊涂透顶便一定是居心叵测。

纵观历史，清清楚楚：人口的那种与知识不和谐的增长，曾一次又一次把一个又一个文明踩在脚下，碾个粉碎。可以断言：如果在将来出现人类社会的大动乱乃至再一次的世界大战，那么，现如今这些在人口数量上增长最快的人群，民族或国家，便无一不是其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

尽管许多政治精英对此心知肚明，但谁又有回天之力呢？人口依然在继续爆炸，世界依然在向着人类已经反复经历过的那类灾难性结局飞奔。偶尔我会这样想：以往那些人毁灭人的大规模战争，也许并非完全邪恶，而世界和平也许并非真的那么神圣。战争中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却也许皆属天意或天道，在于惩戒人性之不足，在于纠正人道之偏颇。问题只是：在下一场世界大战后，一场世界性核大战之后，人类是否还能重新开始呢？

人性最不足之处，是把自己兽性自我的存在置之于人性自我的存在之上。人道最偏颇之处，是把人自身的存在置之于大自然的存在之上。

《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这还只说到了事情的一半，说的还只不过是我们兽性自我的那一半，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权利。然而不同的是，对一个人来说，我们还各自拥有一个人性自我，进而都要求一份属于这一自我的权利。庄子《盗跖》篇中说：“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如果其前三情说的是兽性自我的自然权利，最后一情说的则是人性自我的自然权利。以此，我们的前人在两千三百年前便宣告说：与生存权一样，充分发展和彻底发挥自己人性自我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最基本权利。

英国的边沁所提倡的功利主义，说的只是人的兽性自我，是把兽性自我奉为主人，而把人性自我当作奴隶。时至今日，至少对每个生活在如美国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在其内心深处，都依然还需要一个林肯。

每个人兽性自我与人性自我之间的平等、自由、和谐与互为，所成就的也许就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尽管，仅仅靠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尚且不足以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世界上谁无“志气欲盈”，却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又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同形态的社会，都同样地建立在人与人的相争而不是互为的基础上，都同样地建立在人对物的占有而不在彼此之自由、平等与和谐的基础上。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便自由和平等为最初之目的，最终得到的却既不可能是自由也不可能是平等。恰恰相反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更富裕必然以更贫穷为因果，获得尊严必然以丧失尊严为因果，更自由必然以更不自由为因果，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必然以其他人生价值的失落为因果，有人成为主人必然以有人成为奴隶为因果，任何一群人中的更平等都必然以其他所有人之间的更不平等为因果，甚至每一段世界和平都无不以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前因或后果。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人与人相争、人对物占有的世界里，能搞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与不能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相互依存，能搞民主的政治必然与不能搞民主的政治相互依存，既然如此，如欧美的这样一套价值和制度又何以能具有普世的意义呢？中东今日之乱局还不能给民主十字军斗士们一点点教训吗？

再说，既然自由和平等这些价值观，都以西欧的基督教文化为其历史根源，那么，以“相争”和“占有”为手段来追求这些价值，岂不是对耶稣博爱精神的背叛？要达到的目的与为达到那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岂不是自相矛盾？难道可以相信，目的之善竟然能够为手段之恶辩护？又难道不应质疑，何以手段之恶竟然能够实现目的之善呢？这不仅是对耶稣博爱精神在西方文化中价值和尊严的否定，也同样是对墨子的兼爱精神在东方文化中价值和尊严的否定。既然如此，欧美的这一套价值和制度又如何能具有普世的意义呢？

顺便说一句：如果，如福山所说或者如福山引述黑格尔之所说，“人与兽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他还渴望得到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尊严”，那么，这个“他”，为何不通过人与人的互为，而为何一定要通过人与人的相争来获得这种价值和尊严呢？

 “相争”和“占有”是不同兽性自我之间的基本行为，而“自由、平等、和谐和互为”则是全部人性自我之中的相互关系，是尼采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根本不同于耶稣之博爱与墨子之兼爱的地方。那前者，是人在成为人之前便早已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这后者，是我们直至今天依然还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人类社会应该也能够，却又远远还未达到的一种境界。

时至今日，就算人类社会已获极大进步，但在本质上，与以往数千年中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社会一样，依然不过是个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兽性世界，依然不过是个缺乏普世价值的一盘散沙，要达到耶稣所期待于我们的那种“爱人如己”的境界，对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来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要达到墨子所期待于我们的那种“兼相爱，交相利”的境界，对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们来说，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更何况，在那之后，还有人与物之间的兼相爱和交相利，还有“天人合一”的境界，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既然如此，既然这路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那么，在这之后和在那之前，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何以会又如何能够轻易地“终结”自己呢？

如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所写：“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既然天并没有那么小，既然历史并不会就此而终结，那么，合情合理地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便可以休矣!

五．天人合一之未来

时间上的未来，未必一定是未来，也可以是停滞着的现在，甚至可以是在倒退回过去。真正的未来应该与过去和现在都根本不同，应该能够不再仅仅只允许一部分人幸福，应该能够允许每个和所有人都同等同样地幸福，应该使一切胜者不胜而败者不败、一切有者不有而无者不无。

如果未来的社会应该与过去和现在都根本不同，那么，第一条，它应该既可以主动地增加也可以主动地减少人口总数并优化年龄比例，应该可以主动地终止致病基因的遗传并平衡人种的繁殖，应该能够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使人与己、与人、与众生、与诸物之间保持平等、自由、和谐、互为。

如果未来的社会应该与过去和现在都根本不同，那么，第二条，它应该以“既人尽其才亦物尽其用”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原则，应该能够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使人与己、与人、与众生、与诸物之间保持平等、自由、和谐、互为。

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无论是暴力还是和平，无论是土地主权还是资本主权，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无论是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还是所有那些与之相反的东西，都可是亦可非，都可行亦可止，一切是非行止皆应以“既人尽其才亦物尽其用”为其准绳和目的。

在柏拉图看来，“内在和谐”即是道德，“各得其所”方为公正，对个人如此，对社会亦如此。这也就是说：在和谐的社会分工合作中，其实并没有什么“自由”或“不自由”，也没有什么“平等”或“不平等”，既无需作此一想，更不当践之于行。试想：四肢与头脑的关系是否不够自由或不够平等呢？再或者，它们彼此之间又是否可以搞点民主呢？

“既人尽其才亦物尽其用”是同一条原则而不是两条，其前一部分与后一部分不能相互取代或相互对抗。其中的两个“尽”字，并非是对人的要求，并非是对物的要求，亦非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要求，而是对世界和社会之组织至高无上的要求。人类社会应始终以其为基础，又应永远以其为目标。

如果未来的社会应该与过去和现在都根本不同，那么，第三条，它应该把国家和一切社会性自我都作为主人的工具而不是工具的主人，应该既可以主动地创建任何国际、国家或社会性自我，亦可以主动地放弃它们，应该能够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使人与己、与人、与众生、与诸物之间保持平等、自由、和谐、互为。

如果未来的社会应该与过去和现在都根本不同，那么，第四条，它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使知识的获取、学习、使用和传承成为每个和所有人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应该能够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使人与己、与人、与众生、与诸物之间保持平等、自由、和谐、互为。

总而言之，在未来的社会中，人行为的动力不应再来源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同，而应来源于特定工作会给特定的人带来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顺便说一句：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成就和发挥人性自我上固然可以是功德无量，但在一个以相争为手段、以占有为目的的社会里却不会有什么用，而只有在人与人、人与物平等、自由、和谐、互为的社会中，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扬其长而避其短。

六．走向未来之大道

人与其它动物之不同，不仅依赖本能，不仅依赖力量，不仅依赖社会，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而得以存在并发展。如果说原始社会主要基于原始人类的本能，如果说奴隶社会主要基于奴隶们的体力，如果说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要基于社会的组织，那么，显而易见，工业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则主要基于科学家们和应用科学知识的人们的智慧。

作为能力而言，智慧指的是这样四种共同连接着信息与行为的能力：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筹划能力和创造能力。只不过，其中任何一种能力都不能单独被称之为智慧。也许，只有在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之中，智慧方才是智慧。诸如牛津大学的Nick Bostrom在其曲别针思想实验中所说的，不过是知与行的分裂，是上述四种能力的不完整或不统一，不过是低维论，其实并无智慧可言。

已然可见的是，在现在之后，在本文上一节中所说的那个未来世界之前，在这两者之间，会有这样一个由此而及彼的过渡过程。在那其中，人的生存与发展将会越来越依赖资本本身的智能化、生产本身的智能化、商品本身的智能化、市场本身的智能化、日常生活本身的智能化、医疗和养老本身的智能化、社会管理本身的智能化、司法和法律本身的智能化、国策和国际关系本身的智能化、对灾害和战争应对措施本身的智能化、教育本身的智能化，甚至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本身的智能化。总而言之：由更依赖人的智慧转变为更依赖信息、工具和社会系统本身的智能化，或者说，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筹划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物化，生物智慧能力之物理化。

所谓智能物化（materialized or physicalized intelligence），其实只是让人的智慧超越身体的种种生物性限制，通过非生物载体，而得以进一步发挥。作为生物，人在天不如飞鸟，在水不如游鱼，论奔跑不如羚羊，论力气不如熊、象，然而，当人把鸟之飞、鱼之游、羊之跑和肢体的力量这类生物能力物化后，世间便再没有任何生物能与人所驾驭的能力相比了。只不过，以前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只是对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能力的物化，而在智能物化中，物化的则是人脑的能力，是与信息的收集、保存、利用和创造相关的心灵能力。如果说，以前人对自身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能力的超越使人超越了其它生物，而未来的智能物化则应该是一次使人超越自己的革命。

这一大革命，固然可以说是起始于电脑或计算机的诞生，但也可以认为，任何不能同时具备学习、理解、筹划和创造四种能力的电脑都还不算真正的智能物化，不能将这四种能力同时发挥得完全彻底的都还不算真正的智能物化，不能超越生物智慧的物理智慧都还不算真正的智能物化。由此可见，在境界上，一切试图模拟人的所谓“智能机器人”，都还远远低于试图超越人生物能力的那种智能物化。

即便是如今这些尚且不具物理智慧的个人计算机，其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处理速度和所处理信息的数量上，已可高达人脑的百亿倍。显而易见，在处理涉及整个社会甚至全体人类的大数据时，人脑智慧简直无法与物化的智能相提并论。因此，如果我们能不再把智能作为一种超自然的东西，作为一种与人脑不可分离的东西，如果我们能不再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那么，显而易见，智能物化的时代，更应该是一个应用程序之应用由助手变为主管，走向管理个人，走向管理社会，走向管理全体人类的时代。

所谓“政治”，其实无非是在人群中分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然而，事实便是如此：单纯依赖人的生物能力，无论是纯粹专制还是纯粹民主都不可能实现，更谈不上什么“历史终结”，因为这两种纯粹都要求个人具有了解和管理所有人的能力，不同的只是，纯粹专制只需要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独一无二，而纯粹民主却要求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无一例外。这样一种能力，如果上帝存在，他或许能够具有，对于任何个体人来说却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人之根本无能于民主就如同人之根本无能于专制一样，因此，古今中外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既非专制亦非民主。迄今为此，在人脑的那点生物性能力的基础上，我们所成就的只不过是一些混杂着专制与民主的社会。一切民粹主义、精英主义、人本主义或所谓的深层生态学，虽都有些道理，但最终皆会因人生物能力之有限而归之为虚妄。也许只有通过政治智慧的物化，才有可能使人类同时实现纯粹的专制和纯粹的民主，实现一切人在政治上的一切最高理想、最完美境界。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未来，在智能物化在政治领域逐渐深入和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将见证一场又一场能力与权力之间的争斗，智慧与意志之间的争斗，真理与偏见之间的争斗。

美国的约翰·麦克里兰在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说：“近代国家理论出现的历史，也是国家完成其‘中立’地位的历史。”然而这个历史并未完成，在实现政治物化之前，在社会管理者非人化之前，这个历史将永远无法完成。

其实，数据控制和计算决策的智能物化时代，既不是人类统治的时代，也同样不是人类被统治的时代，而只是一个生物智能与物理智能既自由又平等地进行分工与合作的时代，一个治理得比以往一切时代都更有效的时代，一个社会性自我的行为更理智、更自由也更平等的时代，是一个只有能力之强大却没有强者的时代。如果将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一书中所说的“哲学王”和托马斯·霍布斯所著《利维坦》一书中的所说的“主权者”，由一个人置换为一个将人的全部政治智慧都物化于其中的物理系统，那么，两本书中所勾画出的，也许就是智能物化时代政治理路的一个基本轮廓。

依我看，欧盟若想生存和进一步发展，政治物化是唯一可行之路，否则便只有倒退并最终解体，甚至，这一最终解体未必会是很遥远之事。

除了Bostrom的那些论著之外，还有许多小说和电影也在纷纷炒作“机器人对人类的统治或对人类存在的威胁”。如果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倒也无需大惊小怪，但如果最终使大家都信以为真，便有点不妥。事实上，“统治人类”的愿望只可能出自人的自我，甚至不可能出自其它动物的自我，更别说出自无生命物的自我。无生命物固然也有自我，但与人的自我天殊地别，从对人的统治中，物的自我将一无所获，对任何物来说，统治人都是一件毫无意义之事，自然也就绝不可能发为物的“为我”行为。就算万一有一天机器会伤害到人类，那也就如同有人切菜会切到自己手指上一样，这错在刀还是操刀者自己呢？

同理，既然硬、软件之完善或不足，对所组成的机器人本身来说毫无价值或意义上的不同，那么，说机器人会谋求“自我完善”或“自我保护”，会想方设法维护自身的存在，会渴望与人类平等，便纯属昏聩之想、无稽之谈。Nick Bostrom和其追随者们实不必为此而大发杞人忧天之叹，以免贻笑于大方。

顺便说一句：智能物化只能产生更多智慧。无论物化后的智慧如何发达，从中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新的意志，因为我们这个宇宙中的一切意志都来自其起点，来自上帝，在其之后只会越来越少，而不可能再增加一分一毫。这一点也同样清清楚楚地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之中。

除了社会管理的智能物化，更重要的，智能物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唯一出路。仅仅靠后一代人在数量上的增加来解决前一代人养老的问题，一定是一条死胡同，一定是引鸩止渴。依此而论，中国开放二孩生育未必是长久之策，德国主动大量吸收难民亦非妥善之举，都是对智能物化的反动。

智能物化还有助于保护环境，有助于减少传统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需的那些浪费；助于把人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从简单、枯燥和重复性的社会和家务性劳动中解脱出来；有助于满足企业和消费者对商品的个性化要求，从一个新的维度上提高生产和产品对科学技术的包容能力。

通过突破生物智能对物化的感觉能力和行为能力的限制，智能物化可以极大地扩展人的认知和行为能力，使我们能知道更多无法直接知道的事情，能够做到无法直接做到的事情，能够极大地增加人的创造能力。

智能物化还有助于人们通过教育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人性自我，也有助于人们通过职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人性自我，有助于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每个和所有人，都能获得自己独一无二的“因材施教”之路。

说“智能机器和智能工厂会与人争夺工作位置”者，如果不是对历史愚昧无知，便一定是对于未来鼠目寸光。

智能物化的过程将使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有可能使两者同时销声匿迹。到那时候，随着作为真正无产阶级的机器人队伍的壮大，社会将转过身去，朝着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可以猜测，在这一过程中，无人国企应该会成为智能物化的先锋和主体。这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说，不仅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其在未来唯一的可行之路。

最重要的也许是，在智能物化中，作为被管理着的管理者，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与一种真正彻底的平等。一切阴谋诡计，一切损人利己的行为，都将无助于我们兽性自我的自保或人性自我的发挥。由此，智能物化将有助于使人们由“相争“转而“互为”，至少有助于使人们的兽性自我与人性自我彼此更平等也更自由。

如果说“法治优于人治”，那也就等于说：政治物化更优于法治。古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间接告诉我们说：在一个以人与人相争为手段、以人对物的占有为目的的社会中，执掌法律者成就之大小与其道德的高低成反比。然而，在政治物化中，这一定律却将不再成其为定律。

如果说，社会的一切奥妙，政治的全部力量，尽在包容和组织这俩个词之中，那么，最大的包容和最完美的组织，只有通过智能物化才真正可能。

总而言之，在节制生育基础上的智能物化，不仅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价值，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甚至可能是人类回归自我、回归“天人合一”境界的唯一和必由之路，实不容任何人轻视小觑。

七．地狱天堂之抉择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一切社会性自我，皆非大趋势，皆不过是些生生死死、循环往复的变化。

时至今日，当少数人依然沉醉于社会特别为他们所提供的那些禽味兽趣中时，当大多数人依然在梦想成为这少数人时，不知不觉地，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巨大循环的往复之前。与以往一切循环往复都不同的是：再往前，等待我们所有人的将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地狱，甚至将是我们最后的终结。

对于这个往复和面对着这个往复的人类来说，一切皆有可能，唯独恒守自我将不再可能。只有跳出一切社会性自我，只有最终跳出个人或人类这些自我，也跳出物质或大自然的那些非我，向着原本就属于我们共同的那个家，那个天堂，我们也许才有可能继续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