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下 大 勢

心 言

摘要：本文試圖將古今中外一切人類社會、社會的一切狀態和變遷，歸結為一種四維的存在（第一節），歸結為分工與合作的結果（第二節），歸結為人口與知識在質和量上的變化（第三節），以及環境對人口與知識的選擇和限制（第四節），並在此基礎上，試圖推導出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徵（第五節）以及由現在向未來社會過渡的那條必由之路（第六節）。

《三國演義》開卷便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喜歡這句話，更喜歡其背後的道理：也許，只有跳出“國家”這個概念，跳出特定國家之出現與滅亡、分裂與統一、強盛與衰敗、變遷與回歸，跳出歷史中這些循環往復的變化，方才能真正把握人類社會性發展的大趨勢。

一．政體之四維

遍觀古今中外，雖說是政與政不同、國與國相異，知此一國不足以懂彼一國，但有一點，在這一點上許多國家又可以彼此相同，亦可以自己與自己相同：它們都是，在特定期間內、對特定範圍內的人們所行使的一種權力，一種被稱之為主權的權力。

任何主權都是人與物之統一，又是人與物之對立, 都是人與人之統一，又是人與人之對立。

無論誰在執掌着國家的權力，也無論是否擁有選舉掌權者的權利，老百姓本身從來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成為“國家的主人”。然而，不僅老百姓們不是，即便是身為皇帝、總統、主席、總督或酋長的，也同樣不是，因為國家往往不僅是一種獨立於任何個人的權力，還是一個獨立於任何個人的自我，一種社會性自我。任何自我都行使一種權力，任何權力也都成就一個自我，而一個行使主權的社會性自我則可以稱之為主權自我。

說政權都是一個超越任何個人的自我，那也就是說：任何政權都是一種盲目的集體行為，都是一種不可預知其最終結果的合力。其變化和發展既不僅僅取決於其統治者，也不僅僅取決於全體被統治者，既不僅僅取決於人，也不僅僅取決於環境。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進化論說：“物競天擇”,而三國演義中則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話雖各異，其背後的那個道理卻並無不同。

可想而知，儘管人人都在盡心盡力地為自己的那個自我奔波忙碌，但那個自我卻並沒有使任何人成為主人，恰恰相反，正是每個人的自我使我們分別淪為某種工具，淪為各種各樣的工具，為眾人所用，為眾生所用，為萬物所用，或者說，為上帝所用。即便是對那些手握國家最高權力的統治者們來說，亦不過如此。近代政治學所關切的那種“真統治者”，虛無縹緲，其實難覓難得。

一個名為國家的國家可以不作為一個主權自我而存在，但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家卻一定是一個自我。當一個國家作為主權自我而存在時，往往同時會有其它國家作為與其相對的“非我”而存在。或者說，當一個國家作為自我而存在時，往往同時在作為其它國家的“非我”而存在。既作為自我又作為非我，一切主權自我，無論彼此是否接壤，無論彼此相距多遠，在其本性最深處皆相互相斥，無一不是彼此的天敵，儘管它們也可以在一時一事上結為盟友或戰略夥伴。自五四運動始，近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相信，只要尊崇、師從“德先生”和“賽先生”，中國便自然能與世界其它諸國平等相待，然而，若依此而論，我們便全都錯了，即便不算全錯。這也許正是歐洲人，通過歐盟來淡化其中各國主權和民族自我時，所慮所謀之大事。

正因為國家不僅是一種超越任何個人的權力，還是獨立於任何個人的一個自我，所以，國家又是人與人、特定之人與特定環境共同組成的一個整體，以及彼此之間交流着的一種文化。不僅國家如此，任何政體都同樣如此，都是一個權力、自我、組織和文化的四維整體。國家的成與毀、分與合、變遷與回歸，往往是同時發生在這四維上的變化，國家之間的衝突也往往以彼此在某一維度上的衝突為因果。國體之四維，彼此相輔相成，相生相化。組織就是文化，文化亦是組織，亦是自我和權力，“一損俱損，一榮皆榮”。有了如此一個個在組織和文化上與眾不同的主權自我，芸芸眾生才有了遠近親疏之分，世間萬物才有了好壞利害之別。若是同時從這四維來理解人類社會，來論說國家和國際之大勢，也許便能看的更清楚些，也說的更準確些。

欲改造一國體，必先動搖其舊文化。動搖其文化方才能動搖其舊組織，動搖其組織方才能動搖其舊自我，動搖其自我方才能動搖其舊權力，只有動搖其全部四維，才能最終實現對一舊國體之真改造。

以武力征服一個國家卻又為其文化所俘獲，孰勝孰敗，其實難以分說。吸收大量移民卻不能包容其文化或信仰，弊大於利，日久自然分明。

如果用科學術語來說，權力、自我、組織和文化四維，亦可歸結為能量、物質、系統和信息的統一存在，而任何不能統一這全部四維的說法和做法，無論是社會學的還是科學的，都同樣可以歸之為低維論或低維的行為。

例如，僅僅只說“國強民富”者，說的便是一種低維論。

二．四維之起源

可想而知，在最初，只有人而沒有國家。那麼，在那之後，主權自我因何而生又從何而來呢？作為國體四維的權力、自我、組織和文化因何而生又從何而來呢？對此，毛澤東的說法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梁山好漢們的做法則是“打家劫舍，占山為王”。這種說法和那種做法都一樣，都無非是把政權的起源歸結為人對人的暴力或強迫，把上面所說的四維國體歸結為權力之一維，因而也都不過是低維論或低維的行為。古今中外，持此觀點者雖為數眾多，然而，為眾人所持者卻未必一定都是真理，也可以是謬誤，也許，無論是“原始暴力”還是“以暴易暴”，皆無一是國體四維之真實源起。

現已消失的蘇聯，曾是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是華約組織和國際共產黨人的首領，軍力強大而與美國並稱超級大國。卻又怎麼樣呢？末代皇帝戈爾巴喬夫上台不到四年，最高蘇維埃便自行解散，鐮刀鐵錘之國旗在克里姆林宮悄然降下，聯盟分崩離析為眾多大小不同的國家。使這巨人倒下而又使那眾多大小不同國家站立起來的根本原因，難道是來自外部或內部的暴力嗎？難道是因為國家所擁有的軍警憲特以及政權機構的力量不夠強大嗎？

再看近年來那場被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大動亂：在區區不過數年的時間裡，十幾個國家受到衝擊，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也門四國政權隨之而垮台，某些國家的領袖人物被殺，與之相關的總死亡人數已超過三十萬。這整個過程不可謂之不夠暴力，然而，這暴力一路走來，雖然破壞了些舊世界，卻並未能創造出一個新世界、一個更好的世界來。恰恰相反的是，其不僅導致了那些國家的內戰，不僅導致了宗教極端主義的“伊斯蘭國”的出現，還作為一波又一波難民潮、一場又一場恐怖襲擊，衝擊了歐洲，攪亂了歐盟，甚至可能會影響整個世界的政局，使我們共同退回到一個更古老且更愚昧的世界中去，退回到為宗教或信仰而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那些年代中去。歷史進一步後再退兩步。這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暴力信徒們的做法和想法既有點過於簡單又有點過於幼稚嗎？

還有如今那些當人肉炸彈的恐怖分子們，不僅傷及無辜之人，亦將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所作所為既夠暴力也夠徹底，然而卻又如何呢？僅僅靠此等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最終便能夠成就一個完美的社會或一個偉大的國家嗎？

暴力只可能是事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暴力的終極目的，說到底，不過是為了對勞動成果的不平等分配。歷史上許多所謂的“改朝換代”便是如此，所改變的不過是具體的分配關係、具體的人際關係，並非國家本身，並非那個主權自我。中國歷史上許多大規模農民起義便不過如此：往往不過是換了另外一個人做皇帝而已，卻並沒有創造什麼真正新的國體四維。不僅在中國，在其它國家亦同樣如此，不僅在過去，在現在亦同樣如此，許多大規模動亂或戰爭的結果，最終不過是換了個統治者或統治集團而已。然而，無論採取何種形式，無論由誰來分配，無論誰分得多些或少些，對勞動成果的分配總應該是在生產和創造勞動成果之後的一件事，總是要先有可供分配的勞動成果，然後才談得上分配。既然如此，那麼，作為政權或國家的自我，便應該源於一群人之間既分工又合作的社會性活動，既分工又合作的生產活動和管理活動，特別是產生那些超過生產者生理需求的勞動成果的生產活動和管理活動。

分工與合作既非純屬自由意志亦不完全是一種強迫，因為人都同時既存在於自身中亦存在於社會中。人的集體性存在與個體性存在都同樣深深源於自己的本性之中。故而，在論及國之起源時，無論“君權神授”還是精英主義，無論“社會契約”還是民粹主義，無一不可歸之為某種低維論。

從最根本上來說，人屬高組織生命，作為一個四維的集體而共同進入存在。組織和集體乃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基礎和道路，而組織和集體在本質上無非就是各種分工與合作的行為，人與物和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如果沒有分工與合作，人群有什麼用？語言有什麼用？社會有什麼用？暴力、私有財產、商品、貨幣和權力又有什麼用呢？歷史上那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和大蕭條，那一個又一個國家的分崩離析，難道不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將這一點證明給我們看嗎？

順便說一句：“謀事”固然在人，但“成事”卻不在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天”，亦不在進化論中所說的“自然”,而在於由人與物組成的那個整體，在於那個作為整體的組織對發生於其中的個體行為的選擇。

順便再說一句：無論是在成為人之前還是在其之後，人類的祖先們從來不曾處於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或美國的約翰·羅爾斯所說那樣一種每個人都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自然狀態“，因為這分工與合作，不僅現在是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人類的自然狀態。既然他們這幾位所說的“自然狀態“虛假不實，那麼，他們以此為基礎所說的社會契約論便自然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一個政權可以不稱被為“國家”而稱為“王國”或“封地”或“部落”，本質上卻不會因此而有什麼不同：無非都是與特定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的人類組織，無非都是，通過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分工與合作，維持全體成員在特定自然環境中自給自足、繁衍發展的社會系統。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存在着不平等或暴力行為，那根子就在這分工與合作之中。如果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着不平等或暴力行為，那根子依然在這分工與合作之中。任何私有財產，一切法律制度，所有不同形式的社會權力，無一可以先於特定的分工與合作而存在。因此，要徹底剷除使人生不自由、不幸福、不完整、不充實的那一切，剷除使人生枯燥、庸俗、猥瑣、醜惡的那一切，最根本、最實際的，還是要從這分工與合作上下功夫。

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同樣是一種低維論。且問一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難道真的是生產力太低之罪嗎？高生產力真的能使人們自然而然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嗎？

蘇聯之式微和最終解體與歐盟之誕生和逐漸壯大，趨勢雖相反，但種種變化最根本的來源之處卻並無不同。毫無疑問，分工合作不僅可以導致國家的產生，亦同樣可導致國家之淡化乃至消亡。

如果有一天，如果普天下所有人都組織在一個統一的分工與合作的系統之中，一個人與人、人與大自然和諧互為的系統之中，到那時，如今這東一個、西一個的國家，不但沒有存在的必要亦沒有存在的理由。到那時，自然而然，全體人類皆屬一國，整個宇宙無非一家，是為無國之國、無家之家。

三．四維之演化

為結果而不為原因，故天下大勢不在國家之出現與滅亡、分裂與統一、強盛與衰敗、變遷與回歸，不在任何這些循環往復的變化中。

同樣，若僅僅以幾個明君與昏君、能臣與庸臣、清官與貪官、英雄豪傑與懦夫小人的個人行為來解釋社會歷史之變遷，亦屬膚淺。一切只說國家與統治者之史書皆屬膚淺。

易雖然不易，難倒也不難。其實，天下之大勢，四維之演化，人人和人物間分工與合作之變數和大局，只須看清兩件事便可瞭然於心：其一是特定環境中人口之密度與年齡比例，其二則是特定人群中知識之先進與普及程度。此二者亦可簡而稱之為：特定國體四維中或特定社會性自我中所含人口和知識的質與量。

這人口和知識的質與量，一切社會性自我、整個國體四維皆應其生而生，伴其長而長，隨其變而變，亦可因其傷而傷、病而病。此乃人類社會與地球上其它生物社會根本不同之所在，亦是不同人類社會根本不同之所在，還是同一個社會中會有如此多根本不同的人和人生，人生的過程中又分為許多不同階段的根基所在。

這裡所說的“知識”，既是人與物之相互作用，又是物與人之相互結合，既可由物而及人亦可由人而及物，還可以在人之間或物之間傳承，又可以分別被稱之為學習、教育、實踐、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等等，是人一切個體或集體行為皆不可或缺的起點和成分之一，而語言或文化則不過是它的具體形式。

其實，如果要完全和徹底，對社會四維狀態與變化的描述和理解應該使用這樣一個等式：環境質量x知識質量x人口質量 = 政治質量A，或者這樣一個等式：環境質量 / 知識質量 / 人口質量 = 政治質量B。環境的質與量當然不容小覷，但只是，在與人口質量和知識質量相比時，其變化在速度和方向上都顯得相對恆定，故在本節中暫且忽略不計，留待下節再說。

當環境質量被忽略不計時，人口與知識的變化往往會導致政治質量發生循環往復的變化,會循環往復地在更具意志與更具智慧之間，在更專制與更民主之間，在更暴力與更和諧之間，或者說，在更獸性與更人性之間變化。這種循環往復的變化在告訴我們說：一切社會終結論，無論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還是福山的美國模式，皆不過是些虛妄淺薄之說。

不僅國家如此，其它諸如政黨、軍隊、社會組織、企業，乃至每個家庭，無一不是對人口和知識之組織與發揮，無一不是在試圖把這兩者組織在和發揮於特定的人與人、人與環境的分工與合作之中。在其中，人口往往是這分工與合作的起點和終點，而知識則是這起點和終點之間那過程千變萬法的規定性，或者說，社會性自我的包容能力。可以說，所謂的“社會”，無非就是知識對人口的包容。

當一個國家的總人口在數量和年齡比例上接近甚至超過其知識的包容能力時，最顯著的內部標誌是：社會中坑蒙拐騙、燒殺搶掠諸般反社會罪行的增加將超過該國人均GDP的增長。由此可見，罪惡和貧窮並非僅僅只是社會中一小部分人的錯誤，在這其中，我們所有和每個人都同樣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今年大眾汽車尾氣造假案和德意志銀行被罰巨款案，亦可依此理而知之或解之。

盧梭在其《論藝術與科學》一文中說：文藝消磨鬥志、科學瓦解道德。強詞奪理，竟使事情的前因與後果完全倒置在那裡。其實，民風日下、人心不古之根源並不在知識或文化本身，而在於國體四維中人口與知識之不相包容, 在於彼此之間不能和諧互為，在於社會體系只能包容一部分而非所有人。

隨着世界人口在數量和年齡比例上接近甚至超過其知識的包容能力，對人與物、對人力與知識的浪費會普遍增加；人與人之間的恨會逐漸增加，愛會逐漸減少；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衝突會逐漸增加，和諧會逐漸減少。對人世間、國際社會中獸性的這種增加和人性的這種減少，我們所有和每個人都同樣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保安、警察、軍隊和核武器需求量的任何變化，無論是對國際大家庭還是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綜合衡量其經濟性質或其政治性質的一個意味深長的指標。

人口之增加與氣候之惡劣程度之間，或許存在着一種正比關係。或許，世界總人口越多，颱風、洪水和旱災發生的次數會越多，程度也會越加嚴重。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對所承受的自然災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自省和自責。

可想而知，僅僅單獨一個人的生存，無論如何都不會導致政權的產生。 即便許多人群居在在一起，如果生產方式簡單、生產力能力低下，如果每個人都自顧不暇、勉強為生，依然不會導致政權的產生。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上那些大的自然災害每每導致政治動盪乃至政權瓦解的原因。

可想而知，只有當許多人群居在一起，分工合作，不僅自給自足還能生產出供掠奪或剝削的勞動成果時，政權的產生才成為可能。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並非在任何群居的動物中而只有在群居的人中才會產生政權。

由此可以猜想：如果不是作為一個文化符號而是作為一個具體的個人，那麼，軒轅黃帝雖可能是我們中某些人的始祖，卻一定不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始祖。在任何帝王將相降生之前，在任何龍子龍孫降生之前，一定有一大群農民、牧人、漁夫、工匠或商販的子子孫孫們早已先生先來。因此，僅僅祭一個帝王為民族之始祖，只是僭主意識、封建文化，是數典忘祖的行為。

確實，古往今來，大多數政權的存在都以對勞動成果的不平等分配為基礎，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數人依然會繼續這種分工與合作，依然會繼續生產供不平等分配的那部分勞動成果，因為，相比之下，分工與合作往往可以使勞動者也獲得更多或更好的勞動成果。這樣一些政權存在的基礎，不在貧富間差距的逐漸增大，而在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而在老百姓的日子能越過越好。任何只加大貧富差距而不能從質和量上提高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國家，都是暫時現象，都是在走向滅亡。同樣，諸如下賭場、買彩券或者炒股票之類行為，諸如坑蒙拐騙、盜竊搶劫之類做法，如果只創造貧富差別而不能普遍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兩者不能相互包容，那麼，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政權來說，應該都不是什麼好事情，亦不是什麼好兆頭。

各種不同的國體四維，無論是奴隸制、封建制。還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雖然都同樣充滿着不平等，但也許都是人們為了建築聖經中所提到的那座通天之塔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中間步驟，或者都是人們為了攀登馬斯洛需要層次論中那座心靈之塔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中間過程。因此，有的時候，也許不僅是有的時候，分工合作與對勞動成果的不平等分配可以互為因果，因而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因而具有一種整體的合理性，那些與之相關的強迫或暴力亦因而具有一種整體的合理性。

還也許，暴力，作為一種組成成分，作為一種本性，在人類的存在中守恆不變，既不曾增加，也無法減少。不同社會之不同，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之不同，只是暴力在形式上而非什麼本質上的差別或改變。有些國家在鄙視另外一些國家，他們說：看呀，在那裡居然還有奴隸主和奴隸。另外一些國家則回答說：那豈不就與你們國家中的那些擁有一切者和一無所有者一樣嗎？又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對任何資源的“擁有”，即便是在如今這樣的社會中，不依然都是對“需要”該資源的一種無形或有形的強迫或暴力嗎？相比之下，“被殺”與“被迫自殺”，哪種又會更多些痛苦呢？

順便說一句：任何形式的“少數服從多數”，特別是各種代議制或全民公投，其實都依然是一種強迫，在本質上與暴力並無區別。這種強迫或暴力是福還是禍，取決於投票行為出於投票者的獸性自我還是人性自我，取決於最終結果是增加還是減少了人群中獸性自我與人性自我之間的自由、平等、和諧和互為。希特勒在1934年德國普選中曾獲84.6%的選票，卻又怎麼樣呢？結果不過是使德國成為了一隻國際猛獸。一切受獸性自我支配的民主，一切受個人主義、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支配的民主，無論多麼合情合理，都是世界和平的死敵。由此可以理解：皮凱提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之所說,“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資本主義並且保證公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實屬對人性之無知。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中把民主作為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亦同屬對人性之無知。至少，兩者都是社會制度問題上的低維論。

既然人都生而平等、自由，為何在人生的起點上，有的人擁有土地，有的人擁有資本，有的人擁有權力，有的人擁有信息，而有的人卻一無所有，必須白手起家、從零做起？如此一來，人與人何以能平等，又何以是自由的？人與物何以能平等，又何以能和諧互為呢？人對物的任何占有，無論是個人占有、集體占有還是國家占有，都只會使人類變得更不自由也更不平等。對物的任何占有，其實都是對人的占有，終究都是對人的占有，社會性的占有。顯而易見，古之所謂“竊國者”，所竊取的豈僅僅只是一國之土地。由此可知，一切推崇私有財產的現代社會，終究與自由、平等無緣，終究與過去的那些奴隸制社會之間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一代又一代人，為了占有，不斷去掠奪，因為占有，又不斷被剝奪，難道這就是人生的意義之所在嗎？這樣的人生到底又有什麼意義呢？

依我看，為最大多數被剝奪者而剝奪最大剝奪者，應該是一個完美社會性自我的最重大責任和最重要運作機制。此事其實合情合理：越有錢的公民就必須越多地承擔社會責任，越有錢的法人就應該越多地為社會所擁有。

可想而知，只有當許多人群居在同一塊土地上，在社會活動上，特別是在農業生產活動上分工、合作，並能生產出比維持農民生存所必需的還要多的勞動果實時，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對土地的占有才會出現，才成為使一小部分土地所有者能夠比大多數農民獲得更多勞動果實的重要手段，也才出現了疆域和國界的概念，才出現了對疆土的所有權，出現了對江河湖海所有權的界定、繼承、保衛和爭奪等行為。古時候所謂的“君王”無非是最大的地主，所謂的“諸侯”則是較小的地主，而發生在君王或諸侯之間為爭奪土地而進行的戰爭，無非是為了占有農民們在該土地上生產的剩餘勞動果實，毫無正義可言。同樣，前不久，當烏克蘭與俄國為爭奪土地而大打出手時，其實並沒有任何一方是為了老百姓們或者是為了社會正義而戰。

在中國，以楚國大夫屈原為代表人物的那些古代愛國主義者們，其內心深處糾結着的其實是一種農民意識，是反映着人對土地依賴性的一種意識形態，是反映着國家對農業生產依賴性的一種意識。如此看來，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對歐洲諸國的侵略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包括最近俄國人為重獲克里米亞半島而感到的喜悅，包括美國人對自己在外層空間進行探索活動的昂貴价值觀，都多多少少是這樣一種意識或潛意識的表現。

由此還可理解，當年在中國，共產黨最初雖然一無槍二無錢，但終究能夠戰勝既有錢又有槍的國民黨，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在一個世界上最古老也最龐大的農業大國中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圓了億萬農民祖祖輩輩對土地的夢想。“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雖頗有些民粹主義的味道，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可以說，僅僅依靠“槍桿子”還不足以成就一個政權，不足以成就一個“新中國”。

順便說一句：聖經中《創世記》一文的寫成應晚於農業生產的出現。故其中提到：耶和華打發亞當和夏娃出伊甸園，去耕種土地。並說：“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里得吃的。”而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的生活，最多不過是對農業生產出現之前遠古人類生活的一個寫照。由原始森林進入田園牧場，應該不是上帝的懲罰，而是人開創的一種新生活方式，是人口達到一定數量後之必需。通過考察古猶太人的農業生產史，應該能界定聖經舊約寫成的最早年代。

盛於土地者並未止於土地。隨着農業的發展，在越來越多農業和養殖業剩餘勞動成果的基礎上，越來越多的人遠離土地，進入與生產食物無關的勞動。伴隨着先後發生於世界各地的農業革命，首先出現了許多手工業勞動者和小商小販，隨後則出現了大量從事諸如科研、教育、工業，運輸業和商品銷售行業的勞動者和對他們的管理者或統治者。如果說農民們勞動的成果，所滿足的是人與生俱來的需求，絕對需求，那麼其它這些人勞動的成果，所滿足的則是人們後天獲得的需求，相對需求。自此而始，人們不僅越來越遠離土地，也越來越遠地離開了他們自己。

既然資本運作、工業生產、商品流通，都同樣是對生產者的組織和對勞動成果的分配，那麼，任何相對獨立的生產和運作系統，無論是金融服務、工業生產、物流運輸還是商品貿易，在本質上就如同一個政權，都同樣是一個主權自我，是一個不為特定土地或該土地上特定人群所限制的不同自我。如果這樣一個自我可以稱為“資本主權”或“市場依賴主權”，那麼，一切依賴特定自然環境和在該環境中生活的特定人群的主權則都可以稱之為“土地主權”或“土地依賴主權”。所不同的只是：市場依賴主權，其權力所賴以存在的是勞動剩餘成果的去路，而土地依賴主權，其權力所賴以存在的卻是勞動剩餘成果的來路。對後者來說，能滿足絕對需求的產品是價值的來源，而對前者來說，對自己產品的相對需求才是價值的來源。

如此，政權，作為一個權力、自我、組織和文化的四維整體，為一企業或一公司甚至一店鋪便已足矣，不必一定為氏族部落，不必一定為王國或封地，也不必一定為國家。政權者，可大可小，可強可弱，可在同一個國體四維的空間中盤根錯節，可在不同時間中前仆後繼，但在本質上、在道理上彼此並無不同，如果不角力之強弱，誰也不會大於誰，誰也不應小於誰。

大自然可以說是土地依賴主權的科技，而科技則可以說是市場依賴主權的土地。與土地依賴主權相比，市場依賴主權往往能更好地容納人的創造力，容納新科技。因此，隨着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在主權與主權之間的明爭暗鬥中，越來越占上風的顯然是市場依賴主權，特別是資本主權。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國之崛起，俄國之復甦，歐共體之誕生和成長，許多國家之間自貿協議的簽署，越來越繁忙興盛的國際運輸業，所昭示的無一不是資本主權對土地主權的勝利。據說，俄國人和中國人中最富有的10%分別掌控着國家84.8%和64%的財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甚至預言說：如果我們照現在這個樣子繼續走下去，不出三十年，世界上八成的資本將全部集中到一成人的手中。似乎，資本主權正迎來一個在權力上登峰造極的時代。

然而事情又並非如此簡單。如果抱着如此單純的觀點來看世界，我們對當今世界上不同國家之間的博弈將無法理解，因為在那些博弈中，無一不包含着其它主權，特別是國家主權或廣義的土地依賴主權，對國際資本主權的反抗，無一不包含着特定局部利益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無一不是為了創造或維護一種不同局部之間或不同國家之間在資源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隨着資本主權逐漸將自己擴展到世界每個角落，國家主權或廣義的土地依賴主權不僅沒有壽終正寢，反而正顯示出越來越強大的活力，不僅悄悄地向資本主權的一切所作所為中滲透，不僅在國家事務中獲得越來越多的發言權，而且試圖在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中凌駕於國際資本主權之上。在西方，國家政治與世界經濟正走向對立，在東方，經濟性主權對政治性主權則日趨依賴。這是當今世界一切大事的大背景，無一不是土地依賴主權崛起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今年年中英國脫歐公投之結果與年末美國總統大選之結果。今年年初民進黨在台灣之再次執政亦無過於此，亦屬土地依賴主權對市場依賴主權的反抗。但只是，在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中，當土地依賴主權壓倒市場依賴主權時，最主要的社會變化和成就往往發生在政治上，甚至在軍事上，而非經濟上，普京治下的俄國便是如此，蔡英文治下的台灣亦將如此。

順便說再一句：皮凱提的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雖看似有理有據、不偏不袒，其實不過是表達了某些國家主權和土地主權的一種反抗意識，是它們試圖限制和爭奪走向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那些資本主權手中權力和財富的宣傳戰。除此之外，皮凱提之誤還在於，他只強調了，在過去三百年裡，在某些國家，資本群體的財富每年增長大約5%，而勞動群體的財富只增長大約2%，卻忽略了四個與此相關的事實：首先，資本主權對教育和科技的容納永遠先於和高於家庭主權和個人主權；其次，研究和發展新材料和新技術、組織生產和創造市場的社會成本只會越來越昂貴；而且，世界人口在三百年前遠未達十億，而現已七十二億；最後，資本主權聚集財富的活動並非以國為界，因此，對財富分布以國為界的統計以及對此等統計結果之分析比較，既不合理亦無說服力。可以肯定地說，在未來，即便發生世界大戰或社會大動亂，究其根本原因，既不會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也不會在皮凱提的資本論中，終究還須回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中去，也許才能找到。

不僅皮凱提在其書中沒有提到，甚至絕大部分西方經濟精英都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發展出一種全新的形式，或許可以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大土地依賴主權、最大人口依賴主權、最大知識依賴主權與最大市場依賴主權之一體化。與西方的，特別是與美國模式的私人資本主義相比，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也許能更好地解決土地依賴主權與市場依賴主權之間的矛盾，更好地解決財富積累與社會福利之間的矛盾，因而也會更加強大，可能會成為中國人在現在和未來征服整個世界的最強大武器。

如果可以說，現正發生在烏克蘭、中東地區和朝鮮半島上的，不過是土地依賴主權間的爭鬥，那麼，現在圍繞釣魚島和南海主權所發生的一系列國際博弈，其性質顯然更複雜些。在其中，似乎，對以日美為首的一方來說，土地主權之爭是形式，資本主權之爭才是實質；而對中俄一方來說卻相反，資本主權之爭是形式，土地主權之爭才是實質。然而，武器畢竟都是無法周轉的資本，士兵畢竟都是非生產人口。無論是誰，無論其現在多麼強大或多麼弱小，誰的武器越多，士兵越多，誰家資本主義的整體實力必然越弱；誰在科技和教育上投資越少，誰家資本主權的整體活力必然越弱。如果可以依此而預言，如果可以把今後的世界局勢比喻為一場新的“持久戰”，比喻為當年那一段“農村包圍城市”歷史的重演，那麼，只需和平發展，只需假以時日，在雙方之間的這樣一種較量中，軍事實力更強的一方必定會輸給經濟活力更強的一方。這也是四十四年冷戰歷史告訴我們的道理：戰爭之勝負從來不是一個低維的結果。

如果老子所說是正確的，如果，即便是在國際間的博弈上，“柔弱”依然能夠戰勝“剛強”，那麼，這種勝利一定是多維度的，不會僅僅只是軍事一維的結果，亦不會僅僅只是經濟一維的成就。因此，如果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只注重與基礎建設相關的資本、產能、產品和技術的輸出，那麼，無論取得多少具體成就，從戰略角度來看，依然算不上成功。一切低維的“崛起”和“興盛”都終將難免曇花一現的命運。

任何成功的世界戰略，無論對誰來說，都應該體現為：在不同作為國家的獸性自我之間，一個共同的人性自我的生成、發展和壯大，而共同的人性自我首先應該是一種共同的信念，一種社會性行為中的徹底性。一種使每個和所有人雖不心滿意足卻都心甘情願的境界。無論是“自由”還是“平等”，包括“民主”在內，包括“人權”在內，包括人本主義與和平主義在內，從歷史上看固然功不可沒，但依然都是一些既不完全也不徹底的社會信念。

如果“民主”不僅僅只是一種信念，如果它還能夠成為法律或依照這種法律而進行的社會活動，如果能找到這種法律和這類活動，那麼，我們一定會發現，它們總是在一方面標榜為一種質而在另一方面又要落實為一定的量，但只是，無論如何，從其質本身得不出其量，而從其量本身也得不出其質。對於這樣一種自相矛盾，不應歸咎於該法律或該社會活動還不夠完美，而應該理解為“民主”這信念本身還不夠完美。

民主自身中的這種矛盾，必然導致“自由”和“平等”這兩個信念在社會生活中無共同的立足之地，最終只能共同成為空中閣樓。

一切不完全、不徹底的社會信念最終都會導致低維論或低維的行為，導致一個失敗的社會。且看那些最自由也最民主的國度，那些資本主義稱王稱霸的地方，竟然一切都成為了可買或可賣的，社會中唯金錢的權力至上，大眾在社會滾籠中疲於奔命，人人只識禽味獸趣，處處皆信念之窮鄉僻壤，連歷史都進入了一個沒有英雄氣的階段。難道這樣的社會竟然算得上是人類之理想？難道這樣一種生活竟然會是人所尋求之終極幸福？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力亡韓趙魏楚燕齊六國，南征百越，北伐匈奴，首次統中原大地為一國。論其武功，倒也堪稱“千古一帝”。然而又怎麼樣呢？虎狼之師雖可以勝人，卻不能自保，嬴政亡後不過三年，這第一個“中央之國”亦土崩瓦解。章碣笑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倘若泉下有知，祖龍亦當悔悟：四維之國體，如何能僅僅以一維而取之，又如何能僅僅以一維而持之？同樣一個道理，昔日始皇帝不能以暴力一維而持之者，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世界，難道僅僅以金錢一維便足以得之或持之嗎？

如果不自欺欺人，便應該能夠看到：時至今日，在中國，無論是封建的傳統文化還是馬列的正統說教，所表達的都不過是一種土地依賴主權的意識形態，既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桎梏，也是世界走向中國人的桎梏。有的時候真想問一句：到底是為了什麼，使整整十三億中國人不敢放下假面具，不能以自己的真心，以真實的自我面對彼此，面對世人？一群言不由衷的人何以能同生死共患難？一個口是心非的民族又何以能應對世界列強的挑戰呢？

不僅馬列主義不能，資本主義，包括自由、平等、人權和民主諸信念在內，亦同樣只具有限的包容能力，都只屬於一部分人、特定時代或某種環境，都沒有能力包容所有和每個人，都沒有能力同時包容一切人與一切物。

因為沒有共同的信念，由於缺乏社會性行為的徹底性，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中，與以前一樣，依然是人性太少而獸性過多，依然是獸性為體而人性為用，依然是“一山難容二虎”，既然如此，那麼，從根本上來說，在主權自我之間發生新的戰爭就是一件終將不可避免的事情。對此，不僅我們東方人應自責，他們西方人同樣應該自責，所有和每一個人都應該深深地自責。

順便說一句：土地主權是以往那兩次大戰背後的推手。如果世界再次進入一場大戰，隱藏在人們背後的推手一定不是資本主權，一定還是廣義上的土地主權。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資本主權越是竭盡全力地向世界每個角落擴張，土地主權對位於特定局部中人們的影響也會越顯強大，導致世界大戰而非僅僅只是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也會越大。我們也許正在不知不覺地返回到一個為廣義的土地依賴主權和其信念所統治的戰國時代。土地依賴主權之復興和得勢正是市場依賴主權應該深深自省和自責的地方，亦應該是所有社會精英們深深自省和自責的地方。

順便再說一句：其實，為了建立所謂“伊斯蘭國”所付出的努力，並不配被稱之為“聖戰”，因其動機和目的並不是為了天上的而是為了地上的，並不是為了精神上的而是為了物質上的，並不是為了過去或未來的，而是為了眼前的，依然還是一場土地主權之戰，依然還是一群獸性自我之爭。

有句話說：“有酒有肉皆朋友，無國無家方太平。”如果其中還有些道理，那道理也許就在這裡了：也許，只有當一切國家都消亡之後，當一切土地主權都消亡之後，地球上方才不會再有世界大戰的危險。

四．資本主義之式微

如同在空間上任何個體的人都同樣是一個由權力、自我、組織和文化共同組成的四維整體，在時間上，無論是國家主權、土地主權、資本主權，或其它任何社會性自我，亦都同樣要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不可改變亦無法逃避。

成吉思汗的綠色帝國消亡了，凱撒、奧古斯都和埃及法老們的黃色帝國消亡了，亨利七世和伊麗莎白的藍色帝國消亡了，列寧和斯大林的紅色帝國消亡了，甚至，早晚有一天，彩色的歐共體也同樣會消亡。一切社會性自我，一定會隨特定人群之出現而出現，隨着特定知識之發展而發展，但也都會隨着所含人口過多、知識陳舊、主權四維自相衝突、人性自我的能力越來越難以得到充分發揮，與特定環境越來越難以彼此相容，而逐漸衰老並最終消亡。毫無疑問，不僅任何土地依賴主權不能，一切市場依賴主權亦同樣不能笑到最後。

兩千三百年前，莊子曾給我們留下這樣一段話：“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這其中的道理，說的不僅是個體人的命運，亦同樣是人類社會的命運，不僅是土地依賴主權的命運，亦同樣是市場依賴主權的命運。由此可以理解：一切資本主義行為，所有資本主義方法和工具，諸如貨幣、僱傭勞動、商品、市場等等，任其自由發揮，最終無一不會成為資本主義本身的掘墓人。

資本主義，無論多麼強大，都不過是本書各論第一篇中所說的“小術”或第十一篇中所說的“小我”。至於那些除了科學其它什麼都不相信的人們，不妨去研究一下熱力學第二定律，因為，市場依賴主權的命運同樣清清楚楚地寫在那條定律之中。

基於一個社會性自我總熵值的變化，基於國家間熵值的不對稱交換，社會和國家之大勢，天下大勢，不僅可以量化亦應該能夠計算得清楚。

資本主義的美國，之所以富裕和強大，不過是善於降低自身產生的熵值而已，或是善於輸出自己產生的熵值而已。然而，無論如何，美國夢中都不含有我們所有人，包括所有美國人的未來，因為，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一旦其它國家都變成現在的美國，美國必然會變得還不如現在的其它國家。這不是美國夢本身的問題，而只是市場依賴主權包容能力有限之故，只是主權自我本性上有限之故。美國夢不過如此，中國夢或俄國夢又待如何呢？

順便說一句：社會本身並不創造財富或者說價值。至少，人與人的分工合作只能創造相對財富，或者說，只能改變價值的分布，再或者說，只能增加社會的熵值，而只有人與物的分工合作才能創造絕對財富，或者說，才能增加價值的總量，再或者說，才能降低土地依賴主權或市場依賴主權的熵值，才能降低人類社會的熵值。

資本主義生過、長過、強大過也輝煌過，但那都是過去的事，而在現在，我們顯然正處於一個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由盛轉衰的過程之中，至少也是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由盛轉衰的過程之中。同時，這也許還是保護主義、經濟國家主義，甚至帝國主義，在最自由、最民主、最資本主義化的幾個國家中死灰復燃的過程，是全體人類由更具智慧變得更具意志，由更加和諧變得更加暴力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有些人一定會越來越多地拿國家來說事，拿社會制度來說事，拿民族和種族來說事，甚至會拿宗教信仰來說事。對此，心明眼亮者固然不少，上當受騙者卻一定更多。其實，無論是社會制度、民族和種族，亦或是宗教信仰，都既可善亦可惡，既可美亦可丑，既可真亦可假，全都不具超時代、超環境、超人群或超文化的充足理由，享其利者固然可以悉聽尊便，受其害者卻也不必作繭自縛。

也正是因為如此，福山那些試圖把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特別是把美國模式資本主義社會，極端化乃至宗教化的說法，大錯而特錯，如痴人夢話，實在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順便說一句：市場依賴主權與所謂“自由”、“民主”的政治主權不過是歷史的同路人。在現在，隨着經濟走向精英、走向世界而政治走民粹、走向國家，兩者的分道揚鑣將是一件不可避免之事。今年年初的台灣普選，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以及年末美國大選之結果，無一不是在為此種趨勢作證。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資本主義信徒還是共產主義信徒，無不同樣認為，社會從奴隸制，經封建制，到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進步。因此，還處於奴隸制的社會應該追趕封建制社會，還處於封建制的社會應該追趕資本主義社會。然而在我看來，如果比較三種社會制度本身，不同的其實只是形式和程度，在本質上、在實質上，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都只能使一部分人幸福，都無法使每個和所有人同等同樣地幸福。依此可以說，雖時間歷經五千年或更長，人類社會不過是在原地踏步，在社會學上其實並無一絲一毫進步。

許多教徒在用餐前要先感恩上帝，儘管擺在餐桌上的一切都是他們勞動所得，許多人對資本主義的尊崇亦同樣如此。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的是：其實，與奴隸主權一樣，與土地主權和國家主權一樣，資本主權本身，自其誕生一直到現在，從未創造過什麼財富，人類從來沒有因資本主權的存在或發展而變得更富裕一點。資本的私人占有、商品生產和自由市場，所組成的不過是一個鼓勵人們相互爭鬥、相互掠奪的社會體系，就如同古羅馬人把斯巴達克與一頭獅子趕入同一個角斗場一樣。

這一觀點，如果用經濟學的語言，亦可這樣來表達：利潤是商品銷售的收益減去生產該商品的全本成本之後所剩餘的那一部分。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如果所生產的全部商品和所提供的全服務的全部成本可以稱為社會總成本，如果為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而支付的全部工資或報酬可以稱為社會總購買力，如果從全部商品或服務中所獲得的全部收益可以稱之為社會總收益，那麼，社會總購買力便只可能少於或等於社會總成本，進而只可能少於或等於社會總收益，而絕不可能多於或大於它們。既然如此，那麼，在整體上，資本主義生產便毫無利潤可言，資本主權本身便不能創造任何財富。在一個封閉的資本主義社會系統中，任何一個個體資本主權所獲得的利潤都必然以其它所有或其它某些資本主權所承受的虧損為代價。所謂社會的進步，所謂資本主義的繁榮，只不過是世界人口成倍增長、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以及各種鈔票越印越多的綜合表現。

資本主義本身不僅在社會學上不是一種進步，不僅在經濟學上沒有創造任何財富，還為人類的存在留下許多隱患。例如：人類生存原本離不開自己食物的那個來源，離不開土地，離不開農業生產，離不開以農產品為基礎的養殖業，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卻偏偏與此背道而馳。據統計，日本95%、美國82%、法國77%、德國74%、俄國73%、中國52%的人皆屬城市人口。這也就是說：世界上至少有近一半的人，雖然賴特定食物為生卻並不從事這些食物的生產。這對極少數人來說，固然是一種成就，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卻更像是一種無奈。長此以往，人均可耕地將越來越少，地球人口總數卻會越來越多；人類社會所創造的剩餘勞動成果會越來越多，對自然災害造成農業和養殖業減產的承受能力卻會越來越差。隨着城市越來越龐大，生活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商品種類會越來越多而其價值卻會越來越虛無縹緲。在這樣一種生活中，所有人被所有人包圍着、分隔着，每個人都為自己在社會中所扮演的那個角色包圍着、分隔着，人生的路會越走越窄，人生的意義也離人越來越遠。這一切都無非是在宣告和印證着資本主義能力之有限和這有限能力之日漸枯竭。

然而，所有這些問題的結症卻也許並不在資本主義本身，不在任何主權自我本身，而在於：在人的一切社會性自我之上，還有一個非人的自我，一切人性的自我的包容能力又最終都包容在這個非人性自我的包容能力之中；一切人性的自我，無論其包容能力大小多少，都不得不以這個非人性自我的包容能力為限、為度，都不能接近，更不能超過非人性自我的包容能力。我們的地球就是這樣一個非人性的自我，太陽和太陽系亦然。

馬爾薩斯人口論偉大之處在其與熱力學第二定律之暗合，而不足之處則在其對該定律之悖逆：從他的人口論中不僅看不到知識與分工合作的力量，更無從導出物對人絕對有限的包容能力，無從導出地球和太陽系這些非人性自我對人口和知識絕對有限的包容能力。我相信，繼續再這樣走下去，早晚有一天人們會親眼看到：當人口接近或達到某個非人性自我對人類的絕對包容能力時，無論知識如何增加，無論社會如何自由民主，都不足以再增加人類的幸福程度，甚至不足以再維持我們在該非人性自我中的存在。

所有這些問題的結症也許同樣不在於地球或宇宙對人類包容能力的絕對有限，而在於作為主流意識的人本主義對節制和減少人口的無知、無能甚至盲目對抗。且看政治民主、人本主義高高在上的歐美諸國，又有哪位最高掌權人不處於本國人口質與量的挾持之中呢？他們未必不清楚人口不和諧增長會給地球這個亞諾方舟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但又有哪個不是“騎虎難下”呢？歐美的社會理念、政治傳統使他們最終不可能做出任何與社會的獸性自我相對抗的事情。毫無疑問，能在十三億人口中實施計劃生育，這是中國政治家對地球生態、對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貢獻，是西方政治家們所不敢想也永遠沒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但凡以此而責難中國者，如果不是糊塗透頂便一定是居心叵測。

縱觀歷史，清清楚楚：人口的那種與知識不和諧的增長，曾一次又一次把一個又一個文明踩在腳下，碾個粉碎。可以斷言：如果在將來出現人類社會的大動亂乃至再一次的世界大戰，那麼，現如今這些在人口數量上增長最快的人群，民族或國家，便無一不是其背後真正的罪魁禍首。

儘管許多政治精英對此心知肚明，但誰又有回天之力呢？人口依然在繼續爆炸，世界依然在向着人類已經反覆經歷過的那類災難性結局飛奔。偶爾我會這樣想：以往那些人毀滅人的大規模戰爭，也許並非完全邪惡，而世界和平也許並非真的那麼神聖。戰爭中雖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卻也許皆屬天意或天道，在於懲戒人性之不足，在於糾正人道之偏頗。問題只是：在下一場世界大戰後，一場世界性核大戰之後，人類是否還能重新開始呢？

人性最不足之處，是把自己獸性自我的存在置之於人性自我的存在之上。人道最偏頗之處，是把人自身的存在置之於大自然的存在之上。

《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說：“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不言而喻：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然而這還只說到了事情的一半，說的還只不過是我們獸性自我的那一半，是普遍適用於一切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的權利。然而不同的是，對一個人來說，我們還各自擁有一個人性自我，進而都要求一份屬於這一自我的權利。莊子《盜跖》篇中說：“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如果其前三情說的是獸性自我的自然權利，最後一情說的則是人性自我的自然權利。以此，我們的前人在兩千三百年前便宣告說：與生存權一樣，充分發展和徹底發揮自己人性自我的能力，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最基本權利。

英國的邊沁所提倡的功利主義，說的只是人的獸性自我，是把獸性自我奉為主人，而把人性自我當作奴隸。時至今日，至少對每個生活在如美國這樣一個功利主義社會中的人來說，在其內心深處，都依然還需要一個林肯。

每個人獸性自我與人性自我之間的平等、自由、和諧與互為，所成就的也許就是馬克思設想的那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儘管，僅僅靠生產力的發展、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尚且不足以使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世界上誰無“志氣欲盈”，卻又有幾個人能夠做到，又為什麼做不到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迄今為止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不同形態的社會，都同樣地建立在人與人的相爭而不是互為的基礎上，都同樣地建立在人對物的占有而不在彼此之自由、平等與和諧的基礎上。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便自由和平等為最初之目的，最終得到的卻既不可能是自由也不可能是平等。恰恰相反的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更富裕必然以更貧窮為因果，獲得尊嚴必然以喪失尊嚴為因果，更自由必然以更不自由為因果，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必然以其他人生價值的失落為因果，有人成為主人必然以有人成為奴隸為因果，任何一群人中的更平等都必然以其他所有人之間的更不平等為因果，甚至每一段世界和平都無不以一次世界大戰為其前因或後果。

顯而易見，在這樣一個人與人相爭、人對物占有的世界裡，能搞資本主義的經濟必然與不能搞資本主義的經濟相互依存，能搞民主的政治必然與不能搞民主的政治相互依存，既然如此，如歐美的這樣一套價值和制度又何以能具有普世的意義呢？中東今日之亂局還不能給民主十字軍鬥士們一點點教訓嗎？

再說，既然自由和平等這些價值觀，都以西歐的基督教文化為其歷史根源，那麼，以“相爭”和“占有”為手段來追求這些價值，豈不是對耶穌博愛精神的背叛？要達到的目的與為達到那目的而採取的手段豈不是自相矛盾？難道可以相信，目的之善竟然能夠為手段之惡辯護？又難道不應質疑，何以手段之惡竟然能夠實現目的之善呢？這不僅是對耶穌博愛精神在西方文化中價值和尊嚴的否定，也同樣是對墨子的兼愛精神在東方文化中價值和尊嚴的否定。既然如此，歐美的這一套價值和制度又如何能具有普世的意義呢？

順便說一句：如果，如福山所說或者如福山引述黑格爾之所說，“人與獸之根本不同就在於，他還渴望得到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尊嚴”，那麼，這個“他”，為何不通過人與人的互為，而為何一定要通過人與人的相爭來獲得這種價值和尊嚴呢？

 “相爭”和“占有”是不同獸性自我之間的基本行為，而“自由、平等、和諧和互為”則是全部人性自我之中的相互關係，是尼采哲學、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根本不同於耶穌之博愛與墨子之兼愛的地方。那前者，是人在成為人之前便早已能夠做到的事情，而這後者，是我們直至今天依然還沒有能夠做到的事情，是人類社會應該也能夠，卻又遠遠還未達到的一種境界。

時至今日，就算人類社會已獲極大進步，但在本質上，與以往數千年中出現過的任何一種社會一樣，依然不過是個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獸性世界，依然不過是個缺乏普世價值的一盤散沙，要達到耶穌所期待於我們的那種“愛人如己”的境界，對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們來說，還有很遠的路要走，要達到墨子所期待於我們的那種“兼相愛，交相利”的境界，對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們來說，還有更遠的路要走，更何況，在那之後，還有人與物之間的兼相愛和交相利，還有“天人合一”的境界，那種“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既然如此，既然這路走了還不到四分之一，那麼，在這之後和在那之前，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何以會又如何能夠輕易地“終結”自己呢？

如韓愈在《原道》一文中所寫：“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既然天並沒有那麼小，既然歷史並不會就此而終結，那麼，合情合理地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便可以休矣!

五．天人合一之未來

時間上的未來，未必一定是未來，也可以是停滯着的現在，甚至可以是在倒退回過去。真正的未來應該與過去和現在都根本不同，應該能夠不再僅僅只允許一部分人幸福，應該能夠允許每個和所有人都同等同樣地幸福，應該使一切勝者不勝而敗者不敗、一切有者不有而無者不無。

如果未來的社會應該與過去和現在都根本不同，那麼，第一條，它應該既可以主動地增加也可以主動地減少人口總數並優化年齡比例，應該可以主動地終止致病基因的遺傳並平衡人種的繁殖，應該能夠通過自己的主動行為使人與己、與人、與眾生、與諸物之間保持平等、自由、和諧、互為。

如果未來的社會應該與過去和現在都根本不同，那麼，第二條，它應該以“既人盡其才亦物盡其用”作為自己行為的最高理想和最終原則，應該能夠通過自己的主動行為使人與己、與人、與眾生、與諸物之間保持平等、自由、和諧、互為。

無論是宗教還是科學，無論是暴力還是和平，無論是土地主權還是資本主權，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無論是自由、平等、人權和幸福還是所有那些與之相反的東西，都可是亦可非，都可行亦可止，一切是非行止皆應以“既人盡其才亦物盡其用”為其準繩和目的。

在柏拉圖看來，“內在和諧”即是道德，“各得其所”方為公正，對個人如此，對社會亦如此。這也就是說：在和諧的社會分工合作中，其實並沒有什麼“自由”或“不自由”，也沒有什麼“平等”或“不平等”，既無需作此一想，更不當踐之於行。試想：四肢與頭腦的關係是否不夠自由或不夠平等呢？再或者，它們彼此之間又是否可以搞點民主呢？

“既人盡其才亦物盡其用”是同一條原則而不是兩條，其前一部分與後一部分不能相互取代或相互對抗。其中的兩個“盡”字，並非是對人的要求，並非是對物的要求，亦非對人與物之間關係的要求，而是對世界和社會之組織至高無上的要求。人類社會應始終以其為基礎，又應永遠以其為目標。

如果未來的社會應該與過去和現在都根本不同，那麼，第三條，它應該把國家和一切社會性自我都作為主人的工具而不是工具的主人，應該既可以主動地創建任何國際、國家或社會性自我，亦可以主動地放棄它們，應該能夠通過自己的主動行為使人與己、與人、與眾生、與諸物之間保持平等、自由、和諧、互為。

如果未來的社會應該與過去和現在都根本不同，那麼，第四條，它應該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使知識的獲取、學習、使用和傳承成為每個和所有人共同的權利和義務，應該能夠通過自己的主動行為使人與己、與人、與眾生、與諸物之間保持平等、自由、和諧、互為。

總而言之，在未來的社會中，人行為的動力不應再來源於“資源分配”上的不同，而應來源於特定工作會給特定的人帶來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

順便說一句：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成就和發揮人性自我上固然可以是功德無量，但在一個以相爭為手段、以占有為目的的社會裡卻不會有什麼用，而只有在人與人、人與物平等、自由、和諧、互為的社會中，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揚其長而避其短。

六．走向未來之大道

人與其它動物之不同，不僅依賴本能，不僅依賴力量，不僅依賴社會，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而得以存在並發展。如果說原始社會主要基於原始人類的本能，如果說奴隸社會主要基於奴隸們的體力，如果說農業和手工業社會主要基於社會的組織，那麼，顯而易見，工業社會，特別是信息社會的發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則主要基於科學家們和應用科學知識的人們的智慧。

作為能力而言，智慧指的是這樣四種共同連接着信息與行為的能力：學習能力、理解能力、籌劃能力和創造能力。只不過，其中任何一種能力都不能單獨被稱之為智慧。也許，只有在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之中，智慧方才是智慧。諸如牛津大學的Nick Bostrom在其曲別針思想實驗中所說的，不過是知與行的分裂，是上述四種能力的不完整或不統一，不過是低維論，其實並無智慧可言。

已然可見的是，在現在之後，在本文上一節中所說的那個未來世界之前，在這兩者之間，會有這樣一個由此而及彼的過渡過程。在那其中，人的生存與發展將會越來越依賴資本本身的智能化、生產本身的智能化、商品本身的智能化、市場本身的智能化、日常生活本身的智能化、醫療和養老本身的智能化、社會管理本身的智能化、司法和法律本身的智能化、國策和國際關係本身的智能化、對災害和戰爭應對措施本身的智能化、教育本身的智能化，甚至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本身的智能化。總而言之：由更依賴人的智慧轉變為更依賴信息、工具和社會系統本身的智能化，或者說，學習能力、理解能力、籌劃能力和創造能力的物化，生物智慧能力之物理化。

所謂智能物化（materialized or physicalized intelligence），其實只是讓人的智慧超越身體的種種生物性限制，通過非生物載體，而得以進一步發揮。作為生物，人在天不如飛鳥，在水不如游魚，論奔跑不如羚羊，論力氣不如熊、象，然而，當人把鳥之飛、魚之游、羊之跑和肢體的力量這類生物能力物化後，世間便再沒有任何生物能與人所駕馭的能力相比了。只不過，以前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只是對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能力的物化，而在智能物化中，物化的則是人腦的能力，是與信息的收集、保存、利用和創造相關的心靈能力。如果說，以前人對自身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能力的超越使人超越了其它生物，而未來的智能物化則應該是一次使人超越自己的革命。

這一大革命，固然可以說是起始於電腦或計算機的誕生，但也可以認為，任何不能同時具備學習、理解、籌劃和創造四種能力的電腦都還不算真正的智能物化，不能將這四種能力同時發揮得完全徹底的都還不算真正的智能物化，不能超越生物智慧的物理智慧都還不算真正的智能物化。由此可見，在境界上，一切試圖模擬人的所謂“智能機器人”，都還遠遠低於試圖超越人生物能力的那種智能物化。

即便是如今這些尚且不具物理智慧的個人計算機，其處理信息的能力，在處理速度和所處理信息的數量上，已可高達人腦的百億倍。顯而易見，在處理涉及整個社會甚至全體人類的大數據時，人腦智慧簡直無法與物化的智能相提並論。因此，如果我們能不再把智能作為一種超自然的東西，作為一種與人腦不可分離的東西，如果我們能不再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那麼，顯而易見，智能物化的時代，更應該是一個應用程序之應用由助手變為主管，走向管理個人，走向管理社會，走向管理全體人類的時代。

所謂“政治”，其實無非是在人群中分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然而，事實便是如此：單純依賴人的生物能力，無論是純粹專制還是純粹民主都不可能實現，更談不上什麼“歷史終結”，因為這兩種純粹都要求個人具有了解和管理所有人的能力，不同的只是，純粹專制只需要一個人具備這種能力，獨一無二，而純粹民主卻要求每個人都具備這種能力，無一例外。這樣一種能力，如果上帝存在，他或許能夠具有，對於任何個體人來說卻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人之根本無能於民主就如同人之根本無能於專制一樣，因此，古今中外的一切社會制度都既非專制亦非民主。迄今為此，在人腦的那點生物性能力的基礎上，我們所成就的只不過是一些混雜着專制與民主的社會。一切民粹主義、精英主義、人本主義或所謂的深層生態學，雖都有些道理，但最終皆會因人生物能力之有限而歸之為虛妄。也許只有通過政治智慧的物化，才有可能使人類同時實現純粹的專制和純粹的民主，實現一切人在政治上的一切最高理想、最完美境界。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在未來，在智能物化在政治領域逐漸深入和展開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必將見證一場又一場能力與權力之間的爭鬥，智慧與意志之間的爭鬥，真理與偏見之間的爭鬥。

美國的約翰·麥克里蘭在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說：“近代國家理論出現的歷史，也是國家完成其‘中立’地位的歷史。”然而這個歷史並未完成，在實現政治物化之前，在社會管理者非人化之前，這個歷史將永遠無法完成。

其實，數據控制和計算決策的智能物化時代，既不是人類統治的時代，也同樣不是人類被統治的時代，而只是一個生物智能與物理智能既自由又平等地進行分工與合作的時代，一個治理得比以往一切時代都更有效的時代，一個社會性自我的行為更理智、更自由也更平等的時代，是一個只有能力之強大卻沒有強者的時代。如果將柏拉圖所著《理想國》一書中所說的“哲學王”和托馬斯·霍布斯所著《利維坦》一書中的所說的“主權者”，由一個人置換為一個將人的全部政治智慧都物化於其中的物理系統，那麼，兩本書中所勾畫出的，也許就是智能物化時代政治理路的一個基本輪廓。

依我看，歐盟若想生存和進一步發展，政治物化是唯一可行之路，否則便只有倒退並最終解體，甚至，這一最終解體未必會是很遙遠之事。

除了Bostrom的那些論著之外，還有許多小說和電影也在紛紛炒作“機器人對人類的統治或對人類存在的威脅”。如果僅僅是為了娛樂大眾，倒也無需大驚小怪，但如果最終使大家都信以為真，便有點不妥。事實上，“統治人類”的願望只可能出自人的自我，甚至不可能出自其它動物的自我，更別說出自無生命物的自我。無生命物固然也有自我，但與人的自我天殊地別，從對人的統治中，物的自我將一無所獲，對任何物來說，統治人都是一件毫無意義之事，自然也就絕不可能發為物的“為我”行為。就算萬一有一天機器會傷害到人類，那也就如同有人切菜會切到自己手指上一樣，這錯在刀還是操刀者自己呢？

同理，既然硬、軟件之完善或不足，對所組成的機器人本身來說毫無價值或意義上的不同，那麼，說機器人會謀求“自我完善”或“自我保護”，會想方設法維護自身的存在，會渴望與人類平等，便純屬昏聵之想、無稽之談。Nick Bostrom和其追隨者們實不必為此而大發杞人憂天之嘆，以免貽笑於大方。

順便說一句：智能物化只能產生更多智慧。無論物化後的智慧如何發達，從中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新的意志，因為我們這個宇宙中的一切意志都來自其起點，來自上帝，在其之後只會越來越少，而不可能再增加一分一毫。這一點也同樣清清楚楚地寫在熱力學第二定律之中。

除了社會管理的智能物化，更重要的，智能物化是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唯一出路。僅僅靠後一代人在數量上的增加來解決前一代人養老的問題，一定是一條死胡同，一定是引鴆止渴。依此而論，中國開放二孩生育未必是長久之策，德國主動大量吸收難民亦非妥善之舉，都是對智能物化的反動。

智能物化還有助於保護環境，有助於減少傳統的市場經濟活動所必需的那些浪費；助於把人從勞動力密集型生產，從簡單、枯燥和重複性的社會和家務性勞動中解脫出來；有助於滿足企業和消費者對商品的個性化要求，從一個新的維度上提高生產和產品對科學技術的包容能力。

通過突破生物智能對物化的感覺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限制，智能物化可以極大地擴展人的認知和行為能力，使我們能知道更多無法直接知道的事情，能夠做到無法直接做到的事情，能夠極大地增加人的創造能力。

智能物化還有助於人們通過教育更好地發展自己的人性自我，也有助於人們通過職業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人性自我，有助於使我們的子子孫孫，每個和所有人，都能獲得自己獨一無二的“因材施教”之路。

說“智能機器和智能工廠會與人爭奪工作位置”者，如果不是對歷史愚昧無知，便一定是對於未來鼠目寸光。

智能物化的過程將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有可能使兩者同時銷聲匿跡。到那時候，隨着作為真正無產階級的機器人隊伍的壯大，社會將轉過身去，朝着馬克思所設想的那種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可以猜測，在這一過程中，無人國企應該會成為智能物化的先鋒和主體。這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來說，不僅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其在未來唯一的可行之路。

最重要的也許是，在智能物化中，作為被管理着的管理者，我們每個人都能享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尊嚴與一種真正徹底的平等。一切陰謀詭計，一切損人利己的行為，都將無助於我們獸性自我的自保或人性自我的發揮。由此，智能物化將有助於使人們由“相爭“轉而“互為”，至少有助於使人們的獸性自我與人性自我彼此更平等也更自由。

如果說“法治優於人治”，那也就等於說：政治物化更優於法治。古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在其《君主論》中間接告訴我們說：在一個以人與人相爭為手段、以人對物的占有為目的的社會中，執掌法律者成就之大小與其道德的高低成反比。然而，在政治物化中，這一定律卻將不再成其為定律。

如果說，社會的一切奧妙，政治的全部力量，盡在包容和組織這倆個詞之中，那麼，最大的包容和最完美的組織，只有通過智能物化才真正可能。

總而言之，在節制生育基礎上的智能物化，不僅是一種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價值，更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價值和政治價值，甚至可能是人類回歸自我、回歸“天人合一”境界的唯一和必由之路，實不容任何人輕視小覷。

七．地獄天堂之抉擇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一切社會性自我，皆非大趨勢，皆不過是些生生死死、循環往復的變化。

時至今日，當少數人依然沉醉於社會特別為他們所提供的那些禽味獸趣中時，當大多數人依然在夢想成為這少數人時，不知不覺地，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巨大循環的往復之前。與以往一切循環往復都不同的是：再往前，等待我們所有人的將不是一個機會而是一個地獄，甚至將是我們最後的終結。

對於這個往復和面對着這個往復的人類來說，一切皆有可能，唯獨恆守自我將不再可能。只有跳出一切社會性自我，只有最終跳出個人或人類這些自我，也跳出物質或大自然的那些非我，向着原本就屬於我們共同的那個家，那個天堂，我們也許才有可能繼續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