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也”是同欧洲人一样的理性民族:一切帮助中国者的错误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的历史，从随意大利马可波罗以后的神父和教会人员来到中国，希望启蒙开化中国人，到上世纪两千年时美国等欧洲大国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今天仍然继续。 从中国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到现代刘晓波，海外民运等，各行各业，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中国进步所作出的种种付出。这些国家和众人几个世纪来的努力，贡献和牺牲，都基于一个少为人知或没有明确表述过的信仰，既，“中国人，与欧洲人甚至日本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中国人得到外界的启蒙和帮助，中国人就会同日本人一样，很快加入到如同今天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普世价值中来，转变自己文化旧的价值观”。 这种对相信中国人的“虽非我族类，其心亦同”的信仰，恰恰是这些国家和个人犯了巨大的历史和现实的错误，导致贻害至今的根基。中国人的信仰恰恰相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论你帮助中国的动机是什么，中国人现在叫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为什么这些善良的国家，个人，包括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会犯这种错误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深刻的认识，不同于肤浅的认识。即使像李约瑟，这样研究中国数年，写下中国科技史的人，仍然发出著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这是可笑的中国书呆子式的问题，它的可笑之处犹如天鹅问蛤蟆，“你为什么不飞呢？” 中国人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文化，代表了一切人类“感性”时期的特征：思维不再发展，停止在满足感觉欲望，中国成为整整一个“感性”民族。中国人不懂，不理解，并且排斥，西方的一切理性下产生的价值观，即使西方人写进联合国宪章也没有用。这就是中国的近二个世纪前的先知们，提出的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天一直失败的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众，缺乏西方式的“思维理性”，这一思想的根基，缺乏认识。 “理性”，的基础是语言。是人类重视自己的语言，以自己的语言带来思想和理性，表达自己，指导自己的行为。中国人对语言的态度正好相反。中国人首先对语言如同儿童学语，视为儿戏。中国人可以“指鹿为马”而视为正常。可以写好在国家宪法，党章里的话，随意说了，而不算数，改掉或而不作，中国人是认为合情合理。语言是区别人类与动物的标志。对语言的表达重视程度，是区别成熟的理性成年人和儿童的标志。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开端时，古希腊人认为选票，只能给予有财产的成年男子的原因，因为只有成熟的男子才具备理性的能力。 中国人的集体，是一个“咿呀学语幼童”，有先知的中国人比喻为“巨婴”。中国人完全靠感觉行事，不论对内对外。要使中国进步到当今的普世价值中，只有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和世界带来的毒害，中国人才能逐步进入到世界的理性的集体中来，然后对中国的一切帮助和努力才可能收到成效。否则，在中国人的“理性时代”到来之前，任何国家，任何个人，对中国的帮助，对中国的一切努力，只会助纣为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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