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也”是同歐洲人一樣的理性民族:一切幫助中國者的錯誤 中國與西方的交流的歷史，從隨意大利馬可波羅以後的神父和教會人員來到中國，希望啟蒙開化中國人，到上世紀兩千年時美國等歐洲大國幫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使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突飛猛進的發展至今天仍然繼續。 從中國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到現代劉曉波，海外民運等，各行各業，無數志士仁人，為了中國進步所作出的種種付出。這些國家和眾人幾個世紀來的努力，貢獻和犧牲，都基於一個少為人知或沒有明確表述過的信仰，既，“中國人，與歐洲人甚至日本人，沒有本質的區別。只要中國人得到外界的啟蒙和幫助，中國人就會同日本人一樣，很快加入到如同今天聯合國公布的世界普世價值中來，轉變自己文化舊的價值觀”。 這種對相信中國人的“雖非我族類，其心亦同”的信仰，恰恰是這些國家和個人犯了巨大的歷史和現實的錯誤，導致貽害至今的根基。中國人的信仰恰恰相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無論你幫助中國的動機是什麼，中國人現在叫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為什麼這些善良的國家，個人，包括中國具有先進思想的人，會犯這種錯誤呢?我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缺乏深刻的認識。深刻的認識，不同於膚淺的認識。即使像李約瑟，這樣研究中國數年，寫下中國科技史的人，仍然發出著名的“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科學?”這是可笑的中國書呆子式的問題，它的可笑之處猶如天鵝問蛤蟆，“你為什麼不飛呢？” 中國人的根本問題，他們的文化，代表了一切人類“感性”時期的特徵：思維不再發展，停止在滿足感覺欲望，中國成為整整一個“感性”民族。中國人不懂，不理解，並且排斥，西方的一切理性下產生的價值觀，即使西方人寫進聯合國憲章也沒有用。這就是中國的近二個世紀前的先知們，提出的要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至今天一直失敗的原因：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大眾，缺乏西方式的“思維理性”，這一思想的根基，缺乏認識。 “理性”，的基礎是語言。是人類重視自己的語言，以自己的語言帶來思想和理性，表達自己，指導自己的行為。中國人對語言的態度正好相反。中國人首先對語言如同兒童學語，視為兒戲。中國人可以“指鹿為馬”而視為正常。可以寫好在國家憲法，黨章里的話，隨意說了，而不算數，改掉或而不作，中國人是認為合情合理。語言是區別人類與動物的標誌。對語言的表達重視程度，是區別成熟的理性成年人和兒童的標誌。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開端時，古希臘人認為選票，只能給予有財產的成年男子的原因，因為只有成熟的男子才具備理性的能力。 中國人的集體，是一個“咿呀學語幼童”，有先知的中國人比喻為“巨嬰”。中國人完全靠感覺行事，不論對內對外。要使中國進步到當今的普世價值中，只有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和世界帶來的毒害，中國人才能逐步進入到世界的理性的集體中來，然後對中國的一切幫助和努力才可能收到成效。否則，在中國人的“理性時代”到來之前，任何國家，任何個人，對中國的幫助，對中國的一切努力，只會助紂為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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