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学家总是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发现终极真理？

在当代世界，一个几乎未经反思的共识正在科学界内部形成：只有科学，才能发现终极真理。

凡是不能被实验验证、数学建模、经验重复的东西，要么被视为“尚未科学化”，要么被直接判为“无意义”。

这种信念本身，却极少接受审视。

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否强大——科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认知工具之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家会把一种工具，当作通往终极真理的唯一道路？

答案并不来自科学本身，而来自科学所处的认识论、历史心理和制度结构。

一、科学的巨大成功，制造了一种“认知错觉”

科学之所以让人产生“它无所不能”的印象，首先源于它在相对世界中的压倒性成功。

科学预测了行星运动

科学解释了电磁、化学、遗传

科学改变了生产、战争、医疗、通信

这种成功不断强化一个直觉性结论：

既然科学能解释这么多，那它最终也一定能解释一切。

但这是一个逻辑跳跃。

科学成功的前提始终是：

可测量

可重复

可量化

可置于时空框架之中

也就是说，科学只在它所允许的边界内成功。

它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它没有边界。

正如望远镜能看到星系，并不意味着它能看到“看见本身”。

二、科学家往往忽略一个事实：科学本身不是科学发现的

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事实是：

科学并不是由科学方法本身发现的。

科学的前提——

世界是可理解的

规律是稳定的

数学可以描述自然

经验具有普遍性

这些全部不是科学结论，而是前科学信念。

它们来自：

哲学（古希腊的理性传统）

神学（世界有秩序的信念）

形而上学（存在具有结构）

换句话说：

科学是在一个它无法证明、却必须预设的框架中运行的。

当科学家宣称“只有科学能发现终极真理”时，他们实际上在使用一个非科学的信念来否定一切非科学的认知方式。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遮蔽。

三、把“方法的有效性”误认为“存在的完整性”

科学的核心优势在于：方法论的可控性。

我们知道怎样做实验

我们知道怎样验证

我们知道怎样纠错

但科学家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是：

把方法的可靠性，等同为对存在的穷尽。

这就像一个人因为显微镜极其精确，便断言：

“凡是不能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科学方法筛选了对象，却被误当成了存在本身的筛选器。

于是：

意义 → 被视为主观

整体 → 被拆解为部分

条件 → 被误当成结果

背景 → 被当作“尚未发现的对象”

而终极真理，恰恰不可能是一个“对象”。

四、科学无法面对“条件本身”的问题

科学最擅长回答的是：

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什么结果？

但它无法回答：

这些条件为什么存在？

条件本身从何而来？

为什么有“可被描述的世界”？

例如：

科学可以研究时间，却无法解释“为何有时间”

科学可以研究规律，却无法解释“为何有规律”

科学可以研究生命，却无法解释“生命为何必须作为整体出现”

一旦触及这些问题，科学要么沉默，要么转而使用哲学语言，却不再承认它正在越界。

这正是 Instancology 所指出的根本断裂：

终极真理不在现实之中，而是现实得以成立的条件。

五、制度与文化因素：科学被迫扮演“终极裁判”

还有一个现实但很少被明说的原因：

现代社会需要一个“唯一合法的真理生产机制”。

政策依赖科学

教育依赖科学

技术依赖科学

权威依赖科学

在这种结构下，如果承认：

“科学不是通向终极真理的唯一道路”

那么：

谁来定义真理？

谁来划定边界？

谁来承担不确定性？

于是，科学被推上一个它并未自愿承担的位置——

终极裁判者。

这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社会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六、结语：科学不是终极真理的敌人，而是它的边界标记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科学是否有价值？

而是：

科学是否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

当科学家坚持“只有科学才能发现终极真理”时，他们并没有在捍卫科学，

而是在把科学变成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信条。

终极真理，不是更多实验的结果，

而是实验、规律、世界得以成立的前提本身。

科学走得越远，越应该意识到：

它的极限，不是失败，

而是指向更高层次真理的路标。

——在那里，科学应当停下，

而思想，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