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嘆息”

回看自己的某篇博客拙文，其中記述了“情竇初開”的小初中生，對英語老師“虞美人兒”一份朦朧的情感：

“應該說35年？還是45年？我一時都想不清了。藉此小文，理理頭緒吧。

 我初中的英文老師虞老師，是班上40多個男生中（我上的是男校）不少人心目中的“美人兒”。 回頭想想，19-20歲的她，似乎不算典型的“美眉”—文靜的她，總是一身整潔的學生藍，短髮，白皙的（有些微胖）的臉上帶着些靦腆，好看的眉眼間又似乎時有思慮，甚至是淡淡的幽傷。據説，她專心向學，成績突出，才在中專一畢業就被破格分來我們這個重點中學任教的。我們那時剛剛進入青春期，頗有些情竇初開的意味。對於所有課程中唯一的年輕女老師，不說別人，我（現在）坦誠地說，感覺上說有點“那個”。換了當時 （1965-1966），有點“那個”的感覺是打死也不能講的。

可能是爲了表達自己異樣的心情吧，我和同座的同學有一次在她的課上，在座位旁的走道上安放了一枚尖頭向上的圖釘，然後故意裝作舉手提問，引她過來踩。她過來了，微笑着，耐心地回答了我們的問題。等她走囘到講台上，那枚圖釘不見了。後來她皺了皺眉，說了聲“對不起。”就走出教室門，到樓道里去了。我伸脖從窗戶那兒偷窺了一下，看到她一手扶牆，彎曲了一條腿，另一手去拔擡高了的塑料鞋底上的圖釘。她很快就轉囘了教室，若無其事地接着講課，絲毫沒有抱怨誰的意思，弄得我和同位的小哥們兒挺內疚的。”

2011年秋，在北京探親訪友時，某日忽然接到一個意外的來電，是“弄得我和同位的小哥們兒挺內疚的”一句中所說的那位“同位的小哥們兒”打來的。當然，小哥們兒和我同年，也是近花甲之年了。由於文革“派性”的莫名其妙的原因，我們在此電話傾談之前的最後一次獨自坦然的對話，竟然要追溯到1966年，文革爆發之前了。四十六年過去，彈指一揮。

從電話中得知，他目前擁有自己的建築公司，是大老闆—2008北京奧運的鳥巢工程，便有他的專長“膜結構”的組成部分。1969年，他因“革干（亦屬“高幹”）”父母中一方的所謂“家庭歷史問題”而被懲罰性地分配到雲南水力兵團，吃了不少苦。後來他憑着自學而成為工農兵學員，到四川某學院去讀土木工程—今天的驕人成就，與當年懵懵懂懂碰上的專業，還是息息相關的。

他說，很想和我“敘敘舊”。於是我們又各自約了幾位自己保持着聯絡的人, 在某餐廳聚會。（滑稽的，也是必然的，他40多年來保持着聯絡的人，是我一直沒有碰到過的；反之亦然—我們仍然被動地保持着派性的壁壘，在此次“破冰”之酒宴之前。）

開車載我去赴宴的，自然是我們（當年）“東方紅”派的戰友，一路上他不斷要與（當年）“老兵”派的宴會組織人用手機聯絡，原因是北京的基建多年來從來沒有停止過，這30多年不曾離開過本市的“老北京”，也經常摸不着北。這種情況讓我這個離京30年的人，心理上稍感一絲平衡。

長話短說，宴會上大家盡情地敘舊，談的不是65年乍入學的往事，便是69年分配後至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開文革派性讓我們建立敵意的那段可悲亦可笑的回憶。

曾經因派性對我動過粗的“小金”，現在以空軍副師級而退休，張口閉口“老幹部”合唱團近來又排練了那些節目，或是自己在“老幹部”圍棋邀請賽中，獲得了何種名次。我當然都禮貌性地附和，心裡還總想着當年他給過我的那狠狠的一巴掌。不過，一位美籍華裔工程師，若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師長（退休）追究當時的責任，似乎有點那個，何況人家擺了一桌子豐盛的美酒佳餚，分明是“只敘友情，不談（當年）政治”的，於是，我決意不再去想那些小小的不愉快。

宴席將散，一位目前在“紀檢”單位任高官的同學（當年的副班長）突然提到了“虞美人兒”：他說，在2005年到東城某醫院就醫時，碰到當年男五中教初一數學的蔡老師（“虞美人兒”在文革中期嫁給了這位蔡老師），當時蔡老師的妻子，也就是我們的初一英語老師，因腦溢血住院了。我急切地問道：後來呢？紀檢高官老王（當時的綽號“冬瓜”）回答說：後來就沒有再碰到蔡老師或虞老師了。這讓我忽然感到莫名的惆悵與內疚。

緣何？請看摘引同一博文的另外一些段落：

“後來，我們被分配了，天南海北。再後來，時光流轉，我考入了大學，畢業後留學，工作。有機會回到中學母校探望，已是65年入學後又經過35年了。北京有了劇變，母校也有了劇變。我甚至被警衛攔在校門外，不能輕易入內，當年好像沒有這麽多的麻煩。我只好自報家門，聲稱是幾十年前的老畢業生，看母校來了。被送入“校友聯誼會”的辦公室後，我一股腦地報出了記得的所有當年老師的名字。有人退了，有人轉校了，有人故去了，唯一還能一見的，竟然是教英語的虞老師！

見面之下，我試問一句，“虞老師，您記得我嗎？” 心想，幾十年來，她換了一撥又一撥的學生，這豈不是瞎問嗎？讓我震動的，是她脫口說出了我的名字。35年呀，人間滄桑。她衰老了許多，變化得讓人心痛，連聲音都諳啞了。哪裡還能尋覓到當年讓人怦然心動的身影。她說，再過幾個月，她也要退休了。我不知趕在她退休前見上一面，是值得慶幸，還是一個失策之擧？我心目中楚楚動人的，略帶嬌羞的虞老師可能會永遠的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果走在馬路上碰到也絕對認不出來的老嫗。35年是段不短的時光，但是，她真的應該變得讓人一點也認不出來嗎？我甚至因爲失望，竟對她生有一絲怨懟∶爲什麽這麽無情地奪走了我心中美好的夢？她帶我參觀了母校。對於眼前設施豪華的校舍，我心不在焉。在操場上，四下無人，她突然問我當年對老師是不是有點“那個”。 我猶豫再三，竟沒有承認。看著她先是鼓勵和略含期待，後來又似乎有些失望的目光，我很後悔來母校見她。教訓啊，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是不應該冒然來見故人的，特別是曾經抱有美好情思和回憶的人。

從那一別之後，又是10年了。虞老師，您還好嗎？

（補記∶我曾這樣自問∶35年後與她重逢，假若她紅顔未老，我會不承認對老師的“那個”嗎？無疑，我會搶着點頭承認的。兩種反應對比下，我只能說我看到了自己低下，或曰卑劣的一面。可是，若當時違心地去做出讓人高興的反應，我又沒有那個本事。應該如何看待這段人生中的小小插曲呢？）”

【以上拙文寫於2010年 至 2011年間】

眼下，虞老師竟然患了腦溢血，自2000年的那次邂逅，她可謂生死未知。早知如此，我為什麼不能當面痛痛快快地向她坦承那份“情竇初開“的朦朧愛意？13歲小男生，喜歡一位文靜靦腆的19歲的英語老師，不是很詩意嗎？以今天的標準看來，也並沒有什麼邪惡可言，對嗎？

我刻骨銘心地感到，什麼叫做“悔之晚矣”。請允許我在這裡真心地說一句：虞老師，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