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叹息” 回看自己的某篇博客拙文，其中记述了“情窦初开”的小初中生，对英语老师“虞美人儿”一份朦胧的情感： “应该说35年？还是45年？我一时都想不清了。借此小文，理理头绪吧。 我初中的英文老师虞老师，是班上40多个男生中（我上的是男校）不少人心目中的“美人儿”。 回头想想，19-20岁的她，似乎不算典型的“美眉”—文静的她，总是一身整洁的学生蓝，短发，白皙的（有些微胖）的脸上带着些腼腆，好看的眉眼间又似乎时有思虑，甚至是淡淡的幽伤。据説，她专心向学，成绩突出，才在中专一毕业就被破格分来我们这个重点中学任教的。我们那时刚刚进入青春期，颇有些情窦初开的意味。对於所有课程中唯一的年轻女老师，不说别人，我（现在）坦诚地说，感觉上说有点“那个”。换了当时 （1965-1966），有点“那个”的感觉是打死也不能讲的。 可能是爲了表达自己异样的心情吧，我和同座的同学有一次在她的课上，在座位旁的走道上安放了一枚尖头向上的图钉，然後故意装作举手提问，引她过来踩。她过来了，微笑着，耐心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等她走囘到讲台上，那枚图钉不见了。後来她皱了皱眉，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出教室门，到楼道里去了。我伸脖从窗户那儿偷窥了一下，看到她一手扶墙，弯曲了一条腿，另一手去拔擡高了的塑料鞋底上的图钉。她很快就转囘了教室，若无其事地接着讲课，丝毫没有抱怨谁的意思，弄得我和同位的小哥们儿挺内疚的。” 2011年秋，在北京探亲访友时，某日忽然接到一个意外的来电，是“弄得我和同位的小哥们儿挺内疚的”一句中所说的那位“同位的小哥们儿”打来的。当然，小哥们儿和我同年，也是近花甲之年了。由于文革“派性”的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们在此电话倾谈之前的最后一次独自坦然的对话，竟然要追溯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了。四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 从电话中得知，他目前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是大老板—2008北京奥运的鸟巢工程，便有他的专长“膜结构”的组成部分。1969年，他因“革干（亦屬“高干”）”父母中一方的所谓“家庭历史问题”而被惩罚性地分配到云南水力兵团，吃了不少苦。后来他凭着自学而成为工农兵学员，到四川某学院去读土木工程—今天的骄人成就，与当年懵懵懂懂碰上的专业，还是息息相关的。 他说，很想和我“叙叙旧”。于是我们又各自约了几位自己保持着联络的人, 在某餐厅聚会。（滑稽的，也是必然的，他40多年来保持着联络的人，是我一直没有碰到过的；反之亦然—我们仍然被动地保持着派性的壁垒，在此次“破冰”之酒宴之前。） 开车载我去赴宴的，自然是我们（当年）“东方红”派的战友，一路上他不断要与（当年）“老兵”派的宴会组织人用手机联络，原因是北京的基建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这30多年不曾离开过本市的“老北京”，也经常摸不着北。这种情况让我这个离京30年的人，心理上稍感一丝平衡。 长话短说，宴会上大家尽情地叙旧，谈的不是65年乍入学的往事，便是69年分配后至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文革派性让我们建立敌意的那段可悲亦可笑的回忆。 曾经因派性对我动过粗的“小金”，现在以空军副师级而退休，张口闭口“老干部”合唱团近来又排练了那些节目，或是自己在“老干部”围棋邀请赛中，获得了何种名次。我当然都礼貌性地附和，心里还总想着当年他给过我的那狠狠的一巴掌。不过，一位美籍华裔工程师，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师长（退休）追究当时的责任，似乎有点那个，何况人家摆了一桌子丰盛的美酒佳肴，分明是“只叙友情，不谈（当年）政治”的，于是，我决意不再去想那些小小的不愉快。 宴席将散，一位目前在“纪检”单位任高官的同学（当年的副班长）突然提到了“虞美人儿”：他说，在2005年到东城某医院就医时，碰到当年男五中教初一数学的蔡老师（“虞美人儿”在文革中期嫁给了这位蔡老师），当时蔡老师的妻子，也就是我们的初一英语老师，因脑溢血住院了。我急切地问道：后来呢？纪检高官老王（当时的绰号“冬瓜”）回答说：后来就没有再碰到蔡老师或虞老师了。这让我忽然感到莫名的惆怅与内疚。 缘何？请看摘引同一博文的另外一些段落： “後来，我们被分配了，天南海北。再後来，时光流转，我考入了大学，毕业後留学，工作。有机会回到中学母校探望，已是65年入学後又经过35年了。北京有了剧变，母校也有了剧变。我甚至被警卫拦在校门外，不能轻易入内，当年好像没有这麽多的麻烦。我只好自报家门，声称是几十年前的老毕业生，看母校来了。被送入“校友联谊会”的办公室後，我一股脑地报出了记得的所有当年老师的名字。有人退了，有人转校了，有人故去了，唯一还能一见的，竟然是教英语的虞老师！ 见面之下，我试问一句，“虞老师，您记得我吗？” 心想，几十年来，她换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这岂不是瞎问吗？让我震动的，是她脱口说出了我的名字。35年呀，人间沧桑。她衰老了许多，变化得让人心痛，连声音都谙哑了。哪里还能寻觅到当年让人怦然心动的身影。她说，再过几个月，她也要退休了。我不知赶在她退休前见上一面，是值得庆幸，还是一个失策之擧？我心目中楚楚动人的，略带娇羞的虞老师可能会永远的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如果走在马路上碰到也绝对认不出来的老妪。35年是段不短的时光，但是，她真的应该变得让人一点也认不出来吗？我甚至因爲失望，竟对她生有一丝怨怼∶爲什麽这麽无情地夺走了我心中美好的梦？她带我参观了母校。对於眼前设施豪华的校舍，我心不在焉。在操场上，四下无人，她突然问我当年对老师是不是有点“那个”。 我犹豫再三，竟没有承认。看著她先是鼓励和略含期待，後来又似乎有些失望的目光，我很後悔来母校见她。教训啊，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是不应该冒然来见故人的，特别是曾经抱有美好情思和回忆的人。 从那一别之後，又是10年了。虞老师，您还好吗？ （补记∶我曾这样自问∶35年後与她重逢，假若她红顔未老，我会不承认对老师的“那个”吗？无疑，我会抢着点头承认的。两种反应对比下，我只能说我看到了自己低下，或曰卑劣的一面。可是，若当时违心地去做出让人高兴的反应，我又没有那个本事。应该如何看待这段人生中的小小插曲呢？）” 【以上拙文写于2010年 至 2011年间】 眼下，虞老师竟然患了脑溢血，自2000年的那次邂逅，她可谓生死未知。早知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当面痛痛快快地向她坦承那份“情窦初开“的朦胧爱意？13岁小男生，喜欢一位文静腼腆的19岁的英语老师，不是很诗意吗？以今天的标准看来，也并没有什么邪恶可言，对吗？ 我刻骨铭心地感到，什么叫做“悔之晚矣”。请允许我在这里真心地说一句：虞老师，我爱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