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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路新：西方為何懼怕中國？ |
| | 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始於1971年，堪稱當今世界最大規模的海上軍事演習。
今年的演習是第23次，從6月29日開始，到8月3日結束，為期5周。參加者包括22個國家，42艘水面戰艦、6艘潛艇、200餘架飛機和2.5萬名軍人。首次參與的有俄羅斯、印度、墨西哥、菲律賓、新西蘭、挪威、英國和湯加等八個國家。
令人注目的是，美國沒有邀請中國。在這一地區，沒有獲邀的三個國家是中國、北韓和巴西。
多年前，這一軍演開始時，每年一次，主要針對當時的蘇聯在太平洋地區的活動，以及中國與台灣可能出現的台海危機。蘇聯解體後，台海關係也出現緩和，軍演改為每兩年一次。
早在2010年，美國就明確指出，近年來，這一系列演習的目的就是針對亞太地區新崛起的軍事力量，包括中國。今年的這次演習所針對的目標就更加明確，其遏制中國的意圖也更加明顯。特別是，不斷升溫的南海衝突，可能出現的北韓問題，都在軍演的視線以內。
面對明顯的遏制中國的意圖，中國軍方公開地說，“不值得大驚小怪”。實際上，這一次，對於極好面子的中國人來說，顏面盡失，心裡窩着一把火，只是故作鎮靜而已。
即將接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習近平，近日也一再表示，中國會和平崛起，不會對這個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構成威脅。
可是，美國有個華裔精英組織“百人會”，最近公布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美國，80%以上的商業和輿論菁英認為，中國在軍事上的不斷強大，對美國構成一種潛在的嚴重的威脅。同時，半數以上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不能相信”或“根本不能相信”的。
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的演習為什麼要針對中國呢？西方國家為何懼怕中國呢？
中國可怕在那裡呢？我們可以簡單地列出幾個原因。
黑箱作業的集權體制
中國是個集權國家，或者說，是個“沒有獨裁者的獨裁國家”。在政策制定方面，既無民主程序，又不透明。很多的時候，很多的情況下，都是黑箱作業，讓外界猜不透。這種捉摸不定的神秘感，更增加了外界的擔憂。
和幾十年前相比，現在的中國還是有進步的。從“新中國”建立，到1976年，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毛去世後，經過一個短暫的華國鋒時期，然後，鄧小平接班，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是鄧小平一人說了算。
現在的中國，有所變化。不再是一人獨裁，一人說了算，而是幾個人獨裁，幾個人說了算。所謂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仍是橡皮圖章，不起任何作用。
舉例來說，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時，中國政府及早出手，投入4萬億元，刺激經濟，從而避免了可能的經濟震盪。
面對同樣的金融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提出了一攬子計劃，試圖刺激經濟。可是，在費了很多周折，大刀闊斧調整以後，才勉強獲得通過，還只是一個很溫和的方案。
集權有集權的好處。最大的好處就是，集權政府的辦事效率高，面對危機的時候，更是如此。譬如，在地震、水災這樣的自然災害面前，集權政府常常表現出高效的組織和辦事能力。
這些年，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增長。在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各種危機不斷之際，中國的經濟實力令世人矚目。更令人矚目的，是中國領導人所擁有的權力，特別是他們在制定政策時的自主性，讓西方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羨慕不已。
民主制度下的決策程序，保證了權力的相互監督和制約，避免了濫用權力，可是，往往議而不決，拖延時日，降低效率。
印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早幾年，經濟發展漸上軌道，以致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說：“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經崛起”。可是，低效的政治領導，漫長的決策過程，很多良機錯失，以致經濟發展遲緩，貧富懸殊加劇。
整個二十世紀，人類都在試驗的是，獨裁還是民主，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以“十月革命”開始的社會主義試驗，到1991年，以蘇聯的解體告終，冷戰也告結束。目前的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寥若晨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較量，結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同 時進行的，還有獨裁與民主的試驗。從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澤東，從西方，到東方，從“十月革命”到“茉莉花革命”，人們逐漸發現，民主，不管是哪種形式 的民主，相對來說，是一個較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就連官方的學者、胡錦濤總書記的“文膽”俞可平也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
一個簡單的，為歷史反覆證明的事實是：一個人（獨裁者）發昏或者發瘋的情況是常見的（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幾個人發昏的情況也時常會有（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幾百個人（國會議員），甚至一個社會同時發昏的情況，就不多見了。這就是民主的長處。
在民主國家，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說了算，而是一幫人說了算。因為新聞是自由的，所以，政治是透明的，政治決策的過程也是透明的，公開的，時時受到監督的。民主制度下，整個社會，通過自由的新聞媒體，通過自己的議會代表，從某種程度上說，均參與了政策的制定過程。
在中國，只是一個人或幾個人說了算，不是一幫人說了算。再加上沒有新聞自由，政治決策是黑箱作業，沒有任何的透明度，沒有任何的監督，那麼，這一個人，或幾個人，會不會發昏，就讓人覺得可怕了。
打着愛國旗號的極端民族主義
中國的可怕之處還在於，那些經常發作的、打着愛國旗號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
中國人很重感情，情感豐富，有時，又非常地情緒化。在中國這個地方，有史以來，產生的詩人和詩歌作品，比任何地方都多。“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作品。從那以後，無論是朋友離別，官場失意，還是塞外戍邊，都要有詩詞唱和。即使是白話文學作品，故事發展到高潮，也要“有詩為證”。
因一時衝動，做出可笑的事情，或改變歷史進程的事情，都不鮮見。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只為博得褒姒一笑。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只為愛妾陳圓圓。毛澤東的詩人氣質，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更使得幾億中國人神鬼顛倒，幾近癲狂，像是中了邪教的魔咒一般。
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義和團”。這個屬於‘白蓮教’的民間秘密組織，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活躍在山東、河北一帶，初時，反對滿族統治，打出的口號是“反清復明”。鴉片戰爭後，國勢衰落，打出的口號是“反清滅洋”，後為清政府招安，利用，口號改為‘扶清滅洋’。他們設立神壇，請神畫符，認為自己‘刀槍不入’。
清政府對於“義和團”的態度，也是幾經改變。開始時，認為他們是亂民，以‘剿’為主，後來，發現可以用來對抗橫行霸道的西方列強，改為“撫”，再後來，引來“八國聯軍”入京，發現這些亂民實在是不可利用，政策也就變為“棄”。
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裡，“義和團 ”使整個中國北方大亂，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也成了壓垮大清江山的最後一根稻草。
“義和團”運動很好地說明，政府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往往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問題是，這種情緒，有時會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有時又會出現失控狀態，出現極端的瘋狂的民族主義行為，反而會成為政府的負擔，甚至對政府構成威脅。
歷史上，這種情緒失控，導致社會動亂的情況屢見不鮮。“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些瘋狂的“紅小鬼”們，為了一種虛幻的理想，為了一種飄渺的夢境，在領導人的唆使下，表現出的那種狂熱情緒，那種顛覆行為，外人看來，不可思議。如果放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難明白。
這 些瘋狂的‘紅衛兵’，不僅打翻了毛所謂的“北京閻羅殿”，也鬧的全中國烏煙瘴氣。在眼看就要失控的情況下，毛澤東採取及時行動，把這些‘小將們’哄到農村 那個‘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因為第一，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毛不再需要這一工具了；第二；若讓他們留在城市， 繼續鬧下去，後果會不堪設想。
現在的中國政府，對於民族主義，也是既愛又恨，既想利用，又心存疑慮。在許多的問題上，如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新疆西藏問題，中美關係，等等，中國政府有時也很想利用一下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總是慎之又慎。因為，他們又擔心，一旦這種情緒爆發起來，會形成沖天大火，不僅難以撲滅，甚至可能將自己吞沒。
“百 人會”的研究還發現，在當下中國，將近60%的普通民眾認為，中國將在20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可是，在中國的精英階層，對這同一問題，卻不 這麼樂觀，認為中國會在20年內超越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不到30%。由此可見，在中國，對這同一個問題，普通大眾與精英階層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
為 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宣傳。這些年，因為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改善，政府的宣傳一方面拔高取得的成就，同時，又掩蓋經濟發展帶來的 各種問題。多數的普通大眾，信息不靈，真相不明，慢慢有一種身處“天朝”的感覺。個別的人，似乎又找回了從前的那種“中央帝國”的“尊嚴”。
他們認為，中國已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很快地，中國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老大。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地被西方列強欺負，受盡了凌辱，現在，我們揚眉吐氣的一天終於來了。
政府的宣傳，在精英階層和普通大眾中產生不同的反應，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中國沒有不同的聲音，沒有西方社會裡的中產階級，更沒有思想獨立的學術界。
沒 有不同的聲音，如前所述，因為中國是一個集權的政府。中產階級則是一個社會的脊梁。他們收入穩定，觀念保守，思想理性，操守穩健，在各個方面，都對社會發 展貢獻良多。沒有獨立的學術界，導致許多的問題， 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還是國際的，沒有理性的思想獨立的分析。
這些年，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自《中國可以說不》出版以來，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潮，打着愛國的旗號，打着歷史傳承的旗號，暗潮湧動，隨時可能爆發。
這就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天朝”的感覺讓我們覺得，自己已經了不得了，快要像“義和團”一樣刀槍不入了。不僅過高地評價取得的成就，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也會出現偏激行為，會認為，在被欺壓了一百多年後，我們報仇雪恨的一天終於來了。
同樣是落後挨打，中國和日本的反應是不同的。日本從1853年江戶灣的“黑船事件”開始，面對西方列強，選擇的是對外開放，學習西方，使自己變得強大。今日，神奈川縣還有紀念黑船事件的“黑船祭”，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書寫的“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培理上陸紀念碑”。
中 國則不同。一百多年來，中國政府從不把落後挨打歸咎於自己的無能，歸咎於政府的領導不力。而是一味地引導普通大眾去恨那些比我們強大的西方列強。實際上， 我們老百姓能有何作為呢？一切都是政府幹的：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強大是政府有為，落後挨打是政府無能。
適者生存，是自然規律。面對西方列強，中國政府所應做的，是檢討自己的無能，帶領中國人們，學習他們，發憤圖強，超過他們，一味地要老百姓去恨那些比我們強大的人，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可是，政府的這種作為，可以將老百姓的不滿引向外界，對於自己的統治，還是有作用的。問題是，會不會再出現類似於“義和團”那樣的事件呢？
這也是中國可怕的地方之一。歷史證明，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極端瘋狂的民族主義，最後所傷害的，不一定就是原來的目標。
一闊臉就變的民族特性
中國人是一闊臉就變的。
劉邦建立漢朝，當了皇帝后。一次，在朝上，對自己的父親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你說我不如老二，今天看看我的產業，跟老二比誰的多？）
毛澤東住在延安窯洞時，是他事業的轉折點，也是最低潮。常和文人雅士談古論今，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和黃炎培探討中國社會的‘周期律’問題，和梁漱溟探討整合各種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共合作問題。毛的謙虛好學，不恥下問，為許多人稱讚。建國後，很快地，就變了。到了1953年，甚至公開地羞辱梁漱溟了，公開聲明自己沒有梁所要的那麼一點點“雅量”了。
皇帝如此，政客如此，普通人也一樣，一闊臉就變。
我的朋友的朋友，做房地產的，聽說很有錢。一次，來墨爾本，我受朋友之託，接待這位富人，在唐人街請吃飯。剛一坐定，這位富人就掏出煙來，要抽，我馬上制止，說，‘不行的。在澳大利亞，所有的建築物里，都不可以抽煙’。富人不解，問，‘抽了又怎樣？’
我只知不能抽，卻不清楚，抽了會怎樣，於是，隨意說道，‘罰款兩百’。
誰知，對方信以為真，‘兩百就兩百’。掏出打火機，還是要抽。
我很肯定地說，‘你如果堅持要抽，我就走了，不請客了’。於是，對方才怏怏作罷。
這頓飯，吃的氣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說，這位富人，十多年前，窮的連條褲子都買不起的。
這幾年，中國人富了，開始旅遊世界。在很多地方，中國遊客的形象，實在不敢恭維。參觀時大聲喧譁，吃自助餐貪得無厭，走在街上目中無人，花起錢來更是很招搖，很揮霍。從他們揮金如土的行為，你絕對看不出，十幾年前，他可能是‘連褲子都買不起的’窮小子呢？
北韓是我們的鄰居，盟友。從前，我們說兩國是“血肉凝成的”“唇齒相依”的友誼。現在不這麼說了，可是，每年中國給他們提供大量的無償援助 – 從石油到糧食 -- 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在北韓人心目中，中國人是個什麼形象呢？
前 英國駐北韓大使,John Everard, 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名為Only Beautiful, Please. 作者在美國的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講，推銷這本書時，特別提到, 北韓人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國人。在他們看來，中國人不如俄國人，德國人，甚至他們的頭號敵人美國人。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傲慢，自大，目中無人。
留意一下中國的媒體，就會發現，這種“一闊臉就變”的事例，比比皆是。官場裡，更是如此，一闊臉就變，人走茶就涼，更加普遍，相信很多的人身有體會。
自己也不知要去哪裡
經濟發展了，軍事強大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中國要去哪裡呢？中國人自己也不知道。
去年以來，澳大利亞加強了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允許美國軍隊駐紮達爾文，引起中國方面強烈不滿。中國的官方和學界，正式或非正式地，數次警告澳大利亞，必須在美中之間做出選擇，不可以“腳踩兩隻船”。
實際上，這些年，澳洲的政界、學界、甚至整個社會，都在思考並爭論這個問題。那就是，隨着中國的日益強大，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澳大利亞該怎樣選擇，如何踩好這個蹺蹺板？
就這個問題，澳洲一位著名的專欄作家說，跟着美國，你知道要去哪裡。美國人不進行殖民地拓展，卻不遺餘力地推廣自己的價值觀念，比如民主，比如人權。為此，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以戰爭作手段。可是，跟着中國，你不知道要去哪裡，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回過頭去，看看過去幾十年，我們走過的路，確實如此。
一 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時，我們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到了1979年，搞改革開放，我們發現，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到了1989年，社會主 義陣營一片混亂，蘇聯面臨解體，我們說，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我們又高興地發現，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自1949年以來，我們走過的路，曲曲折折；實行的政策，朝令夕改；中國這個巨人的身影，總是搖搖晃晃的。
不僅如此，我們還總是虛晃一槍。明明實行的是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甚至比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還殘酷，卻硬要說是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種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變化無常的政策，連我們自己的老百姓都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如果你做了世界的霸主，讓別人如何跟從呢？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讓他們覺得中國可怕。
首先，中國有龐大的人口，讓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像對待一件明清時期的舊瓷器一樣”。
中國的十幾億人口，一旦有個風吹草動，那四處逃命的難民，比蝗蟲要可怕的多。到那時候，全世界就會出現小說《黃禍》中描述的景象。
其 次，美國人不會輕易退出歷史的舞台，讓出霸主的地位。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的懷特教授，極力主張，隨着中國的崛起，堪培拉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應該越來越靠 近北京。可是，這位教授在美國做研究時發現，無論是學界精英，還是街頭民眾，對於中國的崛起，大多是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不值得考慮。。
還 有，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對方是自己潛在的敵手，而且，衝突不可避免。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認識，就會出現兩個方面的問題。第 一，對方的一些言語和行動，即使沒有任何的敵意，也可能會被解讀為敵對行為；第二，既然認為對方是自己潛在的對手，就會為可能出現的衝突做各種準備，包括 軍事上的準備。
與此同時，另外一方會認為，對方的準備是針對自己的。軍備競賽就是這樣產生的。進一步，雙方會發生劍拔弩張的情況，，甚至可能出現差槍走火的情況。
歷 史的經驗值得借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德國在歐洲的實力不斷增長，隨之，便在一切場合積極主動地尋求取代英國的利益。很快地， 歐洲分為兩大陣營，並開始激烈的軍備競賽。這種情況下，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演變為大規模的衝突。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遭暗殺，只是引起燎原大火的 那根火柴而已。
類似的情景正在東亞地區出現。這些年，因為“反恐”，因為阿富汗和伊拉克問題，美國陷入中東，難以自拔。無形之中，其對亞太地區的注意，有所轉移，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也有所削弱。可以說，“9.11事件”引發的“反恐”，給中國提供了十幾年寶貴的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隨 着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中國的軍備開支不斷增加，軍事實力不斷提高。對於許多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地區性問題，中國要求有更大的發言權，態度也比以前強 硬。台海兩岸關係的緩和，更讓中國增加了底氣。許多以前在視野之內卻無力解決的問題，現在開始成為熱點，例如，南海問題，東海特別是釣魚島問題。這些熱點 問題，隨時可能導致局部性的地區衝突。
恰在此時，美國開始高調重返西太平洋地區，加強與其亞太盟友的關係，重新部署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中美之間的關係就會日趨複雜和微妙。
澳 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中國通”，也是西方國家第一位會講中文的領導人。作為總理，陸克文訪問中國時，說要做“中國的諍友”，說希望 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訪問回去不久，在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會面時，又鄭重地告誡美國，要加強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存在，因為他認為，美國和中國在這一地區 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你考慮到中國集權的政治體制，中國人的為富不仁，為富不義；中國人的“一闊臉就變”；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受 盡了西方列強的凌辱；中國的崛起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你若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就會明白，在西方國家，有些人害怕中國的崛 起，不是沒有理由的。
可是，話說回來，歷史也多次證明，中國對別國是沒有領土野心的。中國人傲慢，自大，目中無人，實際上，都是一種“要 面子”的表現。自古以來，中國有很多的機會，去擴張，去占領別人的領土，可是，中國沒有。鄭和下西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她只是要“秀”一下，炫耀一下， 要別人尊重自己。中國是吃軟不吃硬的民族。幾句好話，恭維話，她就可能忘乎所以了。
問題是，中國和西方，如何才能有效地溝通呢？
劉路新，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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