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題目說完全一點是：1，如果“歷史”是指“已經反覆查實，得到歷史學家公認的歷史事實”，那麼，“歷史”誠然不能隨意假設。2，如果 “歷史”是指“尚存疑的歷史事實”，那就恰好需要假設另一種可能性。3，如果“歷史”是指“歷史研究”即對歷史事件因果關係的研究，那就更加處處都是假 設，因為因果關係就是“如果-那麼”形式的一系列假言推理，英文裡叫虛擬語態。4，幾乎沒有一部像點樣子的歷史著作是毫不論及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的， 那就意味着，我們讀的“歷史”根本就是建立在許許多多的假設基礎上的。5，在我國知識分子的語境中，“歷史不能假設”源出於“歷史決定論”的武斷——“歷 史是由客觀必然的歷史規律所支配的”，但歷史根本不存在什麼“必然規律”。如果用一個簡化的圖示來表示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話，大致可以是這樣：

 

　　A、B、C……等是分叉點。在分叉點之間（A→B、B→C……），人類社會處於平衡 態或近平衡態，這時，社會發展表現為確定性過程，它由決定性（必然性）支配。而在分叉點附近，社會系統處於遠離平衡態，系統的發展方向是隨機的，受偶然性 支配，而且，這個決定系統發展方向的偶然因素可以微不足道——對於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系統，很小的偶然因素可以引起大的漲落，而即便是很小的漲落，也可能 劇烈地改變整個宏觀社會系統。因此，在人類歷史的整個發展進程中，由於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樣發揮着主要作用，總的來說這一歷史過程就成為不可測的、無從預見 的：

 

　　“不僅把偶然性和概率描述的引入看作是我們認識的局限是毫無根據的，認為偶然性只是一種外部的、個別的、非本質的、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的 因素等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塑造我們周圍基本事件的過程本來就是不可逆的和隨機的，偶然性同樣能夠反映出事物自身的、本質的方面。”

 

　　太多的中國學者在剛剛說過“歷史不能假設”之後，立即就做歷史假設，習焉不察，完全沒有意識到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實在令人費解。

 

　　歷史研究的麻煩在於，對於隱藏在歷史事實背後的因果關係的假設是無法檢驗的，這就是歷史研究不能成為科學的原因所在。古人之所以強調“史 識”，之所以有所謂大家、大師，就因為“史識”即對歷史的天才洞察力不常有。而普通人如果缺乏邏輯訓練，就很難培養出抽象能力和想象力，只能是被既定事實 困死。我們的教育又恰好特別缺乏邏輯思維的訓練，不鼓勵多元觀點、也就是多種可能性的辯論，只知道讓學生死背單一事實。

 

　　歷史不是科學不意味着歷史假設、歷史研究沒有意義，因為科學不是人類知識的全部。

 

　　掉進“決定論”深井裡的不是只有馬克思一人。我在“走出各種主義的死胡同”一文里曾經說到：

 

　　我們一定要充分意識到一個基本事實——人類所生活於其中，對於我們人類意義最為切近的這個客觀世界，從自然界、人類個體到人類社會，毫無例 外，一概是混合物。混合物的基本屬性之一是，它們是不能用邏輯-數學工具完滿描述的。而自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唯理主義哲學開其端，直到20世紀中期以前 的西方科學（包括偉大的愛因斯坦在內），都深深地捲入了一個誤區，以為世界萬物的本質就是一整套邏輯-數學規律，科學的最終目的，就是把萬千現象歸結、化 約為用邏輯-數學形式所表達的規律和公式，因此，愈是成熟、發達的科學分支學科，就愈是接近於成為一個首尾一貫的、嚴密的邏輯體系，最好是成為一個幾何式 的公理化形式系統。但是，隨着量子力學、概率和統計，以及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耗散結構、協同學、混沌理論、自組織演化理論……等等一系列新理論、新 方法論的發現，這種古老的泛邏輯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粗陋片面和過度簡化等等局限性，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先進思想家的批判。

 

　　我這裡所說的泛邏輯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換個說法就是決定論，也叫牛頓範式。許多自命為“科學”的“社會科學”，就是19世紀後半期量子力 學、概率和統計，以及20世紀的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耗散結構、協同學、混沌理論、自組織演化理論……等等一系列新理論、新方法論出現之前的，小學水 平的初級方法論。遺憾的是，在我們中國，這些新方法論至今仍然是少數專家書齋里的玩賞物。

 

　　這個方法論的大前提說清楚了，馮勝平的大文才有了立足點。

 

　　馮勝平的大文要想立住腳，除了方法對頭，還得事實清楚正確。由於他只引用了一本著作，“孤證不足為證”，所以我不敢完全相信。我不是歷史學 家，所以只能求助於其他歷史學家的辯難，通過多種不同意見的爭辯，庶幾可得真理。但無論如何，即便作為一家之言，勝平此文極富啟發性，值得大力推薦。

 

　　最後多說一句：對於中國的未來，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不確定（類同“唯一不能寬容的就是不寬容”）。凡是斷定中國或中共一定會、或一定不會怎樣怎樣的預言，都是決定論的主觀武斷，不足憑信。

 

　　周舵，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