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糧票”的“意識流”(之二)

在上一篇所刊出的“地方糧票集錦”中，有兩種糧票的制式稍有特別。

其一，上海的糧票標出了很小的單位：5錢。（標明“十兩制”。）

其二，浙江省的“臨時流動糧票”：1市兩。 （也標明“十兩制”。）

仔細看後，兩種糧票的頒發年代均為1960年。標明“十兩制”的原因是在50年代末期，我們的度量衡經歷了從“一市斤 = 16兩”到“一市斤 = 10兩”的轉化。記得一市斤 = 16兩的“兩”也被稱作“小兩”。而一市斤 = 10兩的兩則被稱為“大兩”。此種變化實施了一段時間後，人們已經適應，並忘卻了“小兩”就沒有必要再標明“十兩制”了。可以想象的是，任何這種大規模，涉及億萬人日常生活的變化，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時刻“一刀切”地實行；逢此新舊交迭時期到飯鋪買4兩麵條（或米飯），很有必要申明您要的是4大兩，還是4小兩？

另一個讓人費解的是：為什麼會有5錢（一市斤的20分之一）這麼小的糧票單位？它夠買什麼的？所聽到的（自認為）最合理的解釋是：食堂里的夜宵餛飩，可以小到只買“半兩”的地步。女工們胃口相對小，又精於打算，自帶乾糧，只買半兩餛飩，便是熱乎乎、干稀搭配的宵夜美餐了。注意，這是上海市的糧票。若是由黑龍江省或山東省頒發的，就會有些怪怪的感覺了。

說到食堂買飯的“斤兩/單位”，想起在工廠時的笑話。首先，我們的定量從過去當學生時的30斤上下，躍進到63斤半至69斤半。（我們磚瓦廠的前身，是勞改廠—這麼說，這69斤半的定量就好解釋了吧。）到食堂買飯，端鍋去的人多，端碗去的人少。“來一斤米飯，加四兩大餅”是很常見的“一人餐”。大餅4兩，只是一張餅的4分之1，那張餅大約是個中號與大號pizza間的尺寸。油餅也是2兩一個。外來的人說，你們這兒什麼都大，太粗魯了些。工人連忙辯解說：細氣的也有啊，1兩3個的! 人家就問啦：“這還差不多，1兩3個的，這是什麼呢？”答曰：“餃子。”

那個年月的小食堂，小飯鋪之類的，常常在店內張貼些“服務公約”之類的東東。“服務熱情”通常是第一條。下面是“盤碗乾淨”等等，最後就是“找清錢糧（準確找回您的錢票與糧票）”。那飢餓年頭的糧票，說明了不得買賣，即是說不含金錢價值，可是在人們心目中，似乎是牽連身家性命的大事。你要是少找了誰的糧票，哪怕是半兩，人家不跟你急才怪。

60年代初，共產風颳到市內的街道，我們那一片兒也辦了“公共食堂”。該公共食堂的女會計，胖胖的，戴着眼鏡。她的孩子，好像也是我們同一個小學的。（就近入伙與就近入學是並行的。）

一日，人們說食堂出事了，女會計吃安眠藥自殺了。後來又傳出話來：有人說她貪污了食堂收來的糧票，她想不開，就尋了短見。具體是否有貪污糧票的行為，並無定論。可是，因為小小的、薄薄的，但是載有千斤萬斤壓力的糧票，一個人就走了。再看到她的孩子們，鄰居、同學還會指指點點：“就是他們的媽，那個會計。”聽到這個，和看到那個丟了糧票不肯回家的小女孩一樣，心中會有某種難言的酸楚。這和那個年代的飢餓感融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童年記憶的特殊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