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與皇帝的新衣
我今年39，夫子曰：四十不惑，既然距離“不惑”還有一個年頭，自然也有最後的疑惑，拿出來問問大家。其實，這個疑惑是大逆不道、觸犯眾怒的，我也準備好了“挨板轉”。假如板磚能把我拍明白，我在所不惜。因為，孔夫子還有一句話：“朝聞道，夕死足矣”。
最近幾年，有一種嶄新的思潮，叫做新儒學，大概是說西方的哲學日暮途窮了，西方人都在急匆匆地到儒家經典里尋找新的“靈感”，因此，原來被打倒的“孔家店”、孔孟之道都被粉飾一新，重新供奉起來。還有人在倡導新的“讀經運動”、讀經小學，指望“新儒學”的灌輸能萌生孔子那樣的劃時代大師，開闢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基業。
要是眼下的儒學復興是對上個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撲，實屬正常。因為，儒學畢竟是中國人血管里的液體，這麼多年的的貶斥、輕視和肆意踐踏，傳統、經典、舊例和老皇曆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完全不着邊際。可是，這股勁過了頭，硬要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祖上闊多了”之類的昏話是否是另一種滑稽呢，比之“文化大革命”是另一種讓傳統文化快速死亡的手法，一則棒殺，一則捧殺。
有些人是歡迎儒學復興的，這就是大大小小的出版商和書店。各種版本的儒家典籍一路擺開，聲勢十分浩大。反正是吃祖宗的剩飯，心安理得，既不需要給孔孟老墨付稿酬，還得了弘揚傳統文化的美名，何樂而不為呢？因此，這一類人一定在搖旗吶喊，“孔夫子又回來了”。但是，這面大旗下所掩蓋的恐怕不是愛好儒學的精神，而是愛好金錢的本意，可以說是“吾好儒學，我更好金錢”。再加上“准入制度”森嚴，儒學復興帶來的利潤增長几乎全部落入了出版界的腰包，他們不遺餘力地為“儒學復興”吶喊也就不足為奇了。假如，出版界能夠更開放，或許新儒學的浪潮不會這麼猛烈。
一直，有一種直覺，所謂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不過是“皇帝的新衣”，看看《詩》《書》《禮》《樂》《春秋》，也就是平常道理，類似“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溫故知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等等。
這些“文化”既沒有超過普通人的思維極限，也不是什麼中國特色，販夫走卒，婦孺小兒，皆能知曉，何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之美譽啊。
能夠為“博大精深”遮羞的只有《易經》了，其他儒家典籍、道家經典以及程朱理學，大家也都翻遍了，並沒有發現什麼“有字真經”。可是，《易經》究竟是一部什麼曠世奇書，讓過去、現在、未來的國學大師把它奉為“鎮國之寶”呢？
本人愚頑，曾經想下功夫鑽研《易經》，可是，每一次閱讀都是有頭無尾，看了一兩頁，就頭暈腦漲，不知所云了。不過本人並不封閉，還是很好學的。每見對《易經》有研究者，就請教。大多數的回答是：深奧，深奧。除了讚譽的五體投地不容置疑之外，再沒有二話了。我奇怪。
既然正面強攻不能得手，就側面迂迴，看看有沒有其他道路可以到達《易經》的頂峰，一窺這一部儒家“聖經”的價值所在。我們不妨借用一些最淺近、卻是符合現代科學和一般常識的判據，依此判據，驗證一下《易經》是博大精深，還是“皇帝的新衣”。
第一個判據：龍生龍，鳳生鳳，如果《易經》是龍種，其後代斷然不可能是跳蚤。反過來，假如2000年期間和2000年之後的中國一派江湖市儈，全然看不到龍的傳人的氣象，憑什麼說《易經》就是龍的種子呢？當然，這依然是一個難題，因為這涉及2000年“文明史”，涉及到如何評價世界上唯一延續、未曾中斷的文明的問題。以現代的眼光，人類文明截至目前只有四個字：科學民主。所謂科學，闡釋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所謂民主，樹立了人與人之間協調共處的基本準則。遺憾的是，不管是《易經》誕生的年代，還是強漢盛唐，還是大清帝國，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科學和民主的跡象。最後，連科學和民主的概念我們都不得不從西方國家進口，更不要說如何實施了。
這個判據雖然簡單，卻不是毫無來歷，胡適先生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在談到如何評判中國古典哲學時，提到三種方法：
甲， 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乙， 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
丙， 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麼樣的人格來。
即如《易經》，雖然其“博大精深”，古往今來的人花費了太多的力氣，依然難知其詳，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能夠依照這個原則對其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就像盲人看戲，演員的舞姿、扮相、丰韻雖不可見，可是盲人從觀眾掌聲多寡，也可以了解哪一位演員表演的精彩，哪一位演員不過是平常角色。
引用這個邏輯，並不是為本人的“愚頑不敏、不思學習”辯解，而是要堵住某些已經把《易經》極端神話、極端深化者的嘴。因為，在這些人看來，《易經》高深莫測，無所不包，是所有儒家經典之首，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屹立於世界之林的扛鼎之作，只要我們有懷疑、有疑惑，認為《易經》不過爾爾，這些人劈頭的一句話就是“你不懂”。
如果我們深信《易經》是四書五經中的真經，如果我們深信2000年來儒家文化居於首要的中國文化不過是《易經》的余脈，如果我們深信眼下的中國文明依然是《易經》在散發餘威和光彩的話，那麼我完全可以乾脆地說：《易經》沒什麼，和其他綿延傳承的文明相比，中國文明既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何以見得其精神祖師《易經》“神功了得呢”？再說，既然《易經》那麼玄妙無比，可以解疑釋惑、明天理、盡人事，那些參透其中奧妙的國學大師們，何不把你們領悟的“厚道”傳播給眾人，以至於我們這些《易經》之後，在和其他文明的較量中，一敗再敗，受“蠻夷倭寇”的窩囊氣呢？
正像眼下某些人借用數學工具製造“天書”、故弄玄虛一樣，某些“國學大師”也很有一種嗜好，就是把《易經》搞得神乎其神，不知所云。“《易經》這一部書，古今來多少學者作了幾屋子的書，也還講不明白。我講《易經》和前人不同。我認為從前一切河圖、洛書、識緯術數、先天太極,……種種議論，都是謬說。”胡適這段話，算是2000年後對《易經》研究者的總評——大多數人是濫竽充數，以訛傳訛的。
小時候有這樣的經歷，或者說是禿小子們之間的惡作劇。一個小孩子告訴另一個小夥伴，他看見遠山上有一個衣冠飄飄的仙人，眉毛鬍子，都看得一清二楚。另一個小孩子就拼命地往遠處看，瞪大了眼睛，卻什麼也看不見。惡作劇男孩更加變本加厲，說仙人怎麼怎麼地在樹葉上飛來飛去，直到另一個小夥伴揉紅了眼睛，說自己實在什麼也看不見——這時遊戲結束了，那個惡作劇的禿小子通常是笑得人仰馬翻，不能控制。
《易經》就是山坳里的神仙，遠遠望去，好像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而究其實，卻是一無所有，回想年幼時節的那個遊戲，沒想到《易經》如是。
《易經》不過是初級的排列組合，以現在初中生的科學素養全可以搞定。之所以到了今天，《易經》還撲朔迷離，一方面是人類早期對於世界的認識原本就含糊不清，自己沒有搞明白，怎麼可能表述清楚呢。加上，時代久遠，古文字殘、缺、毀、損，以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合理利用”，《易經》就越發“糊塗有理”了。
其實，《易經》的真正價值也就在於它是古董，值錢，稀罕不假；或者說，在文明的萌芽期就有那麼大學問，的確可敬，也算是一種說法，要說好，鬼相信。就像唐三彩，好不容易留存下來幾件，當然是寶貝，無價之寶，可是，你要說唐三彩比現在的瓷器還好，是不是很可笑啊。
哪些人在給《易經》抬轎子呢，這些人不辭勞苦地推崇《易經》用意何在。說到這裡，有個典故可以一用。要是大家明白了這個典故，也就明白為什麼《易經》何以時至今日依然“風韻猶存”。秦始皇外出巡遊，死在回京途中，可是，為了掩人耳目，扶持秦始皇的小兒子秦二世繼承皇位，李斯和趙高命令所有隨行人員，照例每天對着給秦始皇的龍輦三拜九叩，山呼萬歲，還每天給死去的秦始皇送茶送水。夏日炎炎，走了不久，秦始皇的屍體臭氣熏天，李斯和趙高乾脆買了一堆腐敗的鮑魚，用鮑魚的臭味遮蓋秦始皇屍體的氣味，直到返回西安。
李斯和趙高抬着秦始皇的腐屍，一路西行，是他們尊重秦始皇嗎？是他們懾於秦始皇的帝王氣象嗎？不是。他們只有一個目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借秦始皇的淫威號令各地諸侯和戍邊將士，要是沒有秦始皇這個殭屍，李斯和趙高早完蛋了。
《易經》也是一部這樣的殭屍。呵呵，不管是在遙遠的過去，還是眼下的中國，《易經》周圍都簇擁着一大批以《易經》為生的人，這些人和圍繞狗屎的屎殼郎也差不了多少。想想看，他們那麼起勁地為《易經》叫好，目的不是很簡單嗎？要是《易經》倒了，他們何以為生啊？不要說《易經》不能倒，他們還要不遺餘力地給這個搖搖欲墜的高塔添磚加瓦，所謂“仆以主貴”，一旦抬高了《易經》的地位，所謂的專家學者、所謂的古文化傳承者豈不是“一榮俱榮”嗎？《易經》裡那些玄虛、奧妙，那些難以解讀的深刻，與其說是《易經》固有的，倒不如說是這些《易經》學者加進去的——胡適也持這種看法。
“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產生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東家所有，西家所無，只因為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耀於西家。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這段話，也是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序言中申明的對於東西方哲學、東西方文化所應持的態度，那些自以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自以為半部《論語》可以知天下，自以為《易經》兼容萬象、無所不包的新儒學是否可以以此為鑑呢。
後記：想想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在中國屹立不倒？除了當局用以欺騙之外，還有一大批人是吃這碗飯的——社科院馬列所、北大社會主義學院等等。是不是和《易經》崇拜者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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