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天下》的另一種聲音
作者按： 大陸學術，究竟如何？胡適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學術。大陸反正沒自由，學術呢，你們自己判斷。所以，我雖然在大學，但是，已經多年沒有發表“學術”文章了。凡是署我名字的，都是研究生寫的。我是出版面費的。
去年，大陸著名學者吳稼祥出版了《公天下》一書，其出版社、各大媒體都吹得神乎其神——說是解讀四千年中國政治史的大作。說，他醞釀了20多年，寫了三年，是可以收官的壓軸之作。後來，還進入了新浪年度排行榜前十。
這本著名學者、前十的書，到底什麼貨色，請看我的書評吧。大陸學術，可見一二。
一．遲來的書評
吳稼祥先生的《公天下》，上市好一陣了。好評漫天下，此時，我寫這麼一篇書評和“全世界為敵”顯然不合時宜。
書評來得晚，有三個原因：1，近期一直忙於我的第三本書《如果長城立起來——中國文化批判》的掃尾，能力有限，沒有旁顧；2，想看看別人怎麼說，要是有人的看法和我一樣，我就省事了；可迄今為止，除了一位微博名叫瑟-密的說了幾句反話之外，都是掌聲。
以下是瑟-密的話：
吳總讓人失望，力圖用大白話詮釋你的政治史觀，速成一本大眾化的快餐讀本，但不倫不類。搞那麼多坐標幹啥？用勾股定理詮釋中國政治史？下一個單元還要整相對論？當然，你可以自成一系自摸到底，但這畢竟是小圈子內的勾當（不是還有人說是可以傳世嘛），幹嘛在微博上整得震天價響像大白菜一樣推銷？
讚揚的話，太多；恕不引用。
3，我和吳先生有私交，在該書出版之前，我曾經給他提過意見；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但是，他未採納。
我很小心眼地把吳先生發表在其微博的《公天下》目錄，複製了一份，以備對照是否作了修改。要是改了，我就不說了。要是不改，我再發言。
二. 寫書評的目的
吳老師在圈內，名聲赫赫。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為此，肯定有人說，我寫書評，是為了出名。對——我從來不否認我追求名利的“野心”。我不是中國“知識分子”，愛財也不好意思，好色也遮遮掩掩。我是具有理工背景的寫作者，直來直去，愛財好色，並為之努力。
再者，學術之進步，難道不都是後生超越前輩，甚至徹底否定前輩而達成的嗎？只要有後來者，批評大家，就有人說批評者目的不純，這是中國的傳統和惡習。我一向厭惡中國文化，也決不會被這些說辭所惑。我還是喜歡柏拉圖的話：我愛老師，我更愛真理。
所以，本書評的目的，有二：1，證明《公天下》之錯漏；2，提升我的知名度。誰讓吳老師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呢！
謝謝吳老師的大力提攜——吳老師有意漏個破綻，給我，以鼓勵我上進，也是有的。比如，乾隆就是不處理和珅，是給嘉慶樹立權威留個像樣的靶子。
三. 不讀全書，可以寫書評？
我沒看過吳先生的全書，這在吳先生及其粉絲團、圈子看來，我就沒有發言權了。老毛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在此，我先給對方普及點兒知識。人類的知識，可分兩類：一類是經驗性知識，另一類是邏輯性知識。經驗性知識，非經歷不可驗證；邏輯性知識，有一個完整的推理過程。由假設、概念和公理體系出發，向後推演，環環連鎖，步步遞進，直到最後。換言之，邏輯性知識就是一棵知識樹，每一片葉子都來自其根源；任何一片葉子，都是其根源之表象。“望聞問切”葉子，均可推斷其根源健康與否。
現代政治學是一棵知識樹，《公天下》是其中的一片葉子。同時，《公》也是一棵完整的子樹，如果此論不謬，則我是否可以根據一片葉子，推論《公》全書呢？我以為可以。
如果不可以，是否意味着，當醫生斷定一個病人患了艾滋病的時候，艾滋患者反對說：你沒有化驗全部的血呢？
所以，以未讀全書就無法置評，是缺乏科學思維的表現之一。
不全看，不是不看；就像驗血不用來一大盆，但來個幾毫升，還是必要的。我看了《公天下》的目錄；特地在北京最冷的天氣里，去南周北京記者站聽了吳先生一次演講，並提了一個問題；我還讀了吳先生發在愛思想網站的演講文字《吳稼祥：公天下之重啟西周》，以及微博上關於《公天下》的大部分評論。
這算不算驗血？我認為是，而且，採集了充分的血量。
四.《公天下》是一本什麼書？
《公天下》一書之歸類，有兩個方面。第一，屬於哪一個學科？第二，是學術著作？還是通俗作品？
學者，沒有人不希望著作等身，也就是，作者都願意將自己的作品當學術著作。《公天下》也不例外，圈內人如此評說，吳先生也說：此書，朝成夕死可矣。不過，當當網、京東之圖書推介（一個版本，一字不差；差的話，是抄錯的），倒是非常技巧，高調但含蓄：《公天下》本書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並重，為近三十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史）學佳構；一本不得不讀的政治史學作品：讀懂《公天下》，讀懂中國4000年政治史。沒說是學術著作，只說是作品和佳構。
有說專著的，直接以微博的形式公布出來，例如左小刀以無比激動的心情表示：“內容好就不多說了。有兩點值得一提的：此書不是文集，是系統專著；沒有大佬代序，直奔主題。”吳先生沒有表示異議，算是笑納了。
可見，吳先生及其圈子，將此書看作學術著作。
對此，本人想追問幾個問題：
1， 學術著作的規範，是這個樣子的嗎？學術無非繼承與發展，繼承他人，發展自己，即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我想問，《公天下》中關於前人之研究，在何處加以敘述？沒有繼承，何來發展？不要說這是獨創和首創，連老毛都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公天下》的上游在哪兒呢？難道是掘地為井？
2， 學術著作，就要使用學術語言，使用本學科已經有明確定義的、眾人熟知的概念體系，而不是另搞一套，新詞迭出。使用已有的、規範的學術語言，既是對前人學術之認同和尊重，也是將自身置於同一個話語系統的必須。只有這樣，才可以進行爭論，才可以將現有工作，和前人進行對比，才可以評估現有工作之優劣和進展如何。
因此，學術用語不是小說，不尚新——基本的原則是，凡是已有名詞可以表述的概念，絕不能造新的；只有舊名詞無法表達、表達不准、不全的，才可以另用新詞。
但是，《公天下》一書另立山頭，使用自己獨創的吳氏語言體系，繁花亂墜，名詞迭出。但事實上，所謂之新詞，並無新意，只是一個腦袋頻繁地換戴不同的帽子。如此作為，豈不成了時裝秀？
微博上，有一個人問了一句：這麼多新概念，現有的自治和聯邦不是很好理解麼？不是運行得很成熟了嗎？
不說後一句，前一句顯然對《公天下》之用語，是持異議的。只是限於微博，沒有多問，而已。
3， 學術著作，需要那麼多其它學科的“外援”嗎？一門學科之成熟，必須的前提是，有其不同於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概念體系，否則，就談不上成熟。換言之，一個成熟的學科，是“自給自足”的，有一套只屬於自己、並有別於其他學科的話語體系，用不着從其他學科請“外援”。請“外援”、“搬救兵”只能說明該學科處於幼稚期。
請問，政治學成熟了嗎？請問政治學是幼稚學科嗎？不是。《公天下》請那麼多外援，豈不是對這個學科的褻瀆和侮辱？
看看，《公天下》請了哪些援兵？勾股定理、凸面集權、凹面分權，以及軟件中概念，所謂：說中國老祖宗“發明了超大規模國家民主軟件的安裝程序，但沒發明民主軟件”。
《公天下》這些“外援”，水平低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但是，饒有趣味的是，對於真正的“外援”，或者說成為其全書奠基性基礎的理論，卻隻字不提。這個理論，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早期用於解釋企業產生之原因，後來，鑑於其超強解釋性，在政治學領域也大顯身手。科斯也被認為是制度經濟學的開山祖師。這裡提供一個鏈接，也是制度經濟學大家、《西方世界的興起》的作者、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的新作《交易成本政治學》的目錄，也是研究政治史學的，看看人家怎麼寫的。http://baike.baidu.com/view/6571668.htm。
《公天下》引為得意之筆的權威—自由曲線，所謂隨着國家治理半徑的增大、治理壓力也隨之大增之說，實質是交易費用理論的偷換，“治理壓力”，實則是組織內部的“管理成本”——成本，不只是一個金錢的耗費，時間成本、機會成本都可歸結為管理成本。為什麼對在政治領域廣泛使用的交易費用理論“按下不表”呢？吳可是北大經濟系畢業的啊！
4， 學術著作的基本要求是求實和嚴謹，早在上個世紀，胡適就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沒有證據不說話。傅斯年先也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東西是什麼？是考古材料和已經證實的史料。見了史料，確鑿的史料，才可以說話。否則，不能下結論。
請看《公天下》的兩個重要論斷，可有支撐：
“河流的長度，決定河流域國家規模之大小”；“就像河流必須流向海洋一樣，河流域國家必須走向全流域統一，除此之外，它無路可走”。既然如此，為什麼恆河流域的印度各民族，始終沒有走向大一統呢？密西西比河呢？歐洲的萊茵河，不也是一條穿越國境的河流嗎？為什麼歐洲歷史基本上是一個封建主義的大陸呢？換言之，世界上的大河，只有中國產生了河流域的超大規模國家，那麼河流長度決定國家規模之說，豈不是笑話。
夏商的平天下體制——單中心治理、平面集權、無壓政治——人類早期，多是氏族制度。一個氏族，或者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何來單中心？何來平面集權？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對商代社會的基本形態作了紮實的分析，判定商還在游牧。飄移不定的游牧社會，有中心嗎？
我必須承認，我沒看全書，真沒看。如上所言，我只是抽了《公天下》“幾滴血”，驗出其中錯漏不斷，看全書，沒任何意義。
五．論據之草率
《公天下》目錄出來，我看見其中有《禹貢》一節，就有點疑惑。因為，我記得《禹貢》是偽書。以偽書佐證《公天下》的觀點，竊以為是不可取的。就算結論是正確的，也只能說是蒙對了。就像我們做算術題，步驟都是錯的，答案是對的，老師就會這麼說你。
後來，在微博上，我向吳先生指出這一點，吳先生先是詢問，再是否認，具體的過程，為了避免我誤解了吳先生的意思，特地把當時對話原文複製在此。請列位看官，明察。注意，這個聊天記錄，是倒着存的，所以，請大家從下往上看。
圖1 與吳先生對話截圖（記住，倒着看）
此圖之鏈接，請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1fe9d01016hhw.html
學界公認，《禹貢》乃戰國時代人之“托古”之作，戰國與夏代，時間上相隔1500年左右，學術著作可以如此“穿越”，可以以後人偽作來證實夏朝的“中央汲取資源統計表”。竊以為，禹貢絕對是某儒家學者為了證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欺世之作。
關於《尚書》，再多說幾句。
《尚書》是真假參半的古籍，迄今，爭論不休。最近的研究是，清華大學通過清華竹簡證實，宋代以及清代學者所認定的偽作的確是偽造的。可見，古人的考據功夫是非常了得的，古人認定的假貨，就是假貨。《尚書》中哪些為真，哪些為假，有興趣的自己去檢索。
這裡僅指出，《公天下》引用的“胤征”，也是一篇偽書。——在沒有確鑿的證據給它洗白之前，它是偽作。因為，前人已經證實了它是偽作。而且，前人所證實的偽作，得到了清華竹簡的支持。
一章里，引用兩篇偽作，這種學術著作，難以恭維。
我非常疑惑，出版社的編輯，都是幹啥的？文史方面的知識，也太水了吧。要不是水，就是不敢說；要是敢說，就是不負責。
六．體系之疏漏
有人將《公天下》與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作比，這是高得不能再高的讚譽了。但，沒有最高，還有更高，噹噹的介紹說：“一本不得不讀的政治史學作品，讀懂《公天下》，讀懂中國4000年政治史。”
實際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只是錢穆先生諸多著作中的一個小冊子，這一點，錢穆先生在序言說的明白：1952年三四月間，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講演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但講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2小時，又為旅途匆促，以及其它條件，並不能對歷史上傳統政治制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只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大綱。
即：《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是應急之作，是五次演講的講義，是在兩個月之間完成的。因此，《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只能是“略具大綱”，這是不得已的。
《公天下》不是倉促之作，而是長久思考的產物，是計劃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囊括中國政治史的大作。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公天下》雖然在時間上跨越了四千年，可在空間上，卻有一個極大的疏漏，即對在中國政治史中有重要地位的“土司”制度，未置一字。
“土司”制度起於唐，成於宋，熟於明代，衰於清，直到民國成立，才最終消亡。每一個帝制王朝，對西南、西北以及青海、四川和藏區之控制與統治，無不用“土司”之制。從時間上看，土司制度前後延續1400餘年；空間上看，中國之邊疆地區廣西、雲南、湖南西部以及青海四川之藏區和吐蕃，國土面積幾達華夏“半壁江山”。
數量不是最重要的，尤為關鍵的是，“土司制度”是與中央集權相對立的政治制度。即：與郡縣制之官僚由皇帝任命不同，土司是世襲的。換言之，這是中國政治制度上的“雙軌制”——實際是鄧公“一國兩制”之濫觴，也是近日民族自治制度之根由。
一種與中央集權並行的制度設計、時間跨度之長、影響範圍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國4000年政治史”可以忽略不計嗎？這是不是《公天下》之大Bug呢？是不是其致命之阿克留斯之腳後跟呢？當然，土司制度要比腳後跟的占比大得多了去了！
七．結論之牽強
《公天下》的重要貢獻之一，也許是最重要的貢獻是：“也就是說，本書從規範和經驗兩個方面，提出了一種功能化的宏觀民主理論。”這句話，引自吳先生對一個網友的回覆。
我不明白什麼叫“宏觀民主”，後發現，所謂“宏觀民主”是大國民主之意。也就是說，民主有兩種，一種是微觀民主，像古希臘思想家所提倡、在小邦小國所實行的叫微觀民主，在大國實行的是宏觀民主。
這是《公天下》的一大“創造”，我第一次聽說。西方所有政治學著作，沒這麼說的。依我之見，宏觀和微觀，乃是一體兩層，是一個整體的兩個層次，而不是指兩個單獨的個體，就像在經濟學中所說的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一樣，它不是對兩個個體而言，而是一個個體的兩個層次。
《公天下》的重要貢獻之二，指出：大國民主“無關素質，有關規模”，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以及今日之專制，並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國家太大的緣故。規模太大，只好專制，沒有其他辦法。這種結論，無須在理論上進行反駁。只看美利堅合眾國，可知。大國，也是可以民主的，不止可以，而且可以做到在世界範圍內最好。為什麼呢？因為“大”是可以劃小的，一個大國不是一塊鐵板，不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和自治，是大國民主的基本手段，也是最有效手段。
中國之難以民主，不是規模問題，而是當權者夢想“普天之下”歸於一人，或歸於一個特權集團。要不是這麼想的話，為什麼不允許“聯省自治”呢？為什麼不允許“聯縣自治”呢？香港、澳門、台灣不都民主得很好嗎？再多搞三五十個，有何不可？何愁民主不成呢？所以，根本的問題不是規模，而是“素質”，不是一般人的素質，而是當政者的政治素質。
第三，《公天下》所給出的向民主過渡的“兩試法”——試點和試錯——也就是漸進政改法，本人同樣不贊成。但我在201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舉辦的《公天下》演講會中，已經當面向吳先生提問，並表述了我的看法，在此不再贅述。善於思考的人，不妨比較一下中國的“漸進經濟改革”與俄羅斯“休克療法”之優劣，以及經濟改革給今天中國所帶來的利弊孰大孰小，即可明了。
八．中國社會學界的一大頑疾—托古
有關《公天下》，就說這些。
再說一點宏觀的，就是中國社會學界的一大嗜好：好古並托古。這不是始於今天，而是自古有之。老毛病了，好像慢性病，難以根治。對此，日本17世紀的著名學者富永仲基曾經非常精闢地指出：“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行號令諸侯的霸道；而孔子鑑於此倡導文武周公時代的王道；墨子則號稱以更古老的夏禹為圭臬；孟子則上溯到堯舜；楊朱、道家托法黃帝；許行倡言神農氏；莊周、列子則列舉更加虛無縹緲的無懷、葛天、洪荒等等。”
我們的近鄰日本，看得清楚，但我們渾然不覺。
近代，依然“借屍還魂”的大名家，是康有為。他為了維新，卻從孔夫子那裡找到了根據，為此寫了一篇《孔子改制考》，當然，都是無稽之談了。目的不能說是壞的，但是手段太老套了。對《公天下》也有人認為是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之翻版，這不是我說的，是一位網友指出的。
原文引用如下：
@江南老閻:看完了吳先生的《公天下》，感覺就是一部當代的《孔子改制考》。
這個網友網名是江南老閻。我完全支持這一評價。
只是，與《孔子改制考》相比，《公天下》功夫更深，前者是一篇文章，後者是一本巨著；換言之，前者是微觀托古，後者乃宏觀托古。
2013年2月23日
北京，望京，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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