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的博客空間，向各位朋友推薦一篇愛國人士都不喜歡的文章，《西方文明為何崛起？》這篇文章也回答了格丘山博腦中對人種差異的疑問。文章作者：尼爾. 菲格森。

西方文明為什麼崛起？

拉塞勒斯的疑問

當肯尼斯·克拉克在他以“文明”命名的電視系列片中定義文明時，他向觀眾確實地表明了：他所說的文明指西方文明，其中又以從中世紀到19世紀的西歐藝術和建築為主。在他給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的13部影片中，第一部以禮貌但又毫不含糊的姿態藐視拜占庭帝國的拉文納、凱爾特人生活的赫布里底群島、海盜挪威，甚至查理曼大帝出生的亞琛。以克拉克對文明這個詞的定義看，從羅馬帝國崩潰到12世紀文藝復興之間的黑暗時代，根本就不符合文明時代的標準。文明從沙特爾大教堂的興建(未完全竣工便於1260年舉行了落成典禮)而重煥生機，到他自己生活的曼哈頓摩天大樓直衝雲霄的時代，又漸漸有了衰退的跡象。

克拉克這部極為成功的電視系列片首次在英國播放時，我才5歲，這個節目為英語世界的一代人定義了何為文明。那是盧瓦爾河城堡，是佛羅倫薩的宮殿，是西斯廷教堂，也是凡爾賽。從荷蘭共和國崇尚的莊嚴肅穆的建築內部，到巴洛克熱情洋溢的建築外觀，克拉克以一名藝術史學家的身份娓娓道來，將其才智發揮得淋漓盡致。音樂和文學不時穿插進來，政治甚至經濟素材也偶爾被援引。但很明顯，克拉克所言的文明本質是高度的視覺文化。他的主人翁是米開朗琪羅、達·芬奇、杜勒、特納和德拉克洛瓦。

基於均衡的原則，電視台在該系列片的名稱中添加了“個人觀點”這樣的子標題。他沒有意識到他的觀點的言外之意——在某種程度上說，基督教以前的時代和東方是不開化的——即便從1969年看，這樣的看法也值得懷疑。然而，此後40年又過去了，社會越發難以認同克拉克的觀點，無論那是否為個人觀點(而他略帶優越感的令人討厭的態度，就更沒人接受了)。在本書中，我將提出更有相對性的、更寬泛的看法，我的目標是拋開那趾高氣揚的架勢，以務實的態度展開探索。我所謂的文明不僅涉及建築飛拱，還體現在排水管道上(不要認為後者沒有前者重要)，因為沒有高效的公共排水管道，河流和水井就會成為霍亂弧菌的溫床，城市也會因之變成死亡陷阱。無須辯護的是，我對藝術作品的文化價值與對藝術作品的價格一樣感興趣。在我看來，文明不僅涵蓋少數一流藝廊中的作品，還包括比這多得多的內容。文明是高度成熟的人類組織。文明所涵蓋的繪畫、雕塑、建築領域的成就，固然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們對創造文明、發展發明、資助推動文明——及保留文明供我們頂禮膜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們也難以理解文明的含義。

“civilization”(文明)是個法語詞，1752年法國經濟學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首次使用，4年後，法國大革命之父維克多·里凱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該詞。正如本節前面所述，塞繆爾·約翰遜傾向於“civility”，而不會接受“civilization”這個派生新詞。對約翰遜而言，如果“野蠻”有反義詞，那麼他在倫敦如此愜意地享受的城市生活(雖然有時也缺乏教養)便是了。一種文明，正如該詞詞源所表明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所以從很多方面看，城市正是本書的主人翁。但是城市的法律(民事或其他)與其城牆一樣重要，城市的體系和慣例——其居民的生活方式(民間或其他)——與其宮殿一樣重要。文明涉及藝術家的頂樓，更關乎科學家的實驗室。文明涉及風景畫，更離不開土地所有制形式。文明的高低不僅僅是以美學成就來衡量的，而且，毫無疑問更為重要的是，還以其居民預期壽命和生活質量來判斷。生活質量問題涉及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都可以容易地加以量化。我們或許可以推測15世紀時全球各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或推測出他們出生時的預期壽命。但他們的舒適度又如何呢?清潔度、幸福度呢?他們擁有多少衣服?他們每天得工作多少小時?他們用工資能買回什麼樣的食物?藝術品本身可以為我們提供相關線索，但無法就此類問題給出答案。

然而，很明顯，一個城市不足以成就人類文明。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類組織，雖然沒有帝國的組織程度高，但比一個帝國版圖更大。從某種程度上說，文明是人類作為一個群體，在應對獲取食宿、抵禦外敵時所作出的行為反應，但它也包含了文化習俗的特徵，該文化特徵常常但不一定表現為宗教形式，常常但又並不一定為共同語言。文明為數不多，但並非相隔千山萬水。卡羅爾·奎格利列舉過10000年來的幾十種文明。在現代世界之前，阿達·博茲曼只發現了5種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馬圖·梅爾克總共列舉了12種文明，其中有7種已消失(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種延續至今(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爾·埃森施塔特列舉了6種文明，包括猶太文明。這幾種文明像它們各自與其周邊環境相互影響一樣互動演進，構成了推動歷史變革的最重要原因。它們之間相互影響時最引人關注的是，儘管外部因素繁多，但真正的文明似乎可以長時期保持自我的本色。正如費爾南·布羅代爾所言：“事實上，文明是所有歷史中最為悠久的……一種文明……可以歷經經濟或社會的頻繁變化而持久不衰。”

西方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

如果身處1411年，你可以環遊全球，那麼你極有可能為東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感嘆。當時，明朝的紫禁城正在施工建設，同時，重新開啟和改善大運河的項目已經啟動：在近東地區，奧斯曼正在對康斯坦丁堡實施合圍，並最終於1453年攻克了這個城市。拜占庭帝國正在苟延殘喘。1405年，梟雄帖木兒(跛子帖木兒)已清除了來自中亞的嗜殺游牧民族經常性的威脅——這是文明的對立面。對於中國明朝的永樂皇帝和奧斯曼蘇丹穆拉德二世而言，未來是光明的。

相比較而言，1411年的西歐可能會讓你驚訝：難以忍受的落後狀態，正從猖獗的黑死病瘟疫中逐漸恢復。1347~1351年，黑死病一路向東泛濫，導致了人口規模的減半。而且，西歐仍然飽受惡劣的衛生條件之害，戰爭似乎永無停息之日。在英國，麻風病國王亨利四世謀殺時運不佳的理查二世得手，推翻了他的統治，成功地坐上了國王寶座。法國陷於內戰，勃艮第公爵的追隨者和被謀殺的奧爾良公爵的追隨者相互大開殺戒。英法百年大戰正要重啟戰火。西歐其他不得消停的王國，如阿拉貢、卡斯提爾、納瓦拉、葡萄牙、蘇格蘭，情形似乎也好不到哪裡去。穆斯林仍然統治着格拉納達。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在被英國海盜劫持後，還被關押在英格蘭的監獄裡。事實上，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地區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佛羅倫薩、熱那亞、比薩、錫耶納和威尼斯。至於15世紀的北美洲，倘若與中美和南美的阿茲特克、瑪雅和印加文明——神殿高聳，道路向天際延伸——相比，那完全是混亂無序的蠻荒時代。在結束你的環球之旅後，如果此前你還認為西方可能會在接下來長達500年中主導世界，那麼在此刻，這種觀念會被逐漸拋棄——那完全是不着邊際的幻想罷了。

然而，幻想成了現實。

基於某種原因，從15世紀末期開始，西歐的那些小城市在從拉丁語(還有一點希臘語)借來那些不純的語言，以拿撒勒居住的猶太人的教義發展了他們自己的宗教，並從東方數學、天文學和科技中汲取知識後，催生了一種文明，而這種文明不僅能征服偉大的東方帝國，使非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亞屈服，而且能使遍及全球的民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這種轉變的成功，與其說是通過血與劍，不如說是語言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也有人對上述觀點持有異議，他們認為，所有文明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平等的，西方不能自認為自己占支配地位，比如具有歐亞大陸東部所沒有的優勢。但是，我們可以論證，這種相對主義觀點是荒唐可笑的。此前沒有文明曾取得過猶如西方主導世界這樣的統治地位。1500年，歐洲未來的帝國列強占據的世界陸地面積不足5%，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規模的16%。到1913年時，11個歐洲帝國控制的版圖及其人口規模接近所有陸地面積及總人口的3/5，而且其經濟總產值在全球經濟總產值的占比接近3/4(達到令人驚嘆的74%)。英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接近印度人的兩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準即體現在更好的食物上，農業勞動者的情形也一樣;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們已經看到，文明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以這個標準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1500年，就我們能得出的最佳結論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規模達60萬~70萬。當時全球最大的10個城市中，只有一個(巴黎)是歐洲城市，其人口規模少於20萬。然而，到1990年，情形發生了驚人的大逆轉。那時全球最大的10大城市中，只有一個城市在亞洲，那就是東京。倫敦當時的人口規模為650萬，是全球超級大城市。西方主導世界的情形也沒有以逐漸衰落及歐洲帝國的崩潰而收場。美國的崛起見證了東西方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到1990年時，普通美國人比普通中國人富裕73倍。

此外，日益明顯的事實是，在20世紀下半葉，東方社會要想縮小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採用(雖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的體制和運作模式。結果，西方文明便逐漸成為一種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實施組織管理。可以肯定，在1945年前，全球存在多種發展模式——如果利用計算機知識打個比方，即操作系統——可供非西方社會採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於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蘇維埃共產主義。

毫無疑問，緊跟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人也探討過以亞洲經濟模式應對危機的辦法。但是，就連最熱心的文化相對論者也未建議，我們該回到中國明朝時代的體制。當前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倡導者之間的爭論，說到底，是可識別的西方思想派別之間的爭論：亞當·斯密的追隨者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信徒，還有少數仍然堅持追隨卡爾·馬克思的忠誠死硬派之間的爭論。這3個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爾，不言自明地說明了問題。在實踐中，世界大部分地區現在都已融入西方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場確定大多數的價格，決定貨物的流動和勞動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種接近於凱恩斯所設想的角色：出手干預市場，試圖平緩商業周期、減少收入不平等。

對於非經濟體制而言，則沒有值得爭論的。在全球各地，大學機制都在向西方標準靠攏。醫療科學組織管理方式一樣，從秘密研發直到第一線的健康護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數人都接受了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所揭示的偉大科學真理，即使不認同這些真理，他們在發現流感或支氣管炎的症狀時，也會急切地尋求西藥的治療。只有少數幾個社會在持續抵制西方營銷和消費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來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裝，住的西方風格的居所。就連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兩到三個星期的假期——也漸漸成為通行的模式。同時，西方傳教士竭盡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輸出的信仰，已為1/3的全球人口所接受，並在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幾個國家中產生了可觀的效果。甚至連西方所開創的無神論思想，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

每過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們這樣購物、學習，像我們這樣保持(或不顧)健康、祈禱(或不祈禱)。漢堡、本生燈、邦迪、棒球帽和《聖經》：不論你走到哪裡，你都無法輕而易舉地避開這些。只有政治體制領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異。

所以說，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穌之後第二個千年的下半葉唯一最重要的歷史現象的，既不是“歐洲中心論”，也不是(與之對立的)“東方中心論”。這是不言自明的觀點，而此中的難題在於這是如何發生的。在15世紀後，西歐文明實力超過了從外面看來更具優勢的東方帝國，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很明顯，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沒法給予充分解釋的。

這個問題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贅述的話)，西方以其帝國主義擴張性統治了全球。如今，對於很多人而言，提到歐洲帝國列強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仍然情緒激動，義憤填膺，怒不可遏。論及罪行，這顯然是事實，而且，本書也並沒有剔除這些內容。同樣明顯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過殖民地還是強取豪奪，導致的長期後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從歷史角度看，帝國並不能就西方統治世界給出充分的解釋。在被馬列主義所譴責的帝國主義出現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過很多帝國。事實上，16世紀見證了大量的亞洲帝國崛起，實力顯著提升，版圖大面積擴張。同時，查理五世所構想的版圖從西班牙直到低地國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事業失敗後，歐洲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發了一個多世紀的圍繞宗教開展的戰爭。

對於16世紀的旅行者而言，他們幾乎無法忽略其所見證的與西歐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亞、埃及、阿老伯半島、美索不達米亞和也門，蘇萊曼大帝(1520~1566年)統治下的奧斯曼帝國版圖範圍延伸至巴爾幹半島和匈牙利，並於1529年兵臨維也納城門。更靠近東方的地區，阿拔斯一世統治下的薩法維帝國(1587~1629年)將版圖從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擴張，直到坎大哈;而從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則在偉大的莫臥爾皇帝阿克巴(1556~1620年)的統治之下。中國明朝有了長城的保護，似乎格外安全、平靜。在萬曆皇帝(1572~1620年)宮殿覲見的西方來訪者，幾乎沒人會預見到，在萬曆皇帝死後不到30年，這個王朝就傾覆了。弗蘭德外交使節——將鬱金香從土耳其移植到荷蘭的那個人——在自己撰寫的從16世紀5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開始記敘的傳記中，曾忐忑不安地將西方四分五裂的狀態與奧斯曼帝國“巨大的財富”作了一番比較。

不錯，16世紀時，西方在海外的活動緊張而繁忙。但是，對於偉大的東方帝國而言，葡萄牙和荷蘭船員的所作所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載者的對立面;如果說得難聽些，那麼他們純粹是威脅着“中部王國”的最新出現的野蠻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比倭寇散發的味道更惡臭。然而，除了印度紡織品和中國陶瓷品的上乘質量外，亞洲還有什麼讓西方人着迷呢?

直到1683年，奧斯曼麾下的一支軍隊兵臨維也納——當時是哈布斯堡帝國的首府——城下，並堅持要求該城的人投降且皈依伊斯蘭教。僅在圍攻解除之後，基督教世界才開始通過朝向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巴爾幹半島，慢慢地削弱奧斯曼在中歐和東歐的勢力，而且，所有歐洲帝國都是在很多年後才能與東方帝國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相提並論的。東西方之間的“大分流”局面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時間甚至更晚。南北美洲之間的物質差距，直到19世紀才牢固地建立，而非洲大多數地區，除了少數幾條海岸線外，也是直到20世紀早期才被歐洲人所征服。

如果西方主導世界的現象沒法用這種濫用的老提法來解釋，那麼，這純粹是——如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好運使然嗎?導致東西大分流發生的，是歐亞大陸西方板塊的地理或氣候嗎?西方人難道得到了命運的眷顧，因而能跌跌撞撞地穿過最適合栽種富含熱量的蔗糖的加勒比群島?難道說“新世界”為歐洲提供了中國所沒有的“鬼地”?難道僅僅是墨菲法則在發生作用，使中國的煤炭儲藏比歐洲的難以挖掘和運輸?抑或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掉進“高度平衡陷阱”，難以自拔，認為耕作者有能力為規模巨大的人口提供生存所需的足夠糧食?還有人認為，英國之所以成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這主要是因為其惡劣的衛生條件和疾病導致大多數英國人的壽命很短，結果富裕群體和有進取心的少數便具備了傳播其基因的更好機遇，果真如此嗎?

不朽的英國詞典編纂者塞繆爾·約翰遜對西方主導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解釋都持反對觀點。在於1759年出版的《拉塞勒斯王子的故事》中，他筆下的拉塞勒斯王子如此問道：

歐洲人……為何能如此強大?他們為什麼能如此輕易地踏足於亞洲和非洲，進行貿易或征服?亞洲人和非洲人為什麼不能入侵他們的海岸線，在他們的港口設立殖民地，將法令加諸他們的王室?讓他們回家的風同樣可以將我們帶向哪裡。

哲學家埃米萊科是如此回答的：

先生，他們比我們更強大，因為他們更博學;知識將永遠駕馭無知，如人類支配其他動物一樣。但是，對於他們的知識為什麼多於我們的問題，除了無以解釋的上帝意志賜予外，我不知道能給出什麼其他原因。

如果知識能給人們提供航行船艦、挖掘礦藏、發射槍炮和治療疾病的更佳方式，那麼知識的確就是力量。但在事實上，這是西方人比其他人博學的原因嗎?或許，1759年之前，情形確實如此;1650年後大約持續了兩個半世紀的科技革新幾乎全起源於西方。那麼1500年時呢?我們已經了解到，中國科技、印度數學和阿拉伯天文學數世紀來一直遙遙領先於世界。

那麼，難道是更模糊的文化差異為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素質，使之跳躍前進，將其對手拋在身後?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論點。這種論點有多種變體，如中世紀英國人的個人主義、人文主義和新教倫理，從英國農民的遺囑，到地中海商人的賬簿，再到皇宮禮儀準則，凡此種種都成了史學家尋求證據的來源。戴維·蘭德斯在所著的《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提出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認為，西歐在推動獨立探究知識、發展科學驗證方法、展開理性研究並加以傳播方面處於世界前列。然而，他也承認，要使這種模式興盛繁榮，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東西：金融中介及良好的政府。情形越發明顯：其關鍵在於機制。

毫無疑問，從某種意義上說，機制也是文化的產物。但是，因為機制固定了一套標準，機制通常使文化保持自我本色，決定着文化有助於形成良好的行為，而非相反。

在1500年，歐亞大陸東西兩邊幾乎不存在真正深刻的差異，對此，當今很多史學家都會認同。兩地都較早地採用了農業、市場交換和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體制，但他們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機制差異。在中國，統一的大帝國根基一直在加強，而歐洲的政治卻始終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Germs and Steel)一書中，賈德·戴蒙闡釋了歐亞大陸始終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原因。但是，直到他撰寫論文《如何致富》(1999年)，才給出了歐亞大陸一邊領先於另一邊這個問題的原因。他的答案是，在歐亞大陸平原上，統一的東方帝國妨礙了創新，而在河流遍布、多山的歐亞大陸西部，多個君主和城邦則進行着富有創意的競爭和溝通。

這個答案值得注意。不過，還不充分。只要看看標題為“戰爭的苦難”的銅版畫就有大致概念了。這是洛林地區藝術家雅克·卡洛於17世紀30年代所出版的銅版畫，似乎是在提醒世界其他地區宗教衝突的危險所在。17世紀上半葉，歐洲小國內部及之間的競爭是災難性的，不僅使中歐大片地區的人口劇烈減少，還將不列顛群島拖入了長期的、消耗實力的衝突中，持續了一個多世紀。政治分裂通常就具有這種效應。如果對此持懷疑態度，問問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就知道了。毫無疑問，競爭肯定是西方統治世界的歷史中所不能不提到的，但競爭不是全部內容。

在本書中，我想闡釋的是，致使西方與東方地位截然相反的因素——全球霸權的主要原因——在於6種可確認的結合了體制及相關理念和行為的全新結合體。基於簡明闡釋的考慮，我在以下6個標題中予以概括：

1.競爭

2.科學

3.財產權

4.醫學

5.消費社會

6.工作倫理

以當今計算機化語言來講，在歐亞大陸的西方，少部分人口之所以能在500年中的大多數時間中統治全球，是因為有6種殺手級應用程序在運轉。

現在，在你憤怒提筆寫信駁斥我，認為我忽略了西方主導全球原因的某些至關重要的因素——比如資本主義或民主(或就此而論，槍炮、微生物和鋼鐵)——之前，請閱讀以下給出的簡明扼要的定義：

1.競爭——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分散，既給主權國家又給資本主義制度搭建了發射台。

2.科學——研究、理解並最終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此外還有其他原因)，使西方具備了優於世界其他地區的重大軍事優勢。

3.財產權——以法治作為保護私人業主，並和平解決他們之間的爭端的方式，為最為穩定的代議制政府提供了基礎。

4.醫學——有了科學的這種分支，使西方社會(之後又使其殖民地)在醫療衛生和人口預期壽命方面有了重大提升。

5.消費社會——在這種物質生活模式中，生產、購買服裝和其他消費品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這種模式，工業革命將無法持續開展。

6.工作倫理——從基督新教(還有其他來源)發展而來的活動模式和道德框架，為程序1至程序5所創建的存在潛在不穩的動態社會提供了黏合劑。

請別誤解，這不是又一個能自圓其說的“西方勝利論”。我想闡釋的是，西方之所以征服、殖民如此廣闊的世界其他地區，不僅僅是因為西方具有的優勢，西方勁敵偶然的劣勢也是一大原因。比如，17世紀40年代，中國明朝治下，財政和貨幣發生危機，氣候變化，傳染病大肆傳播，民不聊生，農民揭竿而起，明朝到了最危急的關頭。這一切與西方無關。同樣，奧斯曼帝國政治和軍力上的式微更多是因為內部問題，而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在南美情形逐漸惡化之際，北美的政治體制卻在蓬勃發展;但是，西蒙·玻利瓦爾沒能在拉丁美洲創建美利堅合眾國卻不是那些外國佬(gringo)的錯誤。

關鍵問題在於，東西方之間的差異是體制性的。西方趕超了中國，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為不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領域，西歐都存在更強的競爭力。澳大利亞、普魯士甚至還有俄國，政府管理和軍事效率日益上升，因為催生科學革命的網絡是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現的，而不是在伊斯蘭世界中。北美洲以前的殖民地比南美洲的殖民地幹得好多了，其原因在於，英國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一整套與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截然不同的財產權和政治代議體系。(北方實施的是“開放的秩序”，而不是以滿足追逐租金的極少數精英利益的封閉式秩序。)歐洲帝國之所以能滲透非洲，不僅是因為他們擁有馬克沁機槍，還因為他們研製出非洲人也難以抵抗的熱帶疾病的疫苗。

同樣，西方更早進行的工業化反映了其體制上的優勢：早在蒸汽動力或工廠體繫到來並傳播之前，不列顛群島就有發展為大眾消費社會的可能性。即便當工業技術幾乎可為全球國家所採用之後，東西方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事實上，其差距還進一步拉大了。歐洲人或北美人配備了全標準化的棉紡和織布機，因而也就能以更高的生產效率工作，他們的資本家雇主也能更迅速地積累財富，這是其東方對手所無法企及的。對公共衛生和公眾教育的投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缺乏此類投資的地方，人們仍然過着貧窮的生活。本書的主旨便是探討這些差異：為什麼存在，又為什麼如此重要?

截至目前，我或多或少都是在隨意地使用“西方”和“東方”這樣的詞。問題是，我所說的“西方文明”究竟指什麼，或到底在哪裡呢?戰後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白種新教徒男性，在某種意義上本能地將西方(也稱為“自由世界”)的範圍限制於相對狹窄的走廊——(毫無疑問)起始於倫敦，經來剋星敦、馬薩諸塞，又(可能)從斯特拉斯堡到舊金山。1945年，從戰場上開始，西方的第一語言便是英語，其次是結結巴巴咳出來的法語。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歐洲融合成功完成後，西方俱樂部的規模日益擴大。低地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斯堪的納維亞和西班牙都屬於西方，而由於我們持續地享受着古希臘哲學帶給我們的恩澤，再加上近期希臘從歐盟欠下的更多的債務，希臘當然也屬於西方的一員，儘管希臘後來才皈依東正教。

關於西方文明的另一個困惑是，四分五裂似乎是其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2000年來臨之初，很多美國評論人因為“逐漸變寬的大西洋”——“冷戰”時期將美國和西歐同盟團結在一起的共同價值觀正日益破裂——而牢騷滿腹。在亨利·基辛格擔任美國國務卿時，當美國政治家希望與歐洲對話時，他該給誰打電話的問題如果比以前更明確了的話，那麼，如今誰代表西方文明拿起話筒溝通的問題則更難回答了。然而，美國和“老歐洲“之間目前的裂痕，與過去它們在宗教、意識形態，甚至在文明本身的意義上的鴻溝相比，其程度還較輕，關係還算和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聲稱自己是為更高層次的文化而戰，是為了抗擊俗氣的、強調物質主義的英法文明(文化與文明的區分是由包括托馬斯·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內的學者所作出的)。但是，德國在戰爭第一階段焚燒魯汶大學圖書館並即刻處死比利時平民的做法，是難以調和這兩種文明的。而英國宣傳者反過來將德國人貶為為文明社會所不容的“野蠻人”，並將這場戰爭稱為獲取自由獎章的“捍衛文明的大戰”。如今，我們對“西方”整體文明的探討，比在1918年時探討來得更有意義嗎?

而且，西方文明似乎也對自身失去了信心。從1963年斯坦福大學開始，不斷有知名大學停止為大學在校生開設經典的“西方文明”歷史課程。中學也一樣，西方崛起的宏大歷史也逐漸遭遇冷落。“得益於”教育學者以“新歷史”之名提升“歷史技能”而非灌輸知識的狂熱，再加上教學大綱改革流程所造成的預期之外的後果，太多的英國中學生中學畢業時，竟然只知道一些毫無關聯的西方歷史片段：亨利八世和希特勒，還了解一點兒有關小馬丁·路德金的歷史。針對一所知名英國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學生展開的調查表明，只有34%的學生知道(西班牙)無敵艦隊進攻英國時，英國君主是誰;只有31%的人知道布爾戰爭的地點；只有16%的人知道指揮滑鐵盧戰役的英軍指揮官是誰(認為是尼爾森而非威靈頓的人數比例比知道的多一倍)；而且，只有11%的人能說出19世紀的任何一個英國首相的名字。在對11~18歲的英國少年所進行的類似調查中，17%的人認為克倫威爾參加了黑斯廷斯戰役，有25%的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於哪個世紀搞錯了。此外，在說英語的世界，認為他們該學習的是其他而非自己的文化的人大有人在。1977年隨航海家宇宙飛行器被送往外太空的音樂樣本，特別錄製了27支音樂，其中僅10首出自西方作曲家之手，其中，不僅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貝多芬，還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查克·貝里和盲人威利·約翰遜。大英博物館館長於2010年主持了“從100件物品中”看世界歷史的節目，那100件物品中僅有30多件是西方文明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