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在山坡车站打工，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中国铁路上的清筛和垫轨作业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因为我干过这一行，所以对其相关的技术进步有所关注。我后来看见正在铁路上作业的清筛机是一个可以在铁轨上行驶的平台，平台上伸出几根大铁杆子插进枕木下的石碴中进行震动，在震动的过程中，石碴中的泥沙就漏下去了，但也只是漏下去而已，泥沙还在路基的底部，并没有被筛除移放到路基之外，所以机械作业是否能达到我们原来人力作业那样的效果，我表示怀疑。

我们当年在铁路上打工的时候，枕木是一根根被沥青浸黑了的真正的方木，现在的枕木则都换成了混凝土的。

当年，我们在发现枕木腐朽了的时候，就需要将其换掉，有时候只换枕木，有时候是将整段铁轨带枕木一齐换下来，以旧换新需要抬上抬下，十几根枕木带两根铁轨，足有几吨重，需要十几人一起抬，用粗麻绳系在钢轨上，将抬杠穿过麻绳，一根抬扛两个人，大家发一声喊，钢轨和枕木就被抬起来了，然后从路基上移下去，又将新的抬上来。很多时候，抬杠一上肩，别人没事，我就先趴下了。负责指挥的技术员大哥就骂我：

“你是么样象个糯米菩萨？”——一口汉腔，骂完后他把我换掉，把抬杠放在自己的肩上。

我因此在工地上得了个“糯米菩萨”的绰号。

糯米菩萨肯定是软不拉几的，这样的菩萨自己站都站不稳，还能保佑黎民百姓？

我心想，我要是糯米菩萨，那倒好，我立即把自己先吃掉。我就是吃不饱饭，才手脚发软的。

我当知青时打工，跟改革开放之后的打工还有所不同。现在的农民工，工资所得全部是自己的，我们则不同，我们工资的大部分被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领走了。

我们是被生产队派出去的劳务工，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用工单位则按照他们与公社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只是每月发一点生活费给我们，如果一天工资1.2元人民币的话，每天的生活费就只有不到0.2元钱。剩下的1元多钱，则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分成，具体是怎么分的，我们也不知道。

换言之，我一天交生产队、大队和公社1元多钱，生产队给我记8工分。

我下乡的第一年，只有十四、五岁，生产队只给我评4工分，以后每年加一分，加到8工分时，稳定了两三年没有动，我拿10工分时，已在大队民办学校教书了，教了两年的书，我就考上大学走了。

我在铁路上打工的那一年，我一天只能记8工分，还不能算整劳动力，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男整劳动力一天记10工分，女整劳动力一天记8工分，我的工值只相当于一个农村妇女。

我们生产队和我一起在铁路上打工的有好几个人，铁路上发给我们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我们交给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提成也是一样的，但在生产队记工分的时候，我只记8工分，他们记10工分。

显然，我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虽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分配制度，但其劳动积极性却可以改变。所以“出工不出力”，所以“鸡多不生蛋，人多出懒汉”，所以，建设共产主义也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即使是10工分，年终生产队结算时，也只值现金1角多分钱。我是8工分，那么一天的收入大约在一角钱左右。加上铁路上发给我的不到2角钱的生活费，这样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我还赚不到3角钱。

这个账一算，就知道当年的工农差别有多大，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中国改革开放了，也并不是那一位领袖人物个人的功劳，这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