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這篇深度對話圍繞馮知明（雲夢澤人）的長篇小說《雲夢澤》展開，由作者與跨文化研究者出山（康森厚）共同探討19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內陸的生存實錄。

對話首先剖析了西方信仰進入中國時遭遇的劇烈文化排異，鄉民因深植於血緣與宗法的倫理根基，將傳教士視為異類，甚至對基督受難形象產生“無神通”的誤讀。老穆勒雖嘗試通過“脫下教袍、拿起漁網”的本土化策略融入底層生活，卻發現物質層面的接納難以轉化為精神內核的認同。

戲劇性的轉折發生於老穆勒身陷“江湖”水幫之後。對話指出，這些脫離宗法社會的邊緣群體如同一張精神白紙，老穆勒巧妙地將《聖經》敘事“江湖化”，用英雄義氣與罪罰救贖對接好漢們的生存焦慮，實現了信仰的精準轉譯。

此外，對話直面了傳教士人性的軟弱，認為老穆勒與三娘的“跌倒”不僅增強了人物的真實性，更隱喻了上帝恩典在不完美中的成就。最後，雙方探討了老穆勒形象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啟示，認為這種在文化夾縫中溝通、理解並尋找靈魂歸宿的執着，為現代人解決身份迷惘與文明衝突提供了深刻的共情與參照。

【對話人物】
雲夢澤人（馮知明）：《雲夢澤》（海外書名《生命中的他鄉》）作者，文化觀察者。
出山（康森厚）：工學博士，跨文化研究者，信仰與科學思考者。

總題：在文化的激流與靈魂的彼岸——《雲夢澤》中的他者、信仰與歸宿

一、聖言與污名：當十字架遭遇雲夢澤

出山：知明兄，我兒時很喜歡讀小說，只是那個年代能讀到的大都是革命英雄的故事，諸如《林海雪原》《紅岩》《野火春風斗古城》《呂梁英雄傳》《歐陽海之歌》等等，後來出國後就很少再讀小說了。最近被你的大作《雲夢澤》中的洋人傳教士老穆勒的故事吸引，閱讀了進去，感覺寫的很精彩。老穆勒初到雲夢澤的遭遇令我感慨萬端。你筆下的三娘，只因去洋教堂掌燈一月，便名譽掃地，甚至婚姻受阻。這背後反映的，遠不止對一個陌生洋人的恐懼，更像是一場深入骨髓的文化排異反應。你為何選擇這樣一個細節作為文化衝突的切入點？

雲夢澤人：出山兄問到了根子上。《雲夢澤》（海外書名《生命中的他鄉》）三娘的遭遇不是孤例，而是那個時代普遍心境的縮影。在我的故鄉，那時流傳着各種關于洋人的恐怖傳說：取男童生殖器做藥引、用迷藥擄人遠賣為奴、吸食孩童精氣……這些傳言荒誕不經，卻有着堅實的心理地基。它們源於最深層的文化自衛——面對伴隨槍炮而來的洋人洋教，民間動用了一切想象來築起防火牆。三娘背上貼滿符咒才敢踏入教堂，正說明本土的儒、釋、道乃至巫術，在面對這個“他者”時，結成了某種默契的同盟。教堂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在鄉民眼中非但不是救贖的象徵，反倒成了一個“無神通”“可憐”的受苦形象。這種誤讀，恰恰是兩種文明體系初次碰撞時必然產生的劇烈摩擦。

出山：實際上，當村民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想到是一個“無神通”“可憐”的受苦形象，這到很符合聖經的教導，因為耶穌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就是以一個“受苦之仆”的身份來受死、上十字架流血犧牲、做“上帝的羔羊”被殺，代替世人承受罪惡的代價，而最後把世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但這種形象在接觸到儒、釋、道乃至巫術的碰撞時產生的摩擦和衝突也正像你描述的那樣，相當劇烈。所以，雖然我能想象到這種衝突，但閱讀你實際描述的狀況時卻對我有很大震動，因為我沒有那時現實狀況的感性認識。

你的描述讓我想起歷史上傳教士初入中國時的真實境遇。從你的小說和有關書評來看，老穆勒們的到來，似乎絕非單純的宗教傳播。大概認為他們是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經濟、科技勃興背景下，一種攜帶着文化自信（甚至優越感）的“使命”的產物，因為大量西方傳教士是伴隨着西方列強的槍炮轟開中國的大門而進入的。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多看到的是這些傳教士們對上帝的忠誠、對耶穌基督要門徒將福音傳遍地極的這一“大使命”的感動和委身。現在我也看到很多西方傳教士到貧窮的地方去傳福音，他們基本都是很有基督“大使命”感的愛主愛人的門徒，很令人感動。

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儘管他們足跡遍及中國，甚至許多人的屍骨永遠留在了這片土地，但他們追求的那個“基督教化的中國”的夢想並未實現。他們遭遇的，是一個有着高度成熟且自成體系的文明體的有力抵抗。這個文明體對異質文化的消化與抵抗能力，遠超想象。老穆勒在雲夢澤的孤立，正是這種文明體免疫反應的微觀呈現。

雲夢澤人：是的。所以老穆勒最初的傳教方式——建教堂、發聖物、街頭遊行——在雲夢澤完全失效。他穿着正裝、手持《聖經》站在教堂門口的微笑，在鄉民眼中如同鬼魅。這種隔閡是雙向的：他視本土宗教為“近似巫術”，鄉民則視他為“吸人精血”的洋和尚。你提到的“免疫反應”很準確，這不是簡單的愚昧，而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觀、倫理觀和社群網絡在抵禦入侵。當洋貨（煤油燈、香煙）因其“用”而被接受時，洋教所代表的“體”與“道”，則被堅決地拒之門外。因為接受後者，意味着要動搖“祭拜祖宗”這一倫理根基，這是任何深入骨髓的華夏子孫都無法輕易妥協的。

二、脫下教袍，拿起漁網：本土化策略與它的限度

出山：於是我們看到老穆勒做出了關鍵轉變——他脫下教袍，剃短頭髮，換上草鞋，學習打魚摸蝦十八般武藝，成了一個地道的“洋魚販子”。這個轉變瞬間拉近了他與底層百姓的距離，他變得大受歡迎。從傳福音的策略看，這是極高的智慧，也是歷史上許多成功傳教士（如利瑪竇、伯格理）走過的路，因為保羅說過，“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 9：21）。但有趣的是，在小說里，這種本土化似乎只為他贏得了“人緣”，並未贏得“信眾”。你的看法是什麼？

雲夢澤人：這正是文化融合的複雜之處。老穆勒學習方言、烹飪湖鮮、成為捕魚能手，這些讓他從“可怕的洋和尚”變成了“有趣的洋漁夫”。人們接受了他作為一個“人”，甚至是一個能人的存在，但這與他所代表的“神”及其教義，依然是割裂的。鄉民可以津津有味地品嘗他做的泡蒸鱔魚，卻不會因此去禮拜他的上帝。因為信仰關乎終極歸宿和宗族倫理，而美食技藝只關乎現世生活。他可以融入他們的生活習俗，卻無法撼動他們“敬天法祖”的精神內核。本土化策略打破了第一層隔閡——陌生感與敵意，但遇到了更堅厚的第二層壁壘——已與血緣、地緣深深綁定的信仰與價值體系。

出山：這讓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在討論你姑媽的信仰中所涉及的福音傳播全球的聖靈引導旨意的問題。上帝對福音傳播全球有祂的時間表和計劃，就像聖經說“及至時候滿足”（加 4：4），上帝就差遣祂的獨生子“道成肉身”以“受苦之仆”的身份來到世間；時候滿足的時候，耶穌基督也要第二次再來，卻是以“大君王”審判者的身份到來。這樣看來，上帝如果按照祂的計劃，借着西方列強的炮火轟開中國的大門（當然上帝會審判這些列強侵略中國的罪惡，就像審判亞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擄掠以色列南北國所犯的罪惡一樣），讓西方傳教士能夠將基督福音帶進中國，那麼上帝還會有祂的時間表將中國這些抵抗福音的，與血緣、地緣深深綁定的價值體系摧毀。只是這一切不是靠這些傳教士能夠做到的，我們後面再講。

三、因禍得福：江湖為何成為福音的沃土？

雲夢澤人：出山兄說的好！在我的小說中就提供了一個血緣、地緣深深綁定的價值體系摧毀被打破的例子。小說中戲劇性的這個轉折在於，當老穆勒被水幫綁架，身陷湖澤匪巢之後，傳教事業卻意外地打開了局面。這看似荒謬，但細細想來，卻有它的內在邏輯。出山兄，你如何看這個“因禍得福”？

出山：這或許是全書最具洞察力的安排之一。水幫的江湖強人，在主流社會眼中是法外之徒、叛逆者。但正是這種“邊緣”身份，使得他們某種程度上脫離了傳統宗法社會的嚴密束縛。如你筆下人物所言：“出來做響馬強盜的人，一個個都是數典忘祖的東西，祖宗也不認，家族已開除了他們的族籍。”對於這些已被傳統倫理秩序“開除”的人，基督教的教義反而可能提供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和精神歸宿。他們不在乎“祭祖”的禁忌，因為他們本就無祖可祭；他們不懼“洋神”，因為本土的鬼神在他們看來也“怕見血”。他們是一張相對空白、卻又充滿生存焦慮和精神渴求的“白紙”。在這個時候，傳教士老穆勒就比較容易在“白紙上”作畫，傳福音給這些充滿生存焦慮和精神渴求的“邊緣人”。

那麼，這裡我要先離開你小說的話題一會，讓我們考慮在中華大地上，什麼時候才能完全打破這種血緣、地緣深深綁定的舊價值體系，而不是只在一個水幫的獨特的空間裡？

雲夢澤人：這應該發生在新中國建立以後……

出山：確實是這樣！這樣我就要與雲兄一起再探討一下上帝對福音傳遍全球的時間表思考，特別是對中華大地。

我們前面看到了上帝借着西方列強的炮火轟開了中國的大門，福音的傳教士才能夠進入中國傳講福音。但是中國與古舊的血緣、地緣深深綁定的價值體系卻難以摧毀。而你在小說中的情節表明，西方傳教士在水幫的江湖強人里卻獲得了意外成功。我們把原因歸結為“他們是一張相對空白、卻又充滿生存焦慮和精神渴求的‘白紙’”。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華夏大地上建立以後，新政權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了一切舊的傳統封建遺留，推翻了壓迫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真正出現了一個“一窮二白”局面。由此，才有了後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門才徹底打開了，這時在出國留學生中的一個基督徒群體突然出現了，他們把基督福音悄然地帶回了祖國，與當年西方傳教士留下的福音種子相結合，才結出了福音在中華大地廣傳的果子，帶來了福音在祖國大地的全面復興。

通常人們只看到的是歷史和現實的表面進展和演進，卻沒有注意到在歷史背後的隱形推手。這應該就是上帝的時間表，祂按照祂的旨意和計劃，借着現實世界的人群的做為，將這個世界帶向祂要實現的結局，就像我們在前面一次對話中所描述的那樣。

雲夢澤人：出山兄說的好！將我們的討論引向了更廣闊的範圍和議題。我想我還需要時間思考和探求這些我以前沒有認真想過的問題，現在讓我們還是再回到洋傳教士老穆勒在水幫里的傳教故事。

在水幫這個獨特的空間裡，老穆勒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教道場。這些刀口舔血的漢子，生活單調，精神空虛。老穆勒肚裡的《聖經》故事，對他們而言是聞所未聞的“洋古話”，其新鮮感和敘事魅力，絲毫不亞於《水滸》《三國》。更重要的是，他講故事的方式充滿智慧。他將聖經人物“江湖化”：大衛是以色列的“總瓢把子”，猶大是出賣大哥的“叛徒”，彼得是畏死不敢認主的弟兄……他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和邏輯，重構了聖經敘事。當講到猶大羞愧自縊、彼得被原諒時，這些好漢們能從中看到自己命運的鏡像——對背叛的恐懼、對寬恕的渴望。基督教關於罪與赦免、終極審判與永恒生命的教義，恰恰擊中了這些隨時面臨死亡、內心充滿不安的靈魂最深處。

出山：這裡我們再深入討論一下使徒保羅說的一段話，這段話常常被傳福音的人無意識地忽略，他是這樣說的：“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　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林前 9：20-22）保羅在這裡大概是說，為了傳講天國的福音，多拯救一些失喪的靈魂，對不同的人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用他們能夠理解的合宜方式，通俗易懂地把上帝的道講述給大眾。

這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當我們在不同的人群中播撒信仰種子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說他們能夠聽得明白得語言，理解他們當時現實環境中的所思所想，然後以他們能夠更清楚理解的方式，把福音傳講給他們。老穆勒能夠在這些邊緣的、破碎的、充滿渴求的心靈縫隙中撒下福音的種子，就在於他打破了一般傳教士那些正統死板的說教，而能夠進入水幫好漢們習慣了的語言和思維裡面，逐漸把上帝的道撒在他們心裡。水幫好漢們聽慣了梁山泊的“義”，但“義”無法解決他們對死亡和罪孽的終極恐懼。老穆勒帶來的，是一套關於救贖與永生的新敘事。當他把聖經的歷史敘事與水幫好漢的現實狀況相連接的時候，就為這些好漢們的黑暗人生提供了一個光明的、有希望的出口。這種傳播的成功，不是我們通常那種死板教條的教義的勝利，而是敘事與心靈需求在特定情境下的精準對接。

聖經在大量的歷史敘事中記錄上帝在世人中的做為，就是為了使得世人能夠以更直觀、更通俗、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認識這位偉大的創造者和救贖主，從而進入祂的救贖與恩典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後世的很多人鑽進了各種教條裡面，把上帝鮮活的道變成了難以進入人心的條條框框。在耶穌基督自己的宣道過程中，為了貼近當時大眾的生活，就包含了大量的比喻和類比，並顯示了比喻和類比在宣道中的多重作用和目的。在向世人解釋天國真理、神的國度、屬靈生命等深奧真理的同時，讓願意尋求真理的人更清楚領會，但對心硬而抵擋真理的人則隱藏信息，減少衝突。

四、故事的力量：大衛與猶大如何對話梁山好漢

雲夢澤人：你提到了聖經敘事與心靈的對接。小說里，老穆勒講大衛王與拔示巴的故事時，好漢們的反應極為有趣。他們不自覺地用梁山泊的“俠義”準則去評判大衛：認為他為了女人害死忠臣烏利亞，不夠兄弟義氣，非好漢所為。這種跨文化的“誤讀”與對話，產生了怎樣的思想火花？

出山：實際上這是人的義與上帝的義的直接碰撞。梁山泊的“義”，核心是兄弟倫常、快意恩仇，是人類高度世俗化和群體化的自我準則，與世界上各自群體為了自我利益而形成的各自正義一樣，具有相對性。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蘇格拉底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討論人類的正義，最後他只追索到各人的相對正義。這樣蘇格拉底就提出了一個觀念，對大家來說守律法就是正義，而守神的律法就是行神的正義（神的義）（參看《理性，啟示與結局（上卷）》3.4.5節）。而《聖經》中大衛的故事，展現的是人與神的關係、王的罪與神的公義和赦免，它指向超越性的道德標準（上帝的律法）和個體在上帝前的懺悔。好漢們最初用“人的義”-“江湖義氣”的尺子去量大衛，量出了他的“不義”。但老穆勒卻慢慢引導他們去思考超越性的上帝的義：即使是偉大的王，也會犯罪；而上帝最終施行了公義（大衛的四個兒子相繼死去），也彰顯了在大衛悔改之後得到上帝的赦免恩典（大衛真誠懺悔後仍被使用）。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在他們熟悉的“對錯”（“義與不義”）觀念之上，引入了上帝的義（上帝的律法）對“罪”“公義”“悔改”“恩典”等更複雜、更具超越性的倫理維度的深入思考。

雲夢澤人：這種引入是潛移默化的。例如，對於叛徒的處理，水幫的方式是酷刑處死，肉身消滅。而老穆勒講述的猶大故事，則提供了另一種懲罰——永恆的羞恥與歷史的罵名。這讓他們開始思考“名聲”與“身後事”。更關鍵的是彼得的故事：一個自詡忠誠的兄弟，在危難時刻三次否認主。這個故事極大地安慰了這些內心同樣充滿恐懼與軟弱的強人——原來“怕死”是人之常情，而軟弱之後仍有被原諒的可能。這種對人性弱點的包容與對悔改的開放，是許多嚴苛的民間倫理所缺乏的。聖經故事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審視自身、獲得精神慰藉甚至解脫的新框架。

出山：所以說，老穆勒的成功，不在於系統化地傳授神學的教條，而在於他成為了一個傑出的“故事講述者”和“意義闡釋者”，通過聖經故事與他們現實環境的比照傳講上帝之道。他將一個遙遠的、異質的信仰體系，翻譯成了江湖好漢們能夠理解、能夠共鳴的生命故事。這本質上是一種高級的文化轉譯，對上帝啟示的更用心、更深刻的理解和宣講。他讓大衛、猶大、彼得成為了水泊中的新“好漢”形象，讓聖經敘事與中國江湖敘事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從而讓福音的核心信息以更易理解的形式，穿透了不同文化壁壘，進入人心。這正是現代福音的傳播者所需要用心體會的。

五、人性的弱點：在聖徒與跌倒之間

雲夢澤人：小說中另一個關鍵情節，是老穆勒與三娘之間發生的一夜情，並留下了後代。這顯然是對大衛與拔示巴故事的某種呼應。你如何看待作者安排老穆勒犯下這個“錯誤”？這對於理解這個人物和他的使命，有何深意？

出山：我們的社會包括世俗界和宗教界，都形成了一種趨勢，就是將信徒想象成“完美化”的典範，不允許他們犯錯，更不允許他們犯大錯。雖然在理念上，人們知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以及“不可論斷人，因為怎樣論斷人，也必被怎樣論斷”。但現實中人們還是會以自己的判斷對跌倒的信徒大加鞭撻，更不要說對傳道人了。所以，我覺得你在小說中對老穆勒與三娘之間發生的一夜情，並留下了後代，這個安排極具勇氣，也使得老穆勒這個形象從單純的“聖徒傳”中解脫出來，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充滿人性張力的既複雜又真實的人物。從文學和人性角度看，這讓老穆勒這個形象更加真實、完整。他歷盡艱辛，堅守信仰，卻在孤獨、長期的文化疏離中，在一位對他從仇恨、好奇到產生微妙情愫的女性面前，暴露了人性的脆弱。這仿佛是大衛故事的東方輪迴，暗示着人性的弱點是超越文化和種族的。從信仰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次“跌倒”，是信仰者的一次失敗。這告誡我們，要時時警醒自己，不要過高估計人性，不要把自己放在危險的試探之下，就像聖經主禱文所祈禱的“不要讓我們遇到試探”。

雲夢澤人：是的，我並非想塑造一個完美的殉道者。老穆勒的“跌倒”，首先說明他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一個“傳教士”。他的孤獨、他的情感需求，在常年不被接納的壓抑環境中，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出口。三娘對他，經歷了從懼怕、利用（綁票）、到平視、乃至欣賞和暗生情愫的複雜過程。這一夜情，是兩顆在各自命運中漂泊、孤獨的靈魂，在非常態環境下的一次短暫取暖。它削弱了老穆勒作為信仰符號的“神聖性”，卻極大地增強了他作為人的“真實性”。同時，這個“錯誤”所產生的後代——老洋人李來恩，又成為小說下半部分追尋身份認同、叩問“故鄉與他鄉”主題的核心動力。罪與罰、錯誤與後果、血脈與認同，在這裡形成了一個富有宿命感的敘事閉環。

出山：實際上在聖經里充滿着這樣的事例，或者說上帝救贖計劃的推進，就是借着人的罪惡彰顯與上帝救贖的過程來逐步實現的。比如舊約中雅各之子猶大成為猶大支派的先祖，他與兒媳的亂倫後代進入了耶穌基督的家譜，而犯有姦淫與謀殺之罪的大衛王更是耶穌基督家譜中最重要的人物，耶穌基督的肉身甚至被稱為“大衛的子孫”。所以，從聖經的啟示來講，：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在人犯罪後的痛悔中得以成就。一個犯過錯的傳教士，當然不會失去傳播真道的資格。他的後代，這個“錯誤”的果實，卻執着地踏上了尋根之旅，去追問父輩的信仰與命運。這也似乎暗示，神聖的使命可能會通過極不完美的人、甚至通過人的“錯誤”來曲折地達成，因為在上帝那裡，“萬事互相效力”，最後都會達成上帝所預定的旨意和計劃。老穆勒雖然沒有完成“基督教化雲夢澤”的那個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宏願，但他留下的血脈與精神影響，卻在後代那裡引發了更深層、更個人化的對生命根源的追尋。這或許更有深遠的意義。

六、穿越時空的迴響：老穆勒的歷史價值與當代啟示

出山：知明兄，我們對話的最後，或許可以升華一下。我知道你小說筆下這個德國人老穆勒的形象是參考眾多你們當地當年西方傳教士的事跡原型，那麼，他百折不回的傳教經歷，在今日全球化、人口頻繁流動、文化深度交織的語境下，其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是什麼？他那種“把他鄉當故鄉”的執着，對我們當代有什麼啟示？

雲夢澤人：老穆勒的故事，首先是一面歷史的鏡子。他讓我們看到19-20世紀東西方文明碰撞中，一個具體而微小的悲喜劇。他是殖民擴張時代卻為了傳播上帝福音的一個尾隨者（正像你前面所認為的）。他具有真誠信仰和驚人韌性的個體實踐者。他的失敗，映照出中國文化底蘊的深厚與排異能力的強大；他在水幫局部的“成功”，又揭示了文化傳播中“邊緣突破”的可能性和敘事轉換的魔力，我們在後來也討論了新中國對封建舊文化傳統的摧毀，以及之後福音在中華大地的廣傳。老穆勒故事的歷史價值在於其複雜性——他既是隨着列強的槍炮聲而進入中國西方人士，但卻是福音使者和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既是自身文化的輸出者，又深度融入了異質文化。當然，他也有自己人性的弱點與過犯。

出山：我贊同。評價老穆勒，需要超越簡單的褒貶。他們那一代傳教士，客觀上為中國帶來了現代教育、醫療和科技的種子，這是我們現代人很多時候不很清楚而需要明了的。更重要的或許是精神層面的遺產：他們在傳講上帝福音的過程中展現了一種近乎執拗的、將理想置於生命之上的精神強度，一種跨越千山萬水尋找靈魂歸宿的勇氣。在“故鄉”與“他鄉”日益模糊的今天，老穆勒的形象有了新的寓意。

雲夢澤人：是的，這就是老穆勒的現實意義。在當代，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面臨“故鄉”與“他鄉”的困惑。物理的遷徙、文化的融合、身份的流動，使得純粹的、單一的文化歸屬變得困難。老穆勒試圖在他鄉紮根，甚至“成為”當地人，卻始終帶着無法抹去的異質性；他的後代則陷入更深的身份迷惘。這何嘗不是現代人的寫照？我們學習老穆勒，不但要學習他對自己信仰的堅持與執着，更是要學習他在文化夾縫中依然努力生存、溝通、理解、甚至去愛的生命力，學習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執着精神——無論這份執着指向的是上帝、理想、真理，還是對一片土地和人群的深沉認同。

出山：說的有道理！

雲夢澤人：最終，老穆勒和他的故事啟示我們：文明的對話與個體的尋根，從來不是坦途。它充滿誤解、衝突、孤獨，甚至失敗與錯誤。但正是這些努力，在歷史的暗河中留下了痕跡，促成了不同文化基因緩慢而艱難的融合。或許，我們追尋的終極目標，並非在一個萎縮的故鄉與他鄉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像雲夢澤這片古老水域一樣，在滄海桑田的變遷中，獲得一種更為開闊、包容、流動的胸懷，讓每一個真誠的靈魂，無論來自何方，都能找到棲息與生長的可能。這，也許是《雲夢澤》這部長篇，以及老穆勒這個人物，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思考。誠哉斯言。對話至此，我們對那片煙波浩渺的雲夢澤，以及對漂泊於其間的靈魂，有了更深的共情與理解。感謝出山兄的深刻洞見。

出山：也感謝雲兄的大作和深刻解讀。

【對話者簡介】

    出山，本名康森厚。早年畢業於西安交大，獲工科學士和碩士學位。後於德國柏林工大深造，獲工科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來美國伯克利加州做博士後研究, 兩年後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獲一研究職位。五年後進入GE航空，致力於飛機發動機的研發與製造。十九年後從GE提前退休，全時間寫作。

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期間，出山（康森厚）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之後他利用業餘時間研讀聖經，思考信仰、科學和哲學，探索追求真理。退休兩年後於 2025 年 1 月出版《理性，啟示與結局（上卷）》（美國南方出版社）。其新著《義人的救贖–讀約伯記》完成初稿，進入同行評閱階段。

出山（康森厚）現居美國，業餘愛好喜歡攝影、走路等戶外活動，也喜歡打乒乓球和打油詩的寫作。

馮知明  雲夢澤人。從1984年開始文學創作，在出版社及各文學期刊出版或發表《扭曲與掙扎》（長篇小說）、《百湖滄桑》（長篇小說）、《四十歲的一對指甲》（長篇小說）、《雲夢澤》（海外書名《生命中的他鄉》長篇小說上、下卷）《楚國往事》（歷史隨筆）、《楚國八百年》（大陸簡體版、海外繁體版）；另有一套三卷《馮知明作品集》——《靈魂的家園》《對生活發言》《鳥有九靈》；台灣版散文集《童婚》；任3D動畫片《武當虹少年》1-2季（52集）總編劇。各類作品共計500多萬字。

《丟失了的城池》三部曲《繡船一號與雄起城》《無影人與雄起躍進城》《小妖精·影與雄起實驗城》，最初構思於2003年11月，後幾易其稿，初稿2025年10月於奧地利維也納石頭巷完成，近80萬字鴻篇巨製，長達二十餘年的構思與創作，試圖用寓言體小說呈現一個民族近、現代史，值得期待。

2026年1月16日星期五  奧地利維也納多瑙河畔  整理

                    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  美國俄亥俄州出山書齋  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