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陽謀

艾地生

他走了。

對於這個人，中國人很難只用“好”或者“壞”來概括。有人記得他的鐵腕反腐，記得他痛罵豆腐渣工程，記得他面對記者時罕見的機鋒與坦率；有人記得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中席捲城市的下崗潮，記得東北工廠熄滅的煙囪，記得一個時代突然宣布此前的承諾不再作數。

還有更多的人，會把他同幾個詞聯繫在一起：分稅制，國企改革，住房市場化，金融整頓，加入WTO……

這些詞後來幾乎構成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奇蹟的骨架，也構成了今天許多困境的遠因。但如果朱鎔基的歷史意義僅僅如此，那仍然低估了他。真正值得重新審視朱鎔基的，也許不是他究竟“左”還是“右”，不是他是不是一個好總理，甚至不是他的改革究竟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朱鎔基究竟幫助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什麼樣的路？

過去很多人把這條路稱為：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今天再回頭看，也許應該換一種說法：朱鎔基幫助中共找到了一種無需政治自由化，也能夠利用市場、資本和全球化壯大自身的辦法。

這才可能是朱留下的最大遺產，也是他的“陽謀”。

一、八九之後，中共真正面對的難題

理解朱鎔基，不能從1998年開始，甚至不能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開始，而必須從1989年開始。

六四之後，中共面對的不只是一次政治危機。它面對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總危機。東歐正在劇變，柏林牆倒塌，蘇聯隨後解體。一種曾經橫跨歐亞大陸、自稱代表人類未來的制度，突然顯示出驚人的脆弱。

問題擺在北京面前：如果繼續計劃經濟，國家可能越來越窮，效率越來越低，最終像蘇聯一樣失去維繫帝國的物質基礎。可是如果全面市場化呢？許多人當時相信，經濟自由最終會要求政治自由；私有產權會產生獨立中產階級；市場社會會孕育公民社會；全球化會帶來思想開放；經濟改革最後必然走向政治改革。這恰恰是八九之後中共最恐懼的方向之一。

一個幾乎無解的問題出現了：既要資本主義的效率，又不能接受資本主義政治制度；
既要市場，又不能讓市場最終挑戰黨；既要西方資本、技術和市場，又不能讓西方的政治制度隨之進入。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中共後來找到了一種辦法。但在1990年代初，沒有人知道這條路能不能走通。朱鎔基，就是這場實驗中最重要的工程師之一。

二、朱不是自由主義者

這是理解朱鎔基最容易出現的誤區。因為他推動市場；因為他整頓國企；因為他歡迎外資；因為他推進中國加入WTO；因為他有時痛罵官僚；因為他的語言比多數中共官員坦率。所以很多人下意識地把朱鎔基放進一條想象中的歷史直線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自由主義——政治改革，仿佛朱比別人走得更遠，只是還沒有來得及走到終點。

未必如此。朱鎔基真正相信的，與其說是自由主義，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國家主義技術理性。市場為什麼好？因為它能提高效率；外資為什麼要進來？因為它能帶來資本和技術；國企為什麼必須改革？因為大量虧損企業正在拖垮財政和銀行；WTO為什麼必須加入？因為中國必須進入全球貿易體系，逼迫國內企業競爭，並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這一切都可以改革，但是有一樣東西沒有被列入改革對象：共產黨對最高政治權力的壟斷。這條線，朱從來沒有想越過。

所以如果一定要給朱鎔基尋找一個精神坐標，他未必是哈耶克，更不是一個隱藏的民主派。他更像一個相信：只要制度設計得好，國家完全可以把市場這頭猛獸馴服，讓它替國家拉車。

市場在這裡不是信仰，只是工具；資本不是主人，只是燃料；全球化也不是價值歸宿，而是一台可以接入中國國家機器的巨大外部發動機。

三、第一刀：把錢重新收回來

1990年代初，北京面對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中央沒錢。改革開放後實行財政包幹，地方積極性被充分調動，廣東、江蘇、浙江等地迅速發展；但與此同時，中央財政能力持續下降。這是一個表面上的經濟問題，實際上卻是政治問題。任何中央集權制度最基本的權力，都建立在財政汲取能力之上。沒有錢，中央拿什麼維持軍隊？拿什麼進行跨地區調配？拿什麼救銀行？拿什麼控制地方？拿什麼搞全國性工程？更重要的是：如果財富越來越留在地方，一個名義上高度集權的國家，會不會逐漸出現事實上的地方化？

於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出台，中國財政史從此改變。中央重新拿到了最重要的稅源，中央財政能力迅速增強。這當然有充分的經濟合理性，甚至可以說，當時不改革才是不負責任；但它同時完成了另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改革開放釋放出去的一部分經濟權力，通過財政重新被中央抓了回來。從這一刻開始，中國式市場經濟顯露出一個越來越清楚的特徵：市場可以擴張；地方可以競爭；私人企業可以賺錢；外資可以進入。但國家最核心的資源配置能力不能因此瓦解。

這是朱鎔基式改革極其重要的一面：他不是通過削弱國家來建立市場，而是在重建國家能力的同時擴大市場。這與許多東歐國家的轉型路徑完全不同。

四、第二刀：把“社會主義的人”變成市場的人

然後是國企。今天看宏觀數據，很容易說這是一次成功改革。大量長期虧損、效率低下的企業被關閉、兼併、重組；銀行甩掉部分壞賬包袱；國有經濟收縮戰線，把資源集中到大型企業和關鍵部門；中國工業效率迅速提高。可是宏觀經濟學裡有一個特別方便的詞：“勞動力重新配置”，翻譯成人話，就是：有人突然沒工作了。

一個東北工人十八歲進廠，二十年裡，他相信的不是現代勞動合同。他相信的是另一份契約：你把青春交給國家，國家管你一輩子；住房、醫療、養老、孩子讀書、生老病死，都綁在單位上。突然有一天，國家宣布：這個契約作廢了；廠子不行了，你下崗吧。

這是朱鎔基改革最冷酷，也最具有現代意義的一步。它不僅處理了一批虧損企業，實際上拆掉了毛時代城市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社會契約之一。幾千萬原本依附於“單位”的人，被推進市場，從國家的人，變成勞動力；從工人階級主人翁，變成求職者；從鐵飯碗，變成自己為自己的命運負責。這給後來中國製造業提供了一個重要條件：龐大、廉價、缺乏獨立組織能力，而且不得不參與競爭的勞動力。

一個極其奇特的場景出現了。共產黨仍然統治着這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但這個國家正在用一種異常猛烈的方式，把自己的工人推向市場。

五、最妙的一步：加入資本主義世界

如果故事停在這裡，中國可能只是又一個發展型威權國家。真正改變世界的是下一步：WTO。

朱鎔基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動，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一件事。當時中國國內反對聲音並不少，因為加入WTO意味着降低關稅，意味着開放市場，意味着讓中國企業直接面對外國競爭，意味着接受一整套由西方主導建立的國際貿易規則。表面上看，這幾乎像在向資本主義世界投降，但朱看到了另一面。中國有什麼？幾億勞動力；越來越完善的基礎設施；一個能夠迅速組織資源的政府；一個剛剛完成大規模國企調整的工業體系；一片對財富極度饑渴的社會。中國缺什麼？資本，技術，管理，訂單，國際市場。而這些東西在哪裡？在美國，在歐洲，在日本，在整個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裡。

一個大膽的想法出現了：為什麼一定要打敗資本主義？為什麼不能利用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自己擁有全部資本，外國人可以帶來；中國不需要自己創造全部技術，可以買，可以學，可以引進；中國自己的消費能力還很弱，沒關係，可以賣給美國人；甚至中國企業一時缺乏競爭力也沒關係，打開門，讓國際競爭逼着它們活下來。這是朱鎔基真正厲害的地方，他不怕狼進來，他相信國家最後可以把狼養在院子裡。

六、西方當年也有一個“陽謀”

更有意思的是：這場交易並不是只有北京有算盤。華盛頓同樣有。美國為什麼最終願意支持中國加入WTO？當然有商業利益。美國企業想進入中國，華爾街想進入中國，跨國公司想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消費者喜歡廉價商品。但背後還有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判斷：貿易會改變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以後，會出現越來越大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擁有財產後，就會要求產權保護；產權保護需要法治；法治進一步要求權力受到約束；信息社會發展以後，思想控制會越來越困難；最後，一個越來越富裕、越來越全球化的中國，會逐漸變得更像西方。

換句話說：西方相信自己也在下一盤陽謀大棋。不需要推翻共產黨，只需要讓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自己會改變它。歷史上罕見的一場豪賭開始了。北京相信：我可以利用全球化，而不被全球化改變根本制度；華盛頓相信：只要你進入全球化，你遲早會被全球化改變。

二十五年後再回頭看，誰的判斷更接近現實？答案至少不像當年那麼簡單。

七、朱可能完成了中共最重要的一次制度升級

這是評價朱鎔基時最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依靠什麼統治？意識形態，組織，戶籍，單位，公社，政治運動，信息封鎖。國家直接控制幾乎全部資源。這套制度的控制力極強，問題是效率太低，最後很容易變成：國家控制了一切，卻生產不出足夠的財富。蘇聯已經證明，這條路有終點。

朱鎔基這一代人的貢獻，則是逐漸探索出另一套辦法：共產黨未必需要擁有每一家餐館、每一家服裝廠和每一塊農田，才能保持政治統治。它可以放棄大量微觀經濟控制，讓私人老闆賺錢，讓外國資本賺錢，讓農民進城，讓房地產漲價，讓股票交易，讓互聯網公司成長，甚至可以讓億萬中國人體驗相當程度的私人生活自由。只要幾樣東西始終牢牢掌握在手裡：財政，金融，土地，大型國企，組織體系，軍隊，宣傳，以及最終的人事任命權。這是一場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升級。舊的極權主義試圖控制每一粒米；新的體製發現：其實沒有必要，只要控制糧倉、銀行、土地和槍，市場完全可以自己去生產米，甚至會生產得更多。

這就是為什麼把朱鎔基簡單稱作“市場派”會產生誤導。他確實推動了市場化，但他所參與塑造的，並不是一個市場逐漸吞噬國家的制度；反而越來越像：一個國家學會了如何駕馭市場。

八、一個西方沒有預料到的怪物

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爆發。訂單來了；工廠來了；資本來了；技術來了。沿海城市像被吹起來一樣膨脹，幾億農民離開土地，“中國製造”開始覆蓋世界。這是人類經濟史上最壯觀的工業化之一，它當然真實改善了幾億人的生活。對此沒有必要否認。如果為了批判朱鎔基而否認中國加入WTO以後巨大的經濟成就，那反而削弱文章。真正值得追問的是：這些新增財富最終不僅壯大了個人，也壯大了誰？國家，更準確地說是黨國機器。稅收增加；外匯儲備增加；工業能力提高；基礎設施升級；金融實力提高；科研投入增加；軍費增加，國家掌握的信息技術越來越先進。最後，中國出現了一種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當初沒有充分預料的現象：一個威權國家不僅沒有被全球資本削弱，反而借全球資本完成了自身現代化。

馬克思曾經相信資本主義會創造埋葬自己的掘墓人，九十年代許多西方人則相信全球化會創造埋葬威權主義的中產階級。中國的故事至少暫時給出了另一種可能：全球化也可以為威權國家製造鋼鐵、芯片、外匯、稅收和技術官僚。資本並不天然反對專制，資本首先尋找利潤；只要工廠可以生產，合同大體可以執行，物流足夠穩定，工人不會罷工，政府願意提供土地，跨國資本完全可以與一個不民主的國家長期合作，甚至合作得非常愉快。

這可能是朱鎔基時代最深遠、也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歷史遺產。

九、分稅制也是同一個邏輯

這樣重新看分稅制，就會發現它並不是另一條孤立的故事線。它與WTO其實屬於同一種政治邏輯。朱面對地方財政失控，沒有選擇建立一個由地方自治和中央協商形成的新財政聯邦體系。他的答案是：中央必須重新拿到錢；朱面對國企低效，沒有把大型戰略經濟部門全部私有化，他的答案是：小的可以放，大的必須抓住；朱面對經濟落後，沒有認為國家必須先完成政治改革再融入世界，他的答案是：可以先進入世界市場；朱面對市場與共產黨的潛在衝突，也沒有得出“必須限制黨的權力”的結論，他的答案始終更接近：改造國家，讓國家變得足夠聰明，足夠有效率，足夠有能力駕馭市場。

這條邏輯貫穿了他的改革。所以“抓大放小”四個字，也許不僅僅是一項國企政策，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朱鎔基政治哲學的縮影：小的，讓；大的，抓。餐館可以私人開；鞋廠可以私人辦；房地產商可以成為億萬富翁；外國公司可以賺中國人的錢。但是金融命脈不能丟，能源不能丟，通信不能丟，土地最終控制權不能丟，財政不能丟，更不用說政治權力。放，是為了活，抓，是為了控；市場負責創造財富，國家負責掌握方向。

十、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這套制度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具有驚人的效率，可是它有自己的內在代價。

分稅制加強了中央財政能力，同時使地方長期面臨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地方怎麼辦？土地。農地經過政府徵收、改變用途，再進入城市土地市場，價值可以成倍增加。地方政府逐漸發現：腳下的土地，就是一台印鈔機。賣地，招商，修路，建新區；土地升值，再融資，再建設，形成後來龐大的土地財政和地方債體系。

必須說明這並不能簡單說成“朱鎔基發明了土地財政”。後來住房商品化、土地招拍掛、地方融資平台、幹部GDP考核以及長期高速城市化，共同塑造了這套制度。但分稅制確實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激勵結構。朱解決了中央財政危機，地方隨後尋找新的財政來源；一個問題被解決，另一個問題開始生長。

十一、下崗工人支付了另一張賬單

國企改革同樣如此。宏觀上，它提高了效率；微觀上，有人承擔成本。那些四十歲、五十歲突然失去工作的人，不是統計數字。他們是一個制度轉型真正支付現金的人。有趣的是：後來中國能夠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某種意義上恰恰需要這樣一個社會。人必須流動；勞動力必須商品化；工資必須有競爭力；企業必須能夠裁員；人不能永遠依附單位。

所以朱鎔基做了一件非常矛盾的事：一個共產黨總理，以極大的行政權力拆掉了社會主義工人的鐵飯碗，為一個更徹底的勞動力市場掃清道路。它聽起來像反社會主義，可從政權存續的角度看，它最後反而挽救了社會主義政權。毛時代的許多社會主義制度被拆掉了，共產黨卻活了下來；不僅活了下來，而且比過去更富、更強。

這就是歷史真正弔詭之處。

十二、朱救的未必是計劃經濟，他救的是這個政權

評價朱鎔基，最容易問錯的一個問題是：朱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派？當然是。問題在於：改革什麼？他改革價格，改革稅制，改革銀行，改革國企，改革住房，改革貿易體系，改革行政機構。很多領域，他下手之狠，在今天看來甚至難以想象。但是一個真正核心的問題始終沒有進入他的改革議程：誰來制約最高政治權力？

所以朱的改革具有一種極其鮮明的邊界。凡是能夠提高國家效率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夠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夠增加財政能力的，可以大改；凡是能夠讓中國進入世界市場的，可以大改。但是涉及共產黨政治壟斷本身，停止。

從這個意義上說：朱鎔基並不是計劃經濟的守墓人。他親手埋葬了計劃經濟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也不是自由主義中國的助產士，他更像中共統治模式的一名系統架構師。舊系統運行不下去了，他沒有換操作系統，他重寫了大量代碼。

十三、甚至可以說，他解決了六四之後中共最危險的問題

六四之後，中共最大的困境是什麼？如果不改革經濟，會窮，會亂，會失去合法性。如果改革經濟，又會不會培養出最後推翻自己的人？朱鎔基時代給出的答案是：未必。市場可以與一黨統治共存；私人財富可以與政治壟斷共存；億萬富翁可以與共產黨共存；外國資本可以與共產黨共存；全球互聯網甚至也可以——只要最終能夠控制。

中共逐漸發現：它沒有必要在“毛澤東”與“西方民主”之間二選一。原來還有第三種可能：政治上列寧主義，經濟上大規模使用市場，社會上允許相當廣泛的私人生活，國際上深度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時利用經濟增長不斷強化國家能力。這是一個真正的制度創新，鄧小平打開了門，江澤民提供了政治框架，而朱鎔基很大程度上負責把這台機器真正裝起來。

十四、後來習近平做的，並不是簡單推翻朱

這裡尤其容易產生一種誤判。今天很多懷念朱鎔基的人，會把朱時代與習近平時代理解為兩個完全相反的時代：一個市場化，一個國進民退；一個開放，一個收緊；一個改革，一個倒退。這些區別當然存在，而且很大。但如果從更深層的國家結構看，也許還有另一條連續性。習近平今天擁有的強大中央財政能力從哪裡來？現代化國企體系從哪裡來？國家對金融系統的控制能力從哪裡來？中國巨大的工業能力從哪裡來？中國進入全球供應鏈的基礎從哪裡來？當然不能都歸功於朱，但朱時代無疑完成了其中若干關鍵工程。

換句話說：朱鎔基也許不會喜歡今天中國的很多東西，但今天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使用着不少朱時代打造或強化的工具。這是比“習近平背叛了朱鎔基改革路線”更令人不安的一種理解。

歷史並不總通過背叛前人前進。有時候，後來者只是把前人留下的工具，用於前人沒有想到的方向。

十五、這才是朱真正的一言難盡

朱鎔基本人尤其值得從這裡理解。他年輕時遭遇過毛時代的政治整肅；他知道政治運動的荒謬；他知道官僚體系的僵化；他厭惡空話，厭惡腐敗，厭惡低效率。從許多公開言論和工作風格看，他甚至具有某種中國官場極其罕見的責任倫理：事情總得有人負責，問題總得有人解決。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懷念他。這種懷念並不全是虛構的，朱確實有能力，確實敢承擔，確實比無數平庸官僚強得多。

可也正因此，一個更深的問題出現了：一個親歷過國家權力任意性的人，為什麼最終選擇的仍然主要是提高國家能力，而不是約束國家權力？也許因為在朱的世界觀里，真正危險的首先不是國家太強，而是國家無能，財政失控，銀行壞賬，國企虧損，通貨膨脹，地方失控，產業落後，國際競爭失敗。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火，至於誰來制約消防隊，那是另一回事。

朱的一生幾乎都在滅火，他成為中國最優秀的消防隊長之一。只是後來人終於發現：消防隊越來越強大以後，誰來管消防隊？這個問題，他沒有回答。

十六、朱的陽謀

所以，我所謂“朱的陽謀”，並不是說朱鎔基曾經坐在中南海里設計過今天的一切。那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歷史。朱不可能預見二十年後的房地產危機；不可能預見地方債滾到今天的規模；更不可能預見智能手機、算法、數字監控，以及後來中美關係的全面轉變。真正值得寫的“陽謀”恰恰沒有陰謀，每一步都是公開的，每一步都有現實理由。中央缺錢，所以分稅；國企虧損，所以改革；銀行壞賬，所以整頓；住房短缺，所以商品化；企業缺乏競爭力，所以加入WTO；中國貧窮，所以擁抱全球資本。

每一步單獨看，甚至都有相當強的正確性。但是把所有這些步驟連在一起，幾十年後再看，一個巨大結構出現了：中共擺脫了計劃經濟，卻沒有擺脫政治壟斷。它失去了很多企業，卻獲得了更強的財政；失去了鐵飯碗，卻獲得了更有效率的勞動力市場；讓外資進入，卻獲得了全球產業鏈；接受國際貿易規則，卻換來了世界工廠；允許私人發財，卻沒有因此允許私人分享最高政治權力；市場長大了，資本長大了，城市長大了，中產階級長大了，國家也長大了；而且國家長得更快。這或許才是朱鎔基時代最深遠的後果。

十七、歷史開的最大玩笑

九十年代，中美雙方其實都在下注。美國人相信：只要中國進入我們的市場，最終就會越來越像我們；中國人則逐漸發現：也許我可以進入你們的市場，卻不必變成你們。美國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匹特洛伊木馬，只要拉進中國城門，自由主義遲早會從裡面走出來；但最後人們發現：木馬裡面裝着的不只有自由主義，還有美元，技術，生產線，管理經驗，全球訂單，產業鏈，以及一個古老黨國重新工業化所需要的全部營養。於是一個貧窮、低效、瀕臨制度危機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最繁榮的三十年裡，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共產黨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擁有了毛澤東做夢也無法想象的財政、工業、技術與組織能力。

如果一定要問：誰是這個歷史轉折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朱鎔基當然在名單上。

結語：他暫時修好了機器

朱鎔基最準確的歷史形象，也許不是“改革開放總理”，而是一個修理工。他接手的時候，機器已經很舊，漏油，發熱，效率低，很多齒輪根本轉不動；旁邊還有一台剛剛爆炸的蘇聯機器。有人說：這套機器應該扔掉，換一套。朱沒有。他拆掉一些舊零件，砸掉一些鐵飯碗，重新布置管線，引進外國技術，接上全球市場，裝上新的財政系統，換掉部分發動機，然後重新點火。機器轟鳴起來，速度快得驚人；中國富了，城市亮了；高速公路、高樓、港口、工廠沿着海岸線鋪開，無數人的命運因此改變。

這當然是他的功。可是幾十年以後，我們才慢慢看清另一件事：他修好的，並不僅僅是中國經濟；他也幫助修好了一個曾經因為計劃經濟失敗而陷入危機的政治體制。

很多人曾經以為，市場最終會拆掉這部機器。朱鎔基證明了另一種可能：市場也可以成為它的新發動機；資本可以成為燃料；全球化可以成為渦輪增壓器；而駕駛室，仍然不必換人。

這，或許才是朱最大的陽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