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学生。这个计划由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毕业生容闳发起，开明官僚李鸿章等推动而成形，最后被朝廷中的保守势力拦腰斩断。他们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读完《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本史料羽实的传记，难止唏嘘感叹。作者钱钢和胡劲草在这部作品里，很清晰地表达出两个思想： 一，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这个争论从清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百年了，一直没有人打算认真搞清楚。今天广为认同的所谓“中国特色”，其实就是 “中学为体”的翻版。清朝政府自从鸦片战争以降，被外国列强不止一次地教训，开始转换脑筋。容闳的十年坚持也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封闭的国门，终于开了一个小口。当然，当时还有许多民间的出洋留学，不过那不是政府行为。 这个口开放的大小程度，只到不影响“中”为止。而这个“中”，说穿了就是中央集权，包括他的操控统治。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因为朝廷的“有识之士”看到，只放留学生到国外去单纯学习科学技术，不接受文化影响，是不可能的。 和西太后一样，邓小平的脑筋也有相同性质的转换。中国五、六十年代闭关锁国的后果，是又一次与西方拉大了差距。邓的打开国门，比老佛爷的气魄大多了。开放的结果，是在物器上，彻底更换了中国的传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学”，坚持拒绝“西学”。所以说穿了，邓的开放只是慈禧开放的数量级放大，本质没有变化。有人说，物质决定意识，到一定时候自然会慢慢变的。然而晚清的教训在那里：变得太慢，来不及。

百年来的中华先知们，早就不止一次地分析过，“有什么体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就用什么体”。反对羞羞答答的“体用”分家。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也早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中国的当代知识精英们，仍在那里“以其昭昭，使人昏昏”。

因为有一个民族情结在那里发酵。建议精英们去了解一点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从非洲东部移民来的，并非山顶洞猿人，DNA可以作证。民族情结想要什么？血液的纯洁性？我们早就背叛东非的祖先了。生活习惯？谁习惯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现代人早就不干涉人家的生活方式。继承文化遗产？有的在那里丢不掉，没有的也造不出来。经过历代封建朝廷筛选而流传下来的帝王文化，可以说不是遗产而是毒药。更不用说那些被外族奴役而沾沾自喜的“光荣史”了。

二，体制改革如果蹒跚不前，错过的时机不可追回。钱钢完成这部书，前后大约花了一年多时间。他用了一个月左右在美国，靠着翻译，走访了很多老人。他更多的时间，花在清史资料的收集上。他的这部书，写的虽然是留美幼童，解剖的却是晚清社会。

晚清的一个很大国情，现今很少有人谈及的，就是推动改革和阻碍改革两种力量的角力，最后以前者失败告终。钱钢在书的第三部分中有一句特别精辟，大意说，当改革正蹒跚不前的时候，革命从身后迅不及防地扑上来，推倒了前者。

清末不乏清醒之士。上至曾国藩、李鸿章，下至谭嗣同、梁启超、容闳、严复，他们所推进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宏图大略。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清朝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军事力量已经在亚洲第一。可是结果怎样？中国哪怕渐进为君主立宪，也会和今天的日本一样少走弯路。但是主张变革的力量不被主流认同，不断被压制被排挤，不得不迂回侧绕。到最后，一句“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就断送了他们的全部心计，留美计划嘎然而止。

今天的情势非常相似。最高领导层独断乾纲，局外无人可以推动，而自身又缺乏动力。“满朝”的清议，只一味迎合，毫无前瞻性的创意。少数清醒之士，完全成不了气候，相互间还各不买账。一切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只好等着从身后迅不及防地扑上来的革命了。

有人说，在今天的大环境下，革命是不可能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历史的重复不一定是同样细节的重复。不可能发生同样的“武昌起义”，但是一定会发生另一种“武昌起义”，出现的样式无法预料。 假如不设预警机制，不高瞻远瞩地触及根本制度弊端，必将导致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可以预见，国内各种利益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现在不断强化的压制都是促进媒介），只要有一个缝隙，比如股市或楼市的崩盘，银行信用危机，对外战争等，都可能导致一个窥觑最高权力的势力（甚至在党内）登高一呼，满腹怨愤的穷苦百姓一哄而上。他们的口号将动听得你我都无法想象，因而获得包括军队在内的同情支持。这就是我说的那种“革命”。 革命的结果虽然会出现很多可能，但是很少有机会出现民主宪政。因为几乎所有的主流言论，从过去到现在，都在数十年如一日地丑化民主。民主没有也不可能在民众心中扎根。没有大众基础的理念是不会形成社会制度的。钱钢在书中引用了这段资料：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