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到一篇寫他的文章里形容他和我是「忘年之交」，但正是這個「年」 － 不但時間而且空間的巨大異質性，反而讓我們為彼此的斷層互補；同時我們卻又有更大的同質性∶對文學文字和書籍的愛好，對傳統價值的尊重，對友情的珍視┅┅。我從他的言行看見慘烈的革命之後，依然溫煦地存在的典雅與情操；而他看我，或許是文化荒瘠的年代一株無心飄落在另一塊土壤開出的花朵吧。從那時起，我們因文字和書而結緣，直到他今年去世，算來正好是我半生的歲月；而范先生對我的文學後半生影響之深，是我當時未曾預見的。但我更珍惜的，是其後漫長的三十年我們始終持續的友情。
其實我對范先生既有對長輩的尊敬，也有對平輩的親切。我對他和他的老友們都有些「沒大沒小」的，甚至稱兄道弟（范先生介紹我認識的老作家馮亦代，跟我通信就彼此互稱「李黎兄」、「亦代兄」），然而再怎樣親切我還是當他值得敬重的長者，當面或寫信從來不敢直呼名諱，總稱他范先生。其實我喜歡稱他「范公」，但他不讓我這麽叫他，說擔當不起，我只有對別人提起他時才范公范公的在背後叫。 因為他的平易近人，我雖然後來稍微猜到他可能有相當不低的黨內職稱，但他不提我也不問，因為這對我們作為朋友一點也不重要，反而是對於他的過去我比較好奇－ 是怎樣的家世，才培養出如此溫雅大度的愛書人？他告訴我∶小時家窮，窮到父親是沒法活下去而自殺的！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身世，為之震驚而且心痛不已。也因如此，他十五歲小小年紀就去了進步書店工作，從此與書結下不解之緣。
他也從不對我提起文革期間遭受的苦難，我還是從一則「趣聞」才揣測到一二∶話說范先生有一次受傷到醫院求治，坐在診室外等候時聽到護士大聲喊「飯桶！」沒人答應，又再喊「飯桶！」才猛然醒悟一定是護士把「用」字看成「同」了，便連忙回應「有！」周遭的人皆瞪大眼睛看他∶怎會有人取這樣的名字？事實上這件趣事的背後非常悲慘∶當時范先生是挨了批鬥，被拳腳交加打斷了肋骨的。
若不是認識范用先生，我不會被他引見見到那許多文學史上的人物，結交那許多有趣的文人雅士。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西江月】，不但是他推薦給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而且他自作主張為我請到茅盾題簽，丁玲作序－ 我自己是根本不會想到、即使想到也不會敢提出要求的。後來他還推介過幾家出版社為我出了好幾本別的書。但我最珍惜的，還是他像帶個小朋友一樣帶我去見文學前輩 － 他總是先給他們看我的文章（出書後就先送書過去），然後陪我登門拜見∶丁玲，茅盾，錢鍾書，楊絳┅┅就是這樣見到的。
至於他熟識的好友，更是想到就帶我一家家的去串門子∶畫家（也是作家）黃永玉、書法家黃苗子和畫家郁風夫婦（所以我靠范公的面子討到一些珍貴的字畫）、翻譯家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夫人戴乃迭、劇作家吳祖光和名伶新鳳霞夫婦、老作家馮亦代和「明星」夫人黃宗英、漫畫家丁聰和沈峻夫婦、老作家汪曾祺、年輕些的張潔┅┅。另外在作協、宴會、私人聚會裡，經他介紹而見到的原先只聞其名的文化界人士真是不計其數。連上海也是范先生牽的線，要不是他我怎麽可能訪問到巴金？後來成了我在上海最要好的朋友李子云也是他介紹的，至今我還保存著他手寫的「上海文學／李子云」那張小字條。
他安排我到北京作家協會作報告、在「讀書雜講座」對上百名聽眾作公開演講；一個兼具台灣和美國背景的年輕作者公然演說，這在1979、1980年幾乎是絕無僅有、而且非常敏感的事，他其實要扛很大的責任。現在想來，他對少不更事的我竟有那般的信任，真是連我自己都不敢期望的。而范先生一貫的有擔當，也是日後我才慢慢知道的，比如文革後他創辦了文學、思想、知性的【讀書】雜，在當時要冒相當大的政治風險，范先生就立下了「軍令狀」∶萬一出了問題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 創刊號就刊登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這樣敏感的文章，范公簡直是提著腦袋辦雜的。
也因為范先生的提攜，我得以與【讀書】雜結緣，那些年寫了不少篇文章登在雜里，直到范先生退休，雜改換了面貌和性質。他對我的寫作始終關注，我無論在兩岸三地的哪一處出了書一定儘快寄贈他，因為我知道他對我的期許；尤其當面持贈時看他打開書，湊近專注的翻閱，我有一份學生交上自己覺得滿意的功課給老師時期待誇讚的喜悅。有一回他點頭肯定之後，隨即又寫一封信來叮囑我要注意身體、不要太勞累，因為我「寫得太兇了」。亦師亦友之外，范先生對我還有一份父執的貼心關切。
從八○中期到九○年代是我們聚會最歡快的一段時日，我到北京就由范先生出面邀請他的老朋友們，由我做東，同時托住在北京的美籍友人許以祺開車一家家去接。老人家出門見面不是很容易，所以這樣的聚會大家都非常高興而珍惜。席間這些文學界藝術界的老前輩，全都縱情談笑開懷飲宴，甚至像少年人般彼此打趣；我觀賞聆聽之際，心中充滿喜悅與感念∶與這些位可愛的人物同席是何等可貴的緣份，而這全是因為范先生！後來老人家漸漸凋零，最後連范先生自己也不復當年的精神興致了。而今每當讀到「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這幾句，就會想到那些年月、那些飲宴那些人，永遠不再的美好時光，流逝如夢去無聲。
范先生在他老朋友面前非常活潑，我看到過一篇文章里寫到他喜歡唱歌還提到我，「曾在電話里越洋唱給摯友李黎聽由喬羽、谷建芬作的［思念］⋯⋯」，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確有其事 － 不過並非越洋電話，而是我人在北京與他通電話時他一時「技癢」表演的，歌詞是∶「你從哪裡來，我的朋友？好像一苹蝴蝶，飛進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幾日停留？⋯⋯」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范先生陪我和劉賓雁朱洪夫婦去北京城郊的蘆溝橋和石花岩洞玩，在車上我和范先生唱了好多首歌，我驚喜地發現我倆都會唱「國父（他的版本是「總理」）紀念歌」∶「我們國父（總理），首倡革命，革命烈如花⋯⋯」。那次愉快的出遊，在其後的歲月里常常憶起。次年劉賓雁到美國講學，就再也不能回國，五年前客死異鄉。現在范公也不在了，這些記憶越是甜美溫馨，越是令人感到無比惆悵。
我總是把范先生當作單純的讀書人出書人，多少年來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根本不會想到他的政治立場甚麽的，因為他從來沒有顯示過庸俗的勢利的政治考量，甚至有時會為他站在風向的另一邊而揑把冷汗。像他最為人樂道的出版巴金的【隨想錄】和【傅雷家書】，今天的人大概難以想像當年出版這兩本書所可能遭到的阻撓和非議；那絕對是需要一種專業的、甚至道德上的勇氣才會去作的事，所以北京出版界流傳一句話∶「沒有范用不敢出的書」。我則是看到他對朋友的義氣∶有「中國的良心」稱號的劉賓雁在大陸一直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有人視他為異議份子，1983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這些政治運動就公然以他為目標；但范先生欣賞劉的為人，依然來往，一同出遊。香港報人羅孚（羅承勛）在非自由意志下羈居北京十年，范先生非但沒有避他唯恐不及，反而交往無間，還讓羅孚以「 柳蘇」的筆名在【讀書】雜上發表許多文章。羅老後來回憶起那段原該是形同軟禁的北京歲月，竟然十分懷念，就是由於有范先生和那些可愛的老友。
范先生對朋友的毫無保留的熱情，對後進不遺餘力的提攜，多半表現在為他們發表文章編書出書這些他最鍾愛的文字工作里。台灣寫書的好友要去北京，我也會介紹他們去找范用，讓他們見識我認為是北京最特別的一道風景。果然范先生對於與我背景相似的朋友也有一份親切感，他一見到丘彥明就喜歡，也馬上推薦她的書【浮生悠悠】在三聯出版。他對人對文的熱情讓他總是忙碌地兜攬許多事，包括正經重要的大事和一些瑣碎的雜事，因而發生了那樁有名的「收藏代轉信」的烏龍事件－ 1980年底范先生為我引見錢鍾書楊絳兩位前輩，當天因為事忙臨時讓手下的董秀玉陪我去見；我回美後給錢楊二位寫了謝信並附上合影照片，錢先生立即回了信，並托董秀玉寄給我。董大姐心想范先生常給我信，便把信順手交給了他，而一向認真的范先生覺得錢鍾書的親筆信很寶貴，就先鄭重的收了起來－ 這一收竟收了十一二年，直到準備搬家整理舊物時才在他浩瀚如海的書紙堆里發現，待我不久之後到北京時他才萬分抱歉的把那封信交給我。錢、楊二位聽我敘述這件趣事之後，都幽默地稱范先生為名副其實的「收藏家」。其實范先生確是有珍藏朋友來信的習慣，連我給他的信他都貼在一個本子裡，相信這樣的剪貼本他一定擁有許多冊。
范先生原先住在北京城東的胡同小院裡，門前有雙槐樹，安靜優雅，我去過一次。後來拆遷搬到城南冷冰冰的水泥森林高樓里，我知道他有多捨不得離開那住了近半個世紀的舊家，簡直像被連根拔起，與他的老友們會面更不容易了。後來的家我比較常去，但已是他的夫人過世之後了，氣氛總覺冷清。會客室簡直有點像畫廊，四壁全是名人字畫，而那些名人又全是他的老友好友，字畫也就特別而別致，有專為他畫的畫和像，專為他寫的字和詩⋯⋯；還有酒，也全是好酒美酒名酒，喜歡跟他對飲的我，也跟著他這些年的品酒口味變化送過他白酒烈酒和紅葡萄酒，可惜後來他就漸漸不大能喝了。
當然，牆上還掛著他與老伴年輕時的合影，照片裡的范用是個我沒有機會及早認識的模樣溫文的青年，身旁的她秀髮及肩，淡雅清純。有一回范先生指著照片輕輕的說∶「她叫丁仙寶。」我也輕輕點頭說∶「我見過她的。真好看。」然後久久的沈默。我知道，身邊這位喪失伴侶的老人是多麽、多麽的寂寞啊。
那棟屋裡更多的當然是書，每個房間都有書，但還是有一間叫書房－ 那裡的書櫥架上一直擺著我的孩子們的照片。他很喜歡我的大兒子天天，1987年夏天我們母子游中國，在北京參加【讀書】雜一百期的聚會，文藝界老中青濟濟一堂，那簡直是一次歷史性的盛會，可惜我生長在美國的小孩沒有觀念，那天他見到的是許多傳奇性的人物，而其中好些位我後來就再也沒有見過了，或者再見已是多年以後，人事全非了。
那次聚會之後我和兒子要去西安玩，范先生早已安排了西安電影廠的吳天明導演在西安接應。我們離京那天范先生親自到機場送行，特意鄭重的穿西裝打領帶，非常漂亮。那張他在北京機場與天天的合影，是他書架上擱的最久的一張我的孩子的照片。兩年後天天離開了這個世間，而今范先生也走了，如果他倆在另一個世界重逢，我的孩子應該會認得這位親切的范爺爺的。
近年范先生的精神愈見不佳，我和李子云都很擔憂，便出主意要他出門散心，比方到上海見些老朋友，他竟然聽從了。2003年三月，聽說電視台要拍他回故鄉鎮江的紀錄片「我愛穆源」，我高興極了，約好到時從美國去上海與他相會，然後陪他同去鎮江－ 我也好奇想看看他的家鄉和他朝思暮想的童年小學。范先生晚年格外懷念家鄉，穆源的記憶和孩子們的笑貌大概是他晚年寂寞時最溫馨的慰藉；我還跟他開玩笑說∶他應該回家鄉找那位當年要好過的小女孩敘舊。沒想到就在那時爆發了SARS「非典」，我只得取消中國之行。他如約到了上海，我卻只能從美國打越洋電話向他致歉。失約失信於他，而且知道這樣的機會錯過以後就難再有了，心中的遺憾實在難以形容。世事無常難料，人的不由自主，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卻萬般無奈。
過去兩三年來幾次見他，一次比一次的強烈感覺到，他已不復從前那樣對生活充滿興致了。他話說的很少，肺氣腫折磨得他呼吸都困難。想到2001年夏天我倆跑到馮亦代家，與黃宗英大姐一同把中風行動不便的馮老架上車出門吃小館，馮老開心得像個小孩，我們也全都歡喜，而范先生那時還是健步如飛呢。可是沒有多少年之後，范先生竟連出門的興致也逐漸消失，到最後下床和進食的意願都沒有了。人的衰老竟會發生的那麽快，那麽令人措手不及－ 還是這些年我竟痴愚的以為，總是精神奕奕的范先生是不會老去的？
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12月，我去看他，劉心武也同去 － 心武當然也是三十年前范先生介紹的，我們坐在床邊逗他說話，但他話也說不上幾句。我發現他似乎已經沒有多少生之意願，更無體力與心情了。我們這些朋友，家人，食物，談話⋯⋯曾經都是他的最愛，而他卻疲倦地垂首不多顧。當時我心中慘然但瞭然：范公對這世間已再無留戀，他的出離之心非常明白了。我預感到這可能是最後一面，因為我的到訪和陪伴已不能像從前那樣帶給他任何喜悅；他的心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老伴、老友都在那裡等他。他已經為我們、為這個世間做的太多，我們該讓他的身體安安靜靜的隨心而去吧。
於是他走了。臨走前還留下遺言要將遺體捐贈給醫療單位，真是他一貫的無私奉獻的為人哲學，有始有終。他的走，代表了一個時代、一種典範的終結。他和他帶著我結識的那一代人，上一個世紀的，五四時代的，三○年代的，純真的理想年代的，苦難的歷史年代的，那些愛書人，寫書人，寫字畫畫演戲翻譯典藏⋯⋯那些人物，都隨著一個時代永遠的過去了。
理性上我接受了與他的訣別，然而想到以後再去北京，那裡已沒有了半生的老友，感情上實在難以承受。他為我打開一扇神奇的大門，把我帶到一個美好的筵席入座，讓我結識座中英豪，歆享席上的珠璣盛饌，對我殷殷照拂，卻在倦極時自行起身離去。此時我茫然四顧，發現早已燈火闌珊，杯盞冷落。我明知世間的筵席都是這般散去的，不該再有所流連┅┅可是，⋯⋯我實在不舍啊。
（2010年秋於美國加州史丹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