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道良治理论框架初步

在玄默网友的建议下，我初步决定把我的理论取名为中道良治论。发挥一点，就是“循中道，求良治”。中道是方法，良治是目标。我将混合使用中道良治和加权民主，直至大家记住这个新名称。因为从理论结构而言，新的名称比原先的准确得多。加权民主其实只是作为方法的中道之一，而良治则是真正的目标。只不过这个名称新创，还太陌生。需要有一个过程让大家慢慢熟悉。

现在我要开工初步建设中道良治理论的框架了。

一、我的已有理论的粗略中道转述

玄默网友的建议一下子就拨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我立马感悟到，我的所有理论建议似乎都可以用中道来概括。

关于意识形态，我认为，人权是有的，但不是天赋，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逐步赋予。根据赵汀阳理论的启发，我认为人的权利必须与人的义务相称。不能说是无条件和至高无上的。我的人权理念是中道。

关于社会的本体意识，从个体出发，还是从集体出发，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我也是推荐一种两者折中的混合主义。这也是中道。

关于人民主权学说，我的批评较多。我只能接受一种加权后的人民主权。我认为卢梭走得太远，太过理想主义，在实践中造成很多的窒碍。这依然是中道。

关于社会结构，我当然欣赏橄榄形。但我的确发现，这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太难达至，就是已经勉强达至，也太难保持。我们设计政治制度，不能以此为基点。金字塔型才是社会的常态。因此，制度设计不能太过的理想化。这也是一种中道。

关于政治理论，我服膺并追随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民主基础/核心理论。中产阶级就是社会阶层的中道。亚氏的理论，又可概括为中产阶级温和民主论。这是政治制度理论的中道。

我认为西方的现代的普选民主已经越过了西方历史上成功的中道民主的界限，走到了过度民主。才有了现在的一系列病症（不细说）。我认为解救之道，就是重归温和民主。这是又一个中道。不过这事做起来实在难。现在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西方还没有准备好实质性的退却。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路，或合理的政制现代化之路，关键在于探索出一条与金字塔型社会相配套的中等民主之路。大体和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城邦共和国、300年鼎盛期的大英帝国时代所施之政制相类的温和民主，而不是二战后的普选民主。这是最后一个中道，与我们当下的中国最有关的中道。

二、用良治概念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初步解析

我要首先把世界分成发达的（富裕）的和发展中的两个部分。

（关于分割的依据可参见我的《民主统计学初步》一文。)

发达还包括初步发达和（真正）发达两个部分。初步发达的人均应当达到八千$以上。（真正）发达的人均收入则应当达到两万以上。

发展中世界(人均八千以下）里面其实还包含一个极不发达的世界。其人均在一千以下。

我这里是初步试建，为了不把架构搞得太复杂。就只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在这两个部分内部，不再用人均收入划分子序列。

富裕的世界，可以说基本上都有良治。如果没有基本的良治，这些政体也不可能达到富裕。似乎可以说，良治是富裕的必要条件，足够长期的良治必能导致富裕。只要是一个富裕而稳定（安定）的社会，我就承认它拥有良治。

我发现，民主并不是富裕的必要条件。无论多长期的民主都不能保证导致富裕。而富裕也就是有良治的政体，并不一定拥有民主体制。而足够长期的良治则是可以达至富裕的充分条件，但却不是达至民主的充分条件。因为：

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已经有至少三个类型。

第一型是西方型。他们既富裕又民主。这个类型还可以把东亚的日本、南韩和台湾三个政体包括进去，虽然后两个政体只是初步富裕。我说过不再细分。

他们既然那样富裕，我认可他们都有良治。这个良治可以包括社会安定、生活富裕、法制完备、思想自由+民间社会健全、政局运转民主有序所有五项因素。

第二型我称之为东方城邦型。只有两个实例，就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政体的共同点是拥有无可争议的优质良治。但却并没有（充分）民主的政治体制。

第三型我称之为中东石油富裕集权型。这些国家由于屁股下面的大量石油财富，和有限的人口，要良好地治理自己的国家实在相当的容易。因为良治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安定和富裕。二者互为半充分的条件。

对发展中的政体，判断是否拥有良治的最可靠办法是观察它是否能较长时段地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能，就可以认为至少具有初步的良治。不能，一般就可以认定没有良治。因为对一个发展中的政体而言，发展的确是它的第一要务。这个第一要务完不成，就不是一个及格的发展中政体，自然没有资格拥有良治。

这个良治，至少包括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发展正常、法制建设在发展、有相当的个人自由和公民社会、政制运转正常（不要有政变，更不能有内战，但不一定有票选民主）。

这些国家也有好几类。

第一类主要包括。1978至今天的中国、更晚一些至今的越南、卢泰愚时期的南韩、蒋经国时期的台湾、进入发达之前的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哪些国家在哪些时段符合这些条件。大家也可以自行加长这个单子。我给这种没有民主，但发展良好的发展中政体，打3-4分的良治水平。

这种良治有一个明显的过渡性质。因为它只要能持续数十年，这个发展中的政体就可以发展到首先初步发达，然后真正发达的阶段。这时候，如果它们成功转型为民主政体，根据经济水平的初步发达还是真正发达，我给它们的良治打4-5分。如果依然没有民主，那这个良治一般打4分。特别的也应当打5分或5-。比如新加坡、香港。

我把这条应当承认是成功的发展道路概括为“先在威权下发展，等发展成熟后政治民主转型”。

第二条道路是以印度为代表的数量很少的发展程度很低（人均一千），但民主程度颇高的国家所走之路。若说它们有良治，最多也是3分。好在近年印度的发展也在加速。如果印度能够持续发展直到初步发达，我就可以承认这条路也是走得通的。到今天，我觉得它们提供的范例，比东亚的威权发展然后成功民主转型还更不具有可复制性。具体的这里不细说。

第三类是拉美国家。大家都知道，拉美的共和国都有很长的历史了，发展道路十分地坎坷。不过近年来，至少有一部分国家比如巴西已经渐入佳境。但拉美国家均为欧洲移民所建，人口以欧洲血统、天主教徒为主，与欧洲文化的渊源极深。因此他们的道路一方面难于模仿，另一方面也不一定值得模仿。

剩下的大量不发达和发展中的国家没有发展、没有良治，有没有或多或少的民主我以为都价值有限。这也是它们的命运，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光指矿产资源，也泛指其它的比如人才、科技、市场……）就那么多，是不可能供养所有的，或大部分国家都成功发展的。就看谁能在这个资源的争夺中取得在西方之后的第二份先机了。

这个一定的发展速度，实在太重要。如果没有发展，这些号称的发展中政体，就会长期地滞留于发展中实际上是不发达，或半发达的阶段，而永远或太长时段内得不到成长为初步发达的机会。而没有这个经济的初步发达，任何政治方面的现代化都是不可靠或者不完全的。我断言，一个贫穷落后，长期解决不了发展问题的政体（比如海地），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政体，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绝不可能在贫穷落后，长期的不发展中成功。遗憾的是我的确没有观察到发展中国家实施民主政体后有促进经济发展的足够数量（哪怕是两三个）的确切案例。要说有一个，那会是华约解体后的波兰。这个案例我没有仔细研究。其余的东欧国家，1990-2000年大都有一个因政制和经济体制的休克疗法导致的巨大跌落（最多达-65%）。以后8年，他们依据得到欧盟输血的数量不同，有相当程度的复苏。中国没有民主化，发展得极快。这几乎是孤例。因为发展得很快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什么政体，都很稀罕。但是中国这个例子体积太大，比波兰大数十倍，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无论如何必须给予它最高的关注。

很遗憾，中条山人君所说的“没有民主，决不能达到良治”并不是事实。就富裕政体而言，比如香港、新加坡、中东产油富裕集权国家，你能说它们没有良治吗？进入民主以前的南韩、台湾，甚至包括二战以前的日本，你能说它们没有良治吗？还有中国、越南等后起之秀。尤其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辨别，那些发展快速的发展中政体，其发展迅速的基本、首要原因，是不是民主，或民主化。比如，我们可以观察，是民主化之前发展快，还是民主化之后发展快？当然这又会和富裕程度的影响相混淆，难以区隔分析比较。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见，在民主化之前，他们可以在足够长的时段内发展得很快，直至进入初步发达。

我当然承认民主制度有经济以外的价值。只要它不妨碍不严重妨碍经济的发展，我都支持采纳它。问题是在越是落后的国家中，那些民主选举导致的党争真的经常会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经济的发展，甚至破坏起码的社会秩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干干净净，没有争议的选举，真的如凤毛麟角一般的稀罕。每一场选举之后，都有争议，经常是激烈的争议，甚至大打出手，伏尸数百数千数万都是常事。我们真的不能为那些太过落后的国家设计一些较少引起争议的制度（比如间接选举）吗？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也一样有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自1960年代以后，西方的普选民主制发展到成熟阶段。但西方的经济自1971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就开始走入困境。这个困境的步入，首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普选民主化，而是因为非殖民化。但是西方的制度不能约束民众的过分福利化要求，则是在这普选制普及之后出现的。可以说，很长时期以来，西方一直有良治，同时他们一直发展得较快，直到1970年代以后，良治依然有，但发展则变慢了。发达以后发展要变慢也正常，但变得发展太慢，甚至太过经常地陷于衰退，陷于天额负债，那就不正常了。

如果把民主定义为普选，假设中条山人说的有理，那二战以前，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没有良治，包括日不落三百年的英国和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

如果把民主定义为不是普选的共和也算，那我们讨论的余地就会大大增加。包括中国当今的政体，当然不够民主，但共和(至少在9常委内部）还是有的了吧？但是就是说“没有共和就没有良治”，或“专制之下，绝无良治”，也无法解释比如科威特有没有良治。我认为那里当然有良治，但是一种另类的良治。

我这里来设计一个初步的给良治打分的标准。这些都是一些意向性的、试探性东西，不要太过当真。我们先只看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意思，新的道理。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批评或补充完善。

我们用中国人习用的5分制。5分之中，安定、富裕或发展、法治、个人自由+公民社会、政制民主五项，各占1分。

如此算来。比如中东产油富国，就可以得3分或再多一点。因为他们至少有安定、富裕，部分的法治和个人自由。1+1+0.5+0.5+0=3。说句实话，把君主集权政体打为0分，并不公允。为了让热爱民主的人士们看着更舒心，我们姑且这样。

比如香港：有安定、富裕、法治、个人自由+公民社会，但民主有限。可以得4.2分。

比如新加坡：有安定、富裕、法治、个人自由+公民社会，民主也有，但还不规范。可以得4.8分。

比如台湾：安定0.8，富裕0.7，法治0.8，个人自由+公民社会1分，政制民主0.7。加起来4分吧。

大家应当看到，政制民主在一个良治政体的构成中，只能占到五分之一左右的比重。我前面举到的四项，你说哪一样比政制民主更次要？

我的第二个给良治打分的方案要借助外力了。我是一个个体思想者。我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如真要数据化，我只可能去利用一些现成的资料库。我现在想到的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已经统计公布了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它由人均期望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按物价加权后的人均收入三项指数的综合构成。发达国家不用谈，他们的这个指标都很高，而且既然高，自然发展很慢。发展中国家则只有少部分相对高，只有少部分相对发展快。这个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打分，至少比单纯的比GDP增长速度会公允客观全面且权威得多是吧？我把这少部分长时段发展快的发展中政体，称之为拥有良治的发展中政体。不知各位认为是否公允客观？过一段时间我一定把这个发展中政体的良治发展榜做出来。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这个榜与比如《经济学人》编制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分数榜贴合得肯定不好。

我不希望有人看见上面这句话就马上从立场出发说，刘先生又在收罗证据攻击民主。我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观察分析：首先，这是不是事实？其次，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探寻真理所必须的态度。如果仅从立场出发，一切不合既定立场的论述、证据，一概拒绝闻问的话，你能找到真理吗？如果你手中高举的并不是真理，那么在实践中，能不碰钉子吗？

三、发达政体的四等良治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研究发达国家的良治水平问题。

我已经说过，既然发达（人均超过两万），我就承认有至少起码的良治。前面也已经说过，发达国家的良治，其实也有悬殊的水平差异。而造成这个悬殊水平差异的原因，显然不是他们各自民主程度的高低（可以参看《经济学人》公布的民主分数榜）。比如病猪6国公民享有的公民权利显然与北欧国家并无实质性差异。造成良治水平差异的原因另有。比如国民性格的严谨程度、勤恳程度、节俭程度，比如外族移民在人口中的比例，还可以说比如气候、宗教、地域。总之不是民主。如果要说是民主出了问题，也可以，这个问题就是过度民主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想把发达国家的良治水平分为四等。

第一等叫优等良治，包括德国、瑞士、北欧的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若还有类似政体的大家可以自行延长这个单子。按中国习惯的五分制，这是5分。

第二等叫中等良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没有出太大问题的其它发达国家。这是4分。

第三等叫起码良治。包括病猪6国中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四国。这是3分。

第四等则是不及格良治，或称恶治。至少包括希腊和冰岛两国。它们已经破产或濒临破产，当然只能评为恶治，2分不及格。它们的高收入，靠的是过去的成功，可惜现在已经不再。

西方与中国一样，有好多的政治忌讳，称作政治正确，是不能讨论的。比如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对民主政治、对人民主权概念的任何深刻反思，也在忌讳之列。这种严重忌讳，在西方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晚期。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长达500页的巨著《政治学》，但他没有一个字讨论亚历山大成功东征以后带来的制度变化，也没有一字讨论希腊人以外的政治制度。他也很少讨论希腊公民下面还有外邦人和奴隶在为希腊的繁荣做贡献。他看到了中产阶级是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知道这个基础的衰败是古希腊城邦制度衰败的根本原因。但他却绝不能设想，如果放弃城邦希腊公民不分贫富贤愚一律平权的思维定势-教条，其实他们那种类型的文明还是有救。这就是灭掉古希腊城邦的古罗马人后来完成的事业。须知古罗马共和国强大的时代，公民权其实一直都不平等，元老院一直十分地专权。但是罗马共和国的事业显然比那数百个古希腊城邦加在一起还大。罗马共和国末年，类似的故事又重演过一次，结局是罗马帝国取代了共和国，同时成就了一个更大的事业。现在会不会是第三次类似的故事开始重演？我们拭目以待。

四、发展中政体的另种良治

这里我还想给大家回顾一下我在《民主统计学》一文中收集到的2008年最整体的资料：

一、世界总人口66亿1225万。世界总GDP是57兆9050亿$。世界总人均是8757$。

二、30个成熟民主政体占全世界人口15%，却拥有67%的GDP。两者一除，这15%的世界高端人口拥有世界人均4.5倍的40137$的人均收入。

三、50个中级民主政体占全世界36%的人口，却只拥有全世界14%的GDP。以世界人均38%的水平的3359$，仅及成熟民主政体平均收入8.3%的比率。这12倍的悬殊比例，似乎不能用6-7.9和7.9-9.88之间的平均30%的民主指数的差距来解释。这是本文章的第一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是由人口基数庞大的印度的高民主指数7.8和低人均1031$所致。）

四、初级民主共计36个政体占据全球13%的人口和5.62%的GDP。人均达3709$。我的第二个意外是初级民主的人均收入居然比中级民主还高出10%！

五、缺乏民主政体共51个单位，占全球人口25%，全球GDP的13.16%。人均3229$。我的第三个意外是最缺乏民主的人民的人均收入居然和中级民主人民的人均收入可以等量齐观！（这又是由人口基数更庞大的中国的低民主指数3.04和较高的人均3678$所致。）

六、最让我感到困惑并窝火的是，敢情这85%的非西方嫡系的地球人民无论学来的民主是多是少，人均收入都只能是高级民主国家的十分之一以下呀？成熟民主国家那么卖力地推销他们的民主的同时，为何不把它们的赚钱技能也一并推销呢 ?他们的钱是从哪里赚来的呢？

我特别想搞清楚，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建立普选多党民主的国家那么多，为什么除了在长期磨难之后的少数拉美国家，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只有极少的几个国家能够达至良治，能够发展，能够最后步入发达？而且这几个国家基本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的主要发展阶段，在已经初步发达以后，才成功政治转型。

换句话说，西方人认定他们的制度有普世价值，但却绝不保障这个制度的优势也有普世价值。后起的（民主）发达国家，为什么那么少？谁能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全球共同富裕，就如同在一国之内也不可能真共同富裕一样。富国永远是少数。一国建成橄榄形都那么难，整个地球要建成橄榄形，那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对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真的是永远也不要想发展到发达，无论他们采纳何种社会制度。而那少数可以突破藩篱，从落后走入先进的国家，真的是侥天之幸。至于发展的途中，有没有民主，有多少民主，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我们能发展上去，一切都会有的，自然包括民主而且可能是新型号的更科学的民主。中国一国就有13亿人口，占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比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中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冲破藩篱，走出贫困的荒漠，走到发达的门口，那水草丰茂之地已经近在眼前。那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成就，我梦里都要笑醒无数次。

我初步拟定的判断良治与否的五个条件，对发展中国家，至少第二条（富裕）天生就必须修改。因为某政体如果已经足够富裕，它就不再是发展中政体。仔细想想，发达政体虽然富裕，但因其已经富裕，天然地就很难再继续快速发展。而发展中政体虽然不可能很富裕，但因其不够富裕，自然就有大把机会快速发展。我就把较长时段（比如10年）内能维持高速发展（比如7%以上）作为发展中政体拥有良治的必要条件。

我在《民主统计学初步》一文中，已经进行过详细的统计分析。发现发展的标兵们非常难于归类。只能大体这样说：第一、发展速度实在难于与民主程度挂钩，哪怕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第二、但可以与收入水平挂钩，发展速度标兵前10名没有发达国家，前50名中，只有捷克12爱尔兰16卢森堡50三个发达国家。但收入水平不高可只是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绝不充分。因为有太多的不发达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一道，为这个发展速度榜垫底。

我的结论是，根据统计学的规则，排除那几个例外离群值，经济的长期发展速度与民主程度，没有明显相关性。既无明显正相关，也无明显负相关。还是我已经说过的那句话，“发展速度快的国家，各有机缘，似都与民主无关。”

这里又遇到了我的基本的、最大的逻辑困惑之一：既然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制度并无加速发展的效应，何以现在世界上那30来个发达国家，15%的人口，可以拥有比其余所有国家，85%的人口多出十余倍的人均收入？它们在当年肯定是长期地可靠地拥有比其余的世界高得多的发展速度或称良治才可能导致这样的悬殊结果。那么它们当年的速度来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的仿效者不能重复它们当年在经济发展上的制度优势了？

这个问题我当然已经思索良久。我的结论有三个：

第一：当初欧洲人拥有压倒性的科技优势，尤其在军火方面。而现在的不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根本没有这种悬殊不同的科技水平。

第二：凭籍技术尤其是军事优势，当年的西方对整个世界有极其野蛮疯狂的掠夺。而现在的发展中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优势，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这种掠夺。

第三：当年的欧洲人拥有的政治制度与今天是不同的。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与它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宜的发展中的受到限制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是现在它们向世界推销的对他们自己都已经过度成熟的，对发展中国家则很可能是超前的普选民主制度。

发展中国家哪些有良治，显然光看哪怕是长期的增长率也不够。还是等我把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研究好后再补充这个榜吧。

五、发展中国家要用怎样的中道，去求良治？

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一些够得上良治，哪怕是比较低标准的良治。判断发展中政体有没有良治，首先是看前两个标准。用邓小平的话：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然后是中间两项。在我看，民主真还不是当务之急。如果要搞，那就要搞折中民主，加权民主。搞西式多党普选民主，越穷的国家，成功的几率越小，困难越大，走样的风险越大。

这五个标准，分四个层次。真的有了第一个，才能有第二个。有了前两个，才能有第三个和第四个的发展。当然第三第四也是第二个发展的一部分条件。而前面四者有了足够的发展以后。第五项才能有真正成功的机会。

说去说来，发展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这里说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但并不只限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时，就有各项社会发展（比如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法治发展、公民社会发展……对这一切发展，我都提出一个中道、中庸、无过无不及概念。

我们先讲社会秩序。我当然绝不赞成高压的警察社会，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只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专制社会。但我也不赞成那种太过自由的社会。我这里说的自由还不是索马里那样的无政府的自由。而是比如菲律宾那样政府失去对社会有效管辖的社会，和部分西方国家公民拥有太多的所谓人权而没有相应的人义（作为人应尽的义务）去约束的现象。限于篇幅，这里也不发挥。

我们再讲经济发展。我一再强调了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绝对重要意义。但我绝不主张唯GDP主义。因为哪怕你想唯GDP，你也该想到这不能仅仅是今年的GDP吧。就是说我们追求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只要讲到可持续，就会有许多的附加条件了。比如必须考虑环境、资源，国内的资源、世界的资源。若要出口导向，还得考虑世界市场的承受力，考虑购买方的购买力的可持续性。太多的事情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可以只考虑己方的利益。必须兼顾许多个方面的眼前的、长远的利益。这里当然只有中道可行。

再讲社会发展。当下的中国，大概最有共识，也最有条件搞的就是尽快建立全覆盖的中等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这能给政府带来最多的合法性而比发展选举少太多的风险。它也能给公众带来最大的利益，让社会情绪大大平和。这里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度的问题。必须无过无不及，而且要给未来的发展留有足够的余地，千万切记不要闯进西方现在深陷的过度福利的泥潭。

再讲中国的个人自由和公民社会。三十年来，在这个方面中国当然也有无可否认的长足进步。但缺陷也是相当的明显。我能提出的基本意见也是力争无过无不及，要逐步地进一步开放，但也不可一下子全放开。以整体气氛活跃但不动荡为原则。

想特别讲一下官员的选拔制度。西方的制度是以选举为核心。大家都不知道，比如在美国，在选举之外，他们还有没有什么类似党校的机构来培养未来的干部。其实法国倒是有一个极为著名的国立行政学院（ENA）。但这种学校在西方似乎并不普遍。单纯的选举实在有相当大的任意性，经常会出人意表地把一些毫无或明显缺乏行政经验的人物推上政治舞台。比如美国的现任总统奥巴马，以前的最高职务是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的参议员。比如把政务搞得一团糟的加利福尼亚前任州长著名电影演员施瓦辛格。当然也有同样是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任内真是颇有建树。也有成功州长升任上来的小布什把国政搞得一团糟。

中国的高层官员都必须从基层一层层数十年历练上来。没有当过市长（市委书记），绝不会有机会当省长（省委书记），没有当过省长（省委书记）自然不会有机会当中央首长。这样做大概比较保守，但自然不会有太多的风险。我的意思还是中道而行，把中国的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度和西方的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如何有机地综合起来。比如由上级推选多名候选人，但让这几位候选人真正竞选。比如由下级推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上级从中指派。比如可以限制候选人的范围。省长必须从省级副职和下属的现任和前任市长中选出。还有逐级递选，普评制都是可以试验的选项。一定要避免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屈从上意的虚假选举。二个是完全不加控制的大规模普选。

最后讲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这个题目我以前已经有太多的探讨，不想重复。只抄引一个结论。我们要探索的新的路径，如果概括成一段话，似乎应当是：这个政体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并不轮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须受到足够的监督，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足够的参与，必须是足够的透明，足够的流动，足够地法制化……总之，这个核心主导力量必须做出一切足够的让步，以交换他的不被轮替，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政体的整体长远利益，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三个代表，或者是我今天才有的新提法，确保良治。我假设的这个终极目标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个词组应当是受到有效监督的行政主导。这是至少东亚新加坡和香港两个政体成功的共同特征。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类制度的恰到好处的嵌合则是我推荐的制度创新的核心路向。

六、换一个方式讲意识形态

《博联社》的博友Frankk跟我说：“现代民主国家都有福利主义的问题，自然跟选举制度产生的社会治理体制的不足有关，但解决还是要靠选举制度的完善和通过选举方式进行的立法来完善。想用改变‘平等’这一基本‘元’规则来改善，是不可能的，博主在这方面太天真了，也缺乏逻辑。希望利用中国还‘不平等’的原生态来另辟蹊径，用心是好的，但还是缺乏逻辑的前瞻性。这种不平等最后要收敛到哪里？不是还是平等吗？所以，民主制度的跟本问题在于其本身的改进而不是倒退到否定其出于人性的根本原则。”

Frankk先生的确点到了我的计划的根本之处。我当然有以答复。

第一、都知道有一个已经彻底失败了的共产主义运动吧？这个运动的宗旨就是经济平等。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要求这个平等。这不过是20年以来才有的事。就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是在1989年前苏联集团崩溃以后才成为普世价值。

那么政治的完全平等，我认为与经济的完全平等类似，根本就是做不到的，理想主义的。而现在已经打了折扣的做到的这一部分政治平等，就已经给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治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且看，如果政制不倒退，他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们且看拯救欧元的已经开了N次的高峰会还要开N次。欧元和欧盟大体都不会倒。但绝难运行良好。如果西方恢复了青春（年增率稳定保持5%左右或更高），我就认输。

我当然知道政制要退行，非常之困难。非到大祸临头的那一天，难以做到。但到那一天才回头是不是太晚？这正是我对西式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看好，对西方能顺利脱困不看好的原因。比如在法国，现在看，法国人明年还是会选左派的那个木人奥朗德上台。然而左派能比右派更好地应对福利债务危机吗？我实在难以看好。如果再搞砸，那就要再等五年，等右派重新上台后再去吃更苦的药。这样制度依然没有退行。要退行，还得等更严峻的局面来临。

第二、平等作为元规则，并不是第一的。在它之前，还有自由。在自由之前，还有公正。（以下的思考受赵汀阳观点启发。）平等就是说大家都一样。显而可见，这个规则不能通行的地方太多。我都不想细说了。自由的意思就是人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同等权利。但这个自由一经行使，就会造成无计其数的不平等。这还需要我进一步论证吗？公正的意思是，你付出多少，就应当取回多少。比如你在市场上付出100元钱，你就应当可以取回价值100元的商品或服务。这好像也是平等。但和Frankk先生心目中的平等其实完全不同。比如依那个平等，大家都应当有相差不多的收入，不能因能力的大小等有过大的悬殊。而依据公正的原则，我的劳动的价值完全应当由市场决定。有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就是它的合理价值。因此一些演艺明星就可以收入百万千万，而票务人员只能拿千元低薪。现实生活当然是一种妥协。拿高薪的人必须缴重税，然后通过福利制度转移到低收入人群。但是平心想一想，这个公正原则和平等原则，哪一个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有不有可能把这个主导地位掉过来？掉过来之后这个社会还能不能运转？如果只能选一个，那么毫无疑义，公正必须是第一元规则。

还可以讲一个的哲学就是，就方法论而言，西方人崇尚的是斗争哲学，是一分为二。落实到政治上就是要至少有两个党的对立、竞争、互相监督与轮替。社会上也是到处充满了斗争。比如资方与劳方的对立，政府与民众的对立。东方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是这样。崇尚的是和谐统一，是合二而一。有什么矛盾都是力图在内部协商妥协解决。公开的大规模的党争那都是乱世之兆。我知道现代社会比起古代已经复杂太多。多党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竞争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党争，是否可以尽可能地温和，比如用一个执政党内的派别合法共存竞争取代（类似日本自民党）？是否可能用完善后的多党合作制取代？这些应当还是可以考虑的。

七、初步结论

我觉得西方人犯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错误，就是把人权和人民主权这类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抬到了一个实在是过高的位置上。然后把向世界推销民主制度也放置到了一个不合理的过高的位置上。这种意识形态至上的路线，为西方赚到了巨大的合法性和道义高度，但他们也为之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第一个代价是非殖民化（人权国权平等），二战以后，至少也是部分在前苏联集团的道义压力下，他们被迫把已经吞下去的大片殖民土地吐出来。而这些被吐出的土地上的新建政权很快地把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所当然地放到了西方前宗主国的利益之前。这在殖民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Opec和以后一系列的于西方不利的国际关系的变动就发生了。

第二个代价就是发达国家内部普罗大众通过普选权争取越来越多的利益，直到系统不能承受。这种发展他们事前没有预计到，主要是没有预计到经济的发展会陷入如此严重并长期的困境。等到看清楚状况已经是无力回天。

以下还有三个大错与人权和人民主权应当并无直接关系，但其恶果依然沉重无比：

第一个大错与这个体制在实质上的金钱操控有本质联系，即从西方整体利益的角度看过去愚蠢无比的，只有利于西方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全球化。不过这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可是大大的有利，至少是利大于弊。

第二个大错也是制度无力控制资本所致，就是华尔街的虚拟经济游戏。这件事的非正当性就更明显了。因为得利的仅是占人数极少的金融利益集团，而且是通过诈骗的手段。

第三个大错是9.11以后西方全力反恐耗费了太多的资源。这件事的祸源是小小以色列，是以巴冲突，是美国和美国人对以色列的长期过分偏袒。对此错误，民主体制的短视盲目有重大责任。我有专文论此（《9.11十周年祭》），这里不赘。

这两个大背景和三个大错一叠加，于是全球攻守的大势就这样我看是无可挽回地逆转了。

这个逆转，从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角度看过去，价值完全不同。这里也不细述。

西方人推出的全球民主化，也给全世界的极大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太多的国家把政治民主化这种似乎可以一蹴而就的制度建设放到了漫长艰难得多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前，从而收获了社会长期混乱、经济长期不能顺利发展的恶果。我不否认也有一些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成功的与不成功的相比，比率真的太小（远远不及一半）。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正确的光环，这样的制度是不能普遍推行的。本来西方人还有一个在进入发达之前成功地施行了数百年的没有普选的有限民主的共和制度，在西方人进入现代以后已被禁用。这也是这个制度不能良好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后起，其最大的优势就是除了可以吸取西方先行者的一切成功经验尤其是科学技术之外，还可以看见所有的前车倾覆之鉴，可以力争避免重蹈覆辙。

我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应当用良治来取代民主，作为研判世界政治治理成败的核心观念，作为世界政治治理的核心追求。民主的价值已经被过分鼓吹。应当将其地位下调。我们应当寻找各种中庸之道作为发展的手段去追寻良治。对一切类似休克疗法的手段或任何号称的革命都必须报以极端的警惕。社会大背景的进步（比如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居住面积的扩大、城市化的比重、教育的普及、人均寿命的延长）比政治舞台上的任何演出甚至整个制度的改变都重要太多。

对发达国家而言，大家都早已完成民主化，现在的成败都与民主无关。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良治与否比起民主多寡，实在重要至少10倍以上。

而要达至良治，必须多方面下工夫。民主化并不是最急需也不是最重要的一项。

尤其是西式的多党普选轮替民主，对发展中国家充满风险，对越落后的国家风险越大。

我们应当去努力研制一些中等的、初步的、减量的民主制度，像推广任何一种新技术一样，先小规模试验，有成功，再慢慢扩大试验范围，最后才能考虑全面推广。但是我们应当可以开始广泛地试验了。

我们应当找到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金字塔型社会体质的，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的依然富有监督和制衡机制的，以中产阶级为社会核心的，以行政为主导的政体形式。

现实似乎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普选的过度民主之不可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人类似乎还决心在这条走不通的路上再栽几个大跟斗之后，才肯改弦易辙。像我们这类叫得太早的公鸡，似乎还是难逃被冷落的命运。

我真的觉得，那套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的理论太能忽悠人，真的比赵本山忽悠人的本事大出数十亿倍。可是它还是有太多的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当然我并不主张独裁专制。我主张的是共和，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的，中道而行的阶级共和。是类似罗马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三百年日不落时英国那样的温和民主，总之是实践证明成功的制度，而不是依逻辑走到底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无法回头的过度民主制。

时时记住，中道而行，无过无不及，各方面的经验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综合综合再综合，试验试验再试验，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一条最稳妥的发展之路。

****************************************************************************

现在我的中道良治理论的第一次初步全面陈述就算完成。我不指望很多的掌声，尤其在民主派（以前称自由派，从今起改称民主派。）的大本营《选举网》，因为我的理论对普选民主在当代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有很多的批评。我只希望大家看见我是在用心寻找真理。我从未想过要做当局的应声虫以换取俸禄。事实上我挣下的钱已经足够我这辈子化的了。我对当局是有条件的支持，对西方的制度也是有限度的批评。我对当局的批评我想不用举例了吧。我也从未把西方的制度骂得一无是处。我始终主张要学习他们的宪政、法制和分权制衡。我相当孤独地在骂声中探寻真理，所作的就是我的良知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很感激《选举网》上初阳先生的一段留言：“刘学伟网友不要在意赞成票多少还是‘文不再理’多少。只要您的良知告诉您您是在说自己的真知和思考就足够了。选网毕竟快速提供了您自由表达的平台；这也就足够了。”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热情的支持者。事实上，我在《选举网》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得到更多的支持。比如《博联社》有位访客老柏就这样留言：“刘先生自嘲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是一种错误。我可以告诉你，你是得到国内最多拥护的人。因为你是爱国派。而爱国的人是最多的，俗话说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这派那派，具有爱国之心的人是多数派。”我很感谢他，因为他看见了我真的在爱这个国家。

先贤屈原有两句著名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也有类似的座右铭。你们相不相信，1972年，我年方21岁，在乡下当知青，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于家无意徒温饱，为国有心捐肺肝。一握芳馨无处献，江流东逝恨难还。”让我万分遗憾的是，我时年已经花甲，还有博士学位在身，这个报国无门的感慨依然宛在。

我当然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最欢迎的是那种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玄默君提出的“中道派”，我不是立马就采纳了吗？我还要感谢赵汀阳先生的许多思考对我的启发。我一直太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吸取其他当代和历代思考者对相关问题的真知灼见。我真的是在闭门造车。好在我很快就要退休，以后会有比现在多得多的时间去补这些课。我也会有多得多的机会回到祖国去亲身体会那里的进步与不足。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得到一个更合适的身份去参加学术活动。但没有成的事情，现在还不能说太多。

最后我还要抱歉把文章再一次写得太长。衷心感谢那些拨冗把这长文看完的朋友。我以后一定要努力把文章写短，最多不要超过一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