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creaders.net/haikuotiankong/user_blog_diary.php?did=116068 德孤的主要觀點一言以蔽之“其實許許多多的人士對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都有研究，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奴性。這是數千年的儒家思想帶來的”。 我不太同意這種看法。 我在我博客里主要觀點是，中國的國民性和秦朝統一後郡縣制度極大關係。 在 我看來， 任何思想到了後世都有一個被人再解讀的問題。如何解讀，取決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體制，也取決於解讀者本人的種種。打比喻的話， 思想和社會的關係就像嫁接中嫁接枝條和砧木的關係。 嫁接最後的結果，取決兩者，對砧木依賴更大一點。嫁接後出不了老果實，總不能不提砧木，一味怪罪枝條吧。 一 儒家對於漢族是有功的。 秦朝統一，毀滅了春秋戰國的文化，也毀掉了傳統的道德。 秦國自商鞅變法， 就一直鼓勵“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打擊社會原有的“小共同體”關係。 賈誼說“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誶語。 抱哺其子，與公並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懃焉耳。然猶幷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蹶六 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裡面一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圖像。 從短期而言， 商鞅改革調動了人的物慾，的確有極大成效。 但從大歷史的角度而言， 當人人都把自己決策賭在自己短期利益上，這樣的社會是不穩定的。 秦 末大亂， 陳勝吳廣起來造反。 從陳勝言行看，他有野心， 所以才有“將相寧有種”的說法， 這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出身底層“個人野心”家。陳勝的出台表明一個事實， 自戰國和秦統一之後，中國產生了一批“新人”， 這批人沒有宗教觀， 沒有宗族束縛，不受傳統道德觀約束，充底的從古代社會“小共同體”分離出來。 秦末群雄，多為這類人等。 這大概是戰國和秦朝存在最大的後果，也是商鞅變法最大的後果吧。 秦 後八百年，中國經歷了兩漢，魏晉，五胡亂華和南北朝。 在這段時間中， 儒家雖然曾成為顯學，但也有被扔在一邊的時候。 不管學者爭論如何， 東漢後到隋唐之間這段時期上層內鬥不已， 政變不斷，穩定時期比不穩定短得多， 不少朝代王室後裔最後被斬盡殺絕，官僚朝不保夕。 這段實踐證明漢後被漢人改造過的胡族無法在胡風胡俗上建立穩定國家，而基於叢林哲學和武力的漢族武人也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大朝代， 正像從黑社會裡面無法湧現一個統一體一樣。如果沒有南北以儒家傳統為核心的士族， 中國恐怕真是要落到萬劫不覆的悲慘境界。 下面是錢穆談魏晉南北朝南北世家。錢穆說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門第的觀念與制度上，設法讓鮮卑漢化，而與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並不能排除漢族，讓鮮卑獨鞏其治權。 當時在上者既力主門品，則門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穩固。 他們已然經歷長時期的驚風駭浪，現在居然能苦撐穩渡，慢慢見岸。中國文化，賴籍這些門第的富戶保養而重得回升。北方士族所造境遇，視南方士族遠為艱苦；而他們所盡的責任，亦較南方士族遠為偉大。 然平情而論， 南方門第對於當好似傳統文化之保存於緜延，亦有其貢獻。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於外在權勢與財力， 而能保泰持盈達數百年之久； 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於不衰。 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兩漢儒學傳來。詩文藝術，皆有卓越之造詣； 經史著述，亦燦然可觀； 品高德潔，堪稱中國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復多有。 而大江以南新境之開闢，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滅。 要之，門第之在當時， 無論南北， 不啻如亂流中島嶼散列，黑夜中燈炬閃耀。 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擴斯文，嗣皆當時門第之功。 固不當僅以變相之封建勢力，虛無之莊老清淡，作為偏狹之抨擊“。 也 許錢穆說法多有可爭議之處， 但一點很清楚。 在秦國商鞅之後中國日趨“個人主義時代“亂世，在亂世中， 只有儒家可以提供一種維繫宗族的“集體主義”或“集團主義”，保留中國文化遺產。 這種“集體主義”也許不足以克服士族之間的紛爭，但最終成為中國社會唯一復甦的精神源泉。 因為儒家才能重建相對穩定的官僚集團， 所以我們最後又有宋明清等大朝代，才有和平穩定和腐敗衰落兩分的時代，才得以從南北朝和五代那種局面裡面跳出來。所以不管皇權如何，後來的大朝代不得不以儒家為社會建構和政體建構的主題。 二 儒家，特別是先秦儒家，本性上和秦朝郡縣制度有極大衝突。 孔子生於春秋末世，周遊列國而不被重用，多少說明在前戰國環境裡面，儒家是一種影響頗大但不得統治者青睞的學說。 如果儒家真支持“君主專制”，對各國統治者有那末大好處，各國變法大概應該爭相以儒家為主。在春秋末期，孔子要求“尊君”，要求各國君主（周朝的大臣）放 棄自己一部分權力去對一個已經沒有權力的周天子表示“臣服”本身就有一種特別的含義。 德孤提到漢武帝獨尊儒家這個事實。 但另一方面是漢武帝處處模仿秦始皇， 幾乎如始皇那樣把漢朝搞得四分五裂。 漢史專家陳啟雲說“武帝還採取了許多其他改革方案以增加皇朝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這 些手段後來被認為是壓迫性的、剝削的，因而是法家的而非儒家的。但是這些措施和儒家的“大一統”（如強有力的、廣闊的國家權威）和“太平”（着 眼於削平富豪們的均產措施）的理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武帝的方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不受歡迎 的結果。其反擊游牧民族的軍事戰爭，耗資巨大但沒有立即可見的效果，初期對匈奴的戰役更是屢屢失利；鎮壓地方豪強勢力的努力，由於地主力量的持續增長（他 們後來成了後漢影響廣泛的大士族和文化精英）而遲滯不前。地主豪強不僅存在下來，而且還能向武帝的鎮壓舉措挑戰，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得到了儒學士大夫的 同情和支持。…. 漢儒們的這種挑戰皇權的傾向 和勇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這個事實，即儒學在漢初朝廷統治者的敵視和冷漠對待下，依靠本身的優點和潛力繼續存活、發展並且繁榮起來的。儒者公開挑戰漢武帝的殘酷舉措，出現在公元前81年的一次朝廷會議上。在這次會議上，所有的高官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和地方選舉出的儒生都參加了，他們審度了漢武帝的政策， 強烈批評了這些政策的剝削性、壓迫性、逐利性和無道德性，…《鹽鐵論》）”。 不僅如此，漢儒認為“作為儒家教養的完美化身的皇帝未能達成理想。他們越來越不滿意現行的改革和劉氏一姓王朝。他們要求皇帝更徹底地改革自身和皇室，或讓位於某個更適合當皇帝的人——如聖人，以真正順應天命的要求。 早在宣帝統治時期（公元前79－公元前49年在位），儒學士大夫蓋寬饒便已上書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 則不居其位。”蓋寬饒因暗喻漢天子讓位，被指控為大逆不道而被逼自殺。但是漢儒對劉氏王朝嚴厲的批評和徹底改革的呼聲一直持續不斷。直到受當時儒生們公認為聖人的王莽登上皇位，結束了西漢王朝而建立新朝（9－23年）。王莽的勝利似乎是實現了漢儒的理想——聖人踐祚皇位，但後來卻變成了巨大的災難“。 因此，儒家思想並沒有創造出奴才世界，儘管有種種缺陷， 儒家提倡的並不是奴性。 如果儒家官僚表現出奴性， 那也是秦制王朝幾百上千年改造所致。 朱熹學說在南宋被定為偽學， 元明又被距離儒家更遠的蒙古皇帝以及朱棣定成官方學說，無不反映這種改造反改造的過程。 日本德川三家中水戶藩產生的水戶學受朱子學影響頗深，主張大義名分論，扶植尊皇思想， 在明治維新尊皇攘夷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為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之一，但後來得不到政府保護，藩校弘道館被結算， 大部分圖書歸於國有。 說到底，儒家理想世界並不是秦朝這樣的社會， 理想的社會制度也不是秦朝奠定的秦制。儒家一直推崇三代而貶低秦制。 儒家真正追求的世界更接近一般歷史學家眼裡的封建社會而非郡縣社會。 但是秦朝之後中國的現實是離開皇權儒家無法生存。 宋代後，恐怕非官僚地主都無法延續“耕讀世家”的理想。 所以才演化出儒家“宗法”大家族， 靠家族的力量培養官僚，反之回報家族。 也許因為儒生日益依賴皇權和政府的施捨，日益失去獨立的身份，多數儒者才表現出“奴性”。 但這已經是果而不是因了。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