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旺代农民叛乱起源研究综述 作者：黄广凌 时间：2011-09-25 在波澜壮阔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交响曲中，旺代农民叛乱无疑是一阵格外刺耳的不和谐音。1793年3月，农民利用共和国政府征兵之际，在法国西部以旺代郡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动武装叛乱，公开对抗革命政府。叛军主力曾一度占领肖莱、布雷絮尔等重要城市，与共和国正规军血战达数月之久方告失败; 其余部则转入游击作战，直至 19世纪初期才全面平息。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瓦解了封建领主特权和教会在精神及经济方面的压迫，使农民得以充分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这也是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并在革命初期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旺代地区的农民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两百多年来，旺代叛乱的起因一直挑战着历史学家们探索真相的好奇心，成为法国革命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据统计，1965至1985年之间，欧美国家刊出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论文中，旺代农民叛乱的相关研究高达12%－13%[1]( P63)，其中，起因问题所占比重尤为突出。 叛乱起因问题的研究发轫于叛乱肇始之时，在19世纪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高潮。19 世纪，法国的政治体制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几经摇摆。不同政治派别都以历史研究为阵地，借古喻今，以期争夺政治方面的话语权。旺代叛乱作为“反革命”和反对共和国的典型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他们角逐的重要阵地，双方各执“贵族 /教士阴谋论”和“农民运动自发论”，争论不休，学术之争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而20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视角在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大量史学研究从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旺代叛乱的背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法国农村在革命中所发生之变迁的理解。而法国革命二百周年前后，法国革命史领域内“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新史学”的崛起，在该问题的研究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因此，厘清该问题研究中不同学派的观点，既有助于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价值和功过，也可以为观察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一个具象的视野。然而，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相关论著浩繁，笔者学力所限，只能对其主要流派及代表性观点做一简单梳理。 一、共和派史学家的“阴谋论” 共和派史学家坚信旺代农民叛乱的背后潜伏着颠覆共和国的巨大“阴谋”。这种观点一度是法国学术界的主流。实际上，大革命以来，不断被揭露和证实的宫廷阴谋，强化了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给民众心理带来的张力，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下层民众，都生活在对各种“阴谋”的恐慌和焦虑之中。当 1793年，法国西部地区数以百计的大小城镇在几天之内，几乎同时发生暴动之时，人们不得不更加执著于自己对阴谋的猜想。因此，“阴谋论”广为共和派人士所采用， 并随着当事人回忆录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的不断曝光，似乎越来越多地得到验证，从而主导旺代问题的研究达百年之久。 直接参与战争的共和国将领们倾向于把贵族视作阴谋的发动者。曾参与平叛的克莱伯 ( Kléber) 将军在回忆录中声称，旺代地区“二十多个中小贵族”给法国带来了这场灾难。[2] (P5)1806 年，德波尚( de Beaucham p) 根据对司法档案的分析得出结论: 大革命之后，贵族与英国和俄国的反革命势力密切勾结，密谋策划内战，准备通过叛乱重建君主制，并恢复封建特权和割据状况;他们最早酝酿在布列塔尼半岛起事，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终于在旺代地区引发了战争。[3]而塞勒斯丹·波特(Célestin Port) 则揭露了来自莱茵河畔的反革命宣传对法国西部农民的影响，攻讦目标直指流亡贵族和普鲁士、奥地利的封建势力。[4] (P25) 当然，把煽动叛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教士者也大有人在。曾在战争后期于旺代地区担任要职的萨瓦里( Savary) 观察到叛乱地区内教士在民众中重要的精神影响力。因此，他认为: 当革命触动了教会的利益时，他们就通过书信等联系方式，构建了一个以精神力量为核心的反革命网络，保持对民众的煽动和操纵;并利用国家征兵的机会，引爆了旺代叛乱。[5 ] (P46)20 世纪初的史学家杜布厄耶( Dubreuil) 就此论断:“教士们的作为，并非为了捍卫基督教的教义———事实上，教义根本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 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希望把国家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下。”[6] (P20) 共和派旺代史学的集大成者当推夏尔 －路易·沙珊 ( Charles－Louis Chassin) 。 他广泛搜集并考 订 了1789 －1793 年间浩繁的地方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于1892 年推出了研究旺代战争的专著《旺代战争的准备:大革命历史资料研究》。综合以上两派观点，他认定: 教士和贵族作为没落封建势力的代表，联合起来阴谋策划了旺代的叛乱。他在书中写道:“准确地说，是抵抗派教士准备好了叛乱的温床。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重 燃了宗教的圣火，并把随时可以点着的火种保存在民众之中。没有他们，在1793年，贵族们从1789 年开始酝酿的阴谋，仍会像1791和1792年一样招致流产的命运。当然，没有贵族们———他们大部分是来自旧陆军和海军的军官——— 的参与，一场农村暴动，也不可能具有兼顾了‘地利’与‘人和’的军事组织形式。”[7] (P607)19世纪法国史学界的泰斗米什莱(M ichelet)对此不无形象的比喻道:“贵族在暗处袭击法国，而教士则试图卸下共和国的武装。”[8](第 2 卷，P17) 那么，对民众大量参与叛乱的现象应当如何解释?米什莱无法解答，只能慨叹道:“民众被蒙上双眼，引入歧途，武装对抗大革命———自己的母亲，这真是令人惊异。”[8]( 第 2卷，P11)显然，这暴露了共和史观在这一领域的致命弱点，也使该史观受到其他流派史学家的挞伐。因此，到20世纪中期，此派观点基本已退出史学研究的舞台。 二、革命反对派史学家的“自发论” 革命反对派史学家的主要构成为君主立宪派学者、宗教人士和部分怀有旺代“情结”的法国西部本土学者。早在19世纪初期，君主立宪派史学家们就提出了“自发性农民运动”的理论，力图强调“反革命”行动的“人民性”，借以挑战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价值。他们使用的原始材料多源于叛乱地区当地贵族和其他当事人撰写的大量回忆录和信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拉罗什雅克兰夫人 ( M adam e de la Rochejaquelein) 的回忆录，该书不仅当时广为传颂，至今仍多次被翻印。在她笔下，大革命以前，农民和贵族们同饮共舞，和谐相处;当革命的风暴打破了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时，农民自发武装起来，保卫国王和他们的“好教士”。[9] 19世纪中期的君主立宪派著名历史学家克雷蒂诺－若里 ( Crétineau －Joly) 把旺代叛乱拔高为一场反抗“暴政”的农民“民主运动”。在《旺代战争地区史》中，他指出:农民眼中，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暴力”，而非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因此，是不合法的。“旺代就是民众! 与法国其他地区一样，它是尊重旧制度的法规和习俗的民众。当法规和习俗受到了破坏，他们拒绝分享大革命在洗劫了富裕阶层之后提供给穷人们的盛宴。”[10 ]( 第 1 卷，P67 －68) 随着19世纪后期作为“历史科学”的“考证史学”的兴起，革命反对派的史学家们也开始寻求史料方面的突破:一方面“求新”，对战争亲历者的口述进行了整理;一方面“求变”，对共和派提供的史料资源进行了全新角度的诠释和解读。1878年，德尼奥神父( AbbéDeniau) 的五卷本《旺代战争史》出版。在书中，旺代军的战士们具备优良的品行和宗教殉道者的高尚情怀;他们在贵族的领导下，为拯救君主制和天主教而战。[11]而 20世纪的比约( Billaud)、波多诺夫( Bordonove) 和蒙塔尼翁( M ontagnon)等学者的著作①，也都展现了旧制度直至法国革命初期农民与贵族和教士们亲如一家、“和谐生活”的美好图景。其实，他们对叛乱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并非全无认识;然而，他们还是更乐于从文化和道德危机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根源。因此，与其说这些旺代出身的学者是从根本上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还不如认为他们的学术导向受到了传承自旺代叛乱者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这也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常见一些意气之语的原因，部分弱化了其学术价值。 三、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 20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理论越来越多的进入具体的史学研究领域，从而对旺代叛乱起因问题的探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左派历史学家马迪厄率先指出: “( 旺代战争之类的动荡) 其主要原因都是经济的及社会的。属于政治及宗教性质的原因是继起的，但为前者之辅。”[12 ] (P291)可惜的是，他并未对此做出深入的阐述，而只限于讨论旺代战争的导火索——— 征兵。在他看来，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无论征兵方式如何，民众都不可能满意: 采用投票制，会“使征募事件受制于业已激动的各种地方情绪”，造成各派系之间的争斗; 而抽签制，难免使农民联想到旧制度下的自卫队招募体制，从而丧失对革命的信心。[12 ] (P292 －298)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介入，揭开了旺代叛乱研究的全新篇章。从此，史学家开始更为客观的评价历史事件，专注于对战争根源之结构化起因的研究。 20世纪中叶，随着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量化分析方法在史学中的使用，旺代问题的研究也注入了更多的严谨性，有机会摆脱简单化和脸谱化的意识形态纠葛。 “农民终于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成为研究对象，不再被当成是由贵族和教士们所操纵的工具。”[13]( P14)历史学家尽力挣脱学术前辈们的身份印记和学派标签，注重发掘整理新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力图通过重现当时社会结构的模型，全面理解旺代叛乱的深刻根源和运行机制。其中，马塞尔·福胥( M arcelFaucheux) 、保尔·布瓦( PaulBois) 和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于1964年发表学术专著《旺代》。在该书中，他借助丰富的档案资料，采用数据统计和分析等社会学的研究手段，揭示了18世纪后期法国城市化进程对旺代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他指出: 法国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作为新生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以土地收购等方式，对周边的农村地区构成了经济威胁;在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的敌视和反抗情绪尤为严重。而资产阶级政权在各领域内采取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政策( 教会改革、拍卖没收资产、行政区划改革，等等) ，扩大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行政权力，却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抗。因此，他认为，旺代叛乱事实上是大革命以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的延续和爆发。[14] 在蒂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福胥进一步提出: 旺代叛乱的深层历史根源，不是圣职人员基本法的颁布，也不是路易十六之死和征兵，而是“旺代的贫穷”。大革命不能满足人们对1789 年三级会议的期望: 国家资产大多被资产阶级和商人们中饱私囊，在旺代占人口大多数的佃农无法从封建权利的废除中获益。因此，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教会制度的改革和大规模的征兵，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4] 通过对叛乱地区萨尔特省案例的研究，保罗·布瓦发现: 在该地区，参加叛乱者往往是富裕的农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崛起，对他们在农村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而共和国军队的主要参与者，恰恰是容易受到革命宣传影响的贫民。因此，他认为: 大革命之前，贵族开始大批搬往城市居住，不仅扩大了城乡差距，而且留下农村权力控制的真空，引发了各种新型政治力量的竞争。这正是旺代战争的主要成因之一。[15] 无疑，通过对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旺代叛乱深刻的历史根源，也基本奠定了日后该领域内学术理论的框架。然而，由于叛乱所涉及的地域较广，而这些学者们又倾向于把法国西部视作一个整体，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某特定地区进行个案研究，并希望借此建立一种模型，把结论推诸整场叛乱。这种做法受到了新一代史学家的质疑。 四、新政治史学和微观史学: 旺代叛乱起因研究的最新史学趋势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 1793 年爆发的旺代地区的农民暴动，通称为“旺代叛乱”(本文亦沿通例) 。而在欧美国家，一般称为“旺代战争”( Guerre de Vendée) ，但“叛乱”一词也偶有使用( insurrection 或 révolte) ，未作明显区分。到底是叛乱，还是战争? 这一问题在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让 －克莱蒙·马丹( Jean Clém ent－M artin) 那里得到了解释。 马丹是当今法国史学界旺代研究的执牛耳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丹一直致力于旺代战争的研究，出版了十余部相关著作。马丹认为: 旺代叛乱始于3月中旬的西部地区征兵抽签; 而直到该月19日，共和国军队第一次镇压失败，才是旺代战争的起点。由此，他指出: 旺代战争起源于旺代叛乱;把一场本来普通的“叛乱”升级为“内战”，是雅各宾派在与吉伦特派的政治斗争中，借以打击对方的舆论战略; 而当局对叛乱看法的改变及相关措施，又使叛乱真正发展为战争。[16 ]( P25 －50)在他的眼中，“旺代战争”和“旺代叛乱”不属于同一范畴。因此，他断言: 在1793年之前，叛乱发生地区之间没有共性，统一的反革命行动也从未真正形成;而所谓“旺代特性”，只是人们营造的“神话”而已。这一大胆的假设，从心态史和文化史的角度为旺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可惜的是，旺代叛乱并非他的旺代史学研究真正的中心所在; 在《旺代与法国》一书中，他曾以较大篇幅列举并批判了以前各种有关旺代叛乱起因的研究成果，[16 ]( P52 －91)解构的深度较大，但对问题的解答，缺乏真正的建构性。 无论如何，当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相继谢幕，旺代问题的研究与法国革命史一起相对归于沉寂。20 世纪末期，以阿兰·杰拉尔( Alain Gérard) 为代表的旺代本土史学家更多地把笔墨置诸对战争中的“殉难者”的哀悼和对大革命政府的批评，即使目的在于矫枉过正，终归容易被视作另一种“纪念史学”，很 难再引起学界的重视。倒是近十年来，微观史学的思潮更多地把旺代战争的研究引向对革命时期农村的基层社会单位——— 村社的考察。安娜·罗兰 －布勒斯特罗 ( AnneRoland －Boulestreau) 通过对旺代地区不同性质的三个村社的个案分析，指出:当村社首领不满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时，叛乱便已见端倪了; 至于农民是否参与暴动，则取决于他们对村社的依附程度。[17]同时，史学家们对位于旺代地区边缘，但并未参加叛乱的城市和村镇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 瓦兰 ( Valin) 对革命时期的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研究，威廉对吕松 ( Lu on) 地区的研究，等等。这些著作均是对前一代史学家研究成果有益的开拓和补充。 由于旺代叛乱的直接后果是革命恐怖政策的实施，旺代叛乱起因的研究对理解法国大革命中反对派的思想和雅各宾派的行为逻辑具有直接的意义。20 世纪 80年代，欧美的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功过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反对弘扬“革命暴力”的“侧滑论”应运而生。国内史学界一贯强调对这种“修正主义”史学观的批判，然而，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既然旺代叛乱是修正派史学家们经常援引的论据，我们就可以考虑以此作为一个基点，展开细致的研究，从而，更为有理、有据、有节地评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罪，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价值。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旺代叛乱的关注还不是很多。1989 年，许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专题论文《1793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对传统共和派史家的“阴谋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质疑。她部分秉承蒂利的观点，主要从政治的角 度，剖析了村社传统与革命政府的社会革新之间的矛盾冲突。她认为，“革命者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因此不去设想人民除经济利益外还有别的 要求”，采取的某些政策有举措不当之处; 而旺代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对大革命推进的政治现代化的抵制”。[18] (P53 －65)此外，《旺代叛乱述略》[19]等论文，也对国外旺代叛乱研究的一些最新学术成果进行了推介和综述。此外，秦晖和金雁合著的《田园诗和狂想曲》 中，把旺代叛乱的起因归于宗法农民对村社共同体的依附性。书中指出，革命对封建基层社会结构的破坏，使农民奋起保护旧有的秩序。[20]( P183 －212)虽然作者没有结合法国革命的具体背景展开论述，但颇具启发性。 这些研究成果搭建了国内外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之间的桥梁，开拓了我们对于旺代问题研究的视野。然而，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主要史料很大比例 来自英美的学术专著———这也为国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查阅和占有丰富的第一手相关史料，全面参考和借鉴国外已比较成 熟的研究成果，力争实现国内世界史研究在该领域的推进和发展。 注释: ①这些著作分别为比约的《旺代战争》( Billaud．Guerre de Vendée．Fontenay．1967)、乔治·波多诺夫的《大革命中旺代的日常生活》( George Bordonove．la vie quoti-dienne en Vendée pendant la révolution．Paris．1974)、安德烈·蒙塔尼翁的《旺代战争 1793 －1832》( AndréM on-tagnon．Guerres de Vendée 1793 － 1832．Paris．1974)。 参考文献： [1]Claude Langois．La révolution malade de la Vendée，Vingtièm e siècle，Revue d histoire．1987，(14)． [2]Kléber．Kléber en Vendée．Paris．1907． [3] Alphonse de Beaucham p．Histoire de la guerre deVendée et des Chouans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 la pacif ica-tion de 1800．Paris，1806． [4] M arcel Faucheux．L insurrection vendéenne de1793: aspectséconomiques et sociaux．Paris，1964． [5] Jean Julien M ichelSavary，Guerre des Vendéens etdes chouans．Paris，1824． [6]Léon Dubreuil．Histoire des insurrections de l Oue-st．Paris，1929． [7]Charles－Louis Chassin．Préparation de la guerredeVendée: tudes documentair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892． [8]J．M ichelet．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1979． [9]Mémoire de Madame la marquise de Bonchamps etde Madame de Larochejacquelin．Paris，1823． [10] Crétineau －Joly．Histoire de la Vendée militaire．Paris，1973． [11]Félix Deniau，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la Vendée．Anger，1878． [12](法)马迪厄 ．法国革命史 [M ]．北京: 三联出版社，1958． [13]Alain Gérard．Pourquoi la Vendée．Paris，1990． [14] Charles Tilly．La Vendée: révolution et contre －révolution．Paris，1970． [15]PaulBois．Paysans de l Ouest: des structures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 époque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Paris，1971． [16] Jean －Clém ent M artin．la Vendée et la France．Paris，1987． [17]Anne Rolland －Boulestreau．Communautés ruraleset Révolution ( 1750 — 1830 ) ． Les notables des Mauges．Rennes，2004． [18]许虹 ．1793 年法国旺代农民叛乱原因新探[J]．历史研究，1989，(4)． [19] 朱爱青，刘北成 ．旺代叛乱述略 [J] ．史学月刊，2004，(7)． [20] 秦晖，金雁 ．田园诗与狂想曲: 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