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社会基本建立在“三权分立“的理论之上。 就所谓”上层“而言,明显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集团,法官,政府高官,管理经济的企业家,高级经济管理人员,以及研究各种“统治术”的“思想家”。 从财富的角度,法官,政府高官,”思想家“虽然过着相对优厚的生活,但很难说”巨富“。 真正能赚大钱的只有管理经济的企业家和高级经济管理人员。 其他几个“集团”各有自己的追求。
这点和中国不同,无论中国秦后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权和钱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历史上的巨富,多是权臣权宦,发家极快,但鲜有能延续几代的。 说到报酬,中国似乎非要落到物质享受上。 越成功者,就越有钱,越奢侈放荡。
中国并非一直如此,春秋战国则大不一样,我们有延续十余代的贵族世家,也有吕不韦这样的跨国豪富。当时求名者有点求利,但也有求名不求利或求利不求名的。 为什么春秋战国和秦后传统社会泾渭分明,人民精神又有哪些变化,这都是历史研究的大主题。
秦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 官僚集团中人的大部分财富来自潜规则或非法途径,公开的收入只占很小一部分,而且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至少到明代官僚俸禄低到了极点)。 另一方面,中国官僚之间财富差别之大到了惊人的地步,清官可以一贫如洗, 贪官可以富可敌国。 中国官僚财富之间差别扩大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王朝溃败的过程。
日本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对随自己打天下的家臣讲并不慷慨,对”前敌人“也不算残酷。 他在创立德川幕府的时候,也创立了规则,即有权不能有钱,有钱不能有权。 实践而言,德川幕府的中枢由谱代大名担任,这些大名常常是小大名。 而富裕的外样大名从没有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 有钱而无权,很难反抗幕府,有权而无钱,自然也无法背叛幕府。从某种意义,只有对人性了解极深的人才能想出这种制度。
欧洲封建社会演化到国家,国家和国王也知道物质奖励的极限。 人活着,要钱又要名, 欧洲文化传统名利经常不能双收,对贵族的奖励,有些花样翻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赏赐贵族在国王面前不脱帽的特权,犯法能有个与众不同大讲排场死刑的恩赏等等。这也需要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知道有时人争得就是个面子。 纯粹物质赏赐只能刺激人的贪欲,互相攀比,用无止境。
从报酬角度讲,西方所谓”上层“中的一些集团为了”名“而放弃了”利“。 “集团内部”没有显著财富分化,对维系一个“集团”的“尊严”和凝聚力有相当好处。
中国似乎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则。 王朝伊始,官僚比较自律。 但中国的富人或官僚不断试探国家公开的规则执行底线,一旦找出漏洞和突破点,就前仆后继扩大战果, 潜规则则是无数官僚前仆后继创造出来的。 结果,最胆大妄为者虽风险最大,但报酬最为丰厚。中国王朝从简入奢,也就是冒险家蹂躏国家规则,“劣币驱良币”的过程,类似传染病不断扩展的过程。 中国“溃败”的过程,就是“统治阶层”内部分崩离析,逐渐丧失凝聚力的过程。
当我们谈法制,谈法治,谈平等,且不可忘记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模式之下,“上层”内部就没有平等而言,守法者被惩罚,违法者得到奖励。 因此,在精神上,中国传统社会大有精神分裂者的症状,公开谈论的并非私下实践的,而且越来症状越重。
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国家,皇权,统治阶级自己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当回事情,这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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