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因发现能量粒子而对物理学的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並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这里说的普朗克效应和物理无关，而是普朗克在自传里面的这段话

“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她最后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熟悉她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这段话被后人称为“普朗克效应”。

最能用清楚明白逻辑形式表达的科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涉及非科学的种种争议。我觉得普朗克效应非常深刻的描写了人性的处境。

那么，为什么呢？

人性第一定律: 个人无法否定自己“存在“的意义，不管“ 存在”在别人眼里多么错误或丑。即使在超越个人的层面，已经证实为错。在这种情况下，或回避事实，或发展出一套理论或心理为之辩护。因此，我们有众所周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

从国家层面上，广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延续多少代。清兵入关，江南为了反抗”剃头令“而奋战，但清末很多人对”满人“的辫子恋恋不舍。我曾提到，北朝鲜金正恩之后，”金日成遗产“仍旧会延续下去，北朝鲜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挣脱噩梦。

人性第二定律： 虽然因人而异，但人真能接受新思想的时间窗口相当有限，大体只是青少年到刚刚成年的短暂时期。有些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少数。

人性第三定律： 一旦思想成型，重建思想模型极其困难。重建多少意味要毁掉已经成型的思想，从“头”重新构筑新的思想。当然，“重建”也和原有思想模型有关，有的模型比较灵活柔软，毁掉不至于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有的“刚性”极大。

所以，思想改造常常会导致精神紊乱。激进主义信徒常常从极左到极右，就是无法变得中庸宽容。

我从我经历的辩论学到很多东西。我发现不少情况，参与辩论的化大气力反驳的其实不是真正“对方的观点”，而是脑海里面“对方的观点”。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个不习惯区别“个体”和“群体”的社会， 反驳者反驳的经常是他脑海里面“与他对立那个群体的观点”。

最近，有篇报道中国知识分子“伦敦共识”文章提到秦晖教授的一个说法。他说他属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但他无法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他能代表的只是“他 自己”。 我注意到这个说法。 他夫人金雁“倒转红轮”发表后，有采访提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分歧，就是说，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他代表不了他夫人，他夫人也代表不了他。

但是， 很多中国人还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类”比“个人”重要，以致某人对医生A有怨恨，要杀医生B和护士C来释放自己的恨意。也许这正是“阶级斗争”理论部分的心理基础吧！

如果这样，“辩论”没有多大意义。常常，辩论只是为了发泄情绪，而不是探求真理。

现在回到普朗克效应，普朗克效应说得是，任何科学真理的胜利，不是靠说服，而是靠对年轻一代有足够吸引力。老一代人沉浸在自己的成功和理论中，他们也许有权势有名誉，但他们缺少争取年轻人的能力。

普朗克效应谈到是科学真理。科学真理有其绝对性的一面。但对于社会理论（包括革命理论），能争取年轻一代的不一定是“真理”。

一次大战后，大批人，特别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极其失望，所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赢得了青年。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非科学的领域，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靠得住的衡量判据来判断新潮流的正义性正当性？ 也许这个判据相当复杂，不是每个人都能运用得得心应手，但存在不存在这种东西呢？

如果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做出判断，是否能从几率的角度作出判断呢？也许我们将来还会回到普朗克效应上来。